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21）

  三、采用的酷刑幾案例

     網文2011年7月25日《內蒙地區慘絕人寰的屠殺》中，對於文革期間迫害內蒙少數民族所使用的酷刑，有這樣一段介紹：

     “海外學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說：受命到內蒙挖“內人黨”的漢族幹部，在運動過程中製定了‘隻有觸及他們的皮肉才能刺疼他們的靈魂’的成功經驗，專案組為了搞逼供信，在經驗交流會上推廣了三十多種刑法，諸如吊打、老虎橈（櫈）、灌涼水、壓貢（杠）子、釘竹簽、鬼抽筋、過電、烙鐵燙等等酷刑，最令人發指的是以下四種新發明：
  第一是“熱情幫助”。辦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爐，燒得裏外通紅後放置於犯人四周，同時還要讓犯人穿上十幾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虛脫昏倒為止。
  其二叫“冷靜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裏，雙手背銬著跪在雪地裏。
  其三是“小心謹慎”。辦法是朝天放十來張桌子，讓犯人脫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隻爭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給穿上一條燈籠褲，裏麵再塞進一隻野貓或黃鼠狼，打手們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貓和黃鼠狼便在犯人的褲襠裏亂竄亂咬，撕裂犯人的下體和生殖器的肌膚，使犯人疼得死去活來。

網上提供的幾個案例：

（一）當時內蒙古正在實行軍事管製，幾個士兵把一個直徑將近兩米多的大鐵鍋燒紅，把一個蒙古人的胳膊和腿捆在一起吊在樹上，然後把他的肚子露出來，就用那個燒紅的鐵鍋去烤，烤到最後，蒙古人的腹部慢慢膨脹起來，最後“砰”一下爆裂，然後腸子掉在燒紅的鐵鍋裏麵，立刻像蟒蛇一樣竄越起來。當我目睹了這樣悲慘的景象以後我就走了，因為當時我是知識青年，我就開始走上一個流浪的旅途，腦子裏老是縈繞著這個悲慘的景象。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摘自袁紅冰《文化大革命是對蒙古人的種族滅絕性的屠殺》一文。）

   （二）、 在挖“內人黨”的運動中，所有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有一些漢人也受到牽連。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過電、釘竹簽、烙鐵燙等，都是家常便飯的事，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在哲裏盟曾有婦女被逼著與公牛交配；尚有兩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兩隻燈泡。錫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慘狀經曆者不堪回首。斷胳膊、斷腿多是小意思。被迫害致死者竟達十多萬人之多，上致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達理紮雅、自治區副秘書長嘎如布僧格、內蒙古師範學院院長左智、內蒙古大學曆史係主任何誌、內蒙古曆史研究所所長勇夫等等；下至普通農、牧民，甚至還有婦女、兒童。筆者的一位朋友（現在美國）就是受害者，當年她隻有二十四歲，為小學教員，住邊遠地區，但也逃脫不了關進私牢長達六個月的命運。她全家受到清洗，她的兩個老師被打死。凡是蒙古族的精英或知識份子，都是主要攻擊對象。株連的人數之多，殃及的範圍之廣，都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國慶節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接到其侄女自內蒙古偏遠的邊境牧區寄來的信，說：有十幾戶的草原蒙古包中，隻有三戶不是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為蒙古人喊冤叫屈。但是，挖“內人黨”為中共統治集團有計劃、有目的的血洗蒙古民族的重大部署，周恩來也不可能出麵製止。這使70至80萬蒙古人民蒙受不白之冤，遭逮捕和關押，上百萬人受到牽連，他們在精神和肉體上都遭受了極其嚴重的摧殘，種下了蒙漢衝突的禍根。（摘自巴赫《文革“內人黨”事件窺探》）
     （三）、在毛皇統治下，一旦被揪出整肅，立即批鬥、抄家、淩辱、毆打、禁閉、隔離審查、蹲小黑屋，個人和民族尊嚴掃地，完全失去自由。特別是酷刑逼供，駭人聽聞。運動痞子與刁民的整人手段刑具五花八門，殘忍殘酷程度遠遠超過曆代皇朝與德日法西斯。例如內蒙古在抓"內人黨"時，有五萬多人慘死於酷刑逼供，打殘打傷數10萬人，其中烏盟用過的酷刑有上百種。（摘自鄂懷遠《黨天下要還原為人民天下》）

   四、輯錄者言：正義無法伸張，記憶可以捍衛

        據網上維基百科提供的材料，“內人黨”事件的處理是：“1979年11月13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滕海清在內蒙所犯下嚴重罪行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之後，於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遞交了第二份報告。報告中指出：‘在挖‘內人黨’中，內蒙遭受的酷劫是駭人聽聞的，林彪、康生、四人幫是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這一慘案的罪人！他們罪行嚴重、民憤極大，應予以黨紀、國法的嚴肅製裁！不然，確實難以平內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憤。’”

       對此，中共中央對內蒙古黨委的回複是：“中央的領導人由中央做行政處理。滕海清因為過去有戰功，不追究其在內人黨事件中的責任；吳濤不宜留在內蒙古，調回北京軍區（任）副政委；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在挖肅後已受到降級、勞動鍛煉等處分，不宜再予追。而內蒙古有權處理的隻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勢的郭以清。他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在牢獄服刑三年。^”

       顯然，文革期間在內蒙搞的清查“內人黨”，其性質是一場大規模的對蒙古少數民族的民族滅絕運動。這場慘無人道的政治迫害，其元凶江青和康生雖然已經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具體對內蒙蒙族廣大幹部和群眾實施迫害的罪魁禍首滕海清及其幫凶，卻沒有受到應有的審判和懲處。像滕海清這樣一個雙手沾滿少數民族鮮血的罪犯，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 1988年還獲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直到他 1997年在北京去世，活了88歲，一直逍遙法外。說明中共治下，就是一個沒有正義和法治可言的黑暗王國。

      當代著名學者徐友漁在《記憶即生命》一文中講：“在暴力和邪惡過分強大，反抗已不可能或無濟於事時，不甘淩辱的最後方式就是捍衛記憶。受苦受難者可以記錄苦難，記錄罪惡，保存和轉移這些記錄，以便它們有朝一日重見天日，讓子孫後代永誌不忘。”他認為捍衛記憶實質上是在捍衛民族的靈魂。

      一些蒙族和漢族的文化精英正是這樣，他們不甘心蒙族同胞所遭受的苦難和迫害被有意淹沒，他們懷著悲憤的心情，用文字記錄這段暗無天日的曆史。其中在日本高校任教的蒙古族學者楊海英著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一書。楊海英生在內蒙，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畢業，1989年留學日本，所學專業是人類學。文革期間他還是一個孩子，當他長大成人以後，接觸到許多文革期間飽經磨難和九死一生的蒙族受害者，傾聽了他們所受的酷刑和折磨以後，他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我采訪了一百多人，我寫了五、六十本日記，這好像是給我的一個使命、給我的一個任務，隻能由我來寫。所以我就開始寫這本書。我認為，這本書，我僅僅是一個代筆者，就是代蒙古人下筆……。在這點上，我有一種‘老天爺賦給我這樣一個使命’的感覺。”楊海英從他采訪的上百個對象中，選擇14個有代表性的受害者，把他們的文革經曆用文字如實記錄，寫成《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一書，2009年首先用日文在日本出版，在日本引起很大社會反響。為此，2011年該書獲得日本紀實文學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獎”。並陸續翻譯成中文、韓文、德文等多種文字。此外，網上提供的史料還有《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量屠殺蒙古人的基礎資料》（2009——2016，共8冊，日本風響社出版）；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作者：高樹華、程鐵軍。明鏡出版社（2007年）；圖門、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

       這說明，對於內蒙少數民族在文革期間所遭受的殘酷迫害，雖然正義的審判遲遲沒有到來，但中共統治集團中那些曆史罪人，已經進入史冊，他們將遺臭萬年。

 

202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