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雲飛羽
它山之石助思辯
7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兩篇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評論文章。兩篇文章的作者都是西方人，作者明奇•沃登認為，“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急劇惡化”，在她看來，中國沒有履行申辦奧運會時做出的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與沃登針鋒相對的是作者奧尼爾•布蘭丹，他認為一些西方人權活動分子將中國人描述成“邪惡的東方人”，並對中國施加壓力。在奧尼爾•布蘭丹看來，“西方在道德問題上沒有權利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說三道四”，因為“他們自己都對基本的自由和國際穩定表現出了赤裸裸的蔑視”。奧尼爾•布蘭丹的話，有力地揭露了西方某些人用雙重標準看待中國人權問題的真實心態。
不可否認，中西人權觀念的確存在一些差異，但基本的原因在於中西曆史傳統的不同，而絕不是因為西方高高地站在道德講壇上。
西方的人權是在與神權、君權的較量中發展起來的。西方中世紀社會被政教二元權力體係所支配，人們的生活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對應世俗權力的公共生活，一部分是屬於教會的私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正是從這些私人生活領域，經過近代的變革，演變為最初的個人權利。盡管有一些特例，但西方國王在很多方麵確實無法同東方君主相比，向封臣借錢的、被下屬起訴的、被教皇開除教籍而自願罰站的、為離婚而煞費苦心的西方國王均不乏其人。英國威斯敏斯特教堂內有很多名人墓，如果不看其中的英文，你分辨不出哪個是國王墓。相反，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元的世俗權力結構，沒有統一的國教，皇權控製了教權，享有宗教般的權威。
人們無法選擇傳統，無論是西方的人權觀，還是中國的人權觀都是曆史和社會需要的產物。當然，傳統是可以改變的，但這種改變需要時間，也需要符合各國不同的國情。
中國人對人權有著樸實的認識，人權必定與改善民眾的生活直接相關。蓋醫院、建學校、修鐵路、擴大社會醫保範圍、提高最低保障標準等等，都是在改善人權。而這一切，在西方發達國家基本已成為現實。我們常說，存在決定意識。西方人與我們在生活習慣和觀念，包括人權觀念的不同是很自然的。資深外交家吳建民在長期對外交往中有這樣一個體會：凡到過中國的外國人比較好打交道，至少他們更容易理解中國的立場。這說明，有沒有實地考察、親身體驗是不一樣的。
實際上，不僅中西的人權觀不同，幾乎整個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的人權觀都有明顯的差別。盡管這些國家的政治立場、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與我們不同，在人權問題上，它們與我們的觀點更接近。在今年4月“北京人權論壇”上，30多位來自亞非拉和東歐的代表都不同程度地強調了發展權對人權的意義，強調了人權發展的多樣化道路。這說明，人權觀念和人權事業的發展取決於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
稍微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認，我們的人權觀念發生了多麽迅速而根本性的變化。在中國，戊戌變法是中國人要改變政治傳統的最初表現，但一百年來，因為傳統的慣性，更因為救亡和發展的現實需要，在大多數時間裏，公民權或人權沒有在實際上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這期間有外來戰爭、有自然災害，也有中國人自己的失誤。尤其是文革期間，人被劃分為階級，人權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專利，成為研究的禁區。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開始人權研究，到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2004年，中國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而像明奇•沃登這樣認為“中國人權狀況出現急劇惡化”的西方人權活動分子，顯然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他們不了解中國的曆史、國情，也不了解中國老百姓對人權問題的真實感受，卻又想充當中國的“人權教師”。
奧尼爾•布蘭丹在他文章的結尾寫道：“人權活動分子在涉及東方的問題上正在不知不覺地重新背上‘白種人的包袱’……但這對於中國推進民主權利來說毫無用處。”的確，我們不否認中西人權觀的不同，但更應深入分析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如果西方一些人不能放下在人權問題上“高人一等”的身段，用更加客觀、平和的心態看待中國截然不同的曆史傳統和社會需要，那麽中西方關於人權問題的對話將很難向更深入和更積極的方向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