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14）

      2、殺了些什麽人。讀者從上麵的遇害者名單就知，數量最多的（約占9成）就是階級成份不好的人，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及其親屬；其次就是農村傳統手藝的傳承人，比如專幫人看陰宅陽宅風水的地理堪輿先生，比如走街串巷接觸人多從而信息比較廣的剃頭匠，這類人大都是農村的邊緣知識人或是有信息渠道的人，其掌握的知識是新政權所謂的“四舊”和封建迷信的範疇；第三類就是還能保持點獨立思考並敢於表達出來的人。比如偷聽“敵台”的人，比如說律陽公社下塘村那位胡姓農民，是貧下中農，成分很好，但對大隊幹部老叫他去搞毛思想“三先”宣傳不滿，因為嚴重影響他耕作自留地，隻說了一句“我是個作田佬，隻知道作田能搞來飯吃，搞三先能搞到飯吃？”，就此被認為是對黨的政策不滿而遭殺。也就是說，這次大屠殺是繼當年的土改之後，對農村精英的再一次撲（補）殺。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許多大隊都發生父子、兄弟一家數口人一起被殺，甚至幾近滿門操（抄）斬的情況。

     3、如何草菅人命。“三人話，死一人”是瑞金知情者評說這個血腥大屠殺常說的一句話。一個人殺或不殺，大隊三個負責人（一般是書記、主任和民兵連長）商量一下就可以。一旦交給了三個根本沒有法律常識的大隊幹部生殺予奪的權力，殺誰不殺誰，他們首先考量的當然就是自己的利害關係。律陽公社合溪大隊的楊俊平，本人參加紅軍算是老革命，在村中楊姓中較有威望，但由於在氏族紛爭中得罪過時任大隊書記的劉某某，結果          就 在這次“三查”運動中遭捕殺。律陽公社樟樹下村的楊春生，對時任大隊民兵連長楊人輝調戲婦女的行為提出過意見，遭其忌恨，也在這次運動中給殺掉了。還有利用這次機會想滅掉政敵的，如黃柏公社老革命謝祥運，文革前當過共產黨的區委副書記，這次因曆史問題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抓，準備殺的當天，縣裏領導打來電話傳達上級停止殺人的命令，並特別問謝祥運殺了沒有？接電話的人說還沒有殺，結果被時任黃柏公社“三查”小組組長羅敬壽大罵一通，說“你應該說已經殺掉了”。撿了條命的謝祥運其實僅僅在當副書記時曾經因工作與羅敬壽有過小過節，而羅竟然就動了殺心。

     實際上，瑞金當時不少大隊在得到上級的通知以後，並沒有停止屠殺，而是告知上級已經殺了，而後抓緊把人殺了。很難搞清楚是一種什麽東西讓這些大隊幹部殺紅了眼。瑞金糖廠的保衛科長白成鋼，是被縣裏派去日東公社製止殺人的。沒想到遭到日東公社幹部的抵製，說抓起來的階級敵人怎麽可以放過？可歎白成鋼也是個極左份子，竟然同意了公社的意見，在抓起來的21個人，殺了8個。其中一個是日東墾植廠的右派分子，關押時已經被打斷了雙腿，公社幹部說此人留下來還要花費人工照顧他，不如就殺了吧，結果就殺了。

     由於無章可循，不少大隊在執行中就成為亂捕亂殺的血腥鬧劇。沙洲壩公社清水大隊的地主分子楊慶英被押去公社的路上，他的兒子楊長福挑著擔子剛好路過。他喊了聲“爸爸”，並質疑民兵為何抓他父親，結果也被民兵一起抓去，當晚父子倆一同被殺。壬田公社青龍大隊的鍾延輝，本來大隊是要抓他的小腳老婆的，結果她在洗澡不方便出來，民兵就抓了鍾延輝，當晚就殺掉了，他老婆倒活了下來。

     律陽公社崗下大隊年過六旬的老人劉惟仲以壞分子的名義被抓，他的兒子劉立芹去大隊部討說法，結果也被抓起來，父子倆當天一起被殺！安治公社光輝大隊原來是要殺的是右派張順春和曾任國民黨軍隊文書而定性為反革命的楊學文，但此兩人均聞風脫逃。大隊竟然就將劉瑞誌、劉瑞蘭兩兄弟頂上名額殺掉。這兄弟倆成份是上中農，本輪不到殺他們，但他倆被人舉報鞋是濕的，有畏罪潛逃跡象，就此被殺。

     4、殺人劫財。我采訪到的每一個殺了人的大隊，無一例外都對被殺者的財產進行了公開的掠奪。每個大隊殺人的當天，都要開一桌大餐，大隊幹部和執行殺人的民兵可以飽餐一頓，而糧食和肉菜則是來自被殺者的家裏。律陽公社大坪村的劉德鄰是當時村裏的民兵，他沒敢殺人，被大隊指派在殺人時負責打手電筒。他記得當時的一個細節：當時他受大隊領導指派，騎著單車去把從被殺者家裏抓來的雞運到隊部食堂，雞被捆住了手腳，報紙包好綁在單車後架上，雞在掙紮，路上的熟人還跟他打招呼：“拿雞去賣？”，他沒敢回應，隻能點個頭含糊過去。劉在一年後當兵，幾年後又轉業為一家國企的幹部，現退休在家，對這次大屠殺有反思，是不多的願意講點當時情況的民兵。

     被殺者已死，其家屬則還要遭受基層政權的掠奪、羞辱與作踐。崗下村被殺富農劉繩鳳的大兒媳賴鳳嬌現在聊起當年的屈辱還是一臉怨憤：他們這些“黑五類”家屬在隊裏分配的都是最髒最累的活，而工分卻永遠隻有普通村民的一半，而且還要經常遭白眼挨訓，大隊幹部經常指著鼻子罵他們：你們這些反動分子，給我老實點。這些家屬也基本不能有任何私產，賴鳳嬌說那兩年大隊幹部經常會竄到他們家裏，看到有什麽好吃或是可用的就拿走，你還不敢吭聲。前麵提到的律陽公社綿塘大隊農民胡某是個鰥夫，他被殺後，留下兩個分別是11歲、9歲的孩子，由於是反革命後代，沒人敢理，兩個孤兒就自己到田裏河間摸些田螺小蝦來吃活命，衣服爛了也沒得換，真成了自生自滅的“野人”。還是村裏兩個善良的老太婆偷偷接濟他們，兩個不幸的孩子才存活下來。1972年胡某冤案平反後，兩個孩子拿到了點賠償金。

     律陽公社大坪大隊的楊慶雲自己逃走了，結果兩個兒子卻被殺，包括其9歲的“滿子”（瑞金話，意指最小的兒子）。其因此精神崩潰，沒多久就死了。沙洲壩清水大隊的楊慶金被殺後不久，其妻雖改嫁但終日鬱鬱寡歡，沒多久就自殺了。大屠殺中被殺的人大都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可以想見，他們的冤殺給他們的家庭造成的是怎樣的重創。

    安治公社革委會主任楊達，對殺人工作布置得很周密，要求各大隊要回頭清點屍體。這一清點，還真發現石水大隊年青的剃頭匠陳冬生還沒斷氣，自己爬回家。在1972年平反大會上，專案組組長葛鳳祥還以此揶揄楊達：“殺人你們倒做得細致，弄死了人沒忘記點人頭，你若是把這種敬業精神放到抓革命促生產上，共產主義可能就早實現了”。

    五、大屠殺中人性的善惡。

    親曆者告訴我，不少趁運動來泄私憤、報私仇之醜事，40餘年後聽之，猶覺毛骨悚然：人性之惡，竟至於斯!

     安治公社民星大隊的胡榮明，一輩子撐竹排幫人運貨賣苦力為生，即使按當時的身份標準，也不應該是被“三查”行列（對象）。但此人喜揭人短，曾舉報過幹部的男女關係問題，得罪權勢人物。9月23日那天，權勢人終於得到構陷他的機會。胡榮明被通知去大隊部開會，等他急衝衝趕到時，大隊一幫人突然把他抓住，從他的背囊中搜出一把刀，領導一聲喝：胡榮明，你敢謀反？打死這個現行反革命！可憐的胡榮明在隊部被一頓亂棍當場打死。還有光輝公社的鄧新蘭，本就是一農婦，出身不好，她曾與時任大隊婦女主任劉某娣（此人現在還活著，姑隱其名）因瑣事結過梁子，沒想到竟招來殺身之禍。此劉某娣是時任大隊書記楊慶湖的姘頭，兩人合謀給鄧新蘭定了個罪，40餘歲的鄧新蘭便成了屈死冤魂。

    但在那個黑暗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敢於講公道話。律陽公社上坪大隊書記楊遠洲的妻子劉香發，她是大字不識一個的客家農婦，當她聽到當天晚上大隊就要殺人了，她一整天坐立不安，最後她關起門，生平第一次對著丈夫罵起來：“烏皮佬（注：楊遠洲書記皮膚黑），你今天要敢下令殺人，我就拚著這條命也要跟你離婚！這些鄉鄰又沒殺人放火，為什麽要殺人家？人命不是豬狗呀，怎麽能說殺就殺呢，沒這天理呀！”遠洲書記似乎對一向百依百順的妻子的“瞬間爆發”並不吃驚。他沒說一句話，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烏皮佬”的習慣就是有心事時默默不停地抽煙，她知道自己說的話起作用了。果然，遠洲書記按公社的統一要求，大隊被抓的這些犯人要在當晚10點前全部押到村外一名叫個禾巔腦的小山，11點半開殺。隔壁的東升大隊領導一向對遠洲書記敬重，做啥事都緊跟上坪大隊。10點到了，東升大隊派人過來問遠洲書記，是不是該行動了。遠洲書記一會說這個犯人要換件衣服，一會說那個要給家裏交待點事，總之就是拖著。東升那邊也就等著，拖到接近午夜12點了，超過預定的開殺時間快半個小時了，突然上級來了電話：停止殺人！結果就是這兩個大隊，在這次全縣的瘋狂大屠殺中，一個人也沒殺！也許這一天在劉香發的印象中太深，45年後的今天，老人家對那個驚險的日子居然可以脫口而出：8月初4！我查了一下萬年曆：農曆1968年的8月初4，是公曆的9月25日。

   關於屠殺消息如何傳到中央，有兩個版本：一個說是福州軍區某首長的小車經過瑞金沙洲壩公社一個河灘時，看到清水大隊殺死的8個人死狀慘烈，下車知道實情後馬上上報到了中央；一個說是瑞金籍少將鍾輝的侄子被殺，在北京的鍾輝得訊後通過自己渠道上報了周恩來，周恩來馬上指令停止屠殺。也許兩個渠道都有，但指令要從中央傳到大隊一級，中間會有時間差和人為的阻礙。據當時在江西支左的年輕軍官汝其的《支左日記》批露：“瑞金繼23、24號兩天大開殺伐之後，又連續殺了三天。25日殺15人，26日殺16人，27日殺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車。”

      另一個是沙洲壩公社沙洲大隊書記楊榮鑒，他對殺人合法性有疑問。事隔46年，2014年11月28日下午的沙洲壩大街邊的一間店鋪裏，80歲的老書記楊榮鑒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對公社要求殺人的領導提出要看三個文件：一是中央的政策文件，二是關於這些被關押之人罪證的法律文件，三是公社要求大隊執行槍決的命令文件。老書記當時不僅頂著上級的壓力，而且還要頂著幾個手下（極左分子）的勸誘。時任大隊副書記楊慶秀就以別的大隊都已經執行命令為由不停地勸說老書記下令，而且還不惜偽造被關押之人所謂的“當過偽保長”之類黑材料來誘使老書記下令。耿直的老書記為此事還在三年後的平反工作中向組織舉報過楊慶秀的造假行為。知情者對楊慶秀的評價都極低：此人功名心極強，為了升遷不惜以殺人來向上邀功，結果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此人十幾年前已經吃農藥自殺不得善終。而當年撿得性命的三名“壞分子”楊榮穆、楊家忠、楊榮煌此後一直對老書記感恩並尊敬有加。老書記本人則表示，他權利意識的初步覺醒是在1964年的“社教”運動，他當時就對“社教”工作組對大隊幹部的莫須有的指責反感，當時就想撂挑子不幹啥子書記了，“我自小也是作田出身，做回農民也不會餓死”，老書記回憶當時的心緒時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