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立平] “中國模式來了”

張立平: “中國模式來了”

 

來源：東方早報  時間：2008-7-12 15:55:07 

 

近來感覺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已經從原來的疑慮變為憂懼，並且，他們憂懼的已不是中國在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中國的軍力現代化（這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中國的“軟力量”：中國模式對美國的挑戰。

　　

從2007年詹姆斯·曼引人爭議的《中國幻想》到2008年戴維·蘭普頓的新著《中國力量的三張麵孔：軍力、金錢和思想》和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約翰·桑頓在2008年1/2月《外交季刊》上刊發的文章《他們談論民主時，他們談論的是什麽》，可以看出這一趨勢。

　　

詹姆斯·曼的書代表了美國這一代知識分子對於“自由市場經濟導致政治民主化”夢想的幻滅，並進而指責美國的中國通和決策者誤導民眾，讓民眾以為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會達到使中國民主化這樣的目標。

　　

對此，戴維·蘭普頓反駁說，從美國對華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使中國民主化從來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中國民主化要通過中國內部自身來實現，並不能靠美國強加。

　　

在中國多年的約翰·桑頓一方麵肯定了中國在基層選舉、司法建設和輿論監督方麵取得的進展，另一方麵又對中國的民主道路走向何方抱有很大疑慮。美國人越來越擔心即使中國經濟強大了，卻仍將不會走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化道路，從而形成一種有別於美國模式的中國模式。

　　

“改變中國”、“使中國變得更像美國”一直是美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想，無論是在20世紀上半葉中美結盟共同抗日，還是在20世紀最後十年的“接觸”戰略，美國都抱有這樣的希望。主要目的是彌合中美之間價值觀念的差距，從而使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符合美國的利益。如今，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中產階層隊伍的擴大，美國原來期待的政治改變並沒有隨之出現，因此美國人自問：是我們錯了，還是他們錯了？中國是例外還是自由主義理論出了問題？

　　

2006年“中非峰會”及前後的“魅力外交”使美國相信：中國運用力量的方式與美國不同，中國將不是用“硬”軍力來擴大影響，而是用“軟”模式來吸引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似乎更切合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中非關係和中拉關係的發展都加深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中國在這些國家有可能取代美國的影響。

　　

正是出自這種深層憂懼，在美國人權派眼中，無論中國做什麽，他們認為中國永遠做得不夠好。4月底5月初，筆者訪問華盛頓時，美中經濟安會委員會副主席卡羅琳·巴薩羅繆(Carolyn Bartholomew)等人以 “鞭打中國”而自豪，以為口頭上的譴責就會使中國轉向。不過巴薩羅繆隨後與筆者的閑聊透露了她的真實想法：其實美國根本不在乎中國的人權狀況，美國擔心的是中國模式的輸出，如緬甸、津巴布韋、蘇丹等因人權狀況不佳而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製裁，但它們卻獲得了中國的援助，這將破壞美國或西方在這些國家推進西式民主的努力。

　　

而在戰略決策精英層，美國已有靠所謂“民主國家共同體”或“民主國家聯盟”來應對中國模式的準備，比較有影響的《普林斯頓報告》對此說得比較清楚。該報告的兩主筆安東尼·雷克和喬治·舒爾茨目前分別是奧巴馬和共和麥凱恩的外交政策顧問，這說明在這一點上美國兩黨是有共識的。

　　

但美國的戰略設想能否轉變為政策呢？在華盛頓期間筆者曾就“美、日、印、澳四國民主同盟有無可能建成”問及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蘇葆立和戴維·M·蘭普頓、查爾斯·弗裏曼等人，他們都斷然否認有這種可能。

　　

他們認為美國一廂情願地以為印度是天然盟友，殊不知印度隻想通過改善美國的關係來取得核俱樂部成員的資格，根本不想成為美國抗衡中國的一個棋子。印度固然是講英語的國家，但它想什麽你永遠猜不透，與印度打交道的難度甚至超過了與中國打交道的難度。而澳大利亞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聯係，現任總理陸克文想同時討好中美兩國從中獲取最大利益。此外，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並未提及民主同盟。

　　

縱然美國有建立民主同盟的心願，它也沒有力量使那些不願加入民主同盟的印度、澳大利亞等順從。再說了，誰來界定哪個是民主國家？如果以美國的標準來定義民主，美國會失去很多朋友或夥伴。

　　

盡管如此，對“中國模式來了”的憂懼並未消解。就像詹姆斯·曼說的那樣，“（中國的崛起）從某些意義上講，將使我們融入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在這種秩序下，我們所熟悉的民主或開展有組織的政治活動的權力不再被視為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