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一次返京
潘文博:雖然大隊讓我們幹活了,可是在修水庫時,由於咱們出身不好,也是處處受氣。有一次挖渠,我正幹著幹著,曉娟來找我,說:
“二哥,李國真罵我!”
“他為什麽罵你?”我問。
她說她邊幹活邊唱歌,李國真罵她臭美!李國真是個幾十歲的大老爺們,曉娟那時是個10多歲的孩子,你說李國真是人不是人?我心想,咱家成分不好,李國真又是一個農村地痞,該忍咱就忍。
我就說,你別搭理他,下次他再罵你,你來找我。不一會,曉娟又來找我,說李國真又罵她。我的火就上來了,心想:李國真也欺人太甚,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連唱歌的權利都沒有?!
我過去質問李國真:你為什麽老欺負人?我們出身不好,難道就不能唱歌嗎?李國真看我身強力壯,來勢洶洶,毫無畏懼的樣子,一時愣住了……
正在這個時候,大隊書記走過來,他叫羅發,說:
“潘文博你幹什麽?你要翻天?你給我老實點!”
我把剛才發生的事向他介紹幾句,說:“我們好好勞動,並沒犯法,他李國真憑什麽欺負人!?”
“你們家什麽成分你清楚,少說廢話,快快幹活!”書記板著麵孔,瞪我一眼。我想,像李國真這種農村地痞流氓,要是沒有大隊書記撐腰,他也不會這樣囂張。
還有一次,大概是公社來的幹部,悠悠晃晃走過來,瞅著我幹活,說:
“潘文博,留著勁幹什麽?”
我心想,你們這些老爺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跟他叫勁,笑著對他說:“你下來,咱們試試。”
他看了我一眼,就跳下來,我把筐裝得冒尖,然後把筐繩放在杠子中間——咱倆誰也別吃虧。隻抬了兩筐,他就蹭了!用眼睛斜了我兩眼,恨得咬牙切齒,甩甩袖子,就走了。
我們在老家過的日子,吃了上頓沒下頓,可以說是饑寒交迫。晚上睡不著,就想:父母一輩子並未幹過什麽傷天害理的事;自己也並沒有幹過什麽對不起國家和人民的事;我們從解放前就到了北京,在北京20年的時間裏,一直遵紀守法,為什麽要這樣對待我們?我覺得太不公平。所以,我對媽講:
“看來在這裏我們沒有活路,我得先回去,回北京……”
那大概是12月末,我接到大哥的信,信中說全國都在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凡是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都可以要求平反。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組打的“壞分子”,又是受人誣陷,應該屬於平反的範圍。我們老家沒有報紙,也沒有廣播,非常閉塞,對外麵的世界一點也不了解。看了信,我非常高興,把大哥信上的內容對爸和媽一講,他們也支持我回北京看看,所以,我立刻決定走,回北京。
到了北京,一看形勢挺好——中央第一次提出落實政策,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工作組……我心中覺得有希望,我的問題就是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成的!應該屬於平反的範圍。
另外,聽說運動初期被遣返的人,也有不少陸陸續續回來的。所以,我在大姐家找了一張紙,就立刻給老家的父母寫了封信,讓他們把幾隻雞殺了,或者是賣了,趕緊想法回北京。
沒想到,我一走,家裏就出事了……
風琴(四妹,66年讀初中一年級,當時14歲):二哥一走,大隊幹部很快就知道了。薑子勤和李國真他們找了兩匹快馬,騎著就去追。聽說他們跑到縣革委以後,對縣革委領導說,壞分子潘文博跑了,要求縣委出證明拿錢,到北京把二哥抓回來。估計縣裏的頭頭也摸不清當時的形勢,就跟他們講,你們願意去追就追,縣裏沒錢。幾個人很掃興,氣鼓鼓地跑回來,他們和大隊領導一商量,就把爸和媽抓到大隊辦公室,讓爸和媽彎著腰,低著頭,蹶起屁股,審問:你為什麽讓你兒子潘文博跑了?你們知道不知道地富反壞右是監督改造對象?五類分子能到處跑嗎?子女也不行!你們的二小子為什麽走之前不請假……
最後他們要求爸和媽在一個星期之內,把逃跑的兒子喊回來。不然的話,後果自負。
潘文博:我在北京接到家裏的信一看,就急了!馬上寫了一張明信片,上麵寫的是:我是到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所在地來申訴告狀的;我沒違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光明正大。曆史將證明我無罪。我希望你們不要關起門當皇帝,無法無天!寫好,貼上郵票,直接寄給大隊幹部。聽說他們收到明信片,氣得嘴都歪了!
風琴:家裏收到二哥的信,我們全家一商量,覺得在老家也的確沒有活路,隻有回北京。可是要走,隻能偷著走,大隊領導是不會同意我們回北京的。偷著走,怕目標太大,被發現,抓回來要挨批挨鬥。我們就決定一家人分成兩撥——媽和潘文平、曉娟,加上我,四個人一撥先走;爸和三姐後走。
我們白天不敢走,等晚上九點多,天已經完全黑了,看看外麵沒人,才偷偷出發,往姥姥家的四條溝方向走,我們娘四個整整走了一夜,天快亮,才到姥姥家。路上就像偷越國境,又像躲日本鬼子,累得渾身是汗。媽那年雖然不到50歲,可是是小腳,平日走路就不方便,多走一點路就腳痛,所以,那天媽咬著牙,走得她上氣不接下氣,她也是拚著老命。我們三個年紀小,那年我和曉娟都十多歲,也背不動媽,文平弟還不到十歲,他慌慌張張之中,還走丟了一隻鞋……
到了姥姥家,把我們累得像散了架一樣,媽躺在炕上,起都起不來了。姥姥已經將近80歲了,看我們狼狽不堪的樣子,也很著急,想到我們走了一夜,肯定肚子餓了,就趕緊點著火,給我們做飯。我們喘了一口氣,也來不及吃,怕誤了火車,一咬牙,又上路了……
我和曉娟攙著媽,一步一步往前挪,那真是像逃命一樣……
風珍:媽她們娘四個頭天走,我和爸爸第二天走,也是晚上看著路上沒人了,才偷偷上路。走到四條溝,又走岔道了,隻好又往回走。走到平房,碰到一個拉煤的大車,我們給人家講了兩句好話,那會兒有同情心的人還是不少,特別是在農村,人家同意拉我們一段,我們才上了車。還好,一直坐到天義火車站。雖然坐在馬車上,可在車上也受罪——當時正是冬天,凍得手腳生疼,流清鼻涕,流眼淚。下了車,覺得兩條腿不對勁,到廁所一看,兩隻腳都腫了。
到天義以後,爸爸怕人家發現,不敢進候車室;我也東張西望,怕大隊的人追來。直到我們父女倆買上票,進了站,檢票上了車,一直提著的心才算放下來……
潘文博:爸媽和幾個妹妹加上潘文平,他們六口人到了北京,我在中央文革的辦事機構,把我們全家遣返以後在老家沒吃沒喝沒地方住的情況向他們講了,要求他們能夠落實政策,讓我們全家回南苑。他們聽了我的申訴,就開了一張證明,上麵寫讓公社安排。我們就拿著證明回到南苑,找到公社,公社領導看了看,就簽字讓大隊安排。大隊領導反複看了看證明,想了想,看樣子有些為難,不太願意安排,可又有上級的證明,就讓我們全家暫時回原來住的地方。
風珍:回到咱們原來住的地方一看,屋子就像日本鬼子洗劫過一樣——大哥留下的兩箱書、小提琴,都讓農村造返派搶光了;我們那些三好學生獎狀,也丟得滿地都是;二哥的線提被麵也燒了,炕也刨了,……估計造反派是大搜查,想找什麽違法的東西,結果什麽東西也沒有找到,把屋裏弄得空空的,禍害得不象樣子……就這樣,我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