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field
筆端無花，記錄所見所聞所感，而已。
第二年開春，我在媽媽家已經住了有半年多，互相都熟悉了。有天晚上有人打電話給她。我聽她一直在叫“兒子”，問長問短的，還問紐約天氣怎樣。通話結束後我幫她洗澡時就八卦了一下，問是誰來的電話。媽媽說是她兒子保羅。我有點奇怪，說除了泰德你還有個兒子啊？怎麽從來沒聽你說起過？媽媽說保羅住在紐約，又不在這裏，我怎麽會提起？我問那保羅家的孫子孫女你不惦記？老太太遲疑了一下才說，保羅單身，沒有家庭。本來還想問保羅為什麽不結婚，看媽媽猶疑的樣子，又記起美國人對隱私的重視，隻好立馬打住了。
過不多久，聽說她兒子泰德開的一家紡織品店要關門打烊，需要一些臨時工幫忙（一些長工要找新工作，或者已經找到了新工作，陸續離開），那家店又離我們住處很近，我就問媽媽能不能和她兒子說一下，讓我去。泰德同意了，我就成了那家店的臨時工。每天從店裏回家，媽媽都要詢問店裏清倉促銷的進展如何，倉庫裏的東西整理得怎樣，那些要運到泰德擁有的其他店的設備之類運走了沒有……,我發現媽媽對這家店的熟悉程度實在驚人，好像她才是那家店的經理！在這家店關門前的最後一天，媽媽一定要跟我到店裏去，經電話征得泰德的同意後，我就讓她去了。那天是我們最後清理該店的辦公室，把不要的文件之類處理掉。媽媽就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默默地看我們搬東西，清理辦公桌抽屜和公文櫃。我無意中看到她落寞的神色，眼睛裏似乎還有一點淚光。因為忙，我也沒來得及細想媽媽為何會有這樣的表情，她和這家店又有怎樣的淵源。這時，一起幹活的利薩在一個櫥櫃的底下發現一個鏡框，裏麵鑲著一張一美元的紙幣。她隨口問了句“幹嘛把一美元鑲在鏡框裏？”我們都忙得沒加理會，誰知媽媽霍地站了起來，問“鏡框在哪裏？”利薩把鏡框遞給她後，她翻來覆去看著，嘴裏喃喃地說“就是這，我們店的吉祥物啊！”夜幕降臨，累得要死的我扶著媽媽離開已經變得空蕩蕩的紡織品店回家，她懷裏緊緊抱著那個鏡框。匆匆吃完晚飯，我想幫媽媽洗個澡，早點睡覺。走到她的房間，卻看到她仍然在看那個鏡框。我就問了句：“為什麽您說這是那家店的吉祥物？”媽媽的回答讓我很吃驚。媽媽說，當這家店在七十年代初開張時，她是這家店的第一批營業員之一。開門那天上午，她在店裏地上撿到這張一美元的紙幣，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就讓泰德把它鑲在一個鏡框裏，掛在了辦公室的牆上作吉祥物。我算了一下，七十年代初，媽媽都已經七十多歲了，兒子是店老板，又那麽有錢，她幹嘛還要去當營業員呢？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也許還有那天的感慨，媽媽第一次在我這個外人麵前打開了話匣子。
原來媽媽是俄羅斯猶太人。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排猶運動使得她在二十歲那年背井離鄉來到美國。身無分文的她先是落腳在紐約，二十一歲嫁了人，生下兩個兒子，二十四歲丈夫就死了。不知是猶太人的傳統還是因為帶著兩個小孩的緣故，媽媽沒有再嫁人，而是自己含辛茹苦養大了兩個兒子。媽媽說，那時她在工廠當女工，周薪兩美元，還不夠買食品的。為了喂飽兩個嗷嗷待哺的幼兒，她自己隻能經常忍饑挨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她的兩個兒子剛剛成人就被征入伍。大兒子保羅在巴頓將軍麾下，一直打到北非，受傷成了殘疾人，一輩子沒有成家，靠政府救濟金生活。小兒子泰德因為年齡偏小，沒有直接上戰場，而是留在後方作支援工作。戰後泰德複員，但因為所受教育有限（高中肄業），也沒法找到什麽好的工作。所以媽媽自己一直是個勞動婦女， 靠辛勤工作養活自己。這樣的日子一直到小白球開始了中美之間的破冰。也許是猶太人天生的生意本能，泰德成為首批和中國做紡織品生意的商人。那時中國急需外匯，對美國的生意人十分優惠。泰德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開始了他的致富之路。我們家附近的那家紡織品店是他開的第一家店。開始時他還沒多少錢，所以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也上陣做了他店裏的營業員。過去我總以為自己下鄉八年，吃過的苦夠多的了。可是和媽媽一比，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吃過苦實在不算是什麽稀奇的事。於是,媽媽的節省，媽媽的小摳，媽媽對那家店非同尋常的感情，都變得可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