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練“方海珍”的“蠱惑”,讓我想起了另一人物:彭佩雲。這位副國級的“方海珍”。
彭佩雲,1929年12月出生湖南瀏陽。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社會係 畢業。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專注學運工作,直至49年。後一直在教育係統從事黨務。文化大革命初毛的一張大字報讓彭聞名全國,隨即被下放勞動改造達十年之久。
1987年1月,彭臨危受命,以教育部副部長之銜任科大黨委書記,同期到來的還有中宣部副部長騰藤(任校長),家喻戶曉的心靈雞湯劉吉(黨委副書記)以及邱進(團委書記),陣容可謂浩浩蕩蕩、來勢匆匆,不可小覷。
彭的鬥爭性使然。下車伊始就範個忌諱,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揚言“要奉陪到底”,結果得罪了幾乎全體人,至少想投靠的人心有餘悸。我的一位老師當場(副教務長)流下了委屈的眼淚,這個從58年就來到科大的辛勤園丁,不解地問道:我們普通教師有什麽罪,值得你中央要員敵視麽?
這以後可想而知,新領導班子如何如履薄冰。
彭還是我行我素,馬列主義大會小會天天講,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就是不讓自由化抬頭;
騰藤則反其道而行之,到處講(等於討好賣乖),聲稱自己和他們不一樣,是清華的教授、博導,進中宣部是組織的意思,此時來科大任校長也非夙願,不過,自己更喜歡大學氛圍如魚得水等等;
劉吉的雞湯不賣了,整天研究旗杆的高度(如何掛旗最醒目);
邱進,專注學生動態,這與他今後在安全部門任職的經曆一致。
我呢,成為學校的“負擔”與“忌諱”。研究生考試不僅無人打擾,考完後也光拿工資不幹活。我樂得自在,成了“遠在深山無客來”的閑人。可是錄取卻頗費周折,需要政審通過。校辦主任不願意簽字,推到黨委,黨委一幹人不表態,由彭拍板(彭住在學校專家樓招待所,一位彭當年的朋人去拜訪她,碰巧在場目睹秘書與彭的對話)。據這位旁觀者的兒子後來複述說,彭當時問了一下我平時在校的表現,然後對朋友發感慨(牢騷),學校就是這樣,大事小事自己得親力親為。這個政審,校辦本來就可以辦了,大不了xx副書記過問一下,他們卻推給我這外來人。一個年輕人,工作是組織分配的,平時上下反應都不錯,不能因為我們來了就斷了人家前程,不管怎麽講,要給出路。
我的研究生錄取就是這樣有驚無險。
不久以後,彭調回北京任計生委主任;騰任教育部副部長(彭給騰的鑒定裏有立場不堅定一項),劉去國防科大政治部任副主任(大校或副軍職未定),邱,北京市安全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