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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劉同奇雖然大學五年同在一個小組,朝夕相處,甚至在學校我們還按領導要求,組成過所謂“一幫一,一對紅”,彼此還“交過心”。然而,因為兩個人的家庭出身不同——他家是資本家,我是農家子弟;兩個人的性格差異也很大——他是沉默寡言,穩重成熟;我是頭腦簡單,天真幼稚。
不過,當時從自我感覺來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聰明,對班上的許多同學都有些看不上眼;我則認為,同樣考進中戲同班讀書,誰又比誰能差多少?所以,我和劉同奇雖然同在一個班,住在同一個宿舍,兩個人由於思想性格差異很大,相處五年,卻沒有成為好朋友。
劉同奇雖然內心有些高傲,但他也有自卑的一麵。記得那一次,我們兩個人根據係領導的布置安排,結成“一對紅”。這個所謂“一對紅”,聽起來很不錯,要求兩個人彼此“交心”,然後“互相幫助,共同進步”。但仔細想來,這是當時黨組織麵臨大饑荒的危機和人心不穩的形勢,為了及時掌握大學生的思想動態和控製大學生思想而采取的一種措施。
劉同奇在和我交心時,為了讓我說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他首先這樣剖析自己,他說:
“從長相來看,我是三角眼,吊眉毛,暴牙齒,一看就是一付奸臣像;不像你,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一個老實人。另外,從我的為人來說,也不討人喜歡:說話像個搞政治的,總不是發自內心,給人的印象很虛偽,加上我喜怒哀樂不形諸於色,更給人以老練世故,甚至陰險狡猾的感覺……”
沒想到,劉同奇對自己竟然有這樣無情的解剖!這是我們兩人相處一年多以後,他第一次平等友好地和我推心置腹,說出對自己的認識。很久以後,我才想到,這是不是他根據組織的交代,為了“引蛇出洞”,故意醜化自己,煞費苦心地編出一套騙人的鬼話?但當時我的頭腦太簡單,聽他這番自我解剖以後,覺得他劉同奇真把我打成好朋友,因而深受感動。
那麽我的“交心”內容又是什麽呢?我的“活思想”也是內心深處的自卑,我說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思想上總覺得低人一頭,但我相信黨的“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政策,我決心努力改造自己,爭取入團入黨,成為黨的事業可靠接班人……
劉同奇聽完我這些表白,滿臉反而露出不屑和失望,可能他預期的目的沒有達到。
從這次所謂“交心”以後,我們兩個人很快又逐漸回到原來那種彼此互相應付的狀態,直到畢業。
貴州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下來以後,我們共同參加“四清”運動,我和劉同奇同在一個公社,但不在一個大隊。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燒起來,我們奉命提前從農村回到城市,任務是參加局機關的文化大革命。
對於我們這些剛剛走出學校大門的年輕人來說,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麽回事,心中也不清楚。隻見“炮轟”“火燒”的大標語滿大街隨處可見,而商店的櫥窗和牆上,還有辦公大樓的樓道裏,到處都是大字報。可我和劉同奇都很謹慎,因為我們兩個都出身不好,都知道五七年先是“大鳴大放”,然後打“右派”,幾十上百萬的知識分子一夜之間成了“罪人”,五七年的慘痛教訓對我們也是刻骨銘心。
就在我們東走西看,對形勢迷惑不解時,忽然聽人說機關幹部也可以出去參加大串聯,於是省文化局的幹部在計財處領了一些旅差費,便成群結隊往外跑。
北京、天津、大連、上海、南京、杭州……連旅遊,帶考察,轉了一圈,知道在全國範圍內,造反已經是大勢所趨,回到省文化局以後,省文化局的年輕人和一般幹部才紛紛打起造反的旗號。
我參加的造反組織叫“117戰鬥隊”,這個戰鬥隊由創作室的一個所謂“反動”詩人叫寒星的拉起來的,裏麵多是文化局政治地位最低的角色。劉同奇參加了“輕騎兵戰鬥隊”,裏麵多是曆史清白的年輕人。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劉同奇總是要考慮深遠一些,而且在等級階層上,要選擇政治上更高一點的群體為伍。另外,我一參加造反組織,就滿懷所謂“革命激情”寫大字報,寫發言稿,積極性甚高。而劉同奇則不顯山,不露水,幾乎沒有表什麽態,顯得十分穩健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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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搞了一兩年,報紙和廣播中總是說“形勢大好”;可是在老百姓眼裏,全國仍然是一團亂麻,不知道亂到何時才算到頭。另外,城市中的物資供應越來越緊張,布匹米麵豬肉油白糖牛奶肥皂等等都憑票供應,生活必需品十分匱乏。因此,許多人開始對運動產生厭倦情緒,把精力都放在老婆孩子和柴米油鹽上。隻有少數人熱衷於爭權,或者搞武鬥。
我們這批65屆大學畢業生,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都差不多年近30,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我和劉同奇都開始談戀愛。
那個年代女朋友容易找,但住房問題難解決。文革中省文化局的年輕人結婚,房子問題沒法解決,我們局機關的4個年輕人,無奈之下就在局機關的辦公室結的婚。
劉同奇不同,他和孫曉芳結婚,他竟然能通過文化係統的造反派頭頭陳維榮,從當了“走資派”的省歌舞團團長賈冀洲和李叔秀夫妻的三室一廳的套房裏弄到一間,讓劉同奇夫妻住到樓房裏。劉同奇究竟如何找到陳維榮,取得他的信任,讓他出麵給解決了結婚住房問題,愛吹牛的劉同奇卻一直保密。大家知道的是,陳維榮是省京劇團樂隊打鼓的一個小夥子,深色皮膚,濃密的頭發,長得十分英俊,由於家庭出身是工人,為人友好善良,被文化係統推選為一把手執掌省文化係統大權。劉同奇能夠把他搞定,搞到一間結婚住房,大家都說他神通廣大。
劉同奇的婚房搞到手以後,沒想到戀愛和婚姻卻出了問題。劉同奇的女朋友叫孫曉芳(化名),上海音院畢業,古箏專業,她和我同在烏蘭牧騎工作隊,我對她的印象是人老實,身材長相也不錯。可能她也因為出身不好,在運動初期像一個受氣小女子,一付看領導眼色行事的樣子。我聽說她曾經偷偷向領導匯報過別人的言行,盡管我當年在學校裏也有過告密行為,但卻對她這種做法有些瞧不起,不懷好意地叫她“好公民”。
“潘文鳴,你星期天幹什麽?”有一次孫曉芳問。
“縫被子。”我說。
“我幫你縫吧。”她兩眼瞅著我說。
我說,謝謝你,有人答應來幫我。不知為什麽,我對她沒什麽感覺。
後來,聽說她和劉同奇好了。大約一年多以後,又聽說她和劉同奇回北京結婚。文化大革命講究移風易俗,一般人結婚不許大辦婚事,像我們這些外地來到貴州的大學畢業生,當地沒有什麽親朋好友,無非就是買幾斤水果糖請大家吃,或者旅行結婚,回來向大家宣布一下。
我原以為劉同奇和孫曉芳的婚姻會一帆風順,不會再出什麽意外,沒想到,他們的婚姻竟然會橫生枝節。
當時我們單位正在貴陽附近太慈橋的藝術專科學校辦學習班,任務是批鬥走資派。那天是周末,在我們從太慈橋回市內的路上,劉同奇和我沿著鐵路緩緩向市內而行。他突然問我:“你覺得孫曉芳怎麽樣?”
“可以呀,是個不錯的妻子。”我說。
“我原來也是這麽想。”劉同奇說,“沒想到,我竟然讓她玩了!”
“你這麽精明的人,會讓她玩?不可能吧?要是我這樣頭腦簡單的,還差不多。”
“是啊,我一直以為她很單純,很老實,沒什麽頭腦。沒想到,她在和我好的同時,竟然和他原來的男朋友仍然秘密通信,我就一點沒覺察!”劉同奇一向對自己的聰明才智是很自信的,所以,他這種自責有些痛心疾首。
我想了想,安慰他:“戀愛中的女孩子腳踏兩隻船,也是常有的事,終身大事,選擇一個滿意的男人,也是對婚姻采取慎重態度的一種表現。現在你們已經結婚,也沒必要為這些過去的事情再煩惱。”
“僅僅是通信,倒也沒什麽。問題在於她和我到北京去結婚,沒幾天,他竟然和她原來的男朋友跑了!我真他媽做夢也沒想到……”這的確是太離奇了。
我問:跑什麽地方去了?
“那個男的工作地點在內蒙,他們兩個人在信中約好,在北京見麵。見麵後,可能孫曉芳向他訴苦,說我對她不好,瞧不起她,那個男的聽了表示要娶她,所以兩個人一拍即合,就一塊回南京,到那個男的家,同居了一兩個月。沒想到,孫曉芳這個蠢女人,把她和我的關係又如實向那個男的講了,那個男的知道她已經不是處女,而且和我刮過娃娃,就又把她甩了!他媽的,你說她愚蠢不愚蠢?孫曉芳真是又狡猾,又愚蠢!你說我竟然沒把她看透……”
這使我想起劉同奇的一貫自負,一貫的自以為是,真沒想到他也會跌這樣一個跟鬥……
“那麽你和孫曉芳的事怎麽辦?”
“怎麽辦?她媽的,她在南京跳樓,沒摔死,腿摔斷了。傷好了,她回來找我,說我把她弄得嫁不出去,要我負責任。怎麽個負責任?就是要嫁給我,並且以死相威脅!”
事情到此,的確也再沒有什麽好辦法。
“潘文鳴,”分手時,他說,“你是我的老同學,我信任你,才把我和孫曉芳的事情講給你,希望你不要講出去。因為這究竟不是什麽光彩的事……”
假如那次在學校裏的“交心”,不是在組織安排下的一個圈套,那麽這是劉同奇第二次平等友好地和我談心。他平日一貫不屑於和我談心,怎麽這次他又會把我看成朋友,說出自己的不幸遭遇呢?估計當時是不是與我在造反派中成為骨幹有關?
另外,我對他在戀愛婚姻上出的問題,一方麵感到十分意外;另一方麵也考慮,這能隻責怪孫曉芳嗎?不錯,由於年齡漸大,在戀愛方麵,可能是孫曉芳主動一些,但劉同奇如果不愛她,為什麽又讓她懷孕流產?心中瞧不起她,又玩弄她,難道孫曉芳會感覺不到?她可能單純幼稚,但最起碼的自尊心她不會沒有。
不久,我在“117戰鬥隊”的辦公室裏,聽年近五十的“走資派老婆”李淑秀說,潘文鳴,你的同學劉同奇太不象話,經常關起門打人家孫曉芳,打得她鬼哭狼嚎,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小孫那麽老實,他憑什麽欺負人家?劉同奇簡直不像個大學生,還是中央戲劇學院出來的!
劉同奇夫婦和李淑秀夫婦住在同一套房子裏,所以李淑秀對劉同奇夫妻的一舉一動,都很清楚。
對於李淑秀批評劉同奇的話,我自然知道這其中的難言之隱,但我對劉同奇和孫曉芳的生活隱私能講嗎?我隻能說,清官難斷家務事。
“你這樣說,是不是偏袒你的老同學?”李淑秀有點氣。我趕忙說,夫妻吵架難免,但劉同奇打人是錯誤的。
看來,劉同奇和孫曉芳之間的感情徹底毀了!這種沒有愛情的婚姻讓雙方都感到痛苦。不過,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即使他們的夫妻感情都到了這種地步,卻也能生兒育女。
=== 確實很難理解,往往打的凶的生的娃還更多,可能是打的時候不管不顧,打完就後悔,後悔就道歉,道歉就溫柔,溫柔就原諒,原諒就滾到一起了, 哈,邊打邊生,不離不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