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開中國暴富群體的麵紗

2014-06-15   來源：中華網  作者：中山大學學子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現象越來 越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2010年底，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 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據8月24日中國富豪研究所胡潤研究院發布的《財富報告白皮書》披露，中國大陸目前資產過千萬 的富豪達96萬人，比去年87.5萬人增加了9.7%。其中資產達100億元人民幣的有200人，資產過10億元人民幣的有4000人，資產過一億的億萬 富翁為6萬人。據統計，在中國大陸，富翁最多的地區是北京，有17萬千萬富翁。廣東省15.7萬和上海13.2萬的千萬富翁。千萬富翁的平均年齡為39 歲，男女比率為7比3。資產過億的億萬富豪的平均年齡為43歲。 

　　另據統計，2005年中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 煙草等國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不是由於這些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值貢獻率較大的高於其他產業，而是因為這些行業能獲得巨額壟斷經營利潤。在失控的工資增長與失控的薪金減少過程中，大量 的民營企業員工工資增速很慢，有的甚至在負增長，而國有壟斷企業職工工資卻一枝獨秀，穩居高位。由此，人們有理由認定，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到了極端嚴重、難 以根治的地步。 

　　但是，據我了解，老百姓雖然對國有壟斷企業職工的過高工資很是不滿，但 是，大都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態度，許多人則千方百計想“鑽”進國有壟斷企業享受、瓜分一點那高工資待遇。更嚴重的問題，或者說將有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公憤的問 題、動搖國家穩定的問題，是那些不斷異軍突起的暴富者群體。中國老百姓最痛恨、最仇視的，就是那些暴富者群體。中國社會有可能發生“動蕩”、“革命”和 “造反”的，將肯定針對的是這些暴富者群體即腐敗群體。他們主要都是些什麽人呢? 

　　所謂暴富，是指在極短的時間內，收入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元的財富 暴漲現象。所謂暴富者群體，是指鑽了國家政策和法律的空子，違背社會公德和法律，利用特殊資源或手中職權在較短時間內聚斂財富的這麽一群人。這群人由“特 權階層”衍生，是社會各界無論如何也無法漠視、容忍和接受的一群人，是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加劇的主要始作俑者。 

　　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老百姓，因為善良和樸實，他們對靠勤勞 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貢獻致富的人，不但不眼紅、不反對、不憤恨，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態度。最近，有記者報道“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自己已擁有座駕的 情況下，又為老伴買了一輛汽車，網友們就表現出全力支持的態度，幾乎一邊倒地認為袁院士買什麽車都不過分，就是擁有六七駕私人飛機也是正常的!更有網友激 動地表示，就算我們仇富，也不仇視袁隆平!輿論普遍認為，“仇富不仇袁隆平”這清楚地表明了被中國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論》已經破產，國人仇 視、仇恨的隻是具有不正當來源的財富持有者，而不是靠智慧和汗水解決了人們吃飯問題的袁隆平院士，袁院士這樣胸懷天下、腳踏實地搞科研、掙大錢的“富 人”，人民群眾是熱烈歡迎的。 

　　中國的暴富者群體到底有多大?國家統計局至今也沒有係統統計過，反貪部門也沒有正式調查並公布過，學者們的研究因資料不全而難以估計。不過，大家都認為不會比胡潤研究院發布的數量少，以至於要用“人群”來為之冠名。 

　　對於暴富者群體產生的原因，學者們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種概括：一 是改革開放原因說;二是改革開放不徹底說;三是法律法規不健全說;四是反腐敗不力說。這四種概括，各有各的道理。如果認真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原因說 並沒有解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怎麽就和暴富者群體的產生、腐敗墮落有機聯係在了一起，更難以說明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也有相對的暴富者群體、也有腐敗的現 象，特別是不能說明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腐敗現象反而很少，因而沒有說服力。法律法規不健全說和反腐敗不力說則揭示了反腐敗的體製與機製的問題，但是 沒有揭示出預防腐敗的體製與機製問題，以至於腐敗越反越多、暴富者“風起雲湧”也越來越多。 

　　而改革開放不徹底說，似乎更能解釋這一現象。研究暴富者群體問題，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隻有結合中國的具體形勢具體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開放不徹底的奧秘，也才能對症下藥，也才對深化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果撇開為數不少的靠依法生產和經營、靠勤勞致富者外，我感覺，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差不多都親身經曆過或聽說過自己身邊那些暴富者產生的“事跡”。下麵，讓我們花一點時間來回顧、分析一下。 

　　一、價格雙軌製造就的暴富群體 

　　所謂價格雙軌製，是指在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交換中，通行著政 府定價和市場定價的兩種價格體係。中國經濟體製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中，所謂價格雙軌製是無論如何繞不過的一個過程。其原因，一是計劃經濟的勢 力相當強大，執行計劃經濟政策與條規的官員們占據著、把持著國家的主要命脈，要讓他們放棄計劃定價，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二是因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製、放 開集貿市場、對企業放權讓利等改革步驟的推行，受供求關係的影響，一些商品按照市場定價已是順理成章，誰也阻擋不了。這樣一來，也就出現了政府主導的低價 格，和市場定價的較高價格，兩者相互存在且相互刺激。 

　　實踐中，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並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而是客觀存在且交叉，也就出現了有人不擇手段地把低價格的計劃商品，拿到市場上以高價格出售，凶猛地賺取差價發財。 

　　現以1987年雲南省電銅為例。國家統一出廠價格為每噸5500元，雲 南省製定的出廠價格為每噸6600元，最高出廠限價加價額為每噸9920元，最高銷售限價加價額為每噸10560 元。這也就是說，某人有關係，從電銅工廠買出1噸電銅，轉手賣出去就可以賺錢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賣1萬噸，就賺3960萬 元，1987年的3960萬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同誌! 

　　再以雲南省的名煙為例。 1987年，國家決定放開13種名煙(雲南省占9種)的計劃價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場銷售價格，每箱出廠價約4500元，而一到市場上至少可以翻一倍以上， 即最少賺 4500元;如果能批1萬箱，那麽就能賺4500萬元。當時不是秘密的秘密是，這樣的暴利不能由一個人吃，而是有好幾個人吃：某人從煙廠批出1萬箱，他並 不會去提貨，而是在賓館中就把這1萬箱煙的批條倒賣了好幾次，每人吃一些，隻是最後一個商人才真正把煙提出，批發給零售商。那時，昆明市平常就有上萬人在 做煙的生意：有用當時雲南省不能生產的過濾咀絲來換煙的;有打著領導旗號來“開後門”批煙的;有通過請客送禮搞煙的;有內外勾結倒煙的。總之，當時有一部 分人通過銷售雲南名煙的價格雙軌製，而發了橫財。 

　　現在，我們看當時的這些緊俏商品的雙軌製可能有點不理解，有的人甚至認 為一下子放開不就得了?但是，當時就是一下子不能放開，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開，就被稱為前蘇聯的“休克療法”，就不是漸進式改革了，不但要遭到反改 革派們的反對，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數人也不會、不敢擁護;二是當時把計劃定價稱為“社會主義”，是必需堅持的底線，如果一下子放開價格，老革命家們不會同 意，左派們也不敢同意;三是當時的掌權派不讚成，因為如果一下子放開，就沒有人找他們批條子了，他們手裏的權力就沒有了，一方麵他們的權力失落感驅使他們 不讚成，另一方麵他們不緊緊抓住批條子的權，也就沒有受賄致富的機會了。這就是價格改革要“闖關”的曆史背景。 

　　二、國企初期改製不成功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以前，中國的國企改製經曆了包括擴大自主經營權、廠長負責 製、承包經營責任製、加強內部管理等。回顧這一改革過程，說明了我們對國企改革的認識，是一個“模著石頭過河”逐步發展的過程，當然更是實踐教育的過程。 由於國企本身的理論研討問題，比如杜光先生就指出“國企不是公有製”，我們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試驗過了，始終成效不明顯，要麽是經濟效益不好——盈利 不多，虧損不少;要麽是社會效益不好——服務態度惡劣。以至於人們驚呼：中國國企的改革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國 家“統包統配”的舊體製，問題更加糟糕。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每改革一次，都會造成國家利益的某些損失、就會造成一次陣痛，都使一批人因此成為了暴發戶。 

　　先說擴大自主經營權。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是中國自農村家庭承包經 營承包責任製後，城鎮企業進行的第一個重要改革。企業擁有了自主生產與經營權，包括超額生產權、超額生產的產品的定價權和銷售權，由於政府機關不能、也不該監督，在社會產品極其匱乏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內的許多商品，就成為了市場上的搶手貨，廠長、銷售人員和市場裏的“倒 爺”(二道販子或三道販子)中一部分人，便就此暴富了起來。 

　　再說承包經營責任製。國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製，是借鑒農村土地家庭承包 經營責任製經驗，而實行的一項“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嚴格來說還不能稱其為改革。由於政府機關與承包經營的國有企業在談判時，無 一不處於信息不明、情況不熟、被企業糊弄的狀態，因而往往被“欺騙”，以至於出現了相對於未承包企業來說，承包基數過低、企業留利過高、企業“小金庫”過 肥等普遍現象。其中，企業“小金庫”除了企業正常使用外，相當一部分便被企業負責人堂而皇之地拿去，從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說廠長經理負責製。工廠實行廠長負責製，公司實行經理負責製，這本來 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自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初，這一原理被所謂的集體負責製、黨的一元化領導、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管理等， 弄得成了大問題，以至於進入改革開放後還需要學者與政客大力研討、普及廠長經理負責製這個常識。而實踐中，自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後超額生產的產品的定 價權和銷售權，一直延續到廠長、經理負責製，廠長、經理和營銷人員以及市場“倒爺”(二道販子或三道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續了下來，直到社會商品 供需趨於相對平衡。 

　　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係列改革方案，是在企圖繞過所有權這個最敏感性的問 題，而進行的不成功嚐試，也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必須付出的學費和代價。試想，那時曾經在經濟學界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產權理論的人，說成是所謂的“資產階級自 由化”，不就客觀證明了改革曆程的異常坎坷和艱巨嗎? 

　　三、產權改製過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於擴大自主經營權、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承包經營責任製等，沒有涉及 企業的產權這一根本問題的改革，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終。有的人把這叫做失敗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時，以明晰企業產權為標誌的股份製改造被決策層接受，成 為中國國企乃至集體所有製企業的主要改革方向與途徑。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中國包括國企改革在內的所有政策執行中 的一條經驗教訓。正如著名學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製改革因官商勾結，中飽私囊而畸形發展。沒有進行股份製改造的重點國有企業更成為權貴們的囊中之物。 這些國有企業在特殊的曆史時期誕生並培育了中國特色的豪強資本家和權貴階層，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 

　　首先是設置內部股。中國國企和集體企業的內部股，是按照企業內部職務高 低而劃分為若幹等級，每一等級可以劃入或認購多少不等的內部股份。例如，董事長、總經理10萬股、中層管理幹部5萬股、一般員工1萬股，如此等等。其中， 許多國企向主管部門及其領導贈送內部股，這已是一個不得違背的潛規則。待內部股一上市，股價飆升時他們便拋出，一批急劇暴富的富人也就冠冕堂皇地誕生了。 

　　其次是管理層收購。所謂管理層收購，是指為“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救 活公有製企業，由國企和集體企業管理層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權進行收購的改革方案與行動。在管理層收購中，管理層一般都沒有、也拿不出那麽多現錢， 怎麽辦?方法是管理層用公企作抵押向銀行貸款。這樣一操作，公企也就悄無聲息地變成了管理層的企業。由次，管理層也就一夜之間成為了暴富人群。這也就是所 謂的“國有資產流失”。 

　　由此引發的問題是，被管理層收購的那些公企，為什麽不選擇其他的改革方 案，偏偏選中管理層收購的方案?事實上，被管理層收購的那些公企，已經試驗過了幾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見成效，唯有管理層收購這一條路了。這也就是說， 是“不得已而為之”。現在看起來，當時的管理層收購，沒有公開、公平、公正地界定公企普通職工的股份，而是“減員增效”式地“一刀切”，把部分普通職工辦 下了崗。不過這已是後話。 

　　四、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天價薪酬造就的暴富者 

　　中國有一個合夥暴富的群體，當首推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的天價薪酬時下已經引起國人的嚴重關切和強烈不滿!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中，企業管理層的薪酬，是由企業所有者即老板決定 的，在股份製企業中具體是由董事會、股東大會討論決定的。按照這一理論，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的薪酬，應由國家和政府決定才是。中國現行央企負責人的薪酬 製度是在2002年由國資委製定的，年薪結構由“基薪+績效年薪”兩部分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與業績考核結果掛鉤，主要考慮企業的經營規模和經營 管理難度，兼顧地區、行業和本企業職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績效年薪則屬於獎勵性質的收入，以基薪為基數，與經營業績考核結果掛鉤。當時確定的負責人薪酬與職 工平均工資的比價是12倍。由於國企職工年平均工資在10萬元(電力行業一個抄表工就是10萬元)左右，負責人薪酬也就是120萬元了。 

　　由於國資委的薪酬規定太籠統，又設有一個職能部門負責監督和考核，事實 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層自己給自己定薪酬的中國特色現象。根據經濟學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設，這些國企管理層無一不是經濟人，至今沒有出現一個劉國光命題中的“大 公無私人”，無一例外地是自己給自己定天價薪酬。正如鄧隸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資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權，造成央企負責人自己給自己定工資;二是對 央企經營業績的真假缺乏科學的確認與評價機製，特別是與經營者薪酬掛鉤的“效益數”，在不少央企類似於考生自己給自己判分;三是對薪酬及職務消費未建立披 露機製，少數央企存在嚴重的“按職分配”現象。什麽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同工同酬”?見鬼去吧! 

　　據統計，中國現有大型央企 155家，每一個央企高管按平均數20人計，則有3100人;每一個高管年薪以100萬元計，則高達31億元之多。事實上，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 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非國企員工月工資不過一兩千元，差距懸殊!以中國神華為例，2007年實現淨利潤213.48億元，16位高管年薪共2404萬 元，平均每人 150.25萬元，超過百萬元年薪的高管8位，而兩位副總裁郝貴和王金力的年薪均為304萬元，是整個能源行業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據3月17日中國神華發 布的2007年度報告顯示：實現營業收入821.07億元，同比增長26%，淨利潤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億元的營業成本中，人工成 本增加了4.59億元，同比增長35.75%。年報還顯示，中國神華2007年其綜合毛利率為48.18%，相較於2006年的50.54%下降了 2.36%。一邊利潤下滑，而另一邊高管酬金膨脹，能算正常嗎?央企管理層自定天價年薪，各省、市、區國資委管理的大型國企管理層上行下效，年薪也大多在 50萬元至80萬元人民幣之間。 

　　另據不完全統計，國內現有中小企業2000萬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則，其中3%是國企，也就是60萬家左右，他們的年薪平均大約在20萬元以上。 

　　應該說明的是，上述計算的僅是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工資表上的薪酬，並 沒有計算他們的職務消費，更沒有計算他們的灰色收入。據媒體揭露和學者研究，中國的國企賄賂他人和接受賄賂已司空見慣且相當嚴重。據《北京青年報》 2008年7月12日發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發陝西省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陳雙全在職三年受賄1700萬元，其“經驗之談”是：“我受賄優先考慮 國有企業，因為國企比較安全”。而且“國企普遍愛好做假帳，並且精通這方麵的業務——‘有辦法做’，因而接受其賄賂會‘比較安全’”。陳雙全的坦白令人震驚! 

　　五、資本市場製度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國的資本市場開發較晚，還很不成熟，從而成為暴富者群體孕育、滋生的 溫床。正如吳敬璉先生所指出的，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頑疾並未根除，有權力的人可以大發橫財，而普通股民總是無辜地利益受損。由於受計劃經濟指標分配、執 行信息公開不徹底的負麵影響，中國資本市場建設和完善過程中沾染了大量原體製中的弊端，為有權有勢的官員們及“太子黨”、親朋好友暴富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 的機會和平台。他們此間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場不透明，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數王益案。據《中國新聞周 刊》2008年第22期報道，王益有兩個違法亂紀行為：一是為其弟王磊謀私。原國家開發行副行長王益，於2007年3月批示國家開發行河南分行，為鄭州提 供25億元資金用於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中嶽嵩山、少林禪宗、武術聖地為核心的旅遊文化產業發展。但25億元資金隻用了2億元，其他23億元去向不明，其中 王益胞弟王磊從中收取4000萬元高額“財務顧問費”，用於購買太平洋證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太平洋證券登陸上交所，首日股票漲幅達 到了424%，王磊的4000萬元原始股份轉眼間便飆升至16億元人民幣。二是牽連到太平洋證券違規上市。太平洋證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計虧損8482萬元的 績差公司，按規定根本達不到上市資格，但是它卻用即將退市的雲大科技換股操作違了一次規，又用證券新代碼——即不是借殼也不是新股發行再次違規，特別是它 沒有經過證監會發審委以及重大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就直接上市，顯然與王益有關，並且發現王益在太平洋證券中有大量低廉籌碼。王益案充分表明，中國證監會在 監管中國證券市場時有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漏洞，王益們暴富也久有了遊刃有餘的機會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場化手段。例如較長時間采用上市的配額製，一些省市區為了爭 取配額，不得不采取送內部股大禮、向握有實權的官員行賄受賄等手段，賄賂有關部門的官員，甚至行賄上市評估專家、證監會發審委專家組成員。這樣一來，有關 部門的官員和上市評審、發審專家組成員，開一次會、行使一次權力，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上萬、上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巨額收入，這不是暴富又是什麽?! 

　　三是股東同股不同價。例如，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設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 股東(一部分為自然人，就是某些官員和“內部人“)穩獲暴利，而流通股股東卻不得不承擔股市下跌甚至暴跌的損失。再如近年的大小非解禁，使擁有大小非的股 東轉眼間獲得超額利潤，以至於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東以及上市公司，並不管時下市場是否低迷而一個勁地要解禁套現。 

　　四是內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轟動一時的廣發證券原總裁董正青，通過泄露內 幕信息、內幕交易案，在廣州市天河區法院進行公開審理。據檢察院審查起訴書顯示，公安機關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直接主導廣發證券借殼 上市的職務便利，多次將廣發證券借殼延邊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碼：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給其弟董德偉，並指使董德偉買入再賣出延邊公路股票，共盈利 人民幣1億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將內幕信息透露給趙書亞，趙書亞即利用該內幕信息，通過其控製的股票資金賬戶，籌集資金200多萬元，購買延邊 公路股票。經中國證監會認定，趙書亞在價格敏感期內買入延邊公路股票49.81萬股，買入金額247.8萬元;賣出29.49萬股，賣出金額182.49 萬元，賬麵盈利101.73萬元人民幣。 

　　五是所謂“股權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東和富豪超低價 買的股票和老百姓高價買的股票，拿到市場上按照同等價格進行買賣。中國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東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錢的價格在幕後買進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 在市場上平均花15元左右的高價購得的，條件就是大股東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隻能在股票市場外麵轉讓，所以被稱為“非流通股”。當初老百姓花高價買 的是流通權，買的是國家對老百姓的承諾。但是，隨著股市發展的現實要求，證券監管機構公然蠻不講理地違背承諾，宣布解除對低價非流通股的上市限製，而又不 顧及股民巨大的價格落差。這樣一來，原本窄小的羊圈裏忽然被放進了一群膘肥體壯的狼，超過流通股數量兩倍多的低價股***決堤洪水般洶湧拋售，中國股民的 金融資產***長江大河般滾滾流入極少數富豪的腰包。這樣的所謂“股權分置改革”，無疑像江洋大盜一樣是對中國小股民進行一場明火執仗地公開搶劫和掠奪。 

　　上市公司老總的普遍高薪，也是令中國股民深惡痛絕的現象。 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評選出2008年30位“中國上市公司最貴老板”，這些高管2007年從上市公司領取的薪酬均超過100萬元。這些老總 平均年齡為51歲。其中蟬聯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國平安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年薪6616萬，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加394%。他們憑什 麽如此奢侈?他們執掌的上市公司，其股票不斷進行增發與配股都在幹些什麽? 

　　更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國股市通過人為的製度安排，大把大把地為境外 投資者送錢。據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整理的銀行資產流失統計，僅2006年由於“銀行產權改革”而損失給外國的資產至少一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4月 16日報刊文摘轉載《新世紀周刊》4月7日刊登郎鹹平教授的文章說：“由於次級債風波，美國很多銀行都遭受了重大損失。其中一家商業銀行，叫做美國商業銀 行，他們也遭受巨大損失，但他們卻公開宣稱，承認在次級債風波方麵投資錯誤，遭受巨大的損失，可是卻從中國建行上市賺取了1300億。1300億是什麽概 念?相當於每一個中國百姓都為它付出了100元錢。”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僅融資29億美元，可上市以來海外分紅累計卻高達119億美元，其中僅2005年 就向紐約等股民散掉600多億元人民幣。在國內，給股民分紅的僅僅隻有國外的十分之一。中國股民和外國股民到底有什麽本質區別嗎?非也，隻是這些崇洋媚 外、毫無公平、正義之心的“老總“們他們是新時代的無恥漢奸而已! 

　　六、基本建設投資招投標過程中造就的暴富群體 

　　較長時間以來，包括城市建設、交通、能源、環保等基本建設領域，一直是 產生暴富群體的最佳搖籃和最好平台。雖然我們在基本建設中較早推行了投資招標投標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標投標中，找到了為自己謀利的機 會與平台，伴隨著內定中標人、層層轉包的把戲，也就出現了兩個產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屢見不鮮;二是一些人迅速腐敗、落馬，暴富者群體應運而生。 

　　據報道，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被控涉嫌受 賄2226.4萬元，於2009年7月16日在重慶第二中級法院出庭受審。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錢被同時提起公訴。據檢察機關指控，晏大彬現年46歲，自 2001年起擔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以來的七年間，曾先後63次向17個企業的20多人收取少則單次5000元、多則單次150萬元的行賄款項。檢方稱， “如此長的受賄時間，如此大的受賄金額，在整個重慶都極為罕見，堪稱三峽庫區第一貪”。據檢察機關公訴材料，晏大彬的落馬純屬偶然。其妻付尚芳以其弟名義 在重慶南岸區高檔住宅區融僑半島風臨州購買了房屋，但一直空置。2009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樓下的鄰居忘帶鑰匙，找到物業保安希望能打開樓上空 房，以便從該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開門。因付尚未入住該房，保安處有空置房屋的鑰匙。當保安用鑰匙打開房門，準備越窗翻牆時，發現廁所有八個礦泉水包裝紙 箱，其中一個已被打開，裏麵有大量人民幣和購房合同。於是，保安向南岸區公安局報警。警方趕到現場後清點發現共有現金939萬元，並通過購房合同查到房屋 業主，隨即牽出付尚芳及其擔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的丈夫晏大彬，遂將此案交由重慶市紀委。重慶市紀委介入調查後，查出晏大彬夫婦在重慶購有七處樓盤，並在多 個樓盤中發現巨額現金，其中最大一筆為46.93萬元。由於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資額均不超過11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額貪汙受賄。 

　　事實上，在前赴後繼被曝光、被繩之以法的那些“巨貪“麵前，晏大彬夫妻又算得上什麽呢???

 　　七、官商勾結大發土地財而造就的暴富群體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最稀缺的資源，也是社會上許多人瞄上的、可以鑽空子 而迅速發財暴富的資源。按照中國憲法，土地所有權分為國有和農民集體所有兩種。能夠讓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國有土地和通過政府征用的農民集體土地。過去 一般情況下的運作程序是：政府規劃部門先作出規劃，標明要征用的地段、麵積和被征用戶名單;宣傳部門進行宣傳、教育;房管部門準備好搬遷過度房;城管部門 來實施搬遷;開發商跟進就開發了。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集體土地每畝地被征用的補償大體上在3—5萬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電、路的“三通一平”，轉手就以 30萬元(小縣城)、50—60萬元(市、州級城市)、60—100萬元(省級城市)的價格，轉給開發商了;開發商開發成房地產，就賺了大錢。由於政府要 賣的、能夠賣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績的硬約束，其中官商勾結的機會就來了。這些年已東窗事發的腐敗案例中，有大量的證明。 

　　問題還在於，在中國，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來是各有其 主的，“文革”中被全部充公，“文革”結束後，部分房屋得以發還或給予了補償;但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 有”的條款，房屋下麵的土地從此變成為了國家財產，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慶“最牛釘子戶”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遷者，是在老百姓權利意識產 生以後。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製拍賣和城市開發拆遷，激發和培育了老百姓的產權意識，矛盾才逐漸暴露出來。政府成為這兩項“文革”遺產的受益者和拍賣莊家， 各種官商勾結的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八、貪官暴富 

　　2010 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該報告披露：地廳級以上官員已 形成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30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0～90倍。 

　　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 80%，1996～2003 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帳戶22000億人民幣。至2010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5200億元，其中縣、團、處級以上官員(包 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的個人儲蓄高於40000億元。 

　　中國工資改革以來，到1999年，全國每年的“儲蓄增加額”都相當高， 大約等於“工資總額”的 80～90%，在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比該年的“工資總額”多出了44億元。2002年工資總額大約是1.2萬億，而居民儲蓄卻增長了 1.5萬億。“新增居民儲蓄”超出了“工資總額” 3000億元。這就是說，當年發出的工資，不僅沒有被拿工資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錢，全部存進銀行，更奇怪的是，還不知從何處增生了3000億元(約相當於一 年全國教育總經費)也存進了銀行。這種全世界罕見的怪事，隻能有一種解釋：財富被以非工資方式集中在少數暴富者手中。因為中國公眾除工薪之外再難有其他收 入，隻有商戰精英和貪官汙吏才有正常收入之外的非法收入。所以，全國的商戰精英和貪官汙吏正在加速貪錢、斂財，使全國銀行的個人存款總額年年大大超過了全 國工資總額。中國證券市場中的60000億元，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5000億元，占75%。十多年來，中國7000萬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億現金，看 看還剩下10000億沒有?其餘20000億巨資已被官商聯盟侵奪和消耗掉了。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廳級以上官員財產在700萬至1200萬。這些官員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資總和。 

　　2009年11月，一年中的僅一個月，各地各級官員的家屬搶購黃金金 條、金幣及黃金飾物成風，重量達50多噸!據該報告披露：全國有7省市地廳級及以上官員個人及配偶擁有財產超700萬，概況如下：廣東省，平均800萬至 2200萬;上海市，平均800萬至2500 萬;浙江省，平均700萬至2000萬;江蘇省，平均700萬至1800萬;福建省，平均700萬至1600萬;山東省，平均 700萬至1500萬;遼寧省，平均700萬至1400萬。需要說明的是，北京未列入。7省市地廳級及以上幹部及配偶擁有住宅數及平均麵積如下：廣東省， 平均3.5 幢，麵積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麵積450平米至850平米;江蘇省，平均3.5幢，麵積600平米至800平米……以上7省市 地廳級及以上官員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產、經貿領域工作。可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是硬道理”的結果，是權力越來越集中、掌握權力 的官員們越來越享受到了“先富起來”的滋味。 

　　目前，中國的以權謀私貪官暴富者，已經從改革開放前的幾千元、改革開放 初期的幾萬元，發展到“千萬元”級了。北京市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受賄1600多萬;山西臨汾副市長苗元禮受賄7000萬餘;陝西省高速集團原董事長陳雙全 受賄1700多萬;晉煤集團原供應處處長孫水擁有2000多萬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南寧市政管理局原局長張建輝受賄 2600餘萬元;山西貧困縣縣長崔保紅五年斂財近1000萬;廣西貴港市委秘書長高二剛夫妻貪汙千萬……這兩年全國各地貪官汙吏收受的賄賂、貪汙的錢財更 是叫人瞠目結舌、令人發指!這說明，現有的常規反腐機製已然失靈，黨和政府的反腐利器有待體製創新，而不是小修小補。 

　　當前，中國的黨員幹部腐敗行為的一個特點，是直接從暗處走到前台，明著 進行。媒體曾報道金華市安監局斂財，蓋公章、辦培訓班、年審、處理事故等都成了他們發財的好機會。海南省文昌市錦山鎮派出所所長黃萌就有幾個公開的斂財之 道：一是抓車亂罰款，對騎無證摩托車的農民一天罰款三四次;報廢了10多年的礦石運輸車在錦山鎮有200多輛，一部車一年向黃萌所長交3000元的“保護 費”。二是收“保護費”，錦山鎮上的店鋪、漁船也要繳納數量不等的“保安費”，規模小一些的店鋪每月交50元，規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 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鎮上有五六個賭場，每家賭場每天都要“上貢”黃萌500元至1000元。這麽一個到處伸手的小小的派出所所長是怎麽倒台的呢?說 來有點好笑：是因為農民圍攻派出所終於引起檢察院的調查，才順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長這個“毒瘤”。也就是說，黃萌的惡行暴露是上級查處一個“群體性事件”的 一個“副產品”。 

　　官員提升晉級也是獲得暴富機會的良機。由於中國的選人升官製度改革滯 後，仍然沿襲著數千年來的“伯樂相馬”、“書記定奪”的基本原則，並把這作為不可改變的一項“鐵律”來執行，於是一些要當官者就隻有向“伯樂們”送禮、行 賄了。過去，送禮、行賄不過是幾條好煙好酒，後來發展成送貨幣、銀行卡;過去，送錢不過是幾百元、幾千元，後來發展到幾萬、幾十萬元，如今一口氣送幾百 萬、幾千萬的都有。安徽省有個縣委書記，江蘇省有個市委書記，他們手下的各個官職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兜售”、“批發”價格，而且每年都要“輪 崗”，美其名曰“鍛煉幹部”，每“輪崗”一次書記都要收禮。這種暴富，是所有以權謀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於書記們樂此不疲，哪裏還想改變? 

　　更為人民群眾所不恥的是，“小二”、“小三”、“小四”、“小五”等情 婦們依仗貪官暴富。從中紀委、省市反貪局、地方司法部門近幾年反腐敗鬥爭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到，貪官身邊的“女人”個個都是貪婪、暴富的高手。浙江某市交通 局局長的情婦由於跟局長的關係，成功促成一單工程，該企業給了她55萬元成功費，這是國內判的第一個女商人因為跟領導成為情人關係而獲取了經濟利益的案 件。還有一件事，也是一個女商人，40多歲，同時搞定了若幹個很高級別的領導幹部，借助這些權力空手倒房地產，賺進好幾個億。臭名昭著的天津宋平順的情婦 徐敏也撈了兩個多億。成克傑的情人李萍也是這樣的，反腐材料中說她幫別的企業找成克傑辦事，辦完了以後這些企業就給她錢。 

　　令當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貪官在內的中國暴富者群體，有不少人喜歡 往國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讀書，接著把老婆也辦出去，然後自己也就以出國考察或者探親等名義溜了出去。在外逃中，美國、加拿大等國是首選國，全然不 顧我們的左派專家和主流媒體宣傳的“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地獄”，心甘情願地一個又一個地去享受“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地獄”生活。據環球時報報道，美國加 州警方稱，中國反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個外逃貪官名單，要求協助緝查。在這1000多個外逃貪官中，100%是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然後 逃亡美國，大部分住在洛杉磯和紐約。例如，曾任浙江省溫州市副市長和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的楊秀珠，2003年逃亡美國時，涉案金額2億元人民幣;中國銀行 “中銀開平案”主犯許國俊、許超凡被控貪汙、詐騙中國銀行約4億美元。這些逃美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資空殼公司、開設地下錢莊、以個人名義在美國注冊公 司、然後用中國資金在美國購買物產作抵押轉移巨額髒款。另外，有的以進口公司購買設備為名將巨款轉至海外，然後以“美方商業欺詐”的苦肉計報銷損失。還有 的人先將貨物發運到在美的家屬手中，然後以“無法追討海外資金”的方式瞞天過海。另據加州地產經紀稱，近幾年來，在華人聚居的美國聖蓋博穀，來自中國的巨 額購房款比過去增長了四成左右，並且購買的還都是百萬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現款付清，以至於把當地的高檔房價促漲了一倍。好在，賴昌星這麽“遺 世獨立”的“頂級富豪”最近都被我們引渡回來了，那些機關算盡想在海外“花花世界”渡過自己“美好餘生”的貪官汙吏們最終還有沒有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不徹底、市場經 濟體製仍不完善，以及執政黨中部分既得利益者腐化墮落，才造就了當前中國的暴富者群體，才引發了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因此，解決中國眼下暴富者群體引 起的“經濟地震”(堅決控製他們未來不要引爆“政治地震”)、社會不和諧，最有效的辦法和手段就是深化經濟和政治體製改革，加強黨內外的反腐倡廉工作力 度。與此同時，擴大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