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 州助理檢察長已經通過法庭發出傳票, 調出了我在對方單位工作之前另一個單位的我的所有人事檔案。這次在法庭上,他就拿出我連續兩年因為和對方單位同樣的原因,被警告不續約的績效考核信。被警告的原因是: 客戶們給我的評價低和我的英語技能差。隨後, 州助理檢察長又用類似的戰術,對我進行了數次猛烈攻擊。
當輪到被告證人坐在證人席上時, 老板A, B, C, E, 副總老板, 總老板, 從一開始, 就個個展示了極高的可信度。老板A, C, 是在對方同一單位共事35年的同事。副總老板和總老板資曆和職位高。他們個個提供了敏銳,迅速,直接的證詞,而且保持了良好的肢體語言 -- 形象,姿態,表情和語氣。就像你在電影中看到的一樣。他們個個不慌不忙,沉著鎮靜,侃侃而談,自我感覺良好,自信心實足。
與他們相比,我自愧不如。在中國, 從小學至大學本科, 我不記得我有在課堂上作專題介紹或討論。我在課堂上也沒有問任何問題。我所做的就是傾聽。無論是在會議或演講, 我在哪裏,我總是很安靜。
反觀被告證人從小接受的美國教育,使他們年紀輕輕,就在班上舉手提問題;在課堂上當眾回答問題可以侃侃而談;麵對電視台記者的演講也同樣從容不迫。被告證人中有5人有博士學位。老板A, B的博士學位授予大學都比我的博士學位授予學校牛。副總老板和總老板的博士學位授予大學不詳。
此時此刻,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在美國法院正式的法律語言不是英語和拉丁語,而是c++語言或Java。
我的證詞, 在許多地方,被至少兩名被告證人一致否認。因為沒有書麵文件,這就形成了“他說,她說”,死無對證的事情。全看陪審團如何判斷,相信誰, 站在哪一邊了。我在想, 對方律師和被告也一定在想,難道在世界上最公正的美國陪審團會相信一個來自中國,英語水平差, 工作兩年就被解雇, 被解雇後花6年時間都沒找到任何工作的未婚中年男人的證詞嗎?
由法官製定,雙方律師同意的陪審團指令,特別指出,要判斷證人的可信度,不隻是要聽他說的是什麽,而且也要看他的肢體語言, 形象,姿態,表情和語氣。你需要用常識和你的生活經驗來做到這一點。
我擔心的是,在判斷一個人的誠實可信度時, 會不會有任何文化差異。全白人陪審團的裁決和全華人,全黑人陪審團的裁決會不會不一樣。
不管我有多麽擔心,三天後,雙方證人的作證終於結束了。雙方的命運現在就掌握在陪審團手中。由於這是民事訴訟案,陪審團的裁決並不決定雙方的生死,而是決定雙方的雌雄。在等待陪審團的裁決時, 被告方人的眼裏和肢體語言早已顯示出相當放鬆的心態和必勝的信念。
這時, 我望向窗外, 遠處天空一片烏雲在慢慢移動。我的腦海中又湧現了六年多來發生的一幕幕情景。
六年多前,我在對方單位,一個州政府的大單位,工作快一年了。英語技能,特別是英語聽說技能,在我的工作中至關重要。
但就在我將要麵臨續約的時候,一天,我的頂頭上司,老板A(白男),突然打電話給我,約我見麵。而當次日我來到A的辦公室裏時,對方卻邀我到汽車裏談。心生疑惑的我表示自己比較喜歡邊走邊談,於是對方同意,但要開車去附近一個比較適合散步的地方。車子開行一段時間後,盡管我一再要求停車,A卻置之不理,並開始向我提出了關鍵問題。老板A稱兩名客戶投訴我,但問題不大,而且他本人也看了我的業績和著述,都非常好,我們組需要我這樣的人才 —— 不像有些同事,做不出項目,一無所獲。但隨後,A話題一轉,稱A的老板B(白男)想給我換個工作崗位,並且已經找到接替的人選。而且客戶們給我的評價也很低,續約有困難 —— 這樣一來,我的綠卡申請也會不了了之。
老板A隨即又安慰我表示,讓我不要擔心,他會幫我站出來說話。以前也有組員麵臨客戶的低評價,但都被他擺平。老板A表示,他幫忙隻有一個條件,就是我要幫他出版一篇學術作品,將老板A列為共同作者。在極端恐慌之下,我當場答應了A的要求, 可以將A列為共同作者。
後來我聽說有另外兩位亞裔同事也遭到過A同樣的威脅。第二天早晨,老板A又打電話給我,確認他是否能成為我論文的共同作者。我說我不可以加他的名字, 並對老板A說, “Go away!”
在掛上電話後,我找到了人力資源部平權辦公室(EEO)的主任C(白男) 。據了解, C30年來一直在我們這裏同一個HR主任的位置上。這意味著A和C是近30年的同事。此外, A在附近隻有三英裏遠的一個小鎮長大。並從附近大學獲得學士, 碩士,和博士學位。我對C詳細談了A和我談話的情況,並告訴他,另外兩位亞裔同事也遭到過A同樣的威脅。
我找了人力資源部的主任C之後, 又與老板B會麵。在向B確認自己並沒有收到客戶的任何嚴重投訴後,我表明了自己要對A提出種族歧視投訴的想法。但B卻因此對我變臉。
當我走出大樓的時候,迎接我的是一場特強暴雨。這早有預測的。開弓沒有回頭箭!今天, 我的人生可能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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