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六四後的清查運動1
中共從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逐漸形成一套審查幹部、懲治異己和控製思想的方法。這套方法在高華所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建國以後，這套方法一直延續使用。正是這套方法加上一係列整人的所謂群眾運動，如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整風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等等，在中國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然而，江澤民上台以後，不顧毛澤東時代的慘痛教訓，不顧經過十年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所造成的新形勢，重新把毛澤東那套審查和整人的方法拾起來，大搞所謂“清查運動”，從而在全國範圍內，製造新的冤假錯案。由於廣大幹部和群眾已經看透了毛時代這一套手法的陰險和惡毒，人們不約而同地加以抵製，弄得那些緊跟黨中央的黨棍和政治投機分子一籌莫展，左右為難，經過半年的折騰，不得不草草收場。這場清查運動的結果是，共產黨失去更多的民心，為以後網絡上一浪高過一浪的對共產黨的不滿和批判埋下了種子。筆者在這裏將當年如何搞清查運動的記錄發表，供讀者觀賞，也為曆史留一點資料。
清查運動開始前的序幕
暑假匆匆而去，新的學期就要開始。開學前，在打掃學生宿舍時，有人發現在學生寢室裏，牆上寫了這樣一些字：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要回還！”
總之，是一些發泄不滿情緒的短語短句。還有人畫了一個半裸的女人，把嘴巴和兩個乳房標出來，寫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等等。
打掃宿舍的臨時工看到以後，反映給學生處的負責人，學生處的負責人又匯報到黨委。黨委王書記原在省委組織部的高教處當處長，八八年調我院任黨委書記。他六十年代畢業於省內某高校中文係，一直在黨政機關任職。有人說他是個“風向標式”的人物，不過，在中國要當官，不是“風向標”行嗎？他來到高校之後，恰逢全國的學潮風起雲湧。王書記從處長到院黨委書記，按人們通常的說法，是由縣團級到地師級，成了高幹，內心自然不勝喜悅。可是從機關到學校，也有點類似於從參謀部到炮火紛飛的第一線，不免有些提心吊膽。
學潮起來之後，王書記自然按照上級指示，對上街遊行的學生進行勸阻，可大學生們對他苦口婆心的勸說，幾乎是不屑一顧，有的甚至嗤之以鼻。所以，他當時顯得可憐巴巴，麵對大學生們義正詞嚴的駁斥，他幾乎是理屈詞窮，無能為力。直到北京的軍隊用機槍坦克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驅散，王書記才鬆了口氣。在學校進進出出，再不是灰溜溜的樣子，而是顯得神氣起來。所以，當學生處負責人把學生寢室牆上的所謂“反標”匯報給他時，他回到黨委辦公室便召集院黨委開會。
會上主管教學的薑院長說，這些學生亂塗亂寫的東西，無法斷定是針對什麽人，也許是針對某同學，某班幹，或學校某人。至於女人像上的無聊玩意，也沒必要認真……薑副院長是個學者型領導，一貫強調實事求是，對左的一套甚為反感。
但中國幾十年的政治運動已經形成了一種定勢，或者說是一種習慣，那就是“寧左勿右”。特別是想在運動中向上爬，或者是要表現自己立場堅定，緊跟中央的人，自然不會支持薑副院長的意見。於是便向市公安機關報了案。公安局派人到學生宿舍拍了照，取了證，立了案，開始了偵察……
昨天，我碰到中文係的小程老師，問公安機關偵察結果如何？他說：
“已經查出了兩個學生。”他看了看周圍沒人，小聲說，“其實，這種事本來可以不必宣揚，那些東西擦掉就算了。你不報公安局，他會立案？”
“不匯報，不報案，怕自己犯錯誤啊。有人還怕丟掉烏紗帽，怕降級。”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後問，“那麽這兩個人肯定要抓了？”
“聽說都抓了。另外，還有一個家在草甸，回到家鄉後，在趕場天他向群眾演講，介紹北京的六四事件，結果也被當地公安機關抓了。”小程很平淡地講。
“除了被抓的以外，其他那些參加遊行的學生怎麽處理？”我問。
小程說，畢業班的有些學生檔案還扣在學校裏，因為暑假忙不過來，等學校把他們六四前後的活動情況寫進檔案，再寄到各地教育部門主管單位。凡參加遊行示威、演講、開追悼會的人，不管是組織者還是參加者，都要記錄在案。這對他們的分配、調動都會有影響。
小程還說：“開學以後，這次要求先停課學習一個星期，學習鄧小平的講話和中央文件精神，然後進行清查。我是88級一個班的班主任。我最擔心的是，如果大家都不發言，我怎麽辦？學校黨委要求班主任要做啟發發言，你想我能談什麽？照報上講，學生會聽嗎？另外，我連個黨員都不是，自己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勢，我怎麽能去做學生的工作？這不是笑話嗎？所以，我認為黨委應該派黨的好幹部來當專職班主任。像我這種人，隻管教我的專業課就行……”
小程年紀40歲左右，接觸中，覺得他是一個很誠實，為人很正派中年教師。不過，誰是什麽樣的人，他心中有數。所以，他見理科總支書記牛某走過來，小程就趕緊閉上嘴，和我分手了。牛某是教數學的，是學校院黨委成員，現在是清查小組成員，大家都說他左得很，文革時期曾經和那些工人參加過鎮壓對立派的活動。這次清查運動他希望能夠官升一級——從正處級到副廳級。他個子不高，黑黑的，有正教授職稱。平日見麵，他喜歡和我閑聊幾句。我問他：“這次清查要搞好久？”
他說：“完成任務為止。”
“像我這種參加過遊行，又捐過款的人，是不是要檢查交待？”
“文件中有規定，一種是依靠對象；一種是教育對象；第三種是打擊對象。”
“我屬於哪一種對象？”
“這次重點是黨內處級以上幹部。你是非黨員，隻要認識好，還可以依靠。”
我心想，我從來就沒當過依靠對象。
（1989年9月4日）
在學生中進行“秋後算賬”
學潮期間，即五月十八日的各種報紙上，均在顯著位置上登載了一篇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書麵談話。這篇談話很簡短，主要是肯定“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製，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同時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並保證“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麵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而且特別提到“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然而，幾個月後，隨著趙紫陽的垮台，這篇保證不搞“秋後算賬”的書麵談話就不算數了。所以，有的老師說，這種出爾反而毫無信義可言的行為，隻有卑鄙的小人才幹得出來！
小程告訴我，87屆畢業生回到縣裏，縣領導隻要看到檔案中有“參加過上街遊行”的字樣，便按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把這些學生分到最貧窮、最落後、最偏遠的地區去教書。我們學院是一所成人高校，來讀書的基本都是中小學教師，有些還是縣城重點中學的骨幹教師，他們一般年輕，有上進心，來這裏取得本科文憑以後，回去一般都會成為學校裏的教學骨幹。但他們沒想到，從下邊基層來到省會城市讀書深造，恰趕上六四學潮，為了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他們懷著滿腔熱情參加了遊行示威，而得到的結果卻是“犯了政治錯誤”，就像當年的右派分子一樣，被發配到更偏遠的窮鄉僻壤，有的還帶著老婆孩子。有些骨幹教師，即使原來他們所任教的中學領導打報告，希望教育主管部門高抬貴手，準許他們留校上課，縣領導自然采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堅決按中央文件中的指示，堅持把他們發配到邊遠山區。
“這實際上不就是一種懲罰？一種‘秋後算賬’嗎？”
“誰說不是呢？”小程說，“正因為這樣，現在回校上課的88級學員，都有些人心惶惶——凡參加過遊行示威，寫過小字報，發表過演講，或參與過組織遊行的學員，無不提心吊膽，擔心畢業後也被“充軍發配”。咱們學校一些人對畢業生和回來的在校生，都不肯放過，堅決要求他們在思想小結中寫清楚：是否參加過遊行？是否發表過演講？是否印製及散發過‘反動’傳單？是否參加過組織策劃？等等。現在學生都竭力回避‘參加過遊行’這幾個字。有的學員寫‘圍觀過遊行’，或是寫‘跟隨遊行隊伍看過熱鬧’之類。”
我問程老師：“作為班主任，你怎麽辦？”
“怎麽辦？領導要求報上街遊行學員的名字，我隻好去統計。他們的思想小結讓我簽署意見，我隻能寫‘同意本人意見’。我的罪真是受夠了！”他滿臉無奈。
“這些學員在討論時發不發言？”我問。
小程笑了：“沒想到，平日有些沉默寡言的學員，講起話來還很精彩。比如有個學員講，頭幾天，我患感冒，腦筋也不大管用。感冒好了以後，通過學習，頭腦逐漸清爽一些，認識到要注意大氣候和小氣候（全班大笑）。我叫他們小聲點，嚴肅點。他接著說，要不是鄧爺爺派軍隊把北京的暴亂鎮壓下去，方勵之、嚴家其、吾爾開希就要上台。那就要亡黨亡國了……”
小程講，通過這些學員的發言，還有他們六四前寫的小字報，我覺得他們是一批很有頭腦，非常愛國的青年。他們現在的處境十分令人同情。你想想，他們心理上的壓力多大？學校強迫他們認罪悔過，在恐懼中讓他們改變觀點，讓他們服服帖帖。緊接著，明年畢業後，等待他們的又是政治上的迫害——在工作上，工資待遇上，住房上，都要給小腳鞋穿。這和五七年打右派也差不多少。
我說，是啊。本來黨中央說不搞“秋後算賬”，現在搞得恰恰是“秋後算賬”。這樣出爾反爾，怎麽不逗人恨？！
小程也說，四五月份，廣大學生上街，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支持學生，他們那時僅僅是對黨和政府中的腐敗表示不滿，他們滿腔熱情地走上街頭，奔走呼喊，無非是引起政府的重視。然而，六四事件加上這種“秋後算賬”，則使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幻想徹底破滅，變成絕望了！
（ 1989年9月6日）
“教育問題是獨裁性質的政權著重抓的，它通常將學生們視為危險的滋事群體，教育體製的目的是鞏固政治忠誠而不是激發青年的創造性才智。”
——本·安德森《“奇跡”背後的幽靈》，《讀書》，1998年第8期
附記：出國前，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我院89屆中文係的畢業生。當年虎虎有生氣的他，已經顯得有些蒼老了。在閑聊中，他告訴我，就因為在我院讀書期間，參加了幾次示威遊行，檔案上寫了一筆，回到縣裏，就把他發配到最偏遠的山區中學區去教書。他和妻子拖娃帶崽到了那個交通閉塞的地區，過的是半原始生活。他說，有的同時被發配的老師，因為縣政府有關係或者花點錢，活動活動，都回到原來的學校。我既沒關係，又沒錢，20多年，一家人仍然在那個偏遠落後的地方掙紮。半輩子快過去了，57年打的右派20年後都平反了。我們這些人當年出於愛國，上街遊幾次行，就永劫不複，這叫什麽社會？說完，他感歎：我終於明白，什麽叫苛政猛於虎！分手後，我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心中想，當年清查運動的指導思想是“除惡務淨，不留後患”。24年過去了，這些受害者會甘心嗎？假若他們能上網，難道他們不會控訴這種迫害嗎？
好一個聰明乖巧劉氏子, 老鄧殺了若幹的學生, 但他沒殺你嘛, 也沒處分你哪, 這麽天大的恩惠, 花了你五年才曉得謝主不殺之恩, 終身作倀以報啊?
你對老鄧感激涕零吧, 把他當親爺爺還親, 還不趕緊給你鄧爺爺披麻戴孝去?
現在的老習你還不得當親爹伺候著, 給你衣食的親爹嘛.
三姓家奴, 牆頭野草, 為暴政而作倀, 給劊子手貼金, 飲烈士血以邀賞, 夜遊之幽魂, 蜷軟骨以俯伏, 你還算個人嗎? 你對得起六四中赤誠愛國的同學嗎? 你陰險轉移話題到王丹和BBC就能否定整個六四的愛國運動? 別在這兒丟人現眼了你個奴才.
大學情況不太清楚,當時北京有很多單位對參加過遊行的人是持保護態度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參加了聲援學生絕食行動。當年政府的愚蠢行為激怒了很多人,多數人都同情學生。我記得當時我 所在研究室除了我和另外一個人由於特殊原因沒去其他幾十個都去了。研究所裏派了幾輛大轎車分四天去天安門聲援學生,黨委書記帶的頭。事後追查聽說就是書記做了兩次檢查,其他人都平安無事。
我就奇怪為什麽國外有些人把事件的責任推到學生領袖身上。要知道我們當年談論這件事時都知道共產黨的有關部門是耍了手腕的。他們希望這個事件鬧大鬧亂好進行名副其實地鎮壓。共產黨是搞學運出身的最知道學生的弱點在哪裏。所以局外人都可以看出當學生想收手時人民日報就出社論激怒學生。最後學生絕食並沒有出格的行為讓當局不知怎麽下手。
開槍當晚天安門廣場以外的地段都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朝軍人扔磚頭挑釁,北京電視台3號晚上早就宣布這是反革命暴亂。李鵬當年會見學生領袖時的表現已經說明他們是把學生當反革命看待的。
現在， 我身處國外， 我感謝我的老師們， 他們耐心地開導我們，使我沒有做出偏激的事情， 我也感謝共產黨， 沒有過多的計較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我現在比任何時候， 都認為那是一場動亂， 一場暴亂， 比任何時候都痛恨像王丹這種投靠白鬼子、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畜生。
二十多年過去了，你的賊心沒有一點變化，不管你身處何處， 你都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畜生。
畢業分配後發現工作的城市和學校的氣氛完全不同，這個最早發電報支持中央的省份到處張貼著通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