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向當代秦始皇亮劍的男兒（下）
（四）政變計劃的實施和流產
本來毛在廬山會議上，把毛林之爭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並且說問題不下山。但下山以後，毛“威逼和誘導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檢討，進而威逼和誘導林彪檢討。”但林彪對奉命前來做說客的汪東興說：“我要寫了檢查，主席馬上批發全黨，那就等於我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麵前承認了我的所謂‘錯誤’。”“我沒有什麽錯誤，我也不會違心地寫什麽檢查。”（《紅太陽的隕落》下卷第638、639頁）話是這麽說，但材料顯示，林彪一直要求麵見毛，想與毛當麵把話說清楚。但毛一直拒絕麵見林，因為毛當麵一套背後一套，說話不算話，無法和林彪講清楚。另一方麵，深知毛的陰狠毒辣的林彪夫妻也默許林立果著手進行秘密活動——在空軍裏網絡人才，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廣州分別建立據點，積極策劃武裝政變，而且製定了三個方案：一是刺殺毛；二是到廣州另立中央；三是逃往蘇聯。（見《紅太陽的隕落》下卷第655頁）
迫使林立果實施政變計劃的導火索是毛的南巡。1971年8月15日，冒著夏天的酷暑，毛乘他的專列，一路從北京南下，沿途先後到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每到一處都是找當地的黨政軍要員大談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做輿論準備。結果，談話內容很快通過不同渠道傳到林彪一夥耳中，這就促使林立果和周宇馳必須馬上開始行動。
根據網文《林立果“聯合艦隊” 密謀八種方法暗殺毛澤東》所提供的材料，林立果和周宇馳武裝政變計劃的具體實施過程是：9月8日，林立果身帶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 以看牙為名，乘專機由北戴河飛到北京，與周宇馳、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以及江騰蛟（南京軍區空軍政委）等策劃武裝政變計劃的具體實施。
首先是在上海刺殺毛的行動，具體執行人是江騰蛟（1909-2009）和王維國（1919-1993）。林立果對江騰蛟說：“我們研究了三條辦法：第一，用火焰噴射器和四O火箭筒打火車。第二，調幾門高射炮平射打火車。要空四軍把‘教導隊’帶著，就說有壞人要害主席，以營救主席為名往上衝。實在不行，就要王維國趁B-52接見時動手。” 江騰蛟提出：“第一條，火焰噴射器空軍沒有，就是有，我們也不會用。要戰士打，戰士不幹，還會把下命令的人打死。第二條，向主席專列旁邊調高射炮，一動就被發現。再說，主席的專列是防彈玻璃，步槍、機槍打不進。車上的警衛隻要抵抗半小時，附近的部隊就會從四麵八方趕來。要空四軍‘教導隊’去衝火車打毛主席，他們也不一定幹。第三條，要王維國自己動手，不知他幹不幹。主席專列上可能有儀器，一照就照出來了。槍要是帶不上去，又怎麽辦？”
江騰蛟是開國少將，因為文革中受楊餘傅事件牽連被撤職，並且毛批示說“對此人不能重用”，由於林彪暗中保護，他才在軍中有一個南空副政委的職務。因此，他對武裝政變十分熱心，因為政變成功他才有光明前程。江騰蛟看林立果和周宇馳一時沒有了主意，提出上海毛的專列附近有一個油庫，可以用點燃油庫的辦法，趁救火的機會對毛的專列下手。
其次是在北方攻打釣魚台，抓捕四人幫一夥。該計劃具體執行人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9月9日晚上9時許，周宇馳打電話給王飛，要他來空軍學院秘密據點。自從被林立果任命為攻打釣魚台的北線總指揮，王飛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知道不幹不行，更知道幹起來困難重重，生死未卜。 王飛到了之後，林立果問王飛：“想到什麽好辦法沒有？” 王飛回答：“還沒有。”林立果叫周宇馳拿來一張描畫的釣魚台地圖，展開攤在茶幾上，比畫著說：“我看就坐上大卡車，從這兩個門同時衝進去。槍一響，裏麵就亂了套，那麽高的牆，裏麵的人想跑也跑不出來。” 王飛說：“硬衝的辦法不行。一來空軍帶著武器進不了城，釣魚台一帶戒備很嚴，是衛戍區的重點警衛目標；二來即便衝進去了，很快就會被包圍，進得去，出不來，加上空軍的人對釣魚台地形不熟，也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林立果不同意：“從空司到釣魚台，才幾步啊？警衛營坐上大卡車，頂多十來分鍾，就到了嘛。”王飛說：“上午我找空司警衛營的領導問了問情況，他們能動的兵力也不過一二百人。這一二百人要是一起出動，得七八輛卡車，那目標就大了。再說，強攻，武器得好。警衛營都是輕武器，手槍、步槍、衝鋒槍、手榴彈，連火箭筒都沒有，打起來恐怕不是對手。”周宇馳接上去說：“硬衝不行，那就智取。可以小股隱蔽進入。晚上到門口，把哨兵一抓，就進去了。”王飛說：“那得情況很熟才行。” 林立果說：“老周（宇馳）對那裏情況熟，他帶你去，你準備好人。”
9月11日中午，林立果、周宇馳、王飛三人在討論攻打釣魚台的具體方案時，意見分歧又來了。林立果說：“我請來一個人，你們認識認識。”隨即，在於新野的陪同下，一個身穿陸軍服裝的中年人出現在大家麵前。林立果上前拉住他的手，介紹說：“這位是關光烈同誌，給首長當過秘書，現在是陸軍127師政委。” 關光烈（1926-2008）曾經給林彪當過7年秘書，和林家人非常熟悉。林立果感到兵力不夠，他背著北戴河方麵，自作主張把在洛陽駐軍的關光烈請來，準備向他借兵。
林立果對關光烈說：“今天請你來，研究兩件事：第一件，把你們的噴火連調到上海去，由江政委指揮。第二件，從你們師調兩個營的部隊到北京，協助王副參謀長攻打釣魚台。你看怎樣？”
關光烈聽了林立果這一通話，回答說：“調動部隊個人沒有權，要經過黨委討論，上級批準，由作戰部門下達命令，個人誰也調不動。除非軍委下命令。而且，調動手續很多。如申報火車皮，必須師報軍，軍報軍區，再由軍運部門調撥，才能坐上火車。”
林立果開始想得挺簡單，一聽傻了眼。接著又問關光烈：“火焰噴射器究竟有多大威力？打火車行不行？” “隻要能噴進去，裏麵的人就統統燒死。不過，它本身連這個門也燒不透。”關光烈指著客廳的門說。林立果問有沒有辦法？“如果火車的門窗都關嚴了，就要先用別的武器把目標打穿，再從洞口往裏射。”關光烈回答。林立果又問：“先用四O火箭筒把火車打穿，再用火焰噴射器，能行嗎？” 關光烈說：“行是行，那得配合好。”林立果仍不死心，哀求一般地問關光烈：“從你們那裏調兩個噴火連到上海也不行嗎？” 關光烈一口咬定：“別說一個連，調一個排也不行。”林立果隻好表示暫不研究，趁天還沒黑，先去釣魚台看看地形。
令林立果和周宇馳等沒有想到的是，19月12日毛的專列提前回到北京。在南方刺殺毛的行動和攻打釣魚台的計劃已經落空。接著，第二天便發生了九一三林彪墜機事件，周宇馳和於新野乘直升機外逃失敗自殺，而其餘參加政變以及林彪的所謂“四大金剛”黃吳李邱等都紛紛被捕入獄，而所有清查對象的家屬子女，甚至親朋好友，也都受到受到株連。
總之，又是一場大清洗。
（五）定性和評價
在對林彪事件中的人和事做進一步較為深入的了解中，不免會遇到一些問題，需要進行討論。
首先就是關於兩個所謂“反革命集團”的定性問題。80年代初，對林彪集團和四人幫一夥進行審判，兩個幫派分別都定為“反革命集團”。人所共知，所謂“江青反革命集團”是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康生和陳伯達等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一夥，這些人都是文革開始被毛一手提拔起來搞文化大革命的頭麵人物；而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也無非是毛親自糾結在一起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的一個軍事集團。在文革中，一再強調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江青一夥和林彪集團，一個是筆杆子，一個是槍杆子，兩個集團無非都是秉承毛的旨意在行動。所以，沒有江青和林彪兩個集團，毛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會發生，更不會使這場災難在中國漫延十年之久。而在毛去世以後，不對毛的罪行進行徹底清算，僅僅把這兩個集團分別定為“反革命集團”，不僅邏輯上講不通，也與事實不符。正像把八九年把那場民主運動定性為一場動亂和暴亂一樣，中共如此操作，無非是把十幾億中國人民都看成是幼兒園的孩子，可以隨意哄騙。
第二，據文革史專家丁凱文講，90年代有人撰文為林彪翻案，認為林彪是被拉上文革戰車，最後又是毛步步緊逼，迫使林彪被迫出逃，導致機毀人亡。因此，林彪值得同情。實際上，林彪戰功赫赫不假，但從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開始，他就已經主動緊緊追隨毛，成為毛的打手。他不僅59年對彭德懷大打出手，在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更是罔顧大躍進餓死幾千萬農民的慘絕人寰的災難，大肆為毛唱讚歌。當時，毛的權勢和威望已經江河日下，他卻逆流而上，大搞個人崇拜，把毛再次推上神壇，幫助毛大搞封建法西斯獨裁專製，讓中國成千上萬人淹沒在文革災難的血淚中。因此，林彪晚年死無葬身之地，應該是咎由自取，是他助紂為虐應得的報應。
第三，對於林立果主持製定的《紀要》，《墓碑》作者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一書中認為是“紙上談兵”。雖然楊先生在書中也肯定“這份文件是對現實社會深刻的批判。是抨擊當代秦始皇獨裁專製的最強音。”（見下冊第801頁）但“紙上談兵”的說法顯然不準確，低估了《紀要》價值和曆史意義。凡是經曆過毛時代的人都知道，當億萬臣民從上到下幾乎都默默忍受毛的暴政，並且隻知道逆來順受，在謊言和欺騙之中苟活；文革年代，更是全民高唱“東方紅”，對當代秦始皇頂禮膜拜，並且如清末義和團一樣亂打亂殺。在這種背景下，林立果一夥年輕軍官衝破了當時的思想牢籠，製定的《紀要》如同驚雷閃電一般劃破暗夜，無疑這是中國當代史上一件破天荒的曆史事件，其曆史意義不能低估。
第四，在部隊學者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一書中，談到林立果及其小艦隊幾個骨幹時，稱他們“是些小野心家，他們敢冒險，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拚個魚死網破。”（下冊第644頁）辛子陵是軍事科學院一位有大校軍銜的學者，他的《紅太陽的隕落》一書材料詳實，，分析客觀，而且引用不少一般人很難看到的內部資料，是一部難得的中共黨史著作。但在具體人物和事件的評判中，說林立果一夥是“小野心家”，顯然不妥。前麵已經提到，和林立果一起準備暗殺毛的幾個年輕軍官，當時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前途的空軍裏的精英人物，他們之所以不顧麵臨的風險，舍棄自己的身家性命，參加結束毛的獨裁暴政統治的冒險活動，當然可能有自己的個人打算，但目的是結束毛的專製獨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在專製落後的社會，這應該說是一種革命行動。試想，在現代民主社會，有沒有野心家的說法？在那裏，任何合格的公民，都可以爭取當總統，有這種誌向的人不僅不會被說成是野心家，相反，人們還認為該人有雄心壯誌，有遠大理想，他們的誌向和努力，會受到保護，受到稱讚。實際上，隻有在野蠻落後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專製社會，才會產生武裝政變的現象。林立果一夥的行動，應該說是真正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因此，認為林立果一夥是野心家的觀點，應該說是站在獨裁者的立場而產生的一種看法。
第五，羅瑞卿之子羅宇在紅二代中，應該說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先知先覺者，他對中共領導層的揭露和批判，是相當深刻的。但在他的著作通過視頻方式播放中，有一集專門介紹他所了解的林彪一家，其中談到如果林彪父子掌權，他認為林彪將比毛更加獨裁和更加法西斯化。實際上，1969年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林彪認為“文革運動過去之後，今後還是要講國家的經濟建設，要搞民富國強。”（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69頁）這個主張遭到毛和張春橋的反對，毛和張認為應該繼續搞革命。另外，周宇馳女兒向紅《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一文中透露，1971年當周宇馳預感到危機來臨，他特意把自己大學畢業的親弟弟叫去，在交代後事時有這樣一段對話：周宇馳的弟弟問：將來林副主席上台是什麽政策？周宇馳說：搞經濟建設，搞科學技術。周的弟弟又問：對知識分子什麽政策？周說：將非常重視知識分子。周宇馳和林立果是無話不談的生死弟兄，因此，他的這些話，說明林立果一夥掌權後，雖然沒有提出民主憲政的目標，但努力向現代化邁進的方向還是明確的。因此，可以預見的是，林彪也好，林立果也好，如果他們當政，中國社會肯定會有變化，至於向哪個方向走，從以上所引的材料和林立果主持製定《紀要》中，我們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總之，在我的有限的閱讀範圍裏，眾多議論林彪事件的文字中，隻有張傑博士《文革濁流中的叛逆者林立果》一文這樣寫道：“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被公之於眾，客觀上摧毀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使毛澤東從神壇上墜落。這一切都說明，林立果是中共黨史中一個非常的人物，一個具有英雄氣概的叛逆者。”
另外，向紅在《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中提到自己的父親周宇馳、林立果和於新野時，她這樣寫道：“在我心目中，他們懷著美好而壯麗的理想，做著自己認為是反獨裁、正黨風、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會犧牲也義無反顧的革命者，他們舍生取義，是現代的荊軻，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倡導改革開放的先烈，他們用生命譜寫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大愛。”顯然，張傑和周向陽女士對林立果和他的同道周宇馳、於新野等的認知和評價，更符合實際。
記得，馬克思說過，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在一個邪惡殘暴的政權統治下，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總是要顛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用謊言和欺騙給國人洗腦。長期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人們不免都會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在價值觀上出現混亂。但是，可以確信的是，總有一天，當中國實現社會轉型，走上健康文明的憲政民主的道路以後，林立果和他的幾個生死弟兄，一定會像兩千多年前的荊軻一樣，作為反抗暴政的英雄寫入教科書，名垂青史，甚至他們的塑像會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供國人瞻仰！
2024/6/7日
但是滋生獨裁者土壤的百姓也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