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滅（9）

                                               兩位退休老黨員的話

 

兩位老人都是北方人，他們建國初期隨大軍南下，來到這個邊陲省份。兩個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退休。男的老林瘦高個子，一臉善良誠實，還有農民的質樸。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老林作為劇團團長先是靠邊站，有一次，在政治學習時，讓他給“牛鬼蛇神”讀報，由於眼花，把報上的“打倒劉少奇”誤念成“打倒毛主席”，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住進“牛棚”。老林被批鬥了幾年，受盡了折磨。毛主席去逝後才平反，調省群眾藝術館當館長。女的姓馬，她先後在報社、商業廳、科學院等部門搞過行政工作。老林和馬阿姨都是在退休前後喪偶，各自過了一段孤獨的日子，經人介紹，彼此相識後，重新建立了一個夕陽紅家庭。

退休後，兩老每日做氣功、聽廣播，生活很有規律。在麻將風盛行的情況下，兩老誰也不打麻將，保持著毛澤東時代好幹部的本色。

還是五月底那會兒，馬阿姨看了報紙和電視後，對北京的學潮就有看法，她說，肯定有壞人在背後插手！另外，她提醒我：

“你的幾個孩子都不錯，但是最好不要讓他們收聽美國之音，你沒看報上一再講嘛。”

“美國之音是造謠公司。”我替她講。

“可不是，”她說，“這些孩子年紀還小，他們接受反麵的東西多了，正麵的東西就聽不進去。將來他們到社會上工作，思想立場方麵就容易出問題。”馬阿姨完全出於關心，也是一番好意。

“美帝國主義要搞和平演變，必然要和我們爭奪下一代。”我再次替她講。

馬阿姨笑了，笑得很開心。

我深知，這批工農幹部是在毛澤東時代長大，他們沒受過正規教育，對古今中外的事物的了解，完全是從報紙、中央文件、毛著中得來的。可以說，他們完全是在封建專製主義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的熏陶下長大成人，他們對民主和人權之類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這些人，心地也許相當善良，同情心和正義感也沒泯滅，但他們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信仰卻是堅定不移的。因此，與這些人交談，沒必要進行爭論，隻有現實本身才能改變他們多年形成的認識。

在這方麵，老林的求實態度給我的印象較深。比如前一階段學生為悼念胡耀邦逝世而舉行的遊行集會，談起來他並沒有表示反感。他說，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上，態度是堅決的。當時老林正主持省群眾藝術館的工作。在毛澤東時代，藝術館曆來是文化藝術界有“問題的人”呆的地方。也就說，文藝界的摘帽右派，出身不好“表現不好”的大學畢業生、犯了錯誤又達不到勞改判刑的文化人等，都弄到藝術館去搞群眾文化工作。有句順口溜，說藝術館裏多是“地富反壞右，老弱病殘臭”。所以，毛澤東時代藝術館的幹部往往都不說自己在藝術館工作，怕人瞧不起，隻是含混地說“在文藝部門工作”。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老林主持藝術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政策的任務特別重。在當時，是堅持平反？還是等一等，看一看？是徹底平，還是走走形式？大家認識並不一致。有人認為，中國的政治運動一浪又一浪，不跟潮流走不行，跟得太緊也容易犯錯誤。積多年經驗，最穩妥的辦法是：一看二慢隨大流，不左不右不犯錯誤。可是胡耀邦主持這個工作，抓得非常緊，當時限定了時間。

“我反複讀了胡耀邦的一個講話，覺得他的指示非常明確，態度也非常堅決。讀了這個講話，我的思想顧慮漸漸打消了，開始放心大膽地抓平反和落實政策工作。當然，也遇到一些阻力，包括文化局個別人，通過做工作，最後還是按時完成了任務。結果藝術館廣大群眾都很滿意。”老林緩緩地說。

顯然，老林是個有正義感的老實人，他自己又嚐到過輕易被打成“反革命”的滋味，自然對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政策采取積極認真的態度。

有次在閑聊時，談到高幹子女利用父母手中的權，批條子、倒買倒賣、大發橫財，把款都存到了國外。比如我市市委書記的哥哥，本來是個色鬼惡棍，因為弟弟是市裏一把手，就一下子從一個普通工人提為二商局的局長。他利用批煙酒的權利，很快成了暴發戶，房子搞了幾套，兒女安排了工作，幾次出國。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馬阿姨聽了，說：“為了維護黨的威信，應該給中央給鄧小平寫封寫。請中央在報上澄清一下，免得影響黨的威信。”

林館長則出人意外地講：“人家戈爾巴喬夫和美國總統布什都把自己的財產狀況公諸於眾，這一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沒想到，像老林這樣大年紀的基層領導幹部，通過這十年的思想解放運動，也產生了這樣的民主意識，真是不容易。談到鄧小平時，老林說：

“剛剛幾年的功夫，就撤換了兩個總書記。大家議論起來，都覺得鄧小平這一點做的不對頭。一些幹部剛提拔上去，也不引導，不教育，出了問題就撤，這怎麽能培養出有經驗的好幹部呢？有個材料上講，鄧小平對胡耀邦的工作有看法，他完全可以找胡耀邦去個別談談，有意見當麵提，可他卻讓胡啟立捎個口信去。這怎麽能解決問題？對基層幹部也是，提了一些年輕的新幹部，平日撒手不管，一有問題就想換人，這種搞法是不符合我們黨的幹部政策的……”

通過和兩位退休老人的接觸，我一方麵覺得兩位老人心地都不壞，另一方麵也使我認識到，每個人對於當前形勢的認識，都是受他的經曆、文化水平、社會地位、個人處境、個性心理特點等等因素所製約的。兩位老人隻能用毛澤東時代的那些觀念來認識目前發生的事件，來評判鄧小平的言行；而隻有廣大青年學生和有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才有可能用人治與法製，專製和民主這些尺度來認識今年的學潮和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因此，中國的啟蒙任務，還任重道遠……

                                                                                                          （1989年7月10日）

 

 

 

 

速記學校校長劉正社的感慨

 

    劉正社不到四十歲，個子不高，文革結束時，他既沒正式工作，也沒去考大學；當然，也許他曾經去考過，可能沒有考取，對這個我們也沒必要去深究。我要說的是，他父親是個有頭腦的人，過去曾經在北京文化部門工作過，不知什麽原因來到這個邊陲省份。他本來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但他能夠老當益壯，抓住改革開放的時機，辦了一個中原速記函授學校。

八十年代初，一些文革中長大的年青人，對各種知識如饑似渴，他們除了紛紛報考各類大中專院校以外，還有許多年輕人對各種函授班感興趣。我想，他們可能深感自己文化水平太低，沒有一技之長，迫切需要學一些求生存的本領？或者是對十年文革的蹉跎歲月深感惋惜？總之，劉正社的父親所辦中原速記函授學校,一開始就很興旺，報名人數很多，全國各地的寄款單，每天像雪片一樣從郵局飄來。

說是函授學校，實際上，辦公室就在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小屋裏，雇了四五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培訓一下，就擔任函授學校的教師，受理天南地北的學員寄來的作業和信件。不到一兩年，劉正社的父親便成了富翁。老劉見兒子劉正社找不到滿意的工作，想到自己年紀已大，便讓他接了自己的班，成為函授學校的校長。

劉正社幹了一段時間，很快熟悉了業務，他雄心勃勃，想到外省去發展。於是他先到廣東珠海去考察，在那裏租了房，也開辦起“函授學校”。此外，他還在本省辦了一份叫《少年與法》的雜誌，自任社長，聘了一兩個文化人擔任編輯。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辦函授學校能一炮打響；辦雜誌卻不順利，出了一期，因銷路沒打開，賠了不少錢。

昨天，我在宿舍樓下見到劉正社，說好久沒見他，到什麽地方去了？他說，他剛從廣東回來。我問他那邊情況如何？他說：

“和我們這裏大不相同。”

“你是說局麵不好打開？”我問。

“我不是指辦函授的事，我是說形勢。”他接著說，“六月初，我恰恰是在廣州和珠海一帶。在那裏，親眼看到外國記者在北京拍的六四事件錄相，是由香港電視台播放的。人家外國記者現場拍的錄相，不像我們的電視台播的那些，盡是什麽‘暴徒燒軍車’，‘燒解放軍’……而是解放軍用機槍掃射北京的群眾。那種場麵可以說是慘不忍睹！說日本人在南京搞大屠殺，我看場麵也不會比這更令人發指！說老實話，我看的時候，心子都吊起來了，氣都喘不過來。在電視上，我看到澳大利亞總理霍克麵對這種場麵，都忍不住淚流滿麵……澳大利亞曆來是堅持中立的國家，這次也主張譴責中國，並且總理霍克取消了今年訪問中國的計劃。人家西方國家是真正尊重人權的國家，哪像我們國家這樣胡鬧！現在，北京人和廣東人，絕大多數都了解這場鎮壓的事實真相，他們提起來都罵不絕口。隻有在我們這種信息不靈敏的地方，才會相信共產黨那套宣傳。我們這裏太封閉，也太落後了。我弟弟在日本給我打越洋電話，問我了解實際情況不了解。我說了解，不需要他介紹。因為講多了，監聽長途電話的人要匯報給公安機關，抓進去打一頓，關幾天，劃不來。我給北京的親戚打電話，他們也不敢在電話上多講。隻是說，一切都好，你們到北京來就清楚了。

“從北京回來的人講，解放軍的坦克一路上開槍掃射老百姓。前邊一輛坦克起火，從裏麵跳出幾個解放軍來，後邊的坦克就開槍將前邊的打死。有人看見，還打死了兩個外國人……六月四日淩晨，在天安門廣場，突然把電掐斷，弄得一片漆黑，不是向學生開槍是幹什麽？電視上都可以看得出，紀念碑附近像下過雨一樣，那是清洗血跡灑的水……

“我在廣東看到北京這些慘狀，已經徹底灰心，覺得中國沒什麽希望。在我們這個國家，你說還有什麽法可講？所以，我們辦的《少年與法》無限期停刊。再辦下去有什麽意思？又有什麽作用？

“省僑聯有位負責人問我，對共產黨這種搞法如何看？我說沒想到，真是作夢也沒想到！他說，用這種辦法對付學生，對付北京的群眾，這不是在全世界麵前一次大暴露嗎？哪個華僑看了不傷心？誰還會為你共產黨講好話？”

劉正社這一番肺腑之言，也使我對他刮目相看了。

                                        

                                                                                                                   （1989年7月12日）

 

 

 

一位廠報編輯談北京的見聞

 

為了創收，也為了交流辦報經驗，我們學報編輯部辦了個短期編輯培訓班，麵向全國各地小報編輯部的編輯。

7月14日來報到的學員中，有位廠報編輯，是來自北京起重機廠。他名叫吳學新，四十來歲，胖胖的，講一口北京普通話，樣子顯得很謙和。培訓班的學員都安排住在學校招待所的四樓。

短期培訓結束，第二天學員們就要各奔東西，我晚上去看望學員們。

走進學員住的房間，和在座的學員聊了幾句，知道室內的幾位編輯，有來自湖北江漢石油報的，有來自省內一些大型企業廠報的，還有一些廠黨委秘書及宣傳幹事也來參加培訓。 我問在座的幾位，北京來的吳學新到什麽地方去了？一位學員說，他去某電機廠看戰友，估計快回來了。大家正在閑聊之際，吳學新回來了。

大家給他讓座。吳學新擦把臉，喝口水，一位湖北的編輯說：

“老吳，你是從北京來的，給大家介紹介紹北京的情況吧。”

老吳笑了笑說，其實報紙、電視上都有。

大家說，我們要聽你的親眼所見和親耳所聞的。

老吳說，好吧，那我就講講自己的見聞。老吳又喝了一口水，說：

“我們廠，就在建國門附近，離天安門倒也不算遠，離外交公寓也相當近。四月底五月初，廠裏的工人看到學潮起來了，就開始議論紛紛，活也懶得幹。大家覺得學生提的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這些口號，也符合工人的心思。這些年，工人中也流傳著不少高幹子女搞官倒的傳聞，也都希望黨中央抓一抓，管一管。在學潮的影響下，大家也沒心思幹活，有些工人開始消極怠工。有的說，幹也是給他媽別人幹！

“大概是到5月17號前後，經過互相串聯，廠裏的大標語就亮出來了——‘工人老大哥要做你們的後盾’、‘堅決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廠領導和廠黨委書記看到工人也要上街，就發話說，你們要上街遊行，就不給你們發獎金。工人說，我們要民主，我們可以不要獎金。

“我們的廠報，本來也登了一點工人上街遊行的事。廠長知道了以後，馬上下令，禁止廠報發送。就這樣，整個一期廠報就報廢了！

“有一次，我跟著遊行隊伍上街，碰到其它廠的工人，他們就問：你們廠的人都來了沒有？我們廠的人講：除了當官的，都來了。據我估計，在北京的工廠，工人大部分都上街了。李鵬如果不去首鋼做工作，首鋼的工人也有可能進城。你想想，首鋼的頭頭腐敗問題多嚴重，包情婦，買別墅，把人民的血汗錢像水一樣揮霍……”

座中有人問：“聽說工自聯的三個頭頭在五月份被抓了？經過靜坐示威，公安部門又放了？”

“有這麽回事。”老吳說，“當時北京的工人經過串聯，也組織了工自聯。其中有個頭頭是北京市機械局職工大學的講師。那天我上街，路過公安部大門口，見大門外有一百多人在那裏靜坐，打起的橫幅標語是——‘還我中國的瓦文薩！’，那些靜坐的人膽子也夠大的。要是成千上萬的人，也算不了什麽。幾十上百，敢在中國公安部門口靜坐示威，那可不是鬧著玩的。隻要一個電話，幾百武警一圍，抓你也好，打你也好，還不是白挨？想起來，還是怕人。”

“恐怕當時還不敢。”有人插話，“政府還是怕工人和學生把事情弄大。”

“可不，當時抓人就是火上澆油。”有人說。

“那會兒，我曾親自到天安門廣場去看過幾次。”老吳說，“白天，人不算多。一到晚上，老百姓就都來了。說是部隊要進城，老百姓說是去保護學生。一到廣場附近，真是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若是有什麽知名人士發表演講，那掌聲真像是暴風驟雨，嘩——讓人心裏激動得連氣都喘不過來。有些人真能講，把我們社會現實中的問題分析得那叫真透！你聽了就覺得，平常感受到的問題自己說不清道不明，模模糊糊，蒙蒙朧朧，人家一分析，句句都在點子上。我心想，中國真有能人，真有人才。中國要民主，要富強，是離不開這些人的。……”

老吳講得很激動，可以看得出，他也有滿腔的愛國熱情，也希望中國改革成功。

“部隊進城的情況如何？”有人問。

“六月三日晚上，電視中講，不讓老百姓上街，否則後果自負。我預感到要出問題，心裏也有點緊張。可是奇怪的是，北京的老百姓照樣湧上街頭。到深夜十一二點，聽說部隊的坦克和軍車要來了，有些人硬是不怕死，他們一排又一排躺在馬路上，而且裏邊還有不少兒童和婦女。我看了，當時真是熱血沸騰，眼淚都不自覺地流到臉上。這種場麵，聽說日本報紙和香港報紙把照片都登出來了。你說這些人是不明真相？是受蒙蔽？可是他們為啥這樣豁出命來幹，連死都不怕？有很多人講，四十年前，北京人是敲鑼打鼓，手拿紅旗和鮮花，列隊歡迎解放軍入城；四十年後，北京老百姓舍著命來阻止解放軍入城，這不是值得研究，值得思考的嗎？”老吳講到這裏，大家都木頭一樣坐在那裏，誰也不講話。過了一會兒，有人問：

“那麽還是死了一些人了？”

“怎麽會不死人？”老吳苦澀地笑了笑說，“你想一想，部隊接到死命令，規定幾點幾點必須到達天安門；北京的學生和老百姓又堅決阻擋部隊進城，在馬路上設了不少路障，有的人還有不少過激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坦克裏的解放軍和步行的解放軍，接到開槍的命令以後，自然就毫不手軟了——管你是兒童也好，婦女也好，隻要是堵在路上的，一律用機槍和衝鋒槍掃。噠噠……一梭子打過來，像割麥子一樣，一倒一大片。倒下的有死，有傷，也有活著沒受傷的。槍聲一停，那些沒受傷的人，就趕緊爬起來，有的找地方躲避，有的救傷員，有的搶屍體……槍一響，又是一片倒下去……所以，外台報道說，北京街頭死了成千上萬的人。外國拍了錄相，錄相一放，可不是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倒在大街上嗎……

“那天晚上，我親眼看見有些不怕死的人，手裏拿著鋼管，跑到坦克旁邊，就把鋼管往坦克履帶裏塞。他以為這樣塞進去，就可以把履帶搞壞，弄得坦克走不動。實際上，哪會那麽容易？攔軍車可以。汽車一停，有人用錐子往汽車輪胎上紮幾個洞，汽車輪胎沒氣，就沒轍了。車上的解放軍隻好下來走。部隊一下車，就叫成千上萬的群眾包圍分割了……

“第二天，六月五號，我去上班。隻見解放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頭帶鋼盔，手持衝鋒槍，而且兩個哨兵背靠背站在一起，可見緊張到什麽程度。我到廠以後，聽廠裏人議論，說那天早晨也打死一些人。這些人是一群一夥地走近解放軍，解放軍以為是找他們算賬的，不喊話，也不問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梭子！過了一會兒，又有一些人走過來，不知道前麵出了什麽事，走到跟前，解放軍又是一梭子。你想，解放軍殺紅了眼，動不動就開槍，你說怕人不怕人？所以，頭天晚上有成千上萬的自行車丟在長安街，有些被坦克壓得稀巴爛，有些沒壓壞的就放在馬路邊，可是沒人敢去認領，你可以想象那景象該是什麽樣子。”

老吳講到這裏，不再言語。大家又陷入沉默之中。過了幾分鍾以後，有人問，你們廠打死幾個？老吳說：

“據說整個機械局係統死了十多個，抓了有一百多人。死傷的人裏，有的是由廠工會奉命組織的糾察隊，到天安門廣場去維持秩序，也給打死了。這些人死了，你說冤不冤？家屬到廠裏找領導，一把鼻涕一把淚，要求賠償一萬元。廠領導說，廠裏沒這筆開支。你要錢，去朝國家要。國家會給嗎？也不可能給呀。所以，死了也好，傷了也好，隻能自認倒楣吧！”

吳學新所講的這些，把在座的人帶到北京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裏，仿佛跟著他又經曆了那場曆史的慘劇。不過，人們在這種場合，都不願意談自己的看法，而且也不知說什麽才好。這時，有人看看表，說該休息了，大家才站起來，各自回自己的房間。

人們走了以後，老吳和我又聊了一會兒，他告訴我，他曾經在部隊當過兵，入了黨，複員後到工廠當廠報編輯。在廠裏也算是個文化人。學潮和六四事件給他很大震動。他說，這真是我終生難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