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的人生路（6）

六

軍代表的奪權，特別是與張錦花的分手，對周毅的打擊十分沉重。我到歌舞團去看他，隻見往日精神煥發和微笑時時掛在臉上的周毅，變得無精打采和精神萎靡，人也瘦了許多。

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有頭腦的文化人，他既沒有譴責秦小二的做法，也沒有責備張錦花的變心。我當時對社會缺乏了解，滿腦子都是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和觀念，還憤憤不平地問，張錦花這種行為算不算是對愛情的背叛？周毅反倒十分平靜地說，她有選擇的自由，再者說，強扭的瓜不甜。他又說，人生難免有坎坷起伏，跌倒也好，碰得頭破血流也好，傷口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會愈合的。

我說，在你們歌舞團，常常有因為戀愛而打架鬥毆的事情發生，你這種態度，團裏人會不會認為你太軟弱？他說，你沒有看過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麽辦》？裏麵有個人知識分子，他發現自己的妻子愛上自己的好朋友，他雖然內心很痛苦，但他最後選擇的處理方法是，寫了一封遺書，假裝跳河自殺。文學書籍裏那些和情敵決鬥的描寫，我認為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我想，周毅是對的。

有一句詩：“天上無雲地下旱，過不了的日子另打算”。我在追求那位打字員沒有什麽結果以後，眼看30歲出頭，不想再耽誤時間，就把自己的婚姻問題匆匆解決了。周毅也是如此，經人介紹，他和一位電信局的郭姓女孩結了婚。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當時要求移風易俗，反對陳規陋習，一切都講究革命化，所以一般人家的婚喪嫁娶都辦得都比較簡單。而我和周毅在貴州都是外鄉人，除了本單位的同事以外，幾乎沒有什麽親朋好友。在這種情況下，加上經濟條件所限，婚事辦得更是簡單——我和妻子回北京探一次親，回來請單位同事吃幾顆糖，就算是旅行結婚。周毅究竟是如何辦的婚事，我不得而知。

不過，他結婚以後我見過他的妻子小郭。從個子來說，小郭和我的妻子一樣，都是典型的貴州矮個子。從長相來看，小郭與張錦花更是不能相提並論。顯然，我和周毅的婚姻都談不上是真正由於愛情的那種結合，無非是相見以後互相並不反感，於是匆匆結婚，了卻一樁心事。

我一直弄不明白，就是中戲的畢業生為什麽在貴州找對象都不順利？比如我在《一個女大學生的沉淪》裏寫的徐婉麗（化名），她是64年中戲戲文係畢業分到貴州的，她的戀愛和婚姻簡直就是一個悲劇（此文見2013年12月筆者所發的博客文稿）。64年還有一個中戲舞台美術係的畢業生，他名叫張延奎，也是分到貴州省歌舞團。他苦苦追求一個歌隊的女生，也是沒有成功，最後他在灰心喪氣下調離貴州，回到他的老家山東。還有我的同班同學吳桐琪，他的婚姻也是勉強為之，婚後打打鬧鬧，幾年後離婚分手……當時有人說，文藝界的許多女孩不愛書生愛流氓；實際上，這和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那時講究的是出身成分和權位，而知識文化或大學文憑，一般很少有人看重。

話說回來。在文革期間，我們不僅找個滿意的對象不容易，而結婚住房問題更難解決。當時全國所有城市裏住房都相當緊張，許多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對這個問題都有切身體會。當時我們文化局機關的大學生結婚，實在沒有辦法，由於局機關不辦公，有三對結婚後就住局機關辦公室，其中就有我們夫妻。我和妻子結婚時，除了一張床是妻子家提供以外，其餘的東西如桌椅板凳等都是原來辦公室的。有些夫妻兩個都是外地來的大學生，他們結婚就是把兩個單人床搬到一起，把兩個人的被子抱在一起，就算是結婚了。

至於周毅和小郭結婚是如何操辦，我不清楚，我隻知道他和小郭結婚後就住在歌舞團大門外的一間小木板房裏，這間木板房可能就是歌舞團的一間儲藏室。當然，那時也有個別造反派頭頭，就像當年土改期間把地主掃地出門一樣，責令走資派從他們住的寬敞樓房中搬出去，讓他們去住簡陋的工棚，而自己一家住進走資派的寬房大屋。如我的那位吳姓同學，他盡管不是造反派頭頭，但他善於搞公關，他利用省文化係統造反派頭頭的權勢，住進了原省歌舞團團長走資派賈某的單元房，賈某住的是三室一廳，他結婚時就占了其中一室。而周毅雖然在歌舞團掌過一段時間的權，他卻沒有這樣做。

結婚以後，大家就把許多心思用在老婆孩子身上。因為當時幾乎所有食品都是憑票供應，諸如白糖、雞蛋、牛奶、豬肉，還有米麵等等，都是憑票和憑證定量供應。老婆生了小孩，除了那些有關係可以走後門的人，還有就是跑長途的司機，像我和周毅這樣的人，妻子生小孩，隻能憑票買那點少得可憐營養品，假若要給產婦和孩子加強營養，比如買點骨頭熬湯給產婦催奶，就必須費盡心思去拉關係想辦法。那個時候，物資緊張，社會不安，人們要生活下去，幾乎幹什麽都是靠關係和走後門，否則日子就很難過下去。

所以，周毅和我結婚以後，就是這樣在生存線上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