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話的代價—記我的一張大字報

講真話的代價—記我的一張大字報

看到本壇中有人為探究真相而窮追不解的時候，我想在諸位爭奪話語權的同時，想過一個問題沒有？講真話是否有代價？如果沒有，倒也容易了；如果有呢，那麽講真話的代價是什麽？為了說明它，還是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抖出來，或許有益。

那是1973年的事，當時我在上初中三年級。文革到了72和73的時候有所緩和，教育也逐步恢複正常。那一年，由於教師奇缺，準備在高中畢業生中找部分民辦教師以緩燃眉之急。當時我們中學選出一批學習好的人（十幾個）進入教師行業。這當中有我們的市委副書記的女兒，公平地講，她為人不錯，是個好大姐，但成績不怎麽樣，選才選能，她不符合條件。但即便這樣她也被選拔去外校教政治課。

後來當我得知這一消息後就準備寫出一張打字報張貼出來（那時我是個愣頭青）。起稿容易，但問題是我得叫人用毛筆字來抄。我請大姐幫忙，並請了她們單位的北郵畢業大學生來潤筆，這位北京下來的天子之嬌有個陋習，喜歡和頭頭腦腦參合，一句話，是個“屁眼插蘆葦路路通”地保式的人物，很快這位副書記便得知所謂署名“紅哨兵”的是誰了。

如果說這位副書記記得我或者報複我什麽的，那我是榮幸，誰與一個毛孩子計較？可問題並不到此了結。他們很快便聯係到我父親頭上。這裏更大的背景是，當時我們那個市包括全省是軍人當政，省委書記宋佩璋和我們市的張X，都是抓權抓得很緊的人，那位副書記是個老幹部，平時很是受憋。他以為是我父親想投靠市委書記，打擊他的“投名狀”。實際上，我父親開始一點都不知道我的所作所為，很長一段時期他的工業局效益不好，他一直在做工業建設方麵的基礎工作。事後得知把我和大姐狠狠罵了一通。按我父親的原話“我捅了馬蜂窩”。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成為市委書記們爭鬥的砝碼（也許根本就沒有撼動彼此牢固的權力的挑戰，或者那位軍人不肖用這種手段），很快這件事便雲消淡出了。

文革結束後，安徽的宋佩璋等也隨之倒台。我們市也由那位老幹部坐上第一把交椅。第一件事是，我父親的單位派工作組，審查我父親並停職。半年以後，他被萬裏看上，調去當副省長。我父親才得以解脫。（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父親的為人，他不走沒人敢說話）

我想說的是，真相不易，即便還原真相，曆史真的這麽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