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三、湖南道縣等地的大屠殺
一、大屠殺概況
對湖南文革期間道縣等地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網上維基百科根據現有史料介紹是：“道縣事件，也稱道縣慘案、道縣大屠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在湖南零陵地區包括道縣在內的10餘個縣市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道縣和周邊縣市的屠殺是在當地政府包括縣人武部和縣委、縣政府策劃支持下，經當地各級行政機構包括縣人武部、縣委、公社、區武裝部、大隊村幹部、民兵等實施的。大屠殺中的殺人手段極其殘忍，包括槍殺、刀砍、沉水、身上放火藥炸死、活埋、暴力打死、勒死、火燒熏死、丟岩洞、摔死未成年嬰幼兒。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2146人致殘。死者絕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權劃分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的五類分子及他們的子女，此外還包括貧下中農和一些其他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參與了大屠殺。”
二、大屠殺的起因
過來人都知道，文革開始一年以後，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大張旗鼓的宣傳鼓動下，特別是批判了高幹子弟譚立夫的“血統論”以後，在全國各地，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造反派組織陸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從這些群眾組織的性質來看，大致可以分為“造反派”和打著造反旗號的“保皇派”。當時，道縣出現了一個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據譚合成的調查采訪報告《血的神話》所述，“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份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麵較高，以往遭際不平的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勢力較大，應該是道縣的真正造反派。同時，在道縣也出現另一派群眾組織，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 “紅聯”中大多數人是既得利益集團（楊繼繩稱“官僚集團”）的舊部和依靠對象，這些人包括當地縣委、縣政府和縣人武部一些文革前的舊部，以及區武裝部、公社、大隊村幹部、民兵等。這個組織對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十分反感，對那些普通老百姓自稱“造反有理”的人，心懷怨恨。由於“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的支持，所以，道縣等地的大屠殺便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同時又以派性鬥爭的名義展開。
《血的神話》一書告訴我們，在1967年夏，當湖南道縣的造反派“革聯”勢力逐漸強大以後，“聯紅”一派便開始造謠生事，於是在道縣到處可以聽到 “階級敵人組織黑殺團”，“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 “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殺一半，地富反壞吃飽飯”之類的謠言。這些謠言並不是在民間流傳，而是通過官方的各種形式的黨員大會、幹部大會、民兵大會、群眾大會上進行傳達。 於是，到處可以看見 “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之類的大標語。 在這種背景下，“斬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大幅標語開始出現，“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殺人布告也陸續貼出來。
幾年後，由官方派的“處遺工作組”的調查表明： 被殺的九千多人中，幾乎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所謂“反革命活動”，道縣當時破獲的所謂七大“反革命組織”，純係假案。
從以上介紹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間湖南道縣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的性質十分清楚，即中共體製下的地方政權把控者，當他們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燒起來以後，預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脅，於是便打著毛澤東反複強調的“階級鬥爭”旗號，趁天下大亂之機，開始先下手為強，對所謂“出身成分不好”的政治賤民開始進行一場群體性殺戮。
三、《血的神話》中的具體案例
《血的神話》一書中記述了道縣數百殺戮的具體案例，在這裏筆者僅僅選擇書中幾個有代表性的案例輯錄如下。應該說明的是，在輯錄過程中，限於篇幅，對原文做了一些刪節壓縮，並且對個別地方做了一些文字加工等編輯工作。下麵就是《血的神話》一書中提供的一些案例：
（一）朱敏案。道縣第一個被害者叫朱敏，他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人，出身下中農，解放前當過偽鄉長，解放後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分子”，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來，光棍一條。由於朱敏是農村裏的一個精英人物，所以，區公安陳智希部長斷定：四類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還鄉團長。據說，陳部長曾多次宣稱要砸爛朱敏的狗頭，但朱敏講：“陳部長鋼刀雖利，難殺我守法之人。”顯然，他錯以為自己奉公守法，就不會有禍。但陳智希聽了朱敏這句話以後，卻“氣得差點閉過氣去”。文革來臨，陳智希找到機會，他在傳達了縣“抓促（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精神時說：“同誌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口那邊有敵人的電台活動，團結大隊地主份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有些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組織，氣焰囂張得很……”陳智希把捕風捉影的“敵情”一樁樁一件件安到朱敏頭上，經他繪聲繪色一渲染，便煽動起一些幹部和民兵的恐懼和仇恨。於是，陳智希在會後，一手策劃了殺害朱敏的具體方案，由大隊幹部和民兵用棍棒和農具把朱敏殺害，朱敏就成了道縣第一個被殺害的冤魂。（詳見第9章）
（二）鍾佩英滅門案。道縣殺害朱敏以後，濫殺的序幕是從鍾佩英滅門案掀起的。如前所述，文革開始以後，道縣出現了勢不兩立的兩大群眾組織，鍾佩英在農村是一個關心政治並有一定活動能力的女性，她很快卷入造反派組織，這自然成了保皇派“紅聯”的眼中釘，於是，便出現了殺害鍾佩英的陰謀。
8月13日晚，四馬橋區“紅聯”在楊家公社周塘管大隊的紅東廟召開會議，區“紅聯”副司令和楊家公社“紅聯”司令蔣文經傳達“戰備方案”。這位叫蔣文經的年輕人二十八九歲，原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在成了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首先帶領與會的各大隊黨員幹部誦讀了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語錄，然後開始傳達： “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民兵站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采取斷然措施……”參加這一片會議的有四個大隊的大隊幹部和造反派頭頭(文革主任)，共計二十餘人。蔣司令講話後，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說：“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曆史反革命鄭元君（早已自殺身亡）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躲起來了。”他又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到他們手裏。”周塘營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裏，也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走在階級敵人後麵了！”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歎：“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麽不開口呢？”
蔣司令叫大家打開人們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他說：“貧下中農同誌們，革命的同誌們，其實毛主席早就開口了，隻是我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幹！”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象鍾佩英這號人，怎麽搞？”蔣司令回答：“她什麽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麽時候搞掉她！”接著，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
8 月15 日晚上，鄭家大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經等人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麽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為什麽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可見，鍾佩英是熟悉當時黨的政策的。但沒等她說完，鄭會久又是一聲喝問：“鍾佩英不老實，怎麽辦？”“捆起來，送到公社去！”眾人一聲吼。
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18 歲，一個20 歲）喊“要文鬥，不要武鬥”，結果被貧下中農打得口吐鮮血；鍾佩英被拖到山上用鋤頭扁擔打死。
幹掉鍾佩英之後，行凶的人又想起鍾佩英的兩個乃崽（兒子）還在，肯定要給老母親報仇，怎麽了得？有人提議：“幹脆一起搞掉算了。”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裏安然。”於是，他們回頭又到鍾佩英家。鍾佩英的兩個兒子以為母親真的是送到公社關押，白天搞雙搶累了一天，明天還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鬥，兩個人就趕快洗腳睡覺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母親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人們把他們從床上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麵和對麵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照章辦理了。
事畢，折騰了半夜的人們又聚集到鍾佩英家，翻壇倒罐，尋找罪證。翻了半天，沒找到什麽東西，就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宰了，一鍋熬起，又打來幾斤燒酒，宵起夜來。
鄭會久第二天早上趕到公社，向蔣文經匯報。蔣文經一聽，哈哈大笑，連聲說：“好得很！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裏，以後殺人也就不再在乎什麽了。
《血的神話》一書作者曾經親自找到鄭家村支部書記鄭逢姣，詢問鍾佩英的情況，鄭逢姣講：“那是一個很體麵的女人家，那時大約四十多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人，解放初期跑到貴州，和我們大隊在那裏做事的鄭元君結了婚。六五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遣送回來的。”問起鄭元君什麽成份，有何劣跡，他說：“鄭元君土改時沒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麵做事，在鄉裏沒聽說有劣跡。”（第9章）
以派性殺人還有這樣一個案例。東門公社友誼大隊有一個 26 歲的貧農社員何善亮，是縣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又是社教積極分子，應當說這次殺人事件中應該也是殺人積極分子，至少不會被殺，可他卻鬼使神差地參加了“革聯”，結果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開群眾大會宣布他的罪狀有兩條，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會主義牆腳。所謂“挖社會主義牆腳”，是指60年大饑荒時，他偷了生產隊兩蔸菜。這條罪狀現在看來有點可笑，可是 60 年道縣餓死的人有三萬多，因此，大會討論時，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群情激憤，異口同聲喊殺。大隊支書蔣世明便批準：“把他跟那幾個地富一起搞掉算了。”類似案例在上關區各個公社都有，比如萬家莊公社五星大隊的幹部因懷疑一個名叫張初學的青年社員參加了“革聯”，就把他牽出去殺了。（第20章）
（三）報複殺人案。當道縣濫殺風刮起以後，一些人便趁機開始進行報複殺人，唐玉的被害，就是一例。唐玉家庭出身中農，原小學教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鄉務農。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員蔣白舉在唐玉所在大隊蹲點時，“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唐玉幫著女方寫狀子，把蔣白舉告了，結果蔣白舉受到上級批評，影響了仕途。蔣對此懷恨在心。8月16日，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召開全區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周仁在會議上稱：現在政法部門都癱瘓了，真正是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表的，在哪裏發現就在哪裏搞掉！他還針對所謂“人民黨”成員、久隹公社農民唐玉想當區長一事稱，“我今天就打發他到閻王那裏去當區長！”散會後，周仁當即指使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員蔣白舉帶領該公社與會人員共約三、四十人，衝到唐玉的家，亂棒將其打死，丟在水塘裏。（第17章）
《血的神話》一書寫：“這種報複殺人現象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敢說每個大隊都有，但每個公社都不止一兩例。僅筆者手頭掌握的就有60餘例。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溪區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的報複殺人案：該大隊社員唐從蛟（貧農）在64年農村社教運動時，揭發了大隊支書唐共求、民兵營長唐福洪、六隊生產隊唐進學等人貪汙集體錢物、多吃多占的問題，1967年文革殺人風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從蛟之子唐和安參加了“革聯”，是反革命，將唐家一家9 口殺絕，包括不滿周歲的孫子和懷有身孕即將分娩的兒媳婦。”（第1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