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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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軻南網友兼評郭世佑
黎陽
2013．10．3．
軻南友：
謝謝您的信任，請我點評郭世佑的“震驚與憂慮：從“海歸”酷愛毛澤東談起”。其實我覺得您有點高看我了。我覺得不管我評不評都不會有多大區別，反正反毛的 不管你怎麽擺事實、講道理他都要反，擁毛的不管別人怎麽造謠中傷他都會擁。這歸根到底是根本立場問題，而根本立場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不是靠言詞能解決的問題。
郭世佑們不能理解為什麽中國人在海外反共的少，反華的更少，而酷愛毛澤東的卻大有人在，因此“震驚與憂慮”。其實道理很簡單：“百聞不如一見”，中國人到了海外，通過切身體會一下子就能明白國內“精英”吹得天花亂墜的“普世價值”究竟是什麽東西。
比如夏俊峰案，海外華人一看就知道國內“公知”的大吵大鬧純粹是胡攪蠻纏無理取鬧。什麽“自衛”、“防衛過度”，全是騙國內老百姓的——你在美國跟警察 “自衛”試試？早一槍把你崩了，打死白打。前不久一個社區保安無緣無故打死個黑人少年，硬是被陪審團判了無罪。民間再鬧又怎麽樣？還不是不了了之？這還不 是正規警察，不過是個“臨時工”性質的社區保安都敢如此，其他執法人員就更不用說了。什麽“法製”、“人權”，不過如此。在美國碰到執法的你別說自衛，連擺出個“自衛”的姿態都不行——我認識的一個警察告誡過我，千萬別對執法人員擺出“功夫”姿勢，否則人家有權開槍。當年所有教我開車的人都一再叮囑碰到警 察攔車的死紀律：Pull over. Shut the engine. Don't move. Say nothing.（靠邊停車，關掉發動機，一動也別動，什麽也別說）。警察沒讓你動千萬別動，既別開車窗也別開車門，更別試圖下車解釋。即使讓你動，也一 定要慢動作，任何猛烈動作都有可能被誤解為有危險動作而給你一槍。吃了罰單不管多委屈也別爭辯，花錢請律師上法庭爭辯去。總之一句話：警察就不是講理的， 跟警察講理是你自己犯混。這可不是道聽途說，而是海外華人天天必須麵對的現實。這一切如果發生在國內，“公知”們非鬧翻天不可。相比之下，國內警察簡直太 文明了。如果對“公知”們那一套“自衛”、“人權”之類信以為真、外照搬照抄到海外，那非付出血的代價不可。然而“公知”們對“自由世界”的這些嚴酷現實從來一個字都不提，讓人以為根本沒這回事。叫他們一吵吵，國內一個小販殺死兩個執法人員重傷一人還有了理了，還成了英雄了。僅此一例就能讓人們知道他們所 謂的“普世價值”是什麽東西。
這還僅僅是小意思。方方麵麵的現實教訓就多了去了。對西方世界了解得越深入越細致，就對其弱肉強食的本質看得越透徹，就越對毛澤東改變中國命運的不可替代的曆史作用感受越深，就越信服毛澤東。
“存在決定意識”。沒有那樣的存在就沒有那樣的意識。對毛澤東的擁戴不是靠語言文主觀誇張就能解決的。文革時我對毛澤東一肚子意見。70年代80年代時很多人不信奉毛澤東。如今全變了。這不是語言之功，而是形勢比人強。
“公知”反毛是他們要以“精英”的方式壓迫老百姓的利益需要所決定的，不管你怎麽說他們也決聽不進去，甚至根本不準你說話——比如對郭世佑喋喋不休的“餓 死三千萬”，不知多少人早就批駁過了，我自己就此寫的東西就不下幾十次。我說過，蘇聯衛國戰爭死亡兩千萬，占總人口的10%，社會效果就是每家都有親人犧 牲。如果當時中國6億人死了三千萬，占5%，那就是說每兩家要死一個人。整個社會必然到處都能感覺到。相比之下90年代下崗三千萬就搞得社會每個角落都能 感受到了。而且所謂“餓死三千萬”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餓死了，屍體上哪兒去了？當時中國沒條件火化，隻能埋掉。如果真餓死那麽多，必然有大量“萬人塚”——納粹德國殺人工廠拚命焚屍滅跡都沒能成功，中國如果餓死三千萬怎麽可能沒有屍體？更簡單的驗證辦法：誰說餓死那麽多人，讓他把自己和自己親友那 些年的未修飾的照片公布出來，看是不是象納粹集中營幸存者的照片那樣餓得皮包骨頭。起碼這些人當時得有證件照片。是不是餓得要死一看照片就一目了然了。如 果一張照片都拿不出來，那足以證明是蓄意撒謊。諸如此類的反駁“公知”們什麽時候聽進去過？你說你的，他造謠他的，而且拚命封鎖你不準你的觀點流傳。
又比如郭世佑的文章現在還在用《國際歌》否定《東方紅》，而這套謬論我早在4年前就批駁過了（見附錄），一直被他們封鎖得死死的。他們自己聽不進去，也不準別人聽到。所以跟他們講理純粹浪費時間。就象秦火火，你跟他講理，講得通嗎？
總而言之一句話，別指望跟“公知”講道理，人家的宗旨就是不講理，學蒼蠅蚊子沒完沒了跟你嗡嗡嗡。擁毛的人能做的隻能是盡量打破“公知”的封鎖，讓不抱偏見的人聽到自己的聲音——看來不是完全沒有效果：否則郭世佑們怎麽會“震驚與憂慮”呢？雖然他一個勁地象阿Q一樣聲稱大獲全勝了，但這“震驚與憂慮”卻真正令人感到高興。 .
作者： 孫經先
最近三十年以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的重大謠言。在這一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重大作用。該書認為1958年至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
在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反複閱讀了《墓碑》，並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
1.《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誌》)經查證《常熟市誌》沒有這一記載。
2.《墓碑》說：“《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誌》沒有這一記載。
3.《墓碑》說：“《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郵縣誌》沒有這些記載。
4.《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
5.《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誌》記載的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說：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7.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1961年2月《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陳振亞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8.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2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
9.福建省《寧德縣誌》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隻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後，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麽荒謬。
第二，貫穿在《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就是，隻要三年困難時期某個地區出現了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墓碑》就會宣布這個地區有多少萬人“餓死”了。
《墓碑》認為山東省餓死300萬“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其基本依據是“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隻有5200萬，少了500萬”。
根據《山東省誌人口誌》提供的數據：(1)1958—1960年山東省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跨省遷移活動，淨遷出人數為244萬人。(2)山東省這一期間出現了出生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數為基準，1958—1960年合計少出生203萬人。(3)1959年9月山東省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發現了應注銷的虛假戶籍人口152萬人，這些人口的戶籍被注銷，造成山東省人口統計數字一次性減少152萬。由於前兩方麵原因造成山東省人口減少447萬，再加上第三方麵的原因，就已經完全解釋了山東省人口減少500萬的真實原因，這些原因都與人口死亡無關。但是按照《墓碑》的邏輯，由此就得出了山東省至少“餓死300萬”的結論。上述分析揭示了這一思維邏輯的荒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論證說：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據此《墓碑》斷言四川省“餓死人1千萬到1200萬”。
經查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所記載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為7215.7萬，1960年的人口為6854萬，1960年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是361.7萬(這一減少的原因像山東省一樣也是錯綜複雜的)。《墓碑》利用錯誤的數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由361.7萬擴大為1000萬左右，然後把這一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從而得到了四川省餓死1000萬到1200萬的荒謬結論。
《墓碑》中的許多餓死人數，就是通過這種錯誤的邏輯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並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數的“數學公式”。
《墓碑》一書提出並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口的數學公式，“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按照這個邏輯，“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餓死人數”=“總死亡人數”-“正常死亡人數”。作為一個專業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嚴肅地指出，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一“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楊繼繩也隻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他並沒有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公式”的正確性做過任何論證，更沒有用實際統計數據對這個“公式”進行過哪怕一次的驗證。這一“公式”也不會被任何一個嚴肅的數學、統計學、數理人口學工作者所認可。然而，楊繼繩就是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1958年至1962年間我國每個省、市、自治區餓死的人數，並匯總得到全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然後又把這一數字修正為3600萬，從而“確認從1958—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經過我們反複查證，《墓碑》利用這一荒謬公式所計算的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餓死人數”，全都是錯誤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9月9日第4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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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明說警察在何種情況下有權開槍的，那中國哪一條明文規定城管可以任意毆打小販呢? 就算夏的案子中,城管局裏發生了什麽我們不知道，已經公開報道的其他案件中城管打人至死的案例還少嗎？為什麽不明文允許城管的暴力行為？ 美國是人人有權持槍的國家,警察（過度）行使武力是在這一前提下，如果一定要類比，除非中國人也有全民持槍權，再給警察武力自衛權“。”我在國外被警察截住不下十數次。大家和和氣氣，公事公辦“--我也同感，看來”黎陽“ 這種人一看就是沒有和美國警察打過交道的。”三千萬“ 的事隻能說明黎陽是不讀書的，證明三千萬的人口學,經濟學,曆史學資料多到不計其數，在國內都是公開發表的, 他隻知道”郭世佑“。總而言之一句話，別指望跟“左派”講道理，因為左派反美是”工作“,跑到美國是”生活。“
輪子最感興趣這種震驚-所謂的“惡死3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