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幫呂大夫寫檢查

 

 

我幫呂大夫寫檢查

 

潘文鳴

 

      幫呂大夫寫檢查，是我在文革期間的一段親身經曆。雖然事情已經過去47年，而且當年寫的檢查底稿也沒有留存，但事情的前後經過，以及所寫檢查的大致內容，仍然記憶猶新。

      為了使讀者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弄清楚，我想先從結識呂大夫寫起，這樣讀者就會了解呂大夫是怎樣一個人；然後再回顧我幫呂大夫寫檢查的經過。我覺得，這段經曆對我們認識文化大革命是怎樣一場運動，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上篇   文革中結識呂大夫

      1969年7月下旬，我妻子在孕婦例行檢查中，發現身體狀況異常，門診醫生要求她產前住院觀察。辦了住院手續，我妻子住進貴醫附院的婦產科病房，管床醫生就是呂筠大夫。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三年多，省文化局和省屬文化係統各單位的領導班子雖然已經建立，但多數人都沒有什麽事情可做，許多單位都處於半癱瘓狀態；但醫院情況不同，一切都按部就班。

     妻子住進醫院的第二天早晨9點多鍾，隻見一位中年女大夫穿著白大褂，帶領幾個穿同樣白大褂的男女來到病房，這位中年女大夫就是管床醫生呂筠大夫。呂大夫大約四十多歲，個子不高不矮，身材適中，第一印象是她有一種領導或權威的氣質。進入病房以後，呂大夫先走到妻子病床對麵另一個中年孕婦床邊，這個孕婦是因為有心髒病，加上氣喘而且經常大把大把出虛汗，醫生認為她生產可能有危險，也屬於產前需要特別觀察和護理的孕婦。

      呂大夫檢查完那位中年孕婦的情況以後，來到我妻子床邊，護士向她匯報了妻子早晨的體溫和血壓數據，然後呂大夫指了指我妻子，對身邊的實習醫生講，這個病人是初產婦，25歲，原來血壓正常，懷孕以後血壓升高，兩腿浮腫，現在臉部也有些浮腫，預產期已經到了，如果再不能自然生產，準備給她進行剖婦產。

     說著呂大夫又要求妻子坐起來，她從白大褂的口袋裏，拿出一個眼科經常用的眼底檢查鏡，開始檢查妻子雙眼的眼底。由於妻子臉部已經開始浮腫，雙眼也有些腫脹，所以檢查起來很費勁。呂大夫檢查完，她向兩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說，你們來看看這個病人的眼底情況。兩個年輕的實習生是一男一女，兩個人分別用那個眼底檢查鏡對妻子的雙眼看了一番。呂大夫問她們情況如何？一個說好像有點異常，一個說看不出什麽變化。呂大夫對兩個實習生說，目前來看，眼底視網膜還沒有明顯地剝離，但很危險……

     接著，呂大夫轉過臉來問我，你是病人的家屬？我回答是。呂大夫對我說，你愛人的雙眼眼底情況不太好，視網膜有剝離的危險，如果視網膜剝離，可能導致雙目失明。從我們醫生角度來說，初產婦生第一胎，我們主張盡量由產婦自然生產，現在預產期已到，產婦仍然沒有動靜，考慮你愛人的妊娠毒血症已經到了第三期，我們不能讓她發展到第四期。所以，我們準備給她做手術，實施剖腹產，家屬要有思想準備。最後問我，你有什麽意見？

      我說，你們是專家，我們家屬聽你們的安排。

      呂大夫認真瞅了我一眼，然後率眾離開病房。

第一次見麵，呂大夫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她對病人，對教學，都很認真負責，覺得她是一個值得信任的醫生。

當時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武鬥發生，多數人對運動已經失去興趣，開始關心老婆孩子和柴米油鹽。我向局機關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匯報了妻子的情況以後，得到允許，每天開始到妻子的病房去上班。在病房裏，除了照看妻子的飲食起居外，閑下來就看看紅衛兵小報，或者是油印傳單，了解一下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亂象，另外就是看醫書。那時，除了馬列主義著作和毛選，以及魯迅的書，再有就是醫書可以看，其它書籍一律屬於禁書。

按醫院慣例，除節假日外，每天醫生都要到病房查床。由於貴醫附院是貴陽醫學院學生的實習基地，所以，每天管床醫生到病房查床不僅有護士陪同，往往還有年輕的實習醫生跟隨。因此，在妻子住院期間，上班時間，我每天都能見到呂大夫帶領實習生查房。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雖然對所有的技術權威進行了衝擊和批鬥，但呂大夫每次來查床，她仍然顯得很有權威，跟隨她的護士和實習生都對她畢恭畢敬。此外，呂大夫檢查病房，無論是對病人和病人家屬，說話都不客氣，比如同一個病房的那位患心髒病的孕婦，經常不見她丈夫的身影，有一次呂大夫看見她丈夫來到病房，就嚴肅地對他講，你愛人的情況比較危險，事關大人和嬰兒的安危，你要經常來看看她，照顧她，你不能不負責人。那個中年男子聽了臉上有些尷尬不自然，隻是說單位有事。顯然，呂大夫把病人的安危看得很重，她不太講人情世故，也不怕得罪人。

     時間一長，聽護士和病人家屬說，呂大夫業務水平在婦產科數一數二，文革前是婦產科和兒科兩個科的黨支部書記，很厲害，好多人都怕她，現在她還是單身一人。造反派起來奪權以後，盡管她不再擔任婦兒科的黨支部書記，但作為婦產科主治大夫，她仍然忠於職守，對工作認真負責。

     有一次，呂大夫見我讀《農村醫生手冊》，對我笑了笑說，當丈夫和當爸爸，看看有好處。接著又問我，你是學的什麽專業？我說，戲劇文學。

她說，原來是搞文藝工作的。

我說，我剛畢業，還沒有開始工作，就參加文化大革命，而且學的那一套都成了封資修了，以後都不知道幹什麽好……

     呂大夫說，你這麽年輕，肯定有前途。那口氣，也像一個領導人在鼓勵手下的幹部。

     呂大夫見妻子預產期已過，仍然遲遲不生產，而且臉部浮腫已經十分嚴重，雙眼成了兩條縫。她說已經發生腦水腫，視網膜也將剝離，隨時有可能發生癲癇，情況很危險，要立即實行破腹產，迅速介紹妊娠。

       然而，就在呂大夫決定給妻子實施剖腹產時，突然遇到了停電，手術無法按時進行。文革期間，貴陽市停電經常發生，但每次停電都提前通知，而這次停電卻沒有提前通知，不知道是不是與“729事件”有關？

      所謂“729事件”，是指1969年7月29日貴陽市紫靈庵附近發生的一場武鬥流血事件。紫靈庵就在我住的省文化局機關的西邊一百多米的地方，屬於貴陽市內的中心地帶。當時貴陽地區有兩大派，一個是支持省革委李再含主任的所謂“紅色政權”的“支紅派”，另一個是對李再含政權持批評態度的“411派”。兩派的對立由來已久，而且兩派背後各有部隊支持，鬥爭形式也由貼大字報，遊行示威，衝擊會議，逐漸發展到武鬥。

      7月下旬，當時妻子已經住院觀察，晚上我從醫院回家，夜裏躺在床上，就常常聽到窗外紫靈庵方向有槍聲，讓人開始有些提心吊膽，並且擔心會不會發生動亂和內戰？

聽說411派占領了紫靈庵的黑大樓，兵團指揮部要設在那裏，“支紅派”要拔出這個據點。在7月29日那天，“支紅派”的汽車廠工人把汽車改裝成土坦克，對黑大樓發動進攻，真槍實彈，有人受傷，有人送命。聽說一個411派十六七歲的高中女生，在宣傳車上進行現場廣播，被黑大樓對麵高級法院樓裏“支紅派”的狙擊手開槍射中頭部，當場死亡；衝進黑大樓的“支紅派”戰士，也有傷亡，聽說一個支紅派戰士衝進黑大樓以後，被打傷躺在一樓長椅上，滿身是血，還在扭動……這就是我所知道的“729事件”。

      妻子病重住院，我已經沒有心思去關心發生在身邊的武鬥。由於停電，妻子無法立即做手術，我整日坐臥不寧，感到焦慮不安，直等了將近四五天以後的8月15日，在深夜12點以後，終於醫院來電，各個病房一片光明！

      幾分鍾後，護士立即來病房通知我，說馬上要給妻子做手術，要我們做準備。那晚妻子已經入睡，我趕忙把她從熟睡中喚醒，她告訴我，她正在做夢……

妻子被從病房推走時，呂大夫走進病房，問我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我說，大人孩子都要保。呂大夫沒有理我，匆匆離去。顯然手術有風險，在忐忑不安中我想，剛結婚一年，就遇到這樣的生死攸關的事，現在妻子和孩子的性命就在呂大夫的手上了……

      大約將近兩個小時以後，醫院的護工把妻子推回病房，由護工和護士把妻子抬上床，並把她的輸液瓶掛在木架上。這時妻子還在昏迷之中，她臉上已經沒有血色，變得蠟黃，樣子仿佛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但護士告訴我，手術順利，大人和孩子都安全。又說，由於產婦身體虛弱，不能照看嬰兒，由嬰兒室的護士代為照看。護士的一番話，使我提著的心，終於放下來！

       妻子手術後，大概在醫院又住了一個星期，傷口縫線拆掉以後，母嬰身體狀況基本正常，我們才從醫院回到家中。由於妻子是患妊娠毒血症情況下采取剖腹手術，產後身體不僅十分虛弱，而且發現她雙眼畏光，同側偏盲。就是說，她隻能看見左邊的東西，雙眼右側的視野全部喪失。在身體虛弱和視野缺損的情況下，呂大夫說，她已經不宜給新生嬰兒喂奶，兒子需要人工喂養。

      當時文革期間，牛奶、白糖、雞蛋、雞鴨魚肉……幾乎樣樣憑票供應，物資供應十分緊張。我隻身一人來到貴陽，幾乎沒有什麽親朋好友，在物資極端匱乏的情況下，為了妻子和孩子健康地活下去，我必須日夜奔波和操勞，所經曆的磨難，在這裏不再細述。

     不過，在照顧產婦和嬰兒的緊張日子裏，想到我們能夠遇到像呂筠這樣有經驗，有技術，又負責人的產科大夫，也是我們夫妻的幸運。試想，那天半夜來電，呂大夫如果不是為妻子和孩子的安危考慮，她完全可以到第二天上班以後，再從從容容給妻子進行手術，但她考慮到妻子的病情危險，所以，半夜也要上手術台。

     呂大夫這種對工作極端負責的精神，不免使我想起作家周而複在一本小書中對白求恩大夫的描寫，白求恩在前線救治傷病員時，他不顧個人安危，把每個傷病員都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樣，那種忘我的工作態度和人道主義精神，十分令人感動和難忘！

 

下篇   呂大夫的檢查應該如何寫

      妻子出院以後，我一直對呂大夫心存感激，但卻一直沒有時間去看望她，更沒有想到向她送些禮品，表示感謝。

     不過，機會終於來了。

     那是第二年初春，一天我去貴醫附院旁邊的菜場買菜，恰好碰到呂大夫。我向她打招呼，她見到我，首先問我妻子和孩子的情況，我說還好，多虧呂大夫的及時搶救。呂大夫聽了以後，說母子平安就好。然後她猶豫一下，試著問，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我問什麽事情？她想了想說，既然你剛才講你家就住在附近，晚上我去你家再詳談。我把她帶到我們家住的農資公司宿舍一樓大門口，指了指我們住的具體房間，然後分手。

     晚上呂大夫按約來到我家，她先看了看妻子和孩子，臉上露出欣慰的神情。因為這對母子畢竟是她深更半夜在手術台上，通過爭分奪秒的緊張工作，把她（他）們從險境中搶救過來。

     呂大夫坐下以後，臉上馬上又出現一種憂傷的神情，她從包裏拿出一包煙，抽出一支準備吸，但又放回去。我問是不是沒帶打火機？她說，屋裏有嬰兒，算了，回家再吸。一般女醫生很少有吸煙的，沒想到呂大夫會吸煙。

     妻子給她倒了一杯水，呂大夫開始講自己的事情。她說，文革初期，北京來的紅衛兵和醫學院的紅衛兵聯合起來，到附院來揪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附院領導和各科室負責人，幾乎都被揪出來進行批鬥。我是婦產科和兒科的黨支部書記，自然也無法幸免。由於平日我對科室醫護人員要求比較嚴格，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給我貼了大字報，結果那些紅衛兵看了大字報，又聽信了一些人的造謠汙蔑，在批鬥中拳打腳踢，侮辱人格，我想不通，就選擇了自殺。不過，很快被人發現，搶救過來以後，雖然恢複了我的業務工作，但黨籍卻一直沒有恢複。

     去年底，工宣隊和軍代表進駐附院以後，要恢複黨組織正常活動，要求我在黨支部會上就自殺行為做一個檢查，可是我做了兩次檢查，都沒有通過。想到你是學文科的，想聽聽你關於如何做檢查的意見。

     我聽了呂大夫的講述以後，說您是我妻子和兒子的救命恩人，我一直心裏想，應該如何感謝您才好？今天您把自己經曆的不幸告訴我，這是對我的信任，我自然應該努力為你做些事情。

    呂大夫說，“救命恩人”談不上，救死扶傷是我們醫生的職責。隻要母子健康，對我們當醫生的來說，就是最大的安慰。

     我說，我不是黨員，對黨章和有關黨的知識缺乏了解，不知我的意見對你是否有幫助？我問她，你兩次檢查通不過，究竟黨支部對你的檢查有什麽意見？

     呂大夫說，歸納起來就是認識不深刻：一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意義認識不深刻；二是對自己的自殺行為認識不深刻；還有就是對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仍然有抵觸情緒。

     呂大夫這樣一講，我心裏就有底了。因為從文革開始，我無論是個人，還是在117戰鬥隊裏，對毛主席那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都下了不少功夫，三年多來，已經基本熟悉和掌握。因此，我幾乎毫不費力地就把自己的想法理清楚。

     我首先說，對您在運動初期的遭遇，從我內心來說，非常同情。為什麽這樣說？因為紅衛兵搞“紅色恐怖”的種種行為，都是違背中央曆來有關的指示精神的。另外，在批鬥中，所有上綱上線的不實之詞，所有造謠汙蔑，所有侮辱人格的做法，也應該說是錯誤的。因為在毛主席的著作中，對黨內鬥爭，一再強調要實事求是，反對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其次是，一個人當他（她）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受到野蠻的打罵和人格侮辱時，在徹底絕望的情況下，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外國人也有“不自由，毋寧死”的說法。所以，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識分子和誌士仁人都把個人尊嚴，把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看得比生命都重要。這些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和理想，在特定情況下選擇了自殺，這是一種非常悲壯的舉動，不僅應該同情，而且還值得尊重！

     呂大夫聽了，笑了笑說，如果我按你說的這樣做檢查，恐怕更過不了關……

     我說，的確，我剛才講的，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但這些想法現在被批判為是資產階級人性論，是和階級性和黨性對立的。因此，我們必須按黨的要求，從階級性和黨性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對不對？

     呂大夫說，我是一個黨員，自然應該用黨性原則來要求。

     我說，既然這樣，那麽你的檢查是不是按這個思路來寫？

     第一點，先談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按中央文件和報刊社論的提法，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反修和防修，是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大革命的目的是砸爛舊世界，在中國建立一個新世界。因此，我們必須堅決支持，堅決擁護，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投身到這場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總之，我們在檢查中，首先要把中央文件和報紙社論中的這些論述，在檢查中體現出來。這樣，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才算正確和深刻。

      第二點，中央文件和報刊社論中還告訴我們，這場革命運動又是一個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因為無產階級大革命要徹底摧毀一切舊製度，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這就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鬥私批修，都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因此，在這場大革命中，我們每個人都要檢查自己的世界觀中存在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具體到您呂大夫來說，比如在政治上，有沒有一種優越感？有沒有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有沒有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等等。在工作中，是否有主觀武斷和自以為是？有沒有聽不進不同意見？是不是對科室同誌要求過嚴，有時缺乏尊重？等等。總之，把自己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問題，都歸結為毛澤東思想沒有學好，都說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都說成是組織上入黨，而思想上還沒有完全入黨的表現，這就是要觸及靈魂。

     第三點，對自殺行為的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那麽，對於每個共產黨員來說，都是一場考驗和鍛煉。所謂考驗，一方麵是指選擇走什麽道路——究竟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劉鄧的反？還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場，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麵？另一方麵，假如在運動中受到紅衛兵的衝擊，是努力經受革命烈火的考驗，還是對運動有抵觸情緒？就您的情況來看，雖然不是畏罪自殺，而是對紅衛兵的批鬥想不通，一氣之下，尋了短見。作為共產黨員來說，這是經不起群眾鬥爭烈火的考驗，黨性不純的表現，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愛麵子在作怪；同時，這也是一種對不起毛主席的教導，對不起黨的培養，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的一種表現。

     綜合以上所述，今後要進一步加強學習，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爭取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你看，按這個模式來寫檢查，是否可以？

      呂大夫聽了臉上露出滿意的神情，說終究是學文科的，你的分析我覺得還妥當，我回去就按你這個思路來寫。說完，呂大夫說，影響你們休息了，然後離開我家。

     大概是兩三天以後，呂大夫又來敲門。坐下以後說，小潘，我熬了兩個夜晚，寫出來的東西，自己感到很不滿意。看來，我拿手術刀還行，拿筆杆寫東西，恐怕無法和你相比。所以，我想請你抽時間，幫我寫個草稿，然後我根據你的稿子，再用自己的話謄寫一遍，你看這樣行不行？

      這段時間恰好我們單位在軍代表主持下，正在組建新的領導班子，我們一般人都沒有什麽事情可做。所以，我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呂大夫的請求，花了三四天時間，給呂大夫寫出一個檢查草稿，親自找到呂大夫住的宿舍，交到她的手中。呂大夫要給我泡茶和削水果，我借口家裏有事，便告辭離開。

      離開呂大夫家，心裏不免想，呂大夫住的宿舍，室內布置十分簡陋，完全像一個不善料理家務的男人的住所。另外，呂大夫看樣子已經四十多歲，為什麽還單身一人？當時我還沒有認識到，多數女人是把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看得很重；而有些女人，就像呂大夫，她們頭腦聰明，有能力有水平，在事業上出類拔萃，因而她們往往把自己的事業看得更重，這種女人在人生路上遇不到自己滿意的男人，她們寧可選擇獨身。呂大夫是不是屬於這種情況？假如是這樣，那麽，黨籍恢複不恢複，對她來說，的確事關重大。

     大概過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一個晚上，呂大夫提著兩斤白糖和兩袋奶粉來到我家，臉上帶著輕鬆的喜色，她告訴我，檢查在支部會上討論通過了，黨籍恢複了。所以，特來向我表示感謝！

     我說，祝賀你重新獲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另外，對她送來的禮物，我說你的身體看來營養也差，奶粉和白糖你拿回去自己用吧，我心領了。她說，這些都是產婦家屬送來的，我自己夠用。

     我說，謝謝你! 心想，當時物資那麽緊張，呂大夫的奶粉和白糖，的確是雪中送炭！

     呂大夫走了以後，我們再沒有互相來往和聯係，聽說她的婦兒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也很快恢複了。

     現在想來，呂大夫在文革初期，是受害者，在一個正常社會，三年後，應該給她賠禮道歉和恢複名譽。但是，當權者卻讓她繼續就自己的不幸遭遇做檢查，這應該說是對她的極大不公道。但在文革中，一切是非黑白都已經顛倒和混淆，到什麽地方去尋公道？另外，我幫呂大夫起草寫的那份檢查，也應該說是一篇騙人的鬼話，但當時唯有這些騙人的鬼話，才能蒙混過關，躲過一場又一場劫難，說來不是令人感到荒唐和可悲嗎？

2017/6/27 改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