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內人黨”要挖到羊群裏去。滕海清主政內蒙古之後,在他手下成立了一個辦公室。這個“滕辦”設有主任,還有幾個秘書。它在事實上已成為滕海清的專權機構。這個“滕辦”的秘書們狂妄濫權,揚言要把“內人黨挖到蒙古包裏去,挖到羊群裏去”。他們說到做到,很多牧場畜群被宣布為“叛國”的羊群、牛群、馬群,被沒收、趕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減損。蘇尼特右旗優良白馬純種從此斷絕。
錫林郭勒盟有一個旗黨委組織部長,被長期關押刑訊,在第285天,終於被屈打成招,承認自己1955年參加了“內人黨”,1956年參加了“沙窩子黨”,1959年參加了“自由黨”,1961年參加了“團結黨”,1963年參加了“統一黨”,1964年參加了“青年黨”,1965年參加了“成吉思汗黨”。騎兵五師戰士郭建奇,當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後,請求去了廁所之後割開肚皮挖出還在跳動的心髒,申訴:“我不是內人黨,你們不信。我把紅心掏出來給你們看!”烏拉特後旗幹部吳青雲,受刑難熬,為了剖白心跡喊了一聲“共產黨萬歲!”招致舌頭被割掉。
內蒙古地質局區測隊革委主任深夜召開秘密會議,部署零點行動。全隊查點,共有8名蒙族職工。於是編了24個行動小組,分別負責抓人,抄家,審訊。他們認為蒙古人都是“內人黨”,是蒙古人就抓,隻令他交代罪行。專業戰鬥隊人員晝夜三班倒,發加班費,個個積極爭先,打出成績火線入黨。各個專案組用刑各有花樣,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屍回家,將“反革命”交給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個牧民老太太被批鬥多日,追逼交代“內人黨”。她不知道為什麽天天折騰她,後來聽出大意是向她要“內人黨”這麽一個東西。於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趕往供銷社去賣掉。然後將賣牛錢放到櫃台上,要買“內人黨”這個東西,回去好交任務。售貨員哭笑不得,說:“我們這裏沒有內人黨,也不賣內人黨。”老太太非要買一個,多少錢都行。售貨員沒有辦法,找來一個會蒙語的人給她解釋“內人黨”是非賣品。她這才怏怏而去。
(五)挖“內人黨”運動的收場。 1969年2月,在即將召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前,滕海清為了向黨的“九大”獻禮,迫不及待地將武鬥逼供信打出來的口供編串起來,擬成匯報提綱向中央報功。滕海清在向中央邀功請賞的同時還舉辦了一場“內人黨罪證展覽”,令各級革命委員會和群眾專政指揮部組織群眾參觀。而這些觸目驚心的“內人黨罪證”,全是編造出來的偽證。
在車輪戰武鬥逼供信形勢下,挺不過而承認自己是“內人黨”,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承認之後還必須交代上線是誰,是什麽人發展你的,你又發展了哪些人,這就較難了。給自己扣反革命帽子,自作自受,容易做到。可是把別人也拉進來,那是最為痛苦之事。然而為了保命顧不了許多,被咬的人也都能理解。最為過不去的一道關是交代證據。很多人是在被逼索證據的過程中死去的。烏蘭察布盟副盟長達瓦受刑不過,將《光芒》牌煙絲泡進水裏,然後把白紙放進煙水湯裏,再行晾幹,顯示陳舊之後,將“內人黨”黨徒名單寫上去。他把這個泡製的名單交到專案組。領導人信以為真,喜出望外,立即作為戰功向上報捷,受到滕海清的嘉獎,並作為“罪證”展出。
1969年的元旦、春節,內蒙古千裏草原,天地昏暗,日月無光。廣大受難者及其親屬,是在呻吟痛苦中度過這個年節的。此時滕海清的“挖肅”運動達到巔峰,最後向“內人黨”衝刺打殲滅戰。
隨著運動的高壓殘酷,反抗行動也愈來愈激烈。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千裏向南趕往北京,找黨中央、毛主席。邊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原在沈陽軍區司令部當警衛營長的齊寶榮,文革前調入內蒙古軍區,在步兵30師一團任副團長,被打“內人黨”後第一場批鬥會就被踢掉腎壺而死。他的妻子直奔沈陽軍區找陳錫聯司令員,通過他上報中央。
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畢業,與同學們一起下放到錫林郭勒草原插隊落戶。聽大隊革命委員會介紹運動形勢,全大隊隻有三戶是紅的,其餘全是“內人黨”黑戶。她將牧區見聞向其伯父伯母寫了信。看信的周恩來覺察到內蒙古的問題嚴重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九大的召開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毛澤東打算用一年左右時間搞“鬥、批、改”和落實政策,然後結束曠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見內蒙古黨政軍領導人,嚴厲批評了滕海清犯了嚴重的逼供信和擴大化錯誤,指出滕海清沒有接受江西蘇區打AB團、鄂豫皖打改組派的教訓。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內人黨”運動立即停下來,平反、放人,落實政策。
(六)平反落實政策的艱難與反複。1969年5月22日,中央對內蒙古挖“內人黨”、打“叛國集團”的“挖肅”運動以(69)24號文件發到全國各省、區、市。內蒙古幹部群眾將這個文件都叫“中央5·22指示”。文件以醒目黑體字標明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滕海清是內蒙古黨政軍一把手,中央叫他自己糾正錯誤,他卻思想不通悶坐不動,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時間內平反,放人。於是誤傷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們的親屬、朋友、“批滕派”往出搶人,組團上訪圍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來,不主持工作了。結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兩派,對立起來,局勢失控了。
1969年12月19日,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率領部隊執行軍管任務。於是,剛剛啟動的平反落實政策工作停下來了。誤傷受害者的撫恤、醫療、生活困難補助等項工作也都停頓下來了。一些重點人,又再次抓回去繼續審查。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興起後,廣大誤傷受害者的群眾衝破軍管的壓製,強烈要求平反落實政策,再次發生大規模的群眾上訪,內蒙古局勢又出現動亂。這時的軍管領導人尤太忠堅持毛主席批的是“擴大化”,拒絕徹底平反。因為“擴大化”是個模糊概念,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誤傷受害者甚感頭上懸著一把利劍,惶恐不安。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報請華國鋒批示,徹底否定了“新內人黨”的存在。中央指出,所謂“新內人黨”是根本不存在的;當時決定挖“新內人黨”是錯誤的,是原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幾個主要負責人主觀臆斷,盲目蠻幹,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錯案。因此,應該完全予以否定。(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