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輪回落塵埃——寫於父親100周歲（冥辰）之際

    今天是父親100周歲冥辰。父親於5年前重陽時節走了。山川謝幕永遠地安息了。他生肖屬鼠，享年95歲，其一生是波瀾不驚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

    父親祖籍江蘇濱海縣（現屬江蘇響水縣），在家排行老三，前麵有兩個姐姐。作為家中的老兒子，他自小就生性調皮頑劣。為此，家中老人為了他不知操碎了多少心。

    祖父家屬於下中農，不算赤貧。全家省吃儉用，可維持溫飽。為了讓父親能夠有出息，他適齡時就讓他上學。先讀私塾後又入正規學校，輾轉數年讀讀停停，由於抗日戰爭爆發，他小學沒畢業便輟學了。

    他對種莊稼幹農活毫無興趣。也許得到祖父的溺愛或默許（莊稼人沒出息）。小小年紀就幹起了當地人最拿手的活計——挑鹽。父親出身在碩大鹽場的海邊，為鹽場挑鹽幾乎是當地有能耐的人之鐵律（首選）。一天幾個小錢（銅板）的工資，便能養活全家，加班還有打賞。與這些老實巴交的鹽農不同的是，父親不僅當腳力，還夥同一些人幹起了偷鹽販運的勾當。自打明清開始，食鹽便是政府管控物資。設有專管衙門，並有專職的鹽警。自大清開始，偷鹽者被抓住輕者重罰，重者坐牢。父親一夥人偏不信邪，跟鹽警鬥智鬥勇。有一次幾人同時被抓，眾人驚魂未定，嚇得不輕。怎奈鹽警偷懶，押運時鬆懈。到後半段拖拉在尾，前後形成長蛇陣，父親等人自行走在前麵。父親見狀，正是大好時機，他先把手中的獨輪車脫手滑進坡下草叢裏，快到押運目的地時，乘人不備，縱身一跳迅速躲進另一片野草之中。父親屏住呼吸，一動不動緊盯前方。父親後來對我說，他聽到鹽警拉槍栓的聲音，心都快跳出嗓子眼……那次，一行人啷噹入監，就他一人當天返回家，並帶回一車兩大包鹽。其他人後期需要繳罰款的繳罰款，留置的吃幾天牢飯。父親為此一下子出名了，都說他膽大心細，拿得起放得下。並為此起了外號叫他“顧小錐子”。這以後他的挑鹽隊伍就不斷發展壯大，享名在外。

    父親等一幹人從此抱團自謀出路。這幫人雖然不像梁山泊的英雄聚義，卻也活得相當滋潤。在日本人和國軍、共產黨新四軍三不管的地界內搖旗呐喊，赤條條地鐵腳雄風響遍天下。他們有錢就揮霍，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共擔一個字：賭。賭人生，賭銀兩。願賭服輸，他們認命。有人賭得輸了當褲子，算算全年白幹。指望來年又是一條好漢。

    有一次，父親等鹽販子落入八路軍黃克誠部隊（此時是新四軍三師）手裏。他們要麽背上“破壞經濟”罪名、要麽參加八路及留下來為部隊籌款，洗心革麵。父親沒有太多猶豫，就參加了共產黨。並被派去做武工隊長在八路軍占領區的中心村兼任村長，這裏成為三師八旅的重要兵站。

    其實父親與共產黨的淵源早在他9年前11歲時就注定了。他就讀的那個小學有兩個女共產黨員，是姐妹倆，暫住校園。父親與她們相知，頗熟，成為她們的小跟班。倆人白色恐怖撤退時將個人物品和書籍托他保管。抗戰爆發後共產黨員公開身份，她們找父親 “贖回私人物品”，父親當然“完璧歸趙”。要不是不到十三歲，年齡太小，被祖父母拚命攔著，他當時就隨她們進山了。

    參加革命後，由於紀律的束縛，父親再也沒有賭博過。他有高小文化，算盤打得劈啪響，頭腦也靈活，因此深受上級的肯定與喜歡。抗戰勝利後，黃克誠部奉令去東北，父親被作為 “種子”留在當地打遊擊。1946年底上級派他去軍政大學華東二分校深造。春節期間請假回家探望父母，不料形勢突變，返校後人去樓空，整個蘇北軍政機關撤至山東。父親為此失去了跟組織的聯係，檔案上形成空白。他原準備趕赴山東去追趕隊伍，但在濱海縣長韓培信（改革開放後任江蘇省委書記）的勸說下繼續留下工作，並重新入黨，成為韓縣長下屬，擔任專管糧食的助理。

    淮海戰役後，父親隨大軍南下進入安徽。先落腳合肥，再到巢縣新民區，先後任區委組織部部長、副書記。

    全國解放後，新區工作走向正軌，隨著人民政府各項政令、政策、法規的執行，1950年農村土地改革運動成了重中之重。土改中過激做法是屢見不鮮的。不久後他就捅了簍子。由於土改中上上下下漠視鄉村基層結構以及違反政策的無情舉動，引起了當地鄉紳和部分農民的不滿，幹群關係迅速激化。個別人鼓動農民圍攻區政府，一些鄉村流氓無產者群情激憤，探聽到區委書記、區長外出，便大膽向區政府進攻。父親作為留守主持工作的副書記，一看大事不好，在向對方警告、勸誡無效情況下，操起手下的步槍連發五槍，打中四人，人群這才散去。

    父親為此被撤了職，送到行署黨校學習與審查。半年後，事態平息。他也不適合繼續在當地工作，隻能調離。當時正逢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銅陵、馬鞍山大規模擴建，需要大量幹部。省委機關也急需人手。父親考慮到自己文化程度低，就沒去省委機關，分配來到銅陵。那時銅陵很小，很袖珍，隻有一個礦務局。父親因此進入了礦務局紀律監察委員會，在礦務局的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領導領導下任專職秘書（長）。

    巢縣那次事件轟動全省，也是父親的滑鐵盧。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父親卻結識了在黃麓師範讀書的母親。1952年父親來銅陵時，母親未畢業，他隻身一人單打獨鬥，1953年團圓時已經是三口之家。了卻了後顧之憂，父親幹勁充沛，很快由紀委轉任礦務局教育科長，在他手裏完成了將原“國立第十六中學”搬遷到銅陵的事宜，也就是今天的銅陵市第一中學。

     1957年銅陵建市後，父親任市衛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他為全市醫院、衛生所的建立，乃至整個醫療保健設施的布局操心竭力、任勞任怨。

    由於他兢兢業業使得他曾在39歲時被選拔為團市委書記的候選人，因為年齡偏大，未獲任命。剛好不久，那場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運動”（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淸經濟）如火如荼，他被抽調並被派往銅山礦。此時銅陵市已經改為銅陵特區。本來四清結束後，銅陵特區區（黨）委的安排是要他適時接手礦山書記，將原書記調離。不料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國內整個局勢大變。造反派胡作非為，父親等被打入走資派，關進牛棚和送井下勞動。父親不服，乘看管不嚴，連夜乘自行車回到市裏，準備找特委匯報情況。沒想到特委已經癱瘓。

   父親的出走，成為銅陵當地造反派小報《東方紅報》元旦號外的頭條新聞。那年月雖說不是洛陽紙貴，但也一時間“刷屏”於街頭巷尾，父親的名字頓時“聞名”整個山城。

   文革期間父親受到的衝擊不小。他有曆史上“脫黨”以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

    現行反革命是兩條罪狀：

   一是反對江青。父親一次私下與原書記閑聊，說起好像江青當過演員的議論，書記遂向造反派告密。軍代表出於良知，頂住壓力，認為反對江青不成立，他說主席也當過圖書館職員，職業不說明什麽。

    二是將毛主席的像壓在床底。那段時期父親井下勞動改造，根本沒有回礦山宿舍休息一天。由於房間長時間沒人，大風將主席像刮落地下，有人偷偷或者清潔工將它放在床上，本來就是重新歸置之事，有人大放厥詞，硬是收集證據，造成事實上是父親有意將主席像壓在身下的鐵證。

    上述兩條罪狀，主持工作的軍代表都不以為然，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逐一核實，全部推翻。倘若不然，其中一條就會使他永無翻身之日。

    再有就是脫黨這件事頗費周折。外調人員三番五次，最後一直找到韓培信（也在牛棚裏）寫證明才得以解脫。

    父親的一隻耳朵的耳膜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破了，聽力受損嚴重。以後一直在工業部門做領導，因為他的聽力有問題，所以說話聲特別大。

    文革後期，人心思變。父親所在的工業局下屬運機廠派係複雜，內鬥嚴重，企業經濟效益下滑。也是軍代表出身的市委書記為此嚴厲指令工業局對該廠進行整頓。父親領銜帶領工作組進廠，跟職工同吃同住，大幹一百天，實現產值、利潤翻番。市委書記在會議上對父親進行了褒獎。

    四人幫倒台後，有人硬說父親是軍代表的紅人，要搞內部清算。父親不服，據理力爭。他幾十年一直默守“群眾大局，良心天平”的原則，即凡是對普通百姓（員工）有利的事就堅持。當時是恢複生產，把生產和經濟搞上去，順帶增加群眾福利，一舉幾得，大家受益，怎麽能說變臉就變臉呢？

     父親堅持實事求是，不認為軍代表在台上就是一朵花，下台就是豆腐渣。這本來是一個憑良心為人做事的態度，在當時卻被斥為“茅屎坑的石頭又臭又硬”，路線立場有問題。父親不為所動，堅持不檢討，認為自己沒錯。為此又被打入“另冊”。

     在父親的行事風格中，他不喜搞溜須拍馬，不屑走上級門路。更不會為了討領導歡喜而弄虛作假，哪怕說應景的過頭話。見風使舵的人他最看不上。記得他一次去省委“五七幹校”（文革中）學習，同行中有人大講“勞動能治百病”所謂無產階級勞動觀，父親不以為然，認為是懶惰，甚至是形而上學。在回程的汽車上與其大聲爭論，甚至放言，領導幹部可以參加勞動，也可以放下身段與群眾打成一片。不過，領導幹部最重要的責任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做點體力勞動休養生息，這說穿了也是一種資源浪費。與其讓他們活動筋骨，不如讓他們在群眾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父親就是這樣寧可不要官位也不失去做人底線。在我的記憶中，他不太搞特殊化，很少為子女謀私利。

     我自己有幸享受過兩次特權。

    一次是1961年大饑荒我兩歲時，由於饑餓，差點昏死過去。父親為此特批了葡萄糖，讓處在搶救中的我存活下來。

    另一次是我在上山下鄉期間，動用父親的關係，為大隊知青集中一起成立農科隊買磚瓦水泥提供方便。其實，這一次是為集體辦好事，根本不是謀私利。父親處理事情秉公辦理，善心以對。也正在於他私心不多，所以很少有人不滿意，甚至心懷感激。就說我二歲多時的昏死，是保姆平時將我的口糧分給了同在我家她自己的孩子。事情發生後，家中並沒有辭退她，因為此時她若帶子回無為家裏，必餓死無疑。不僅如此，仍將（允許）她的小女兒接來保命。父親就是這樣處理家事，在普通人眼裏就是一個忙碌的公仆。他走路很快、嗓門很大，對脾氣相投的人則海闊天空，以誠相待，無所不談。他本性善良，從不昧著良心說話。因為內心坦蕩，心裏相對幹淨。況且他總是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甚至嘴巴罵人、真心護人，是個內心敞亮的人。因此處於關鍵時刻會有人幫助。就說文革中“攻擊江青”罪名，若不是軍代表仗義執言，造反派羅列的罪名足以判他十年、八年，也沒話可說。還有，在巢縣土改時那件事，五槍撂倒四個，也是同期南下的蘇北其他幹部介於情況特殊給予庇護，才化險為夷。

     幾十年的熏陶和複雜經曆養成了父親視組織如生命的盲從以及極強的紀律性品格。這種性格在平時的生活中處處可見。比如，自1957年始到1981年間他一直受到不公正使用——正職副配，他從未去找組織申訴或怨言；再有，紀律使然在關鍵時刻保密/禁言：那年我參加高考（1977年）。眾所周知，77級入學之前差不多是“盲盒”——無人知曉入學成績，發榜極具偶然性，有點範進中舉戲劇性。發榜前夕，二姐有位教育局幫忙的熟人某天一大早前來賀喜，但是，僅僅是她一人，而我卻了無音訊，據他所言極可能落榜。全家很是震驚，但我也沒感到太意外。因為最後一場理化考試我是發著高燒硬撐著完成的。是夜我與母親長籲短歎，幾乎一夜未眠。商量明年再考。第二天，我農友（教育局長公子）前來通報，他考入醫學院，我如願入中科大。中午吃飯時，全家人喜出望外。父親卻慢悠悠地說，他二天前（教育局長是其老友）已知曉，礙於紀律不便告訴家人。我、母親與父親仨慪氣了一個星期。

    父親最後一個崗位是煤氣公司，市委書記直接點將派他去“壓壓火”。父親是1956年省委組織部批準的正縣（處）級幹部。此時按黨內級別，他已屬地市級幹部。人們說，“煤氣公司廟小王八多”，班子不團結，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市委要父親去扶植煤氣公司正氣，壓一壓邪氣。不能讓煤氣公司那股邪（煤氣）氣走進千家萬戶。

    父親二話沒說，老驥伏櫪，幹勁不減當年，帶領煤氣公司廣大職工銳意改革，在人事上吐故納新，在工作上不斷創新，大膽探索，不怕犯錯。並倚重年輕專業人員，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煤氣公司麵目煥然一新。多年後，提起老書記，幹部職工們沒有人不從內心表示敬重或肯定的。

   父親走了，離開了他深愛的親人和事業。他的一生：個人品行持剛正不阿之正氣；待人處事有海闊天空之雅量；從大海邊來，隨長江水去。生，強如梅花綻放之驚鴻傲雪；逝，儼如秋霜落葉之靜美恬靜。

    父親離休後，他最在意三件事。

    一是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聆聽老百姓的心聲。他認為這是黨的生命線所在。為此，他每天去菜場買菜，了解行情，與基層大眾接地氣。

    二是保持與老朋友的溝通，父親自1952年雁落銅官山，可以說是一個老銅陵，他見證了銅陵的發展和崛起。在銅陵的大半生涯中，由於他的爽快與豪氣，他有一大批談得來的朋友，其中不乏有肝膽相照的鐵杆。他喜歡聊天、下棋，與牌友們相聚，上麻將桌鏖戰。幾十年如一日，不玩錢隻敘舊。然而年歲不饒人，戰著戰著，他身邊的朋友愈來愈少，到最後確是湊不齊一桌了。

    三是開始眼睛向內，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有道是年紀愈大愈 “護犢子”。他對子女的管教反而愈來愈嚴格，他不求子女升官發財，時刻提醒或督促我們走正路，老老實實做人。

    父親平時“路盲”，分不清東西南北，認不清道路，我們曾為此擔心甚至嘲笑他。父親也不以我們為忤。他總是無問西東，走自己的路。如今，他到了天堂，有眾多老朋友幫襯，並有上天引領，想必不會迷路，也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