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探尋曆史真相

附錄：探尋曆史真相

      《一個川劇女演員在文革中的遭遇》（以下簡稱《遭遇》）一文中，涉及到當代史中一個曆史事件和兩個曆史人物。這個曆史事件就是1959年到1961年大饑荒期間四川餓死人的問題；兩個曆史人物是彭德懷和劉文彩。關於彭德懷的冤案世人已經十分熟悉，不再贅述。在這裏筆者想根據網上提供的資訊，分別介紹一下四川的大饑荒和全國知名的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情況，看看是誰在處心積慮地在掩蓋曆史真相和歪曲曆史事實。

        第一，關於四川的大饑荒。《遭遇》一文中的四川邛崍縣川劇演員張素萱在60年代曾經和同事一起議論過四川餓死人的事情，在文革“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中，貴州省原文化局的婁廣華外調回來以後，把張素萱關於四川餓死人的議論列為她的一條重要罪狀，性質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發泄對黨的不滿”。婁廣華沒有講張素萱說這種話是造謠，說明同為四川人的婁廣華心中是知道四川在大饑荒期間有不少人餓死。按婁廣華的邏輯就是，有這種事情，但你張素萱不應講，講出來就是犯罪。顯然，這是毛澤東時代普遍存在的一個邏輯，下麵這份史料，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當時社會的黑暗。

     在維基百科中，有一篇是2011年09月15日登在《文摘周報》上的文章，題目為《1962年廖伯康冒險入京反映四川大饑荒實情》，作者署名為林雪。文章中講：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誌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後，尚昆同誌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天有不測風雲。1962年8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8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9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所有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領導通過一些途經看到了於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始了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蕭澤寬、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繼續狠批猛鬥。中央也沒有辦法，隻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止舟調到他那裏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準備把廖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止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止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麽還要他？弄得中聯部隻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就更無指望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消黨內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副廠長。重慶團市委的5個副書記被撤了4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到重慶市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直到20年後的1982年，劃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四川大饑荒餓死了上千萬農民（另有一個統計數字是940萬），在和平年代發生這樣慘絕人寰的災難，難道四川人會無動於衷嗎？其次，史料還告訴我們，在共產黨內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關心老百姓疾苦的幹部，他們希望中央能夠了解民間的嚴重災情，冒險向中央反映四川餓死人的真實情況，但這些良知沒有泯滅的共產黨幹部，都先後落難被整，說明毛澤東和四川領導人李井泉狼狽為奸，他們製造了四川的大饑荒，而又千方百計掩蓋大饑荒餓死人的真相。

     第二，關於劉文彩的真相。《遭遇》一文中的女演員張素萱在四川邛崍縣川劇團工作期間，曾經跟同事講過，她的一個長輩在劉文彩辦的學校讀過書。婁廣華把張素萱講的這句話上綱到“為大地主劉文彩塗脂抹粉，美化地主階級”。那麽，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到底是否辦過學校？維基百科中是這樣介紹劉文彩辦教育的：“20世紀40年代開始，巧取豪奪近十年的劉文彩開始濟困扶危，創建文彩中學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公益活動。他這樣做，一是因為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想要重塑自身形象；二是因為劉家早年貧窮，劉文彩幼年失學，在精神上懷有強烈自卑，從小羨慕能讀書、有學問的人，成年發跡之後一有機會就結交文化名流，極盡禮數。辦學可以說是劉文彩終身的‘情結’”。
    另外史料還稱“建校所用工程材料、師資、儀器，一概追求一流。全校占地2000畝，相當於半個北大。至今，更名為安仁中學的文彩中學校園環境在四川省仍然首屈一指。劉文彩給教師開的工資是普通中學教師的兩倍，首期學生學費全免，以後各期學生，每期學費隻有六鬥米。”史料還介紹，劉文彩建起學校以後，“全部校產與劉家脫離幹係，他還專門把這一聲明刻在石碑上立在校園裏，以防劉家後裔不認賬。”這說明劉文彩在家鄉辦學是事實，張素萱講她的親屬長輩在劉文彩所辦學校讀過書，應該是無罪的。

     還有，毛澤東晚年，為了宣揚階級仇恨，貫徹他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指示，在四川大邑劉文彩住所搞了一個地主莊園展覽館，裏麵有‘水牢’‘地牢’‘行刑室’，還請美術家創作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劉文彩描繪成一個人間剝削壓迫農民的魔鬼，然後組織國內外廣大群眾前去參觀，接受階級鬥爭教育。於是，劉文彩成了中國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成為世人仇恨的對象。

     但真實的劉文彩情況如何？在維基百科中是這樣介紹的：“在改革開放後有觀點認為，劉文彩在當地事實上發展了西康地區經濟，並為西康的初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且經常接濟窮人，當地人稱他劉大善人。西康省在劉文彩發達的時期受到了大額捐助，是西康至今為止發展最快的時期，做的貢獻最大。但反對者認為，劉文彩在統治川南地區期間利用權力為劉文輝聚斂財產，向百姓征收大量苛捐雜稅，利用壟斷行業牟利。同時，他也受到利用“禁煙”名義販賣鴉片等毒品的指控。”

     另外，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麽‘水牢’‘地牢’‘行刑室’，泥塑“收租院”也是虛構出來的，所以，這些都是為了宣揚階級仇恨，采用歪曲和捏造等手段來炮製的。因此，在毛澤東去世以後，筆名笑蜀的評論家陳敏經過走訪調查，於1999年出版了《劉文彩真相》一書，既介紹了劉文彩在宜賓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斂財的經曆，也寫出了他對家鄉安仁經濟和教育的貢獻。另外，劉文彩的後代也不斷指出地主莊園陳列館中許多捏造的事實，於是，四川有關部門先後撤出“刑具室”和“行刑室”，把“水牢”改為“鴉片煙室”，把“地主莊園陳列館”改為“劉氏莊園博物館”，並承認收租院展現的故事純屬虛構。

      但在一黨專政的社會裏，恢複曆史真相的腳步不可能一路暢通，笑蜀出版的《劉文彩真相》，以及他同年出版的名為《曆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兩本著作被禁止發行，同時還讓他丟掉了武漢一所大學馬列課的教職。

        以上史料，供讀者參考。

                                                                                            2017/9/1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