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戰鬥隊的成立和解散（下）

                                         4  戰鬥隊裏互相洗腦

       我們省文化局的幹部組成戰鬥隊以後，任務和那些紅衛兵不同，我們是按中央文革指示精神，首先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論述，學習林副統帥的講話，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報紙社論，美其名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開展對走資派的鬥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在看來，戰鬥隊裏這種學習，無非是自覺地進行互相洗腦，用毛澤東那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歪理邪說，來取代頭腦中的正常思維和一般常識。

       舉例來說，我們“117戰鬥隊”成立以後，在寒星帶領下，首先學的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是毛澤東1966年8月5日針對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所寫大字報有感而發，可以說是在“516通知”發出以後，毛以統帥的名義，進一步吹響了向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派發動全麵進攻的號角。全文內容是：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統帥這篇大字報，在當時來說，就是給紅衛兵和造反派指明文革的鬥爭目標和方向。因為運動初期批“三家村”也好，批京劇《海瑞罷官》也好，紅衛兵運動起來以後批鬥彭陸羅楊所謂“黑幫分子“也好，打砸抓也好，廣大老百姓還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幹什麽。通過毛的這張大字報，大家心中才清楚，原來這次運動的目標就是劉鄧司令部，以及以劉鄧為首的全國大大小小的“走資派”。

       不過，大家弄不明白的是，黨中央怎麽會有兩個司令部？當時在閉關鎖國生活的中國人，一般對上層統治集團的內幕一無所知，大家都被蒙在鼓裏，隻知道中國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怎麽會有個劉鄧司令部？看了毛親筆寫出來的“炮打司令部”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黨中央有兩個司令部。

      比較關心政治的詩人寒星說，毛主席從59年退居二線，黨中央主要是由劉鄧主持工作，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50多天裏，劉少奇派工作組進駐全國各單位，鎮壓了群眾。所以，毛主席忍無可忍，才決定對劉鄧司令部開炮！

      那麽，已經揪出來的彭陸羅楊自然是劉鄧司令部的黑幹將。因為從紅衛兵辦的小報上大家已經知道，彭真是“大黨閥”，他在北京市搞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陸定一是中宣部長，他領導的中宣部是“閻王殿”；羅瑞卿是部隊總參謀長，他的罪狀是反對林副統帥；楊尚昆給毛主席的專列安裝竊聽器……這就說明，林彪講得搞政變，就是劉鄧一夥要奪毛主席的權，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通過學習毛的大字報，大家把文革運動初期發展的脈絡終於理清。

      然而，毛主席這張大字報講， “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又是何所指？張素萱向大家提出這個問題。

     雖然文化局的幹部經常學習中央和省委文件，對62年七千人大會和64年的四清運動，都有所了解。但對於張素萱提出的這個問題，也感到有些困惑。事實上，59年到61年的困難時期（又稱大饑荒），城市人吃不飽肚子，農村餓死人，凡經曆過這段日子的人，都記得十分清楚，經過62年七千人大會，劉鄧糾正了58年大躍進以來的一係列政策錯誤，中國的形勢才有所好轉，這也是當時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什麽毛主席反倒說1962年右傾？又說1964年有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

      在戰鬥隊裏，大家反複議論，主管印刷廠的老陳試探性問，62年的右傾是不是指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說，可能是。

     張素萱聽了以後，一臉茫然，她又問啥子叫“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告訴她，“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自負盈虧；“一包”就是包產到戶。張素萱是在劇團長大，聽了還是弄不懂——為啥子自留地、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道路？大家覺得張素萱對中國社會政治情況的確不夠了解，連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識都弄不清楚。不過，既然是小組學習，還是有人耐心地告訴她，社會主義講一大二公，自留地可以使農民滋長自私自利心理，自由市場可以使少數人發財，包產到戶是變相的私有製等等。可是張素萱又提出啥子叫“四大自由”？這下子大家一時有點蒙。於是，大家像猜謎語一樣，總猜不完全，找不到正確答案，直到第二天老革命老邵，他回家以後去問一個在省政府工作的老戰友，才終於弄清楚，所謂“四大自由”指的是：自由租地、自由貸款、自由雇工、自由貿易。

      總之，當時由於毛澤東被林彪吹捧為五百年才出現的天才，是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新頂峰，因此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所以，大家都懷著無比的虔誠，努力去理解毛的話，假如理解不了，假如覺得毛的話違背事實，大家也不敢懷疑。

     現在想來，在戰鬥隊裏的學習，無非是互相洗腦。通過學習，大家把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當成了真理，當成了金科玉律，當成了聖旨。凡是過來人都知道，50年代在毛澤東的瞎指揮下，導致了中國大地上成千上萬農民被餓死，他退居二線以後，在劉鄧製定的一係列挽救危局的措施下，包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出台，中國人民才從大饑荒的困境中慢慢走出來。實踐證明，毛澤東領導中國人走的是一條貧窮之路，饑餓之路和死亡之路，而劉鄧則帶領中國人民走擺脫貧窮和饑餓，擺脫死亡的正確之路。

       曆史就是這樣吊詭，罪人成英雄；功臣變罪人。天理何在？因此，回想當時我們對毛統帥的崇拜和信任，對劉鄧的仇視和批判，既顯得幼稚可笑，又顯得十分可悲！

                                 5、寒星的失足和我的罪責

      局機關成立三個戰鬥隊以後，局機關的領導小組便由三個戰鬥隊的負責人加上一位部隊轉業軍官組成。這位部隊轉業軍官叫陳忠恒，他在部隊是團級幹部，也是搞政工，來到省文化局以後，職務是局機關政治部主任。運動初期省委工作組進駐局機關以後，陳忠恒被認為是曆史清白並且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幹部，被工作組選拔出來參加領導小組，領導文革初期的局機關的運動。

      實際上，毛把文革的烈火點燃以後，故意離開北京，讓劉鄧出麵處理，劉鄧按過去的做法，並請示了毛，才在全國範圍派工作組進駐各單位。劉鄧沒有認清，這是毛的一個圈套，故意讓劉鄧犯錯誤，所以，50多天以後，毛認為全國各地的工作組是消防隊，犯了鎮壓群眾革命烈火的路線錯誤。

     在這種背景下，貴州省文化局機關的省委工作組撤出，局機關一時群龍無首，就由陳忠恒暫時出來主持。由於陳忠恒來局機關以後，很低調，對人總是微笑相對，很有人緣，所以，他又繼續成為局機關造反派領導小組的主要負責人。 

   “117戰鬥隊”成立以後，寒星名正言順地成了局機關造反派領導小組成員，他經常參加領導小組會議，研究局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有關事項，然後回戰鬥隊來向大家傳達。寒星由一個被人說成“思想有些反動”的邊緣人物，一下子成了局機關領導小組成員，他嚐到了掌權的甜頭，感到自己總算有了出頭之日，臉上一掃往日的冷漠和傲慢，出現了勝利者那種溫和的笑意。可是局機關那些老左派，看著他仍然有些不順眼，背後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難道能讓寒星這種人來領導？好在這種話寒星沒有聽到，不然寒星肯定不會善罷甘休的。

     由於寒星是個詩人，許多事情容易感情用事。所以，在一次局機關批鬥“走資派”周曉山時，當揭發人談到黔劇團苗族歌手劉阿胞曾經在文革前上告周曉山，周曉山知道以後對劉阿胞進行打擊報複，劉阿胞被逼自殺。局機關在場的人聽了群情激奮，振臂高呼“打倒周曉山”的口號，沒想到，寒星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疾步走到台上，對低頭彎腰胸前掛著大牌子的周曉山，當胸就是一腳，把周曉山踹了一個踉蹌，險些仰麵跌倒……

     第二天，戰鬥隊開會，對頭一天的批鬥會進行總結。李淑秀說，寒星昨天對周曉山搞武鬥，這是違背中央“要文鬥，不要武鬥”精神的。顯然，她對歌舞團那些紅衛兵和造反派中的個別人在運動初期對她丈夫拳腳相加，記憶猶新，恨之入骨。鍾淑華也說，寒星這樣搞，對我們戰鬥隊的聲譽影響也不好，我們不能像運動初期歌舞團和京劇團那些小青年，那些人喜歡動手打人，不得人心，今後希望你不要再這樣魯莽。我自然同意以上兩個人的意見，而且在一年多的相處中，我感到寒星確實有點左傾盲動主義傾向。但寒星不服氣，說毛主席明確指出，我們和走資派的矛盾是敵我性質，還講過，要對敵狠，我們為什麽對周曉山文質彬彬？顯然，寒星也有書生氣。寒星在批鬥會上的魯莽和不文明舉動，在以後的“一打三反”和“清隊”運動裏，也遭到了清算。

       那麽，反省自己，我當時在戰鬥隊裏扮演了一個什麽角色？記得，“117戰鬥隊”在紅衛兵小報上以“鍔未殘”的筆名發表過文章，對省文化局所謂“走資派”進行批判和聲討，現在看來整篇都是顛倒黑白的一派誣陷之辭，而這篇文字就是由我起草，經戰鬥隊全體討論通過以後發表的。此外，我還撰寫過批鬥省文化局三個局領導的大批判發言稿，經戰鬥隊全體成員討論通過後，在全係統的批鬥大會上，由我代表戰鬥隊發言……

以上這些活動，當年覺得自己是滿懷激情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現在來看，則是積極參加迫害省文化局領導幹部的一種罪行。

1969年底，軍代表進駐各單位，省文化局三個戰鬥隊自行解散，“117戰鬥隊”的曆史使命也結束。

 

6  對戰鬥隊的反思

       按毛在前麵提到的《十六條》設計，文革中的各種群眾組織，最後要形成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而且還設想這三種組織形式“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十六條》中還設想，“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

     可是，現實卻是，這些造反派組織領導人，不管是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也好，全國各種兵團的頭頭也好，他們一旦權在手，便像日本投降以後的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都互不服氣，都對民主選舉不感興趣，都想占山為王，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武鬥不休，流血不止。在這種形勢下，毛偉人無可奈何，隻好改變初衷，實行軍管，結束內戰。而林彪事件的發生，又使軍管嘎然而止，被迫讓鄧小平複出，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

     現在想來，文革中全國各種群眾組織，從紅衛兵組織到各種戰鬥隊，到各種兵團，都是毛用來摧毀中國各級官僚機構的工具，是毛建立烏托邦王國的絞肉機，在製造災難和毀滅人性的道路上，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注1）：最近微信上看到宋任窮的女兒在美國撰文，稱她並沒有參加打死卞校長暴力活動。說明掌權者掩蓋文革曆史真相，就為攪混水者提供了方便之門。

（注2）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裏的三反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2017/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