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麵曾經走出一條適應國情、適應我們製度安排的路。但後來在民生領域盲目 “與國際接軌”,導致今天形成了“四座大山”——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住房難。
我們曾經篤信市場,以為市場真的能搞定一切,然而,市場卻往往失靈,特別是在民生領域與社會建設上。現在仍有不少人依舊沉浸在市場迷思之中,這是在下一步發展過程中需要我們時刻注意的。
李玲教授
瑪雅:7月31日,仇和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仇和曾經是地 方改革的風雲人物,2000年擔任宿遷市委書記時,賣掉了當地所有的公立醫院。然而2011年,當他在昆明市委書記任上,以“企業+醫院”模式推行公立醫 院改製時,以私有化著稱的宿遷模式卻改轍易途,由政府財政全額出資,建造一所大型公立醫院。從醫療改革的角度看,應該怎樣認識宿遷現象?其中最大的教訓是 什麽?
李玲:最大的教訓是,醫療是一個市場幾乎完全失靈的領域,甚至可以說所 有的市場手段在醫療領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將醫院當商場,將醫生當商人,過度醫療就無法控製,結果就是醫療費用一路上漲,老百姓看病越來越貴、越來越 難。所以在醫療領域,政府應該承擔責任。不能放任逐利的機製興風作浪,否則老百姓蒙受損失,政府也會遭遇極大的困境。
作為全國唯一一個完全取消公立醫院的地級市,所謂“宿遷模式”是失敗的。這些年醫改,國家投了大量的錢,各個地方醫療服務的水平普遍都在改善。可宿遷的醫 院私有化以後,發展是節節後退的,人才留不住,醫療水平也沒提高。宿遷老百姓不滿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宿遷政府也不滿意,早就想重建公立醫院,把賣掉的醫 院買回來,可是對方不同意。當時仇和賣醫院,最大的宿遷人民醫院以7000萬元賣給了金陵藥業,後來宿遷政府出價10億、20億,金陵藥業都不賣。現在金 陵藥業近30%的利潤來自宿遷人民醫院,那就是它生蛋的雞。宿遷政府沒辦法,隻好在市區以外重新建一個2000張床位的醫院,已經投入近20億元,全部建 成肯定不止這個數。這一賣一建,對一個城市是多大的損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有些老百姓認為,在醫療領域的所謂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說白了,“不就是不 管我們了嗎”?!
宿遷一個500多萬人的城市,政府對醫療資源沒有任何掌控力。那老百姓看病怎麽辦?靠什麽來保障醫療?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手上沒有公立醫院;沒有公立醫院,要是再來SARS,靠誰來抗病?靠市場,能靠得住嗎?
最近有個例子特別說明問題。非洲埃博拉肆虐時,美國出2000美元一天都雇不到人去援助。中國先後派出多批醫療隊,由公立醫院和解放軍的醫生組成,到利比 裏亞、塞拉利昂等國幫助抗擊埃博拉。前不久利比裏亞疫情解除,中國醫療隊功不可沒,受到世衛組織(WHO)和利比裏亞政府高度讚揚。
瑪雅:今年5月尼泊爾大地震,中國政府醫療隊也是以最快速度趕往災區救援。當地老百姓看到中國醫療隊的標誌,都說:“中國人真好,我們永遠記住了這麵紅旗。”
李玲:我一直說,公立醫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隊。軍隊是保衛國土安全, 醫院這支部隊是保衛人民健康安全,同樣很重要。不光是救死扶傷,醫院也是用來防範風險的,平時可能感覺不到,關鍵時刻就看出這支部隊不可或缺——任何大災 大難的危急時刻,都是軍人和醫生衝在前麵。這就是為什麽宿遷必須回頭辦公立醫院的原因。
宿遷斥巨資重建“人民醫院”
瑪雅:宿遷改革讓仇和一夜成名,也讓他成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一路被舉報,仕途卻一路驚喜”。他的升遷和落馬告訴我們什麽?
李玲:“仇和新政”的“三斧頭”——賣光、拆光、招商,是對現代國家治理的極大諷刺,說明根本不懂什麽是現代國家治理。
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把改革中的問題,與個人的腐敗直接聯係起來。但仇和成為政壇明星,一路升遷,對其他地方官員的政績觀不可能沒有影響。我這些年全國各地到處跑,看到基層有很多好幹部,可是有的人上不去,很寒心。
比如陝西神木試行全民免費醫療,深受老百姓歡迎,但縣委書記郭寶成後來卻被調任其他職務。我到基層調研,不止一位縣委書記跟我講,實行免費醫療,他們也都 能做到,但是不敢做。官員們麵對仕途,會做出“明智”選擇。所以我發現,基層醫改做得好的地方,幹部基本上是一種“烈士”心態,甘願為大多數人的利益“獻 身”,比如雲南玉溪,當時的市委書記孔祥庚快退了,就開始推醫改。
瑪雅:玉溪醫改從2011年開始,不走市場化,不增加農民負擔。通過增加財政投入,2012年新農合參合率達到95.54%,人均360元,創造了五個“全省第一”。
李玲:所以,醫改做得好的不一定是有錢的地方。醫療衛生與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關,能不能實現全民免費醫療,關鍵就看地方領導把民生事業放在什麽位置。
瑪雅:在學界、政界的“市場派”看來,全民免費醫療是“逆天”。
李玲:全民免費醫療是社會主義國家創立的。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人口 眾多,但是以我們今天的國力,是有可能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的。當初神木醫改,財政部就有官員質疑,怎麽能免費呢?全民免費是兜不住的。可是神木做到了,人均 300元,縣委書記和普通農民待遇一樣。郭寶成說,經濟發展了,政府有錢了,不就是給老百姓謀福利嗎?
我這幾年做醫改,接觸了很多各級官員。我覺得,我們的幹部隊伍,頂層和基層都不錯,但是中間有很大一塊“腸梗阻”,就是部門和中層有不少庸官——理念不行、幹事不行,多誤事呀!
當初醫改,財政部就有官員說,醫療讓市場解決。我跟他說,如果讓市場解決,你第一個下崗。國家財政的錢是老百姓的稅錢,是公共財政,如果連醫療這樣的問題都完全讓市場解決,那老百姓給你交稅幹什麽?領導幹部做決策要體現政府應盡的責任。
現在反腐,抓了一批貪官。貪官該抓,但那些不幹事兒的庸官危害大不大?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用錯一個人,他損失了極大的機會成本。比如醫改,政府4萬億投進去了,水邊都沒摸到。涉及13億人的利益受到危害,這是什麽樣的成本啊!
我認為,中國的體製關鍵就在用人。隻要能把賢明能幹的人挑出來,放在最重要的崗位上,這個體製就可以運轉自如。實事求是說,如果用對了人,中國醫改就是小菜一碟,根本不是什麽世界難題。
瑪雅:共產黨當年從人民大眾的利益出發,培養出數以百萬計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幹部。今天也應該這樣,不但要破,還要立;貪官要反,同時也要提拔一批好官,在民生領域多做點實事兒。好官的標準是什麽?就是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李玲:你說得很好。毛澤東當年抓革命、促生產,現在應該反腐敗、促民生。到基層調研,老百姓說,我們很讚成反腐,但是我看病還是貴呀!繼續反腐老百姓肯定擁護,但是老百姓沒得到實惠,時間長了大家就疲了,就都成了看客。所以我說,反腐大快人心,促民生才能大獲民心!
瑪雅:宿遷私有化醫改失敗後,輿論批評說,宿遷賣光醫院10年後走回頭路,這是領導的任性。
李玲:政府不是萬能的,但民生領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領域也基本都是社會化管理,而不是市場化管理。而我們很多人的理念是,社會領域就該分,賣醫院,賣學校,責任分到每個人。這是非常錯誤的。
中國最大的軟實力,就是凝聚億萬人民的根本製度。習總書記屢屢強調,“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說,這個一旦動搖了,就沒有共產黨的執 政地位。把國有企業和公立醫院、學校都交給資本辦,我不否認他可能辦得很好,因為市場上拚出來的這批人很能幹。但是都交給他來辦,老百姓的利益就有可能被 他的“能幹”搞到他個人的腰包裏。如果任由他們搞這製那製,變著法兒把僅剩的一點國有企業折騰光,決定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改變了,怎麽保證你能長期執政?
瑪雅:也許有些人認為,隻要堅持共產黨領導這一條,就能穩得住。
李玲:資本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一點,你學政治學的更明白,他一定要自己登上曆史舞台。他先要找代理人,到了一定時候他就和你分道揚鑣了。這才是所謂“顛覆性的錯誤”。
瑪雅:一旦跳上資本的戰車,韁繩卻不在自己手裏,就危險了。
李玲:習總書記說,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就要促進共同富裕。國有企業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說實話,如果沒了公有製,沒了國有企業這個抓手,政治上就是一場空,因為支撐你的經濟基礎喪失了。
瑪雅:新醫改從2009年開始,目前覆蓋麵已超過96%,從國家政策來看,不能說決心不大、力度不大。可為什麽政府投入大大增加,老百姓看病的負擔仍然過重,沒有充分享受到醫改帶來的紅利?
李玲: 新醫改到現在6年了,實事求是說,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近13億城鄉居民,這是非常大的進步。但另一方麵,全國醫療費用翻了好幾番。 2008年1.2萬億,2013年已經3.2萬億,2014年的數據還沒出來,估計不會低於3.6萬億。可就像你說的,這麽大的投入進去,看病卻越來越難。原來沒醫保時,看個感冒100元,現在北京一個普通門診已到了500元。即使報銷一半,個人花錢也比原來多很多。水漲船高,費用在不停地漲。
瑪雅: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李玲:我認為是國家宏觀治理有問題。醫療衛生製度是現代國家製度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醫改走到今天,實際上考驗的是國家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換句話說,醫改是個窗口,能看出我們國家的宏觀治理存在問題。
瑪雅:是什麽樣的問題?方向性的還是政策性的?
李玲: 方向不明,政策不當。醫改這麽多年了,國家層麵要建一個什麽製度,到現在還不知道。醫保、醫療、醫藥三方麵完全不協調,各吹各號,各唱各調。人類社會探索 到今天,要麽是全民醫療製度,就是國家辦醫院;要麽是全民醫保製度。我們現在公立醫院國家基本不給錢,然後用大量的財政資金辦醫保,把錢“分給”千家萬 戶,再讓醫院從醫保裏收費。我說這叫“反彈琵琶”。
本來國家直接把錢投給醫院,同時積極加以監管,老百姓看病的問題就能解決。現在國家把錢投給個人,然後讓醫院去掙這個錢。新農合和城居保,國家今年投給每 個人380元,醫院一轉手就給掙走了,給多少也掙走了。讓自己的醫院掙自己用稅收辦的所謂保險,這個體製機製不但不順,而且花錢多效益差。
醫藥領域就更亂了。幾千家藥企過度競爭,造成中國的藥品生產嚴重過剩。這個過剩不是像牛奶一樣倒掉,是靠賄賂醫生、賄賂醫院,讓老百姓狂吃藥來增加GDP。
瑪雅:換個角度說,中國人看病難跟需求大有多大關係?2014年中國就診人數超過70億人次,住院2億人次,太驚人了。
李玲: 我們的一些需求是被造出來的,過度醫療是普遍現象。由於醫改至今沒有解決醫院創收帶來的問題,政府投入越多,醫療趨利機製就越膨脹。醫生被“逼”得一天到 晚狂看病,必然水漲船高。現在不要說普通人,連一些有資源的人都看不起病,要是在英國絕不會有這種事。英國是高水平的全民免費醫療,國家通過有效的製度安 排免去所有國民患病後的擔憂。我們現在誰生病了,沒有人對他負責。他隻能到處求人,找醫院找醫生,浪費時間精力不說,整個體製都搞亂了。到最後,有權有勢 的人能得到好的服務,普通老百姓能得到嗎?
瑪雅:有沒有這個因素?我們醫院少,醫患比例不對稱,所以造成一號難求、一床難求的局麵?
李玲:跟英國比,中國人均的醫生數和床位數並不少,我們的問題是無序。英國除了急診可以隨時推門就進,一般情況下是先看家庭醫生,大部分問題都解決了,需要轉診才轉往上一級醫院。這樣有急有緩,十分有序。
但是我們的醫院,所有的病人都堆在那裏,不管大病小病,能不人滿為患嗎?原因就是我說的,國家治理出了問題,誰對老百姓負責?因為做了沒好處,不做也沒壞處,而且照樣升官。
瑪雅:既然中國人均的醫生數和床位數並不少,為什麽7個城市放開,允許外資獨資辦醫院?
李玲: 這可以說是對國際規則基本不懂,對維護中國人的權益不負責任。外資獨資辦醫院是殖民地時期的產物,有主權的國家是不可以這樣做的。你在美國居住過,你看到 一家外國人的超市嗎?看到過法國的家樂福、德國的麥德龍嗎?同樣,你去法國、英國也看不到美國的超市。國外連超市都不允許外資,更何況醫院?
外資辦醫院背景很複雜,很可能是來拿你血液樣本的。各種與遺傳信息相關聯的,都是國家安全問題。日本侵華時不就拿中國人當試驗品嗎?現在中國是獨立主權的國家,怎麽能讓外資獨資辦醫院呢?
退一萬步講,即使你需要,也要跟他談,這是你的籌碼呀。比如說,我對你開放,你對我開放不開放?如果這個你不對我開放,那你開放別的。我們現在什麽都沒有,單方麵就開放了。連WHO總幹事陳馮富珍都看不過去了,說你們的步子也太大了吧?
瑪雅:外資醫院進來,那不把中國醫院的好醫生都給挖走了?
李玲:就是呀。所以我說,我們國家宏觀治理出了問題。中國現在不缺錢,完全可以給老百姓提供不錯的醫療,可是我們錢沒花好。就算我們的醫院不夠,開辦外資醫院擴大供給,有幾個外國醫生能來?來個仨瓜倆棗的,還是得靠本土的醫生,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醫生啊。
一旦外資醫院進來,地方政府又把它作為一個經濟的亮點。坦率說,這不是我們改革的重點。我們老是在為少數人服務,普通老百姓有幾個能看得起外資?而且說實 話,外國醫生並不比中國醫生好。醫學是一個實踐的科學,中國是人口大國,患病的人數這麽大,好好培養自己的醫生,他們都能成為名醫。
瑪雅:也就是說,醫改6年,我們的醫療至今還在市場化的漩渦裏打轉。
李玲: 現在泛泛說社會政策要托底。底在哪裏?怎麽托底?你的治理體係能不能托住這個底?中國醫療保險征收的費用世界之最,北京占工資的14%。沒有哪個國家這麽 高,你在美國交過稅,有這麽高嗎?我們的養老保險也是世界之最。老實說,很多民營企業要是真按國家標準交稅,不要說五險一金,就是三險一金——養老、醫療 和失業,他也撐不住,肯定垮掉。但是這麽多錢收上去達到什麽效果了?看病還是貴,越來越貴。這說明我們的治理體係有問題,錢浪費了。
瑪雅:中國現在不光看病難,普通老百姓家孩子上學難,住房、養老都難。
李玲: 這幾個方麵過去恰恰都是我們的製度優勢,今天卻成了難題。過去國有企業有醫務室,有托兒所和學校,有家屬區,民生問題基本解決了。後來說企業不能辦社會, 把這些都一刀切了。現在回頭看,我們過去的機製設置其實是非常好的。你在這個企業工作,你的一切和這個企業是聯在一起的,你自然而然就以企業為家了。我上 中學時曾經下工廠勞動一年,那些老工人覺悟非常高。我們中學生不懂事,幹完活用潤滑油洗手,工人看到馬上製止,說你們這是浪費國家財產。那時候的工人真的 是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家。
瑪雅:現在不一樣了。國有企業的工人一般都是合同製,很多是農民工,流動性非常大。工人不會說,企業是我的家,已經沒有這樣的政治意識。
李玲: 反過來,國外現在卻是采用我們當年的模式,企業和社會結合。比如韓國,浦項鋼廠是世界最大的鋼廠之一,那個城市就是一個以鋼廠為龍頭的社會。不光有醫院、 學校,連大學都有,培養出來的人就為鋼廠服務。那裏的棒球隊非常強,甚至還有電影業。非常齊全的一個社會,人們在那兒安居樂業。
瑪雅:人家往社會化方向走,我們往市場化方向走。
李玲: 我們太追求利潤了。對國有企業的考核指標就是利潤增長多少,逼著企業走向唯利是圖,忽略它的社會性。企業怎麽能隻顧利潤?你雇了這些人,不管他的生老病死 嗎?我剛回國時去首鋼調研,首鋼醫院當年花很少的錢,保證了全體工人和家屬的免費醫療。後來改為社會保險,交的錢是當時辦醫院的好幾倍,卻隻保工人,不保 家屬。首鋼醫院也被推向社會,自己掙錢去了。最近貴州畢節市4名兒童服食農藥身亡事件,暴露的問題就是,企業支付的工資僅能維持工人個人的生活,而家庭和 社會承擔了巨大的成本。
瑪雅:出了這樣的事,真的要從根子上檢討過失,否則慘劇還會發生。
李玲: 中國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麵曾經走出一條適應國情、適應我們製度安排的路,但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放棄了。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真的是自毀長城。今天出 現了“四座大山”——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住房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們太相信市場了,所謂“不找市長找市場”,以為市場真能搞定一切。市場不可 能在所有領域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下一步發展最需要警醒的,一定要從這個偏向走回來。
瑪雅:你談到,中國藥企過度競爭,造成藥品生產嚴重過剩。這樣一種混亂局麵,監管部門不管嗎?
李玲:要是有人管至於這麽亂嗎?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體製機製需要變。比如產業政策,所有的趕超國家沒有哪個沒有產業政策的,產業政策是國家戰略,國家對本國的重點產業優先扶持。中國當年也有產業政策,可現在呢? 每次五年規劃也說這產業、那產業,比如醫藥產業,若幹年都在說是重點、要優先,可是我滿世界問,誰管醫藥產業?不知道。現在隻有一個工業和信息化部,這麽多的產業,一個工信部管不過來,客觀上成了形同虛設。結果就是政策缺失,比如醫藥產業。
舉個例子,別的國家都有強仿,世衛組織(WHO)允許強仿——你不用做研發,把人家的藥拿來仿製就可以。比如治療白血病的格列衛,是瑞士諾華公司的產品, 在中國一盒賣23000-25000元,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而印度生產的“格列衛”仿製藥一盒200元,連它1/100都不到。很多中國患者吃不起格列 衛,就買印度的“格列衛”仿製藥,藥效達到99.7%。中國有最大的白血病人群,因為人口基數大,可是國家沒有任何政策鼓勵生產仿製藥來保護老百姓。
瑪雅:更為諷刺的是,去年國內有位白血病患者因為網購印度生產的“格列衛”還被起訴。
李玲:習總書記去年9月訪問印度,說要學習印度的經驗,從印度進口更多的藥。印度當年是學的我們啊!而我們現在又去學印度。
印度1949年的時候各方麵條件都比我們好,國民總產值、人均預期壽命、受教育率,都比我們高。印度學英國,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但他的醫生都送到歐美培 養,藥品都從歐美進口,以他的國力怎麽用得起?上世紀70年代印度人來中國學習,當時印度人均預期壽命還不到50歲,我們已經68歲了。
印度人來中國學到了真經。他發現中國自己培養醫生,中國生產的仿製藥價廉物美,回去以後就開辦學校,培養大批的醫生,並且以國家的力量推動仿製藥生產。印 度法律規定不保護藥品專利,鼓勵仿製;而仿製成功後,給仿製專利保護。現在印度仿製藥世界第一,歐美都進口他的仿製藥,WHO也大批量購買,送到非洲國 家。其實不光印度,全世界都在學我們當年的做法,我們這裏卻是一片亂象。
瑪雅:這是曆史的吊詭。
李玲: 這背後的問題是,我們的管理結構需要調整。中國在前30年那麽窮的時候,為什麽老百姓能看得上病,吃得上藥? 1949年剛解放時一支青黴素一根“大黃魚”(金條)都買不到,那不就是今天的奢侈藥嗎?那時候我們怎麽做的?國家組織大規模生產,實行補貼,流通是國家 三級批發。新中國最早建的藥廠是華北製藥,大量仿製青黴素,就把青黴素從奢侈品變成了“白菜”,2分錢一支,老百姓當然用得起。
所以你看,當年條件遠不如現在,但隻要抓在關鍵環節,一舉就能解決問題。醫院是國家辦的,醫務人員是國家培養的,藥品是國家生產的,流通也是國家控製的。醫藥形成了一個有效的合作體,費用很低,老百姓就能看得起病。
瑪雅:華北製藥現在情況怎麽樣?能不能繼續給老百姓提供價廉質優的藥品?
李玲:華北製藥至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產基地。但它現在生產出來賣不掉,因為太多的小企業跟它競爭。比如一個頭孢,幾百家企業在生產。很多小企業違規操作,生產出來想方設法營銷,造成賄賂成風。現在抓腐敗,哪來的?不就是用流通倒出來的錢腐敗嗎?
眾多小企業過度競爭的結果是,每個企業的利潤都很薄,沒有任何研發和創新的能力。藥企是高度壟斷的——美國為全世界提供藥品,前20大藥企市場份額超過 60%,前3大流通企業市場份額在96%;法國、英國、瑞士都是隻有幾家藥企。中國5000多家,但前100家市場份額不到50%,前3大流通企業份額約 30%。國外大藥企的研發投入一般是銷售額的20%,中國1%都不到。那你想是什麽局麵?他一家跨國企業的銷售額和利潤超過我們5000家。所以中國就被 鎖在這個低端,我們的企業發展不起來。
瑪雅:中國藥企不賺錢,為什麽藥品還這麽貴?醫院怎麽能以藥養醫賺錢呢?
李玲: 這又是一個問題。5000多家藥廠過度競爭,造成利潤非常薄。那藥的利潤在哪呢?在流通。可能出廠價是1元,到消費者手上卻是100元,100倍的價格上 漲。醫生拿回扣,醫院拿回扣,所以虛漲上來幾十倍、上百倍。這相當於我們的企業受到幾座大山的壓迫。第一它在低端產品的位置,各方麵的成本壓力都在它頭 上。然後它的產品,流通環節要攫取一大塊利潤。那你想能創新嗎?靠什麽創新?最糟糕的是,很多腐敗都在流通領域。賣藥的賄賂醫生,賄賂醫院;其他領域呢? 賄賂各路人呀。這不但腐化人心,也極大增加了產品成本。
市場競爭確實釋放了很大的生產力,但是過猶不及,現在到了不得不重視弊端的時候。所以我認為,是該反思、做出調整的時候了。中國經濟真正要升級,經濟理論一定要升級。
瑪雅: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中國企業過度競爭,互相掣肘,市場和利益就是人家的。
李玲:沒錯,我們的藥品市場就成了跨國公司賺取暴利的場所。我們現在70%是進口藥,90%以上的耗材和器械——CT、核磁、彩超、鋼板、支架等,全是進口的。這實際上是在抽我們的血呀! 醫藥行業是世界上利潤最高的行業,他們又是以最高價格進中國,不是把我們辛辛苦苦掙的一點血汗錢全都賺回去了嗎? 我一直在講,中國醫改的配套工程應該是藥品和設備耗材的國產化。不走這條路,再多的錢投進去都不夠。
我出國調研發現,我們國家太缺乏宏觀治理了。你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人家是鐵哥們,但是在利益上算得非常清楚。比如美國製藥公司要在英國賣多少藥, 英國製藥公司就要在美國賣多少。他們每年都談判,你給我開放多少市場,我就給你開放多少,法國、德國也一樣。而我們基本上是裸放,你想來就來,想賣多少就 賣多少,沒有任何限製。所以才會出現葛蘭素史克這種事,拚命賄賂。我們成了他們跑馬圈地的地方。
瑪雅:5000多家藥企小打小鬧,為什麽不進行整合?
李玲: 地方政府首先就要抵製,因為藥企是稅收的來源。當時我們在設計基本藥物製度時,曾經提出“定點生產”的方案。定點生產自然就能淘汰一批小企業,因為大企業 才有能力生產供全國人用的藥。但是藥企的力量太厲害了——2009年醫改方案出來時,定點生產被否了,變成省級招標。在省裏招標,地方政府肯定保護當地的 企業。
瑪雅:國內醫院進口醫藥、設備都是自主決定嗎?不是國家統一配備?
李玲:是。所以進口商都是各個擊破,隻要搞定醫院就行了。背後很多都是有背景的人在運作,我們這麽多年怎麽呼籲都沒人理。
瑪雅:已經形成了利益集團。
李玲: 中國現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利益集團已經很強大,但是我們沒有任何防範利益集團的措施。我在無數次會上都提出這個問題,沒有人回答我。這種潛規則的結果是 什麽?你要為老百姓做事非常非常難,但是你要為利益集團做事很容易,有人會支撐你。為老百姓做事,你博弈的是利益集團,對手十分強大。所以這些年來,基本 上做醫改的人都是“烈士”。
瑪雅:政府一旦被利益集團俘獲,老百姓的利益就沒人管了。
李玲:這是最大的危害。
瑪雅:求是網今年2月刊登文章《醫改要防止顛覆性錯誤》,指出醫療保險商業化是醫改的主要危險之一,會導致醫療費用高漲、公平性下降,帶來經濟和社會風險。現在政府把大病保險交付商業保險資本掌控,這個情況意味著什麽?
李玲: 這又一次說明利益集團的強大和危害。大病保險交付商業保險資本掌控,這件事涉及十幾億中國人的利益,就這樣不聲不響、幾乎毫無阻礙地給做實了。其實政府真 想解決大病保險問題,完全可以在社保內部想辦法,現在卻是從社保基金劃撥資金,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大病保險。這造成兩個問題:第一,多一個環節就多了一份 成本;第二更甚,由於商業保險機構賺錢至上,隻想收取保費而不願付錢,用社保的錢向保險資本購買大病保險,就是拿人民的錢向其進行利益輸送。去年國內的商 業保險收到保費約1600億元,僅報銷了約500億元,保命錢的大頭變成了保險公司的利潤。
美國的醫保主要是靠商業保險,而美國醫療在西方國家中是最昂貴、最低效的。當年希拉裏領軍醫改,發現美國商業醫療保險公司征收的保費,僅三分之一用於病人 報銷,三分之二成了保險公司的暴利。美國紀錄片《醫療內幕》揭露其醫保行業的黑幕,醫保資本就是一群隻會收錢、見死不救的吸血鬼。美國現在已經開始削弱和 摒棄商業醫療保險,而我們還在一味學美國。老實說,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過多地學了一些美國的簡單動作,以程序正義掩蓋實質非正義——隻要程序正 確,不管結果如何,你都拿我沒辦法。某種程度上,這就是政治無賴,會把我們帶到溝裏去。
瑪雅:一盒格列衛在中國賣25000元,是通過什麽渠道進口的,為什麽價格會翻成這樣? 既然印度的仿製藥這麽便宜,我們為什麽不從印度進口呢?
李玲: 印度的藥沒有通過我們國家食品藥品管理局的批準。至於進口格列衛價格為什麽會翻成這樣,這是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我跟一些跨國公司談過,憑什麽你們的藥在中 國賣得那麽貴?很多藥專利期都過了還賣那麽貴?他說我可以降價,但是在中國的營銷成本非常高,因為你從來不給我量的優惠。你給我量,我價錢就可以降,但你 是一盒一盒買的,所以價就高。
你看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係(NHS),9%財政投入這麽龐大的費用,但醫藥費不到10%。我問他們管理部門是怎麽控製的?他是以國家為主體全球采購,跟 全世界大的跨國企業談。英國6000萬人口,他以量來換價:我6000萬人的市場給你,你給我什麽價?這實際上也省去了這些藥企的流通成本,藥企還是賺 的,就能接受這個價格。所以英國人用的是最好的藥,價格又很低。
瑪雅:以量換價,中國這麽大的需求量,我們什麽價換不來?
李玲: 我們國家誰在算這個賬? 現在是各省招標,一個省跟跨國公司是談不下價的。中國30多個省市區,哪怕丟了你這個省他也不會降價,除非是以國家為主去和他談。我跟英國NHS前總裁 談,他都不能理解。他說,我6000萬人的市場跟他們談,談成白菜價,你們13億人可以談更好的價呀!你們這麽好的討價還價的優勢為什麽不用? Why not? 過了一會兒又回來問,Why?
我感到非常悲哀,我們國家誰在管這個事兒? 誰在對老百姓的健康負責? 所以我們的治理體係要變,不能光說為人民,要有切實管事的機構。發改委30多個司局,真正涉及社會的隻有社會發展司,其他全是經濟。但是你看國外的機構設置,民生是大頭,經濟是小頭。比如美國勞工部,十幾萬人,衛生和人口服務部也是巨大的。
瑪雅:說到底,是為誰服務的意識問題。就像毛主席說的,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李玲: 實事求是說,毛澤東當年做的事就是打基礎,播下種子,讓後人收獲。中國農村改革從包產到戶開始,這在短期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別忘了,是1949年 到1978年農業合作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礎——農田的平整、8萬座水庫的修建、先進化肥種子的使用,還有大量人才的培養。人民公社解決了農民的醫療問題、 教育問題,1979年是在這個基礎上放開以後,農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瑪雅:從“格列衛”仿製藥案,我們得到什麽啟示?
李玲: 得到的啟示是,國家要對老百姓的醫療衛生負責,遠遠不是建立醫保就完成了,何況我們現在醫保水平還很低。需要做一個製度設計,從醫療、醫藥、醫保全方位入 手,幾方麵形成聯動,才能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障。現在北京的人均醫保水平已經超過台灣了,北京大概是7000元,台灣是5000元人民幣。但是台灣是高水 平的免費醫療,北京很多進口藥都不報銷。為什麽花錢多卻不如台灣做得好?就是沒有製度安排,沒有宏觀把控,太多的錢浪費了。
國家治理不能大撒把,以為隻要放開就好,甚至不惜裸放。就像一家人過日子,當家長的心裏得有數,錢要花在需要的地方。俗話說:吃不窮,穿不窮,計劃不周事 事窮。花錢沒算計,一個家必垮無疑。2014年發明的這個詞——“任性經濟學”,不無調侃,但發展經濟當然不能信馬由韁,走到哪是哪。現代經濟要有計劃、 有規矩、有管理,我們的決策者,包括參與政策研究的人,都應該好好想一想,現在老百姓最關心的是什麽、最需要的是什麽?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謀劃,去管理,現 在下的功夫遠遠不夠。
特別重要的是加強黨的領導。科教文衛都是民生領域,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一定要配備強有力的幹部,而不是為了滿足班子的人員構成湊一個人去分管。 2009年基層醫改啟動,開始階段起色也不大。當時的李克強副總理親自抓,很好地利用了我們的製度優勢,動員組織各省領導積極推進,基層醫改取得了巨大成 績。
瑪雅:就像你說的,關鍵就在用人。把思想好能力強的人放在社會建設的重要崗位上,以我們體製的優勢和力量,就能搬掉新的“四座大山”。
李玲: 所謂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社會建設。政府最該作為的是在民生領域,因為市場在這裏是失靈的,政府必須得管。現在各級政府都在搞 經濟,當然發展經濟是搞好民生的基礎,但在議事日程上民生應當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以中國政治體製的優勢,醫改根本就不難;難就難在沒人管,空談。
所以我說,反腐大快人心,抓民生才能真正獲得人心。抓民生,醫療是個好的突破口,我希望醫療可以作為新一屆中央的一個重點。不誇張地說,改革開放30多年,最大的副產品就是人都病了。生活方式、環境汙染、食品安全、心理壓力……方方麵麵的問題所致,人都病了。老百姓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醫療,政府在這方麵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如果能夠讓老百姓看病可以低費甚至免費,就能大獲人心。
瑪雅:現在強調“四個全麵”,其中之一是“全麵深化改革”。你有一個觀點,要以社會建設引領全麵深化改革,凝聚增長新動力。你是怎麽認識的?
李玲: 把社會建設作為全麵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麵能夠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確保初戰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麵又能引領經濟、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長動 力,重構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凸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也就是說,社會建設承前啟後,既是經濟建設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黨的建設的基礎和 鋪墊。
在我看來,“中國道路”與其說特殊在經濟發展道路,不如說特殊在社會發展道路。社會革命先於經濟革命、社會建設促進經濟建設,是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共 同經驗,是中國道路成功的一個特殊秘訣,是“中國特色”的特之所在。曆史和現實都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是新中國後來居上的法寶,是 共產黨凝聚人心的旗幟,也是今天全麵深化改革的人間正道。
瑪雅:社會主義製度下,共產黨是中華大家庭的家長。如果過分相信和依賴市場,政府不再以民為本、為民做主,讓老百姓自立門戶、自謀生路,我們的製度基石就會動搖。
李玲: 政府是公眾利益的最佳保護者,但中國今天給老百姓的保護應該更多些。現在的社會政策僅僅是托底,但是底在哪裏?我們有沒有免除百姓的擔憂?我到其他發展中 國家講中國醫改,人家問,老百姓看病還要錢嗎?我說要錢。人家一句話就把我問死了:那你們醫改好在哪呢?人類社會已經走到這一步,連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 家都是免費醫療,你們還沒免費,還要那麽多錢,你們再改能有什麽成效?我無言以對。
什麽叫現代社會治理?現代社會治理就是組織起來,建立富人幫窮人,年輕人幫老人,健康人幫病人的製度,給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並不見得要全免費,前 30年也不是免費,是低費。組織起來,大家一分攤,成本就低了。共產黨走到今天,憑的就是超高的組織能力。這些年來中國所有最大的成就——航天、高鐵、奧 運會,包括抗震救災,一定是發揮了共產黨的組織優勢。
所以應該清醒認識到,我們的優勢在哪裏。發展市場經濟,市場要利用,但它就是個平台。不要把市場當成魔棒,它變不出花樣來。中國道路的成功在於有一個代表 人民的、有強大治理能力的國家,從而能夠為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公平正義的前提。在今天,如何使這樣的國家不變色,要靠完善的製度體係,也就是國家治理 現代化。
瑪雅:堅持中國道路,保證國家不變色,這是關乎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李玲: 現在講紀律,講規矩,紀律和規矩的後麵是我們要走什麽樣的發展道路,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官員腐敗成這個樣子,說到底就是一點理想信念都沒有了。紀律和規矩 一直在那,他根本沒遵守,就要反思出了什麽問題。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那麽多偉大勝利,其實就是道路正確。走對了路,沒有人 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
中國當年創造了全世界至今還在學的基本醫療衛生製度。今天,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我相信隻要我們選擇正確的、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醫療就不會是克服不了的世界難題。
2015年8月於北京
(瑪雅,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