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1）

黑暗王國中的殺戮

——有關文革中幾場大屠殺的史料輯錄

 

潘文鳴

 

前言           

       記得，文革期間經常看到紅衛兵小報或油印傳單上，這裏鎮壓造反派，那裏發生慘案，什麽青海西寧的屠夫趙永夫指揮開槍屠殺造反派……還有人們私下交談中，談到內蒙用酷刑深挖“內人黨”，四川武鬥死傷很多人，雲南開槍開炮鎮壓回民的“暴動”……這些小道消息很多，當時震驚也好，恐怖也好，由於不是自己親自經曆，過段時間，也就慢慢淡忘了。

      1966年底回北京，親自聽妹妹講，北京的紅衛兵如何用皮帶和棍棒打死一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每天都有板車拉著被打死的人從胡同出來，板車上的死人蓋著白布，殷紅的血水點點滴滴從板車上往下滴……這些情景引起的震驚和恐怖非常強烈，而且始終難忘。

       21世紀初期，在一本名叫《不與水合作》的電子版書稿中（朱建國著，1999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有一章為“審視何清漣”，由於何女士的專著《現代化的陷阱》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我便認真閱讀這一章，突然看到何清漣自述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1968年的時候，湖南省邵陽發生了一件大規模殺人事件，在資江河上遊（我們家在資江河的下遊），把那些地富反壞右的五種人吧，全家殺光，屍體就拋到河裏或者就地處理，許多屍體每天從邵陽市的資江河漂下來，當時邵陽市人傾城出動，都去觀看這些屍體 。那些屍體慘不忍睹，有的女屍被挖去乳房，挖去陰戶；有的一家大小屍體用一根鐵絲這麽穿過去，扔到河裏……”看到這裏，我感到心驚肉跳！沒想到，文革初期不僅北京有殘害無辜的暴行，湖南還有這樣的大規模血腥屠殺！

       來到多倫多以後，通過互聯網，陸續接觸到一些記述文革期間發生慘案和大屠殺的文章和書籍，心想：我的文革經曆與成千上萬文革期間無辜被害者比起來，顯得微不足道，文革中那些慘遭殺害的人，他們的遭遇更應該記錄下來，讓後人知道文革真相。於是，我便開始留意網上提供的一些記錄文革期間發生大屠殺的調查報告和回憶文章，並斷斷續續做了一些搜集工作。

       到目前為止，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知道除了最早嚴家其和高皋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89年被禁）以外，由海外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出版社2002年），書中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內蒙古的“內人黨”大血案、廣西422剿殺、青海223事件、廣西賓陽慘案、北京大興縣慘案、雲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遺憾的是，筆者始終沒有讀到該書）。另外，大陸作家鄭義記錄廣西大屠殺的《紅色紀念碑》（華視文化公司出版，1993）；譚合成的長篇調查報告《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啟之的《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深挖”運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還有遇羅文寫的《文革時期北京大興縣大屠殺調查》以及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那個年代中的我們》上冊，1998），和廣州“吊勞改犯事件”等讀到）。此外，網上還提到有廣東的“潮汕地區大屠殺”“陽江大屠殺”“海南大剿殺”等等大的屠殺事件……顯然，文革期間在全國各地還有許多不為世人所知的血腥屠殺事件。

      文革中全國各地發生的這些殺戮，生動地反應了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和野蠻，深刻揭示出中共統治的殘暴，理應如實記錄在案，作為曆史保存。但曆來取得政權的專製統治者，都是用謊言和欺騙來維護他們的統治，所以，大陸官方對文革中發生的許多暴行嚴密封鎖，自己不講，也不準別人講，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讓後人忘記這些血寫的曆史。但這些駭人聽聞的慘案既然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紙豈能包住火？一些有正義感和有曆史使命感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為了民族的未來，不顧個人安危，冒著危險，千方百計把曆史真相記錄下來，告訴世人。我們已經看到，正因為有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深入多個省市自治區的調查，寫出《墓碑》一書，詳細記錄了毛澤東時代大饑荒餓死人的慘狀和死亡人數，才使大陸大饑荒的曆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同樣，湖南報告文學作家譚合成花了20多年的功夫，寫出《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一書，作家鄭義冒著生命危險，寫出了記錄廣西大屠殺的《紅色紀念碑》，張連和先生的《五進馬村勸停殺》，以及遇羅文深入現場調查寫出的《文革時期北京大興縣大屠殺調查》。此外，花費多年精力搜集整理文革史料的宋永毅等人，這些記錄曆史真相的人，是我們時代的文化英雄，他們的曆史功績將載入史冊。

       正是在這些當代有良知的文人學者的精神感召下，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文革中所發生的這些慘案真相，筆者選取自己接觸的一些有關文革大屠殺的史料，做些整理和編輯加工，然後輯錄成文，通過《大中報》轉述給廣大讀者。

                      一、北京南郊大興縣的屠殺事件

　  輯錄者按： 據網文報道，在北京市8月刮起的“紅色恐怖”風暴以後，北京市內紅衛兵的野蠻和殘暴行為，很快對北京郊區產生影響，昌平和大興兩縣的農村，一些農村幹部也趁機拿“黑五類”及其家屬開刀，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群體性大屠殺，其中昌平縣屠殺人數比大興縣多，隻是昌平殺人分散，報導不多，而大興縣屠殺比較集中，影響大，因而文字報道比昌平多。

     關於大興縣的屠殺情況，最早是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提供的數字，即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年紀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而比較詳細一些記述北京南郊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的文字材料，主要有張連和的《五進馬村勸停殺》和遇羅文的《文革時期北京大興縣大屠殺調查》兩篇。

      當時在大興縣政府工作的張連和寫的《五進馬村勸停殺——文革大興縣屠殺側記》一文，比較具體介紹了大興縣東方紅公社（現為北臧村鄉）馬村大隊進行大屠殺現場情況。從該文提供的情況來看，組織策劃和指揮馬村大屠殺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李恩元，根據他被抓以後的交代，他是在 “五一六通知”和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以後，看到形勢不對，自己有可能成為文革運動挨整的對象，在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以後，他抓住機會，采取轉移鬥爭大方向和先下手為強的策略，組織和實施了馬村的大屠殺。張連和寫的《五進馬村勸停殺》一文，筆者沒有看到原文，現在通過其它文革史料的引述，把張文中的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1966年8月31日當天夜裏，我被縣委書記王振元叫醒，說東方紅公社馬村大隊正殺害地、富、反、壞及其家屬，馬上組織人前往宣傳《十六條》，製止殺人。我立刻叫醒文革成員、縣委組織部幹事張紹千、縣委辦公室王海泉、共青團曹雪芳以及縣委監委張瑞昆、派出所長梁通、縣武裝部劉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書記驅車前往。

9月1日淩晨1點左右，我們來到新立村與馬村交界處，被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們各個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鍁、刀子，對我們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縣委王書記說，你們不讓我們進村，就先殺了我這個縣委書記吧！在王書記的厲聲硬語中，那些民兵經過請示，才放我們進了村。

      在我們站在刑場旁邊兒觀看他們施威的時候，王書記單獨在北屋內與當時的村黨支部書記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連長等人談判，要求他們馬上停止殺人活動。後來，王書記又把我和劉克一叫進屋內，進一步宣傳《十六條》中要文鬥，不要武鬥等內容，指出隨便殺人犯法等，進行說服教育。李恩元他們說，我們已經騎虎難下，停殺是不可能的！他們每人一把殺豬刀子，磨得賊亮，說到激烈處，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發出‘啪’的一聲，說‘不叫殺了，他們反過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時候，劉克一一個箭步竄到王書記身邊護住，如果發生火並，實在不知道誰死誰活。我雖然也站起來了，但心裏也在劇烈地撲騰，生怕剛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黃泉。

     原來，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入，隨提隨審，隨殺隨埋。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廂房3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他們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著喝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到自己身上。

       這時，一個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跪在地上的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有推出門，小推車上的人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鍁，又裝在車上運走了……

      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小夥子說在家內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

      他們從8月27日夜，陸續將人抓入獄中關起來，至9月3日，馬村共殺害34人，經五次勸說，有108人獲得釋放。在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那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據網上一些文章介紹，馬村大屠殺的組織和指揮者是李恩元，此人是大興縣東方紅公社馬村大隊黨支部書記。一個大隊黨支部書記為什麽當時竟然如此無法無天？當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在他的《十年風雨紀事》一書中說：“調查後知道，村子裏的支部書記為了避免群眾起來鬥爭他，就反過來提出鬥地富，群眾一起來，就打死人了……”然而，這個組織指揮隨便殺人的罪犯李恩元，關了不久便被無罪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