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文木] 世界曆史中的強國之路與中國選擇

世界曆史中的強國之路與中國選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目錄

一、自主還是依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發展也存在“兩條道路”的鬥爭

二、國際政治研究容不得太多的“香水味”，文章不能救國，那就純屬瞎掰

三、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強國之路

四、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大家晚上好。今天的講座是應北大馬克思主義協會邀請而舉辦的，我首先對馬克思主義協會表示敬意。因為在今天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更應該發揚光大，馬克思主義不僅是馬克思的學說，特別應該注意包含列寧的學說，因為是列寧主義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具有了世界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講槍杆子的，不然，它就變成了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童話而不是一種政治主張。我想從三麵幾個角度展開我們的話題。



一、自主還是依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發展也存在“兩條道路”的鬥爭



曆史表明，隻要存在國家間的鬥爭，國家財富就不主要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分配的結果。生產創造財富，但財富多少取決於生產者在分配體係中的地位。其實很多國家幹得不多，拿得不少。為什麽？因為國際分配體係是他們強力打下的。我們現在外貿順差這麽大，為什麽拿錢還這麽少？ 因為我們拿的隻是工錢。你看那個微軟，就是一項技術，賺了多少錢？我們拿八億件襯衫才換西方一架飛機， 這八億件襯衫，我們有多少工人農民的血汗在裏麵，多少國家資源在裏麵，而我們拿回的是什麽？拿的僅是工錢，而且還是越來越低的工錢。錢少而活累，然後西方人就表揚你“中國人勤勞勇敢”，告訴你“勞動光榮”。（笑聲）然而，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凡事都不可過分。當勞動者及其國家在國際分配體係中的連工錢都賺不到時，那這個國際體係就維持不下去了，就會出現“9•11”式的反抗。

但有些國家似乎是特例，像印度這個國家就沒有強烈的革命傳統。（笑聲）為什麽？因為三百年殖民壓迫已壓得它沒脾氣了。印度人最自豪的，那當然也是英國人鼓勵的“反抗”，是“非暴力不合作”。那天，有個同誌給我打電話，說香港人特講實惠，把大陸所有的崇高都給化解了：大陸人說“找工作”，香港人則說“找食”；你說“相聲”，香港人說“搞笑”，似乎香港人看問題都看到“本質”。我說這隻能說明英國的“成功”，這樣香港就出不了“丘吉爾”式的人物了，香港要是出現了丘吉爾，英國怎麽來統治呢？設想香港要早出現了毛澤東，那大英帝國就早就“夾著尾巴逃跑了”。英國將香港人培養的都“找食”去了，還怎麽能出毛澤東？（笑聲）什麽叫殖民文化，這就叫殖民文化。英國人不會把培養英國人的意識形態灌輸給香港人。你看英國文學有怎樣的作品，有《失樂園》、《唐璜》、《天路曆程》、《傲慢與偏見》、《雙城記》，他們講喬叟對英語民族化貢獻，講拜侖、雪萊，講莎士比亞的戲劇。至於它統治下的香港，那是不能這樣的，頂多隻教育他們做個甘地式的人物：非暴力，不合作。黑格爾對此真是“哀其不幸”，他說：“大體上說來，印度文化的分布隻是一種無聲無臭的擴張，那就是說，沒有政治的行動。印度人民從來沒有向外去征服別人，而是自己常常為人家所征服。”

一個人，總要給彼岸留點地方。你可以把彼岸世界叫做宗教，也可以叫理想。人的彼岸世界如果有崇高、有浪漫、有自尊、有理想，那這個人才是幸福的。（掌聲）一個民族也是一樣，如果一個民族的彼岸世界沒有了，那這個民族就沒有靈魂，沒有靈魂的民族，那將是怎樣的悲哀呀。猶太人曾是一個很實際、滿世界“找食”的民族，結果呢？結果找到“奧斯維辛”去了。從“奧斯維辛”出來後，猶太人便從此有了不屈的靈魂。

英國人在印度就把印度人的彼岸世界中最能動的革命意識徹底抹殺了。你到印度去看一下，沒有一點革命精神。我有一次在印度一家小店吃飯，老板娘情緒高興，問其故，她說兒子今天拿到綠卡了。（笑聲）拿綠卡高興也沒有什麽不可以理解，這意味著你來到發達國家。但進了發達國家並不意味著你就是發達人了。印度人很樸實，但對富人，尤其是西方富人有天然的自卑感，滿街討錢的、沒胳膊沒腿的追你。有一次我看到有個人在馬路邊站著，剛一邁步，一個轎車就過來把他撞得就像一件飄起來的衣裳飛起來，飛出一丈多遠。但這個人倒到地下滾了幾滾，站起來，抖動抖動腰，摸摸衣服就讓車走了。為什麽？那是轎車，坐轎車的是有錢人。在中國的有錢人就沒這等便宜事。（笑聲）還有一次我看到一輛摩托車和三輪車相撞，兩個人隨車在地上滑出去半米遠，起來後隻是比劃著吵嘴，聲也不太大。綠燈亮了後，兩個人又各走各路了，什麽事也沒有。在印度呆了一年，從北方的新德裏走到最南海邊的科摩林海角，一路見到有人吵架，但從沒見過打架。你看咱們中國也有這樣種現象，凡是殖民化厲害的地方就隻吵架、不打架。你到上海看看，上海人說半天，東北人一揚拳頭他就跑了。（笑聲）上海人十回合不解決問題，東北人隻要兩回合就解決問題。當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這樣，也有一些上海人還是很不錯的。（笑聲）當然，我不是說打架比吵架好：在人民內部矛盾上，還是和為貴，要講君子動口不動手，但在反抗階級和民族壓迫上，要有點血性，有點人格力度，要有點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勁頭，不能隻講“非暴力，不合作”。為什麽毛澤東堅持對《武訓傳》的批判，因為那個作品潛藏著一種毛澤東最反感和最不能容忍的奴性。

中華民族文化中流淌著英雄的血，它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表現。我到陝西茂陵去看過漢代雕塑作品：一塊巨石上簡單地勾勒幾筆，一頭大熊就出現了，雄渾大氣。大家看過那個“馬踏匈奴”嗎？它粗獷、古樸，有點原始力度。你把“馬踏匈奴”跟清朝故宮那雕塑的獅子和龍比，哪個更好？我說“馬踏匈奴”好，因為它有想象力，有張力。你看清朝的那個龍，連睫毛都刻出來了，太細膩了，當藝術細膩到這個程度，藝術就死亡了。藝術是人心的鏡子，藝術巨細如麻，人心也就難有“飛起玉龍三百萬”的壯觀和豪情。如果藝術死亡了，這個國家也就死亡了。還有個例子，王羲之的字為什麽寫得那麽好？因為從他的字中可以看出當時中華民族從北向南擴展時那種天馬行空的精神。後來唐代開辟大西北，那時的邊塞詩就充滿了血性、個性和理想主義的張力。有血性、個性和理想主義，往往是一種民族處於上升時期的表現。你再看書法中的魏書，那個撇捺就像馬蹄子，很有力量，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南下時的雄健奔放的力量，有一腳踢翻半個中國的氣勢。這些東西，在英國統治的印度已被打碎了，每幾年西方人就給甘地一個什麽獎，我想西方人永遠不會為東方人設“毛澤東獎”，盡管西方人自己不乏“羅斯福獎”或“丘吉爾獎”等獎項。所以我說今後我們中國人不要將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民族魂再打碎，做人就要有點天不能滅、地不能埋的倔強精神。

今天中國毛澤東又熱起來了，馬克思又熱起來了？為什麽呢，因為我們經濟發展中有走上拉美模式的可能。當時蔣介石就走的是這條路，毛澤東思想中也有反對國家依附型發展道路，堅持走獨立自主發展道路內容。值得一說的是，毛澤東不僅反對依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反對依附蘇聯這樣的發達社會主義國家。亞洲大國中拉美道路走得最早的是咱那位蔣委員長。在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上，蔣介石在北伐後就與工人農民分道揚鑣了。這是必然的。因為蔣介石的基礎與共產黨不一樣，蔣委員長走的是“精英路線，”坐的是土豪劣紳、江南資本家和買辦們給的座椅。中國資本家是在依附國際資本的買辦路線中成長的。正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中國的資產階級天然就有依附性和軟弱性，蔣委員長也是這樣。開始的時候他也想依靠工農，比如北伐戰爭的時候，就是他和共產黨一起依靠工農取得勝利的，那時他如魚得水，揮灑自如，以至宋美齡都愛上他了。（笑聲）宋慶齡不會喜歡他，因為人家已仰慕孫中山。（笑聲）自從蔣介石失去工農的支持後，他的戰略能力就沒有了，顯得很笨拙，因為支持的人少。建國後，毛澤東也反蘇聯，說他是“社會帝國主義”，為什麽？因為蘇聯想讓我們走“東歐模式”，這種模式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拉美模式”。毛澤東要中國走的是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當然，走這條路需要的是社會主體人口即人民的支持。西方英美國家在初期失去了人民支持，導致其在國內由人民革命——如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大革命及美國70、80年代的工人市民的反政府暴動和大規模示威——提出來的政權合法性危機。這種危機迫使英美國家政府的東方擴張政策，最後通過巨大的利潤回流實現本國“工人階級貴族化”並由此獲得了本國主體人口的重新支持。與此同時，他們卻誘導後發國家走拉美道路。西方資本對東方國家的策略是，叫工農出血，買辦幫閑吃洋人的剩飯，西方將高額利潤返回國內補貼中產階級。所以說，對於沒有外部擴張能力的後發國家而言，國家主體人口即人民的支持是走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絕對條件。簡言之，沒有獨立自主，國家便沒有光明的前途；而沒有人民支持，國家則無獨立自主；而要獲得人民的支持，尤其是獲得人民對市場經濟政策的支持，那對沒有對外擴張能力的後發國家而言，就必須節製資本，節製精英意識，倡導“人民創造曆史”而非GDP即資本創造曆史的世界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

值得一說的是，蔣介石時期，中國的GDP發展得也很快，但為什麽中國越來越窮呢，因為他犧牲工農，走的是拉美式的依附模式，不是英美式自主資本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生長前提是國際資本，繼而買辦資本賺大頭，民族資本賺小頭，最後犧牲的工農。毛澤東為什麽說中國的“右派”長不了呢？因為他們以工農為敵，而工農又是中國的主體人口，惹不得。中國現在的工農也有八九億了，這是什麽概念，你敢叫他兩極分化？前幾天我們公布了個統計資料，說“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這裏頭就有問題了，因為他沒有告訴你是在什麽樣的基尼係數範圍內的“人均水平”。比如我一個人1個月賺10000元，其餘999人都沒賺錢，若平攤，名義上就可以說人均月收入每個人都賺了100元。能這樣平均麽？不能，因為這個“人均收入”是虛擬的。如在基尼係數高值範圍內，那這就是國家接近政治動亂的“人均水平”，而非富裕的人均水平。因此，“人均收入”計算必須介入基尼係數。不介入基尼係數，就反映不出真實的“人均”情況。蔣介石當時走的也類似這條路，所以外資大規模湧進來、生產力上升的同時，工農卻迅速破產。清末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低，至少比日本高：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 同時，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南方造成農民大規模解體，並爆發了覆蓋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與當年《拿破侖法典》要解決的問題形似，洪秀全的《天朝田畝製度》 就是針對農民問題的土地綱領，都是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就是農民溫飽問題。

與蔣介石時期的中國、尼赫魯時期的印度相反，美國走的就是自主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美國起步時比較慘，也就是那十三個州，巴掌大點地方，硬是靠鐵血奮鬥打出一片天地：開始是獨立戰爭，後來1812年至1814年抵抗英國入侵。當時英國多厲害，就像今天美國一樣沒人敢惹。當時英國人都打到白宮了，但美國人誓死堅持，結果硬是將英國趕出美國。最終獲得徹底的獨立。

早期美國人的奮鬥曆史真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歐洲人瞧不起早期的美國人。歐洲當時整個的輿論認為北美人簡直就不是正常人。（笑聲）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學科都歧視北美人，當時歐洲的人種學家說動物到了北美去，三代以後就變小了，如果人到北美去，三代以後也會變小。（笑聲）以至黑格爾都說：“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顯得無力，至今還是如此”“美洲土人體質的孱弱，實在是輸送黑人到美洲的主要原因。”黑格爾說得不僅有理而且有據，他舉例說一位英格蘭的旅行家知道“一個北美土人，他的智力已經充分發達，他居然能夠從事研究學問，但是開始不久，他就因為狂飲白蘭地酒而死了”。 所以，在歐洲人看來，北美是去不得的地方，就和我們今天想象中的非洲一樣。其實非洲的叢林也並非那麽可怕，隻是國際上的“貴族”國家把它妖魔化了。所以當時歐洲人說起北美生活就如下了地獄。為了糾正這個偏見，傑斐遜寫了《關於弗吉尼亞州的筆記》據理反駁， 富蘭克林在法國巴黎的住所請那個罵美國人的作者及其他幾位法國學者，他同時也帶了同等人數的美國學者。先讓他們大談一通美國人種如何不行的觀點後，富蘭克林說“全體起立”。起立後一看，美國這邊個子都比法國人高，最矮的就是那個罵美國人的作家。

這也不奇怪，歐洲人對其征服過的民族曆來是看不上眼的。法國曾在11世紀中葉征服過英國，馬克思說：“英國悲劇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它把崇高和卑賤、恐怖和滑稽、豪邁和詼諧離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這使法國人如此地反感，以致伏爾泰曾經把莎士比亞稱為喝醉了的野人。” 英國崛起後，整個歐洲又開始將昨天法國人蔑視英國人的眼光投向美國。

這說明美國打小就是在罵聲中成長的。為什麽？有個性，不信邪。早期美國人根本不信英國人宣揚的“自由貿易原則”。華盛頓在就職的當天，特意穿著國產布料製成的服裝，這意在告訴美國人怎樣才能夠促進這個國家的福利。弗裏德裏希 • 李斯特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作了中肯的評價，他說：“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裏，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於茶稅事件隻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李斯特通過對美國經濟的研究，對當時流行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批評，他說：“美國早期以及比較晚期的經驗都證明，當（經濟）恐慌發生得最頻繁、性質最嚴重的時候，也正是對英國商業往來限製得最不嚴的時候。” 南北戰爭中，美國人硬是不信邪，將親英的南方奴隸主階級打敗了。結果北方民族工業資本獲得勝利。此後，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製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製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於當時其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這時美國在世界經濟體係中優勢地位已經確立。美國人奮鬥的結果是：曾讓歐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國人，經過三百多年的奮鬥，竟成了後來歐洲人的保護神。

歐洲文明比美國早，所以歐洲人瞧不起美國人，但對亞洲人則另眼相看。你看黑格爾書裏就有就有專門介紹中國文明製度的內容。 伏爾泰他們那些人都對中國很敬佩，甚至到清朝時歐洲還有人到中國翻譯中國文化。歐洲人文明早，所以也知道深淺，馬可•波羅把中國的繁華介紹到歐洲，當時歐洲還很黑暗。法國大革命時期，他們的書上還說，從巴黎到裏昂，路上還有狼呢。（笑聲）所以對比來看，我們中國在中世紀時就是黃金世界，是比美國今天還要耀眼的文明之燈。美國有白宮，咱這兒有皇宮。（笑聲）並且咱有文化製度，聽說曾有人要去歐洲學習文官製度，歐洲人就說，你還來這裏學習，我們的文官製度就是學你們中國人的。其實，未來他們西方人還是要學習中國的，為什麽呢？因為中國的文化是和諧文化，中國傳統經濟是可持續性發展經濟。大家看看孟子和梁惠王的討論，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講的就是可持續發展，這種認識貫穿著中國人的全部世界觀，與西方比，這是東方中國的強項。

自然經濟條件下，歐洲人從我們這學到了有益的東西，同樣的道理，對今天中國人而言，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應該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學習一些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留下的經驗，特別是其中治理世界的經驗。中國文化中重義輕利，一部《水滸》講的就是一群好漢們為義而聚，同時也為義所累的故事。中國人說“好朋友，明算賬，好親戚，勤打牆”，但做到這一點，對中國人，尤其是傳統的中國人卻很難。在西方那裏辦事，尤其是處理重大原則問題時，往往是商業原則優先，對此他們沒有一點不好意思。羅斯福說“外交就是商務”，說白了就是將商業的原則用於外交：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決不含糊。1807年6月25日，拿破侖與亞曆山大一世在提爾西特談判，一見麵亞曆山大一世說，我的敵人就是英國，拿破侖說，好，那我們成交。 （笑聲）7月7日，雙方就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 1944年10月9日，丘吉爾來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談判也是這樣，他們先談勢力範圍，要地盤。丘吉爾一步到位，列出個表，大致是說東歐主要國家英蘇勢力範圍分配百分比，斯大林看完後打了個勾，談判就成交了。（笑聲）羅斯福又請斯大林出兵東北打日本，斯大林先問羅斯福能給點什麽，好向俄羅斯人民交待。羅斯福就犧牲中國的利益將遼東半島等讓給了斯大林，斯大林這才在1945年9月2日發表《告人民書》中說，“1904年俄日戰爭時期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那次失敗是我國的一個汙點。我國人民相信並在等待著總有一天日本會被打敗，汙點會被洗清。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而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我們再看看對西方商業原則閱曆甚淺的蔣經國怎麽跟斯大林談的。斯大林要外蒙古，蔣經國說，要外蒙古可不行，因為我們抗戰剛結束，人民付出太多，人民不答應。斯大林說，你來求我，還是我求你，你有本事，你去打日本，你又打不過，還說人民不答應。（笑聲）斯大林怨小蔣不會言利，小蔣埋怨斯大林不會言義。斯大林的邏輯是，要我在東北出力，你就得給回報。斯大林最後給小蔣挑明說：外蒙古肯定是要的，這是為了俄國西伯利亞鐵路不至讓中國攔腰截斷。蔣經國說，中國不可能去進攻你蘇聯，因為我們都已經簽了友誼條約了。斯大林說，那是沒有用的。中國必然強大。蔣經國說，強大了我們也不會侵略你們。斯大林說，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隻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就會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掌聲、笑聲）蔣經國是幼稚，薑還是老的辣。老蔣根本就不去談判，因為他知道手伸不到的地方，談判都是沒有意義的。蔣經國想不通，就問斯大林日本將來會怎樣。斯大林說，日本消滅不了，美國統治下它五年後必然崛起。這個國家愛記仇、會報複。蔣經國又問，“如果是你統治日本呢？”斯大林說，最後也不過多管五年。他告訴蔣經國：一個國家可以被毀滅，但民族不能被消滅。蔣經國與斯大林的對話是兩種文化的對話。蔣經國滿口“之乎者也”“仁者愛人”，這些話，西方人隻能在教堂裏聽得明白，可一到談判桌上，就完全聽不懂。

蘇聯人，尤其是蘇聯共產黨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會言利的。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需要與西方人打交道，談生意。當時蘇維埃幹部大部分沒有與資本家“言利”的本領，針對這種狀況，列寧告訴蘇維埃各級幹部說：“不要以為在國營托拉斯和合營公司中，到處都有負責的優秀黨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有了這些黨員也不能解決什麽問題，因為他們不會經營，在這一點上他們還不如那些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煉的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 列寧棒喝這些品質優秀卻不會也不願“言利”的官員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於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裏理應如此），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辟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誇口……’”。 這就是說，道義在革命時期，需要革命者在戰場上的勝利來支撐，而在建設時期，就需要國家不斷地贏利來支撐；沒有實際利益——在革命中是階級利益，在建設時期是國家利益——的獲得，革命隻能成為斯巴達克式的殉難。

世界就是這樣，如狼似虎，你隻要有了武裝、有了力量，才會有文明。你看當今所謂的文明人都是從血泊中起來的。美國人把印第安人都殺光了，頭蓋骨甚至便宜到幾美分一個，但直到今天美國人都隻叫別人承認曆史錯誤，它自己不僅從不認錯，反將自己扮成文明的化身。世界文明的曆史進程就是這麽靠“惡動力” 推動的。再比如聯合國是國際民主的象征，但它那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靠的不是胸前的領帶，而是靠背後戳著的五個原子彈，那不是娃哈哈。（笑聲）大家都有了原子彈，誰也打不過誰，這才談判。所以，我們在這個發展問題上，不能幼稚，文明的背後需要力量，如果沒有力量，就像羊和狼一樣，它們之間是沒有辦法“共舞”。後來蘇聯共產黨人學會了西方人談判方式，談判時就特有效率。

戰略遇曆來都是為強者準備的，美國早期的曆史就是對此最有力的證明。早期美國人真有些邪性，楞是不買英國霸權的賬。而且那陣“天時地利”都偏愛美國人。美國的“天時”是什麽呢？說白了就是歐洲的“災難”。1926年，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認為：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 “地利”是什麽呢？就是歐洲人因內部矛盾，將大片大片的土地，比如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等“賤賣”給美國。

剛獨立不久——這與中國抗美援朝時的背景相似——的美國在1812年到1814年那場戰爭中之所以能打敗當時世界頭號霸主英國，是因為這時拿破侖正好在歐洲與英國開戰。為此，拿破侖需要從大西洋西岸再為美國扶持一個對手，與法國一起從東西兩麵牽製英國。這是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思維，即如果我打不過你，就給你培養個對手，叫你受到兩麵或多麵牽製；我要是能打得過你，那為了使你對我永遠忠誠，我也得先分裂了你，使你弱得永遠無力向外挑戰。黑格爾書中說，“歐洲人初到印度的時候，看到的是許多的小王國，國君都是穆罕默德教和印度的君王。” 印度人對英國的忠誠，那是因為英國通過加深印度原有的分裂把印度給殘廢了：首先印度內部是分裂的——民族最多、宗教最多、土邦最多，印度就這樣被英國整個從心理、生理上都給殘廢了，而且英國走的時候還將印度的國土分裂了。英國人為什麽這麽狠，把世界想得這麽透呢？因為英國也是打出來的，它先跟西班牙打，再跟荷蘭打，最後再跟俄國打，打了三百多年，從那麽小的國家發展出一個“日不落”帝國，很不容易。它知道治理世界玩不得虛，玩虛的是陳獨秀、戈爾巴喬夫那類秀才的事。此類“秀才”，顧名思義，多為做秀之才。（笑聲）為了打敗英國，至少為了減緩英國對法國的壓力，拿破侖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賣給了美國，他知道隻要北美洲再與歐洲一樣處於分裂狀態，那英國就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獲得路易斯安那，這對美國而言，真給美國創造了一個成為大國的機會，美國版圖一夜間翻了一番。就這樣拿破侖在英國西麵扶起了一個與法國一樣強有力的大國。對此拿破侖自己說得明白，他說：“進入這片領土可使美國的地位永遠屹立不搖，而我則為英國創造了一個遲早會挫其鋒芒的海上對手。”

亞裏士多德曾說過，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當時的美國人特講政治，他不隻是考慮賺錢多少。這一點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是要學習的。如果一個民族讓錢而非政治引領的時候，這個民族肯定是要滅亡的。以色列人什麽時候叫錢引領過？從來沒有！為什麽？因為他們經曆過猶太人唯利是圖的教訓。二戰前的猶太人有的是錢，最後被錢引到奧斯維辛焚屍爐裏去了，連牙齒上的金子都被撬下來了。（笑聲）從焚屍爐裏出來之後，猶太人組建以色列國家，從此猶太人就不一樣了，就講政治了。為了以色列國家利益，他們會傾其家產。“恐怖主義”打亂了美國，那麽厲害，可為什麽沒有把以色列打掉，因為以色列人是“孫悟空”，他的愛國心是從“八卦爐”中煉出來的，他們知道焚屍爐是什麽滋味。（笑聲）薩達姆不知道焚屍爐是什麽滋味，弄些花裏呼哨的東西，還愛寫小說，開戰前與宋襄公一樣先來個自廢武功，而且廢得很陽光，結果被美國大兵從地窖裏揪出被吊死了，首身分離，死得很慘。現在伊拉克人再也不信美國人的“解放”之說了。與薩達姆同期被美國列為另一個“邪惡軸心”的朝鮮，根本就不信邪，在美國的高壓下反放了一顆原子彈，結果美國卻立即表態說：美國無意於打擊朝鮮，還給朝鮮不少錢花。以色列人更不不屈不撓，與美國合作，但不依賴美國。打贏了六場中東戰爭，終於在中東立足了。

不打幾次架的男孩長大後是無法在成人堆裏混的，國家，尤其是新生的國家更是這樣。早期美國人抵抗英國入侵，迫使英國承認其獨立。南北戰爭時，美國人仍是“政治掛帥”。大家看過《飄》，當時南方生活太富有詩意了，按照那樣的描述，大家會想：南方那樣好，幹嘛要統一，因為人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況且，當時南方的棉花還比北方的工業品賺錢。但美國這時候是政治第一，不為GDP引領，國家統一高於一切。林肯說：“如果一幢房屋內部自行分裂了，那它就無法再站立”。 結果南北交手，北方贏了，此後美國有了統一的民族市場，同時還用高關稅保護自己的民族資本，特別是西部大鐵路修成後，美國崛起便成了不可阻擋趨勢。試想，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如果還有一半國土是開放給外國資本的話，那美國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其最可能的結局將與印度一樣。因此，美國南北戰爭的經驗不僅對中國，同樣也對所有的後發國家的發展道路選擇都有正麵的啟示。

美國南北統一後，歐洲人的不爭氣再次幫助了美國。1853年至1856年俄國同英國、法國打克裏米亞戰爭，俄國失敗後就要報複英國。英國得罪人太多，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大家都想給它拆台，都想給它培養個對手，於是就幫當時還比較弱小的美國。（笑聲）1867年3月30日俄國正式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繼從拿破侖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後，美國的藍天上又“掉下個林妹妹”。（笑聲）由此美國便有了從北緯35度到70度之間龐大的國家版圖。

我們再比較印度。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印度剛剛為英國完全占領。此後，印度的經濟結構就失去了獨立性。這對印度的發展影響至深。印度獨立後，它的發展基本上是拉美模式。我查了印度1949-2003年的外貿發展狀況，五十多年中隻有1972-1973和1976-1977兩個年度是順差，到2000年後，印度外貿逆差就像雪崩一樣。 這說明印度經濟基本上是靠外資拉動。說它是個軟件大國，但它的戰略性的軟件幾乎沒有發展，1997年到2000年間，其戰略產品出口隻有1億盧比，印度核試驗後，它的戰略性電子產業幾乎沒有發展。 印度倒是有航空母艦，但其核心技術卻主要是俄羅斯賣給它的。它想跟俄羅斯進行技術合作，人家又不積極。所以印度是依附型發展模式，除政府壟斷的外，印度幾乎沒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場。它那個經濟收入分配結構正好呈兩個反比：人數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標準由政府保著。中間那部分人有些收入，最多的部分則是給了外國。印度軟件人才很多是在給國外公司打工。它的財政比我們國家的包袱要沉重，原因在哪兒呢？在於它沒有經過社會革命。尼赫魯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權道路，雖是低成本的革命，得到的卻是遠比中國成本高得多的發展。很多私有權保留了下來，國家動輒就得給私有權付利。國家的投資往往因無數私產預先截流了。印度“產權明晰”啊，所以成本太高，從投資到項目，已所剩無幾了。2000年我看到它修一座立交橋，鐵架鋼絲都是人工擰上去的，進程極慢。這說明他們的基礎工程發展是很慢的。1960年8月22日，尼赫魯在人民院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印度“一五”、“二五”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加了42%，這些增長的收入都到哪裏去了。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個以馬哈拉諾比斯為首的委員會，要求調查印度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財富和生產手段集中的程度”。調查結論表明：私人壟斷經濟的發展，導致社會勞動成果日益為私人企業所截流甚至壟斷。 這種截流導致印度經濟基層萎縮性發展，導致社會基層沒有強勁的投資和消費能力。社會基層如果沒有經濟活力，整個印度經濟就不會獲得自主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問題是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印度的勞保、福利比較好，這並不是因為它的社會財富被用於反哺人民，而是由於國家“下身”即正如阿瑪蒂亞•森說的社會基層人口消費“權利的失敗”， 所以國家就給這些“失敗”的人包了個大“毛毯”，政府仿佛一個大保姆，抱著一大堆窮人，還不敢得罪富人。（笑聲）如得罪了富人，就會被議會彈劾，收稅也會發生困難。我在印度國家醫院做了個小手術，就掛了個號，用了10盧比，相當於人民幣兩塊錢，其他的全部不交錢。就這一點來說，它跟咱們毛澤東時期一樣又不一樣，同是政府包攬，但中國政府把節省下來的錢都用在了基本建設上；印度不是這樣，印度政府作用就是保著它的“下身”不爛，節省下來的錢都讓私有權拿走了。印度學生總說我們中國人“不懂民主”，我說你想要搞民主，先把尼赫魯大學旁邊的貧民窟救濟救濟。（笑聲）遠的世界革命不說，你先把近的那些事情做一做，到處都是窮人，還搞什麽“民主”。印度的“民主”本質上是保護私有權而非廣大人民。民主的本質不主要在言論權的平等，而在生產資料所有權及由此產生的利潤分配權上的平等。不管經濟成就還是政治成就，印度與幾乎是同期建國的中國之間的差距，是在中國1952年土改完成及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迅速拉大。

今天試想，如果美國當年也走印度這條路，那英國人就高興了。今天美國人可以叫拉丁美洲走印度式道路，但絕不能讓他們走美國式的道路。美國人寧可在南美多出幾個甘地，也不能再出格瓦拉。

但美國在其發展道路的選擇上也不是沒的爭論的，它一開始也充滿著“兩條道路的鬥爭”。 美國獨立後不久，國會就開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走什麽路的大討論。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主張集中國家權力，認為為了國家的尊嚴和幸福，必須建立聯邦製而不是鬆散的邦聯製；為了保持聯邦必須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他不否認政府的權力太多會導致專製，但權力太少也會導致無政府狀態，而兩者對人民來說都是毀滅性的。財政政策的目的不應是為了增加財政的紊亂而是為了增加國家力量。在國家安全和外交上主張大力發展海軍和實行商業擴張，他說：“如果我們要想成為一個商業民族，或者要保持大西洋這邊的安全， 我們必須盡快地為有一支海軍而努力。” 他警告大西洋對岸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他說：“決不能忘記，我國在一個有效政府下的堅強聯合，可能是不止一個歐洲國家日益妒忌的對象；而顛覆我國的計劃有時會出自國外強國的陰謀，而且往往受到某些強國的煽動和讚助。” 這種觀點在美國大資產階級中有相當的勢力，他們以漢密爾頓為領導形成“聯邦黨”，並得到華盛頓的支持。

從法國回來的“海歸”傑斐遜則與漢密爾頓有很大的區別。他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馬布裏及英國哲學家洛克的影響，相信自然權力和“天賦人權”說，認為當政府損害人民的利益時，人民有權反抗政府。謝司起義 後，傑斐遜對其表示支持。傑斐遜將國家的穩定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辨別能力的改善。在權力分配上主張以州為基權，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以傑斐遜為首形成民主共和黨政治集團，亦稱“反聯邦黨”，在美國也有相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漢密爾頓希望集中國家權力，傑斐遜則希望分散國家權力。兩人都不反對共和製，但漢密爾頓則偏重於公民國家主義，而傑斐遜則偏重於民本國家主義。這場爭論對美國發展道路的選擇產生了深遠影響。漢密爾頓的國家主義政策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這對推動國家海外商業擴張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傑斐遜的民本主義國家政策導向使美國出台了維護國家利益、主權獨立、反對霸權的外交政策。傑斐遜執政期間注意到：美國商業和海運業的最大障礙就是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國工業品充斥美國市場，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美國的經濟命脈，他認為，不發展本國工業，等於使美國“永遠處於外國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國的地位。”他說，英國的霸權行為“使我國普遍產生一種發展我們自己的製造業，把依賴英國貨物的數目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奮發精神。” 為此，1793年12月，傑斐遜曾向眾議院提交一份《關於美國商業優惠和限製的報告》，鄭重提出英國對美國貿易的不平等，要求與英國談判締約，以保護美國的商業，並適當對英國進行報複。1801年12月，傑斐遜向國會發表的國情谘文中進一步提出美國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巨大計劃。他將農業、製造業、商業和航運業列為“國家繁榮的四大支柱”。1806年4月18日，美國頒布《禁止輸入法》，宣布自當年11月1日起禁止某些英國產品進口，除非在此期間兩國達成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1809年1月9日，美國國會又通過《強製執行法》，進一步實行禁運。禁運的結果，盡管美國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經濟損失，但在政治上它維護了美國的獨立和主權尊嚴。在經濟上，傑斐遜說：“我們的禁運產生了一個值得慶幸的持久效果。它已使我們大家從事國內的各種製造業，……以後我們對英國的需求可以實足縮減一半。” 1809年3月1日，傑斐遜卸任前簽署撤銷禁運法令，但國會針對英法的經濟霸權另行一項《停止通商法》（即《斷絕貿易法》），繼續與英法斷絕貿易。但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國首先廢除其損害美國的商業法令，美國即與之恢複通商關係。

在美國不畏強權的鬥爭下，美國經濟逐漸走出英法霸權的陰影。這一經驗對於我們今天中國一些人提出的“與國際全麵接軌”的道路形成鮮明的對比。昨天美國人拒絕與英國“全麵接軌”，而今我們一些人則不知疲倦地要與美國“全麵接軌”，其中風險，令人不寒而栗。

經濟獨立自主使美國經濟高速發展，但高速發展又帶來我們今天也麵臨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南北統一後，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發展造成國內兩極分化加劇。美國19世紀70、80年代開始重複英國40年代的經曆：當時美國工人窮得不得了，童工很多，也出現了很多工人運動。我們今天享受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和“三八婦女節”就是美國工人階級在那個時候爭取到的。當時美國的陸戰隊多是用來鎮壓工人的。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紐約等城市工人舉行大規模遊行，美國派軍隊開進去鎮壓不說，還把四名工人領袖吊死了。所以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在美國也是很盛行的。那後來它是怎麽過來的呢？它與英國一樣發展海軍，美國海軍從19世紀80年代末到20世紀初發展得非常快。

19世紀末的世界真是東方世界一天天爛下去，西方世界一天天好起來。這恰好為新興的美國提供了有利擴張的外部環境。

當時東方世界也不是沒有意識到要發展海軍，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也有與東岸美國馬漢同代的海權思想的先驅人物，這個人就是嚴複。嚴複雄心勃勃去英國學海軍，拿了洋文憑回來，不過清朝不認洋文憑，隻認本國狀元。所以嚴複這個“海歸”回來後沒有話語權。他開始在海軍學校當校長，但人事上又鬥不過人家，因為不是狀元，沒有話語權啊。他又去考鄉試，第一試就考不過去，最後病怏怏成了一個翻譯家，講究“信、達、雅”。社會到這個份上，人就沒有希望了。我們中國曆史上有很多軍人在國家衰落的時候都很失意，像辛棄疾是個軍人，打仗很勇猛，最後卻弄成了詞人。（笑聲）這真令人“哀其不幸”。

順便說句，政治能力是一種特殊的能力。不是說有政治抱負和政治思想就具備了這種能力。梁啟超當時也是有政治報複的人，盡管梁啟超為中國進步而獻身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不過他的能力不在政治，僅憑書生熱血，最後弄了個人亡家沒破。後來他的兒子多不從政，有的還成了著名的工程技術專家，但很愛國。這說明後一代看出了前輩的個性特點。毛澤東年青時學梁啟超的文章，他有個老師綽號叫袁大胡子，就勸青年毛澤東寫文章少學梁啟超，多學韓愈。梁啟超的文章屬少年“愛上層樓，為賦新詩強說愁”，雖激情萬丈，但空論較多，於事無補。當人持重了，自然就是“卻道天涼好個秋”。（笑聲）成功的政治人物都脫去了梁啟超那樣“慷慨激昂”的毛病。這個毛病在國民黨孫中山那裏還有一點，到蔣介石那裏就沒有了，蔣介石這人知道抓槍杆子了，去辦黃埔軍校，三下五除二就將北伐搞成了，這時的浙江人就能與“東北人”叫板了。（笑聲）嚴複去世的那一年的中國真是鴻運西來：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

但在此時，美國已經在太平洋東岸崛起，盡管它還沒有成為對世界有絕對影響力的國家。當時的美國的生命成長有點像今日的中國。

美國的崛起靠的是海軍，它先到遠東，發現遠東中國正麵臨被瓜分的形勢，美國堅決加入其中，也要“利益均沾”。1898年這一年美國幹了三件大事：它先拿下夏威夷。當時日本也想拿夏威夷，因為日本將東部安全邊界就設在夏威夷，這是它的底牌，它不想叫美國勢力越過夏威夷。當時夏威夷隻住了一萬美國藉居民，但卻有十萬日本藉居民，日本想用移民的方法最終改變夏威夷的主權屬性。1897年6月16日，美國和夏威夷在華盛頓簽署合並條約。日本派艦，美日雙方海軍對峙，美國不惜武力堅守東太平洋的安全底線。由於日本在東北亞立足未穩，還受著俄國的戰略壓力。日本隻有先西後東，將夏威夷問題留待將來總體解決，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對美國合並夏威夷的抗議。斯大林說日本“愛報複” ，但日本這個國家也是欺軟怕硬。1939年5至8月，當時日本想打蘇聯，但斯大林在遠東部署的紅軍精銳，在諾門坎一戰將關東軍一下子把日本打蒙了。近衛文麿任日本首相後曾對德國駐日本大使鄂圖說：“日本通過諾門坎衝突了解到蘇軍實力，日本要在技術、裝備、機械化方麵達到蘇軍水平至少還需要兩年”。 此後日本就再也不敢和斯大林交手了，柿子總撿軟的捏的日本人，捏不過美國人、捏不過蘇聯人，就捏咱“蔣總統”。因為蔣介石與羅斯福、斯大林不同，他要“攘外必先安內”。

美國拿下夏威夷後，乘勝追擊，同年又把古巴拿下，這還沒完，一鼓作氣也把菲律賓拿下了。拿菲律賓的時候根本沒有什麽“文明的衝突”，因為菲律賓居民都是信基督教的，信教時間不亞於美國，但美國人愣是把信基督教的人殺得血流成河。（笑聲）美國把這三個地方占下後就來到東方搞“利益均沾”，此後東方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回美國。20世紀初，美國才出現了“顧客是上帝”、“重視教育”等等說法，開始變得“文明”起來，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也開始好轉，與歐洲工人階級一樣，從一個被壓迫的階級整體性地進入壓迫民族的行列，結果與歐洲的情況一樣，暴力革命也就在美國偃旗息鼓。

20世紀初，歐洲人對美國的態度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可在這前半個世紀即林肯時期，歐洲人還說林肯是邪惡軸心呢。（笑聲）這是原話，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克裏米亞戰爭中英國和法國把俄國打敗了。當時俄國人恨英國和法國人，俄國便支持林肯。當時林肯沒有海軍，南方分裂勢力的海軍可以直接開到加利福尼亞。1863年，沙俄海軍對美國北方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訪問，以示對林肯政府的支持。那些在美訪問的“俄國人受到了幾乎是歇斯底裏般的熱情歡迎和招待。全國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國人”。 1866年，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在一次暗殺陰謀中幸免於難，為此，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專門決議，向沙皇表示慰問。為了拉住美國，俄國在美國南北戰爭後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所以歐洲人認為美俄他們是“邪惡軸心”。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並不是所有的歐洲人都在醜化林肯。與有產階級相反，當時歐洲工人階級對林肯予以巨大的道義支持。1864年11月馬克思起草的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致美國總統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馬克思給林肯以高度的讚揚，說“從美國的大博鬥開始之時起，歐洲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同星條旗息息相關”；“歐洲工人階級堅信，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開創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新紀元一樣，美國的反奴隸製戰爭將開創工人階級統治的新紀元。他們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他的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製度的史無先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 1864年4月14日，林肯遇剌，當天安德魯•約翰遜繼任總統。5月，馬克思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起草《致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告誡這位新總統不忘林肯“解放勞動”的偉大使命繼續前進，馬克思寫道：



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後，閣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務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劍砍倒的東西，領導政治改革和社會複興的艱巨工作。深刻地意識到您的偉大使命，將使您在嚴峻的職責麵前不作任何妥協。您將永遠不會忘記，為開創勞動解放的新紀元，美國人民把領導責任付托給了兩位勞動偉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魯•約翰遜。



馬克思試圖利用美國這架新生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推進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這種樂觀情緒到在19世紀70年代美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鎮壓中徹底破滅，再加上1871年大批巴黎公社社員倒在梯也爾屠刀之下的事實，促使馬克思認識到無產階級要獲得解放，就必須在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屬於本階級的國家。1871年馬克思寫了《法蘭西內戰》，認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但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同時也促使馬克思形成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的思想。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有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便有了列寧主義，列寧說“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有了列寧主義，才有了東方工農無產階級革命，才有了毛澤東思想，才有了新中國，才有今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這都是後話。

當時的俄國人確實沒有地緣政治的觀念，也沒有經濟結構的觀念。如果是要按老英國地緣政治思維，在南北戰爭期間它就不會支持美國，而是將美國引向“拉美模式”，這樣俄國才會高枕無憂並有更大和更穩定的外圍市場；相反，如果北美走上自主型的工業資本道路，那將來必和俄國爭霸。老英國是一定要把別的國家變成是“找食”的動物，而它則將自己培養成“造食”的主人。天下都是“造食”的主宰“找食”的。顯然俄國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否則，今天的北美是就不是美國的天下了。

這一曆史經驗，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尤為重要，對中國未來最致命的並不是敗在戰場上，而在被引入“拉美模式”，這在亞洲就是“印度模式”。自從印度獨立時起，英國人就將印度送入了亞洲版的“拉美模式”：印度一個五年計劃下來，拿大頭的是外國資本和國內各式私有者，國家和勞動者所得根本不足以持續完成像中國那樣的國民經濟體係根本改造的重任。因為支撐印度國家經濟基礎的人民（工人和農民）勞動不僅沒有得到反哺反而承受了更重的私有權的層層盤剝。

國際鬥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財富的分配權。如果財富僅靠公平勞動賺錢就可獲得的話，那國家就不需要國防生產了。沒有聽說有哪個長工到地主家幹活會帶上槍，隻有地主和土匪才會帶槍，因為他們爭的是分配規則，而改變規則是要動粗的。（笑聲）這個世上就這麽點東西，如果東西多了，大家自然不會有矛盾，比如陽光、空氣大家就不用爭奪，但現在森林和水就難說了。在不合理的國際分配體係中，南方國家僅靠勞動是不能致富的。你看今天的美國，國內失業者的領到的補貼並不少，這是因為美國在整個國際財富分配體係中得到了大頭。今天中國也麵臨著這個同樣的兩極分化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僅靠將“世界工廠”引入中國是不行的，得在目前國際財富和稀缺資源分配中有足以補償中國為世界所作的勞動貢獻的份額。

我們眼前的世界不是靠理念“建構”的，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資源的絕對稀缺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政治的基本矛盾。發展如果在計劃經濟內，這個矛盾還會是有限的和可控的，但隻要進入市場經濟的軌道，這個矛盾就具有了絕對無限的性質。這裏說的“資源”指的是人類生活必需而又非常稀缺的物質，可能是食物、土地，也可能是貨幣、礦產。人類鬥爭，爭的就是稀缺資源。我們小學男女生在課桌上畫一條線，那就是萌生於人心最初的地緣政治學，為什麽呢，因為空間有限，如果空間無限的話，那個“同桌的你”就不畫那條線了。（笑聲）我們再看看地圖，地圖上哪個地方的邊界最曲折？當然是資源最豐富的地方，你看南亞和中東就是這樣。中世紀時大家都爭耕地，不需要石油，因為那時石油沒有用。我曾經到新疆，看到荒涼的曠野上冒火，心想所謂“火焰山”可能就是由此而生。中國西部石油、天然氣比較多，古時沒有大規模開發，地表就會“富得冒油”，一點火，泥土也能當柴燒。現在世界石油成了稀缺資源，成了第二貨幣。於是大國就為石油打戰。

國家其實也是一個汲取資源的生命體。所謂“全球化”過程就是優勢經濟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汲取優質資源的過程。曆史上出現過兩個全球化：一個是農業全球化、一個是工業全球化。中世紀農業全球化時，中國是老大。當時的情況就是，誰占有的耕地多、人口多，誰就是老大。為什麽？因為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稅賦和兵丁，有稅賦和兵丁，這個國家就會強大。中國華夏貢賦體係，實際就是帝國體係。農業全球化中的“四強”即四大文明古國都位於大河流域的農業體係：尼羅河、幼發拉底河、黃河，還有恒河。當時的漁牧業，甚至是手工業都競爭不過農業。那個時候，誰要是不積極融入農業全球化，就搞不下去。且不說孝文帝、努爾哈赤，就連蒙古人征服歐亞後，都最終融入了農業全球化進程。這個農業全球化一搞就是幾千年。由此說中國人在曆史上一點也不差，根本不必要自慚形穢。說中國曆來落後，這是胡說八道，是不懂曆史。中國近代的落後，隻是因為生產方式及與之相應的資源內容發生轉換，農業連同它的耕地在工業品前大幅貶值，而我們的農業文明模式因時間太長而過於固化，一時轉換不過來，最終被人家的大炮轟開了。但中國人是相當聰明的，不會的東西，一學就學成絕活。你看今天我們加入WTO，與國際接了軌，與“鬼”共舞，結果一下子學得比鬼還鬼。（笑聲）中國人很聰明，學原子彈有原子彈，學打仗會打仗，隻要有時間就行。本來我們也不會搞市場經濟，但現在自由主義者都把它在中國搞成精了。（笑聲）

近世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工業資本全球化。自它出現後，農業全球化中崛起的優勢國家先後衰落，最早倒下的是巴格達，然後是埃及。為什麽呢？因為資本主義是從西向東擴張的。最後到19世紀50年代後，印度和中國才開始衰落。

如果將這些時間串起來，這在大國衰落鏈條中就呈現出一個有趣的規律性現象：即具有洲際主體大陸板塊國家最具穩定性。這說明國家的穩定性與其地緣政治版圖特性息息相關。一般說來，具有洲際大陸主體板塊的國家比破碎的，尤其是對稱型破碎的大陸板塊的國家更具穩定性。中世紀文明大國中，位於小亞細亞的巴格達衰落得最快，因為它的地緣政治板塊不僅處於破碎地帶，而且處於對稱型破碎地帶。埃及具有大陸主體板塊的特征，但處歐洲工業國家航海線的要道，所以比中國和印度較早衰落；同等道理，印度比中國較早衰落。黑格爾也發現了這一現象但沒有道出其中的原因，他說：



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曆史”。印度的《四吠陀經》並非曆史。阿剌伯的傳說固然極古，但是沒有關於一個國家和它的發展。這一種國家隻有中國才有，而且它曾經特殊地出現。

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隻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征服無從影響這樣一個帝國。

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著一個廣闊的胸膛。



這個“胸膛”，我理解，指的就是擁有亞洲主體板塊的中國。接著他又將中國與東方主要文明古國相比，來進一步論證上麵的觀點。他說：



恒河和印度河的世界也被保全了。這樣缺乏思想的局麵也同樣地不能消滅，但是它在它的本質上注定要和其他種族相混合、要被戰勝、要被征服。

相反地，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斯河沿岸的那些帝國卻已經不存在了，或者至多也不過是一堆瓦礫；正因為波斯帝國是“過渡”的王國，本來就易於消滅；至於裏海旁的各王國則被卷入到伊蘭和都蘭的古代鬥爭當中。寂寂的尼羅河上的那個帝國如今隻存在黃泉下麵，保留於它無言的死者——永久不斷地被人偷運到世界各部去——和那些死者的堂皇的墓道；而地麵上所遺留的隻不過是一些華貴的古墓罷了。



毛澤東同誌曾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 中華帝國的命運與其地緣政治特征密切相關。與印度南部安全特征一樣，中國東部大海的護衛使中國東部成了其國防最薄弱的部分，在當時隻有在技術上能征服了大海的國家，才能征服中國。由於大海對我們中國東部的天然保護，長期以來中國發展出對付北方的遊牧民族南犯的發達的騎兵和步兵，而海軍發展緩慢。正如忽必烈征服不了大海就征服不了日本一樣，在當時征服不了大海的外族，也就征服不了中國。東海保護中國的結果也延緩了中國人對大海征服能力的成長。盡管中國屹立東方五千年，但隨西方對大海的征服而最後轟然坍塌。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整個財富都流向了西方，我們的文明曾在世界文明中的中心地位現在則被西方文明體係邊緣化。因為打敗了，敗了就得按照別人的規則重塑文明。

今天的曆史是“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 進程中的曆史，即由自在的曆史向自為的曆史，從自然王國的曆史向自由王國的曆史轉變的曆史。製陸權讓位於製海權對人類推進這個曆史轉變過程起到了極其偉大的作用。大海並非隻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更重要的它是國際財富運動及其相應的國際財富分配規則確立的關鍵區域。馬漢說，擁有製海權就擁有曆史的主動權。 這意思並不是說，海權決定戰役的輸贏，而是說海權決定財富分配規則。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際財富流動是依托海洋的，占領大海就能在世界貿易分配中占主要地位；擁有製海權就擁有了財富，而擁有了財富，也就得以建成英美式高成本的民主社會。工業文明時代，看一個國家強大與否，不主要看每年的糧食產量，而是看海上的貨運量。所以美國每年都要讓馬六甲海峽要道的國家幫它統計一下中國的貨運量，它就是要看你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外貿吞吐能力。外貿吞吐能力的大小決定國家對海權需求的大小。所以說，失去海權，現代國家就失去了未來。

今天我們已進入了WTO，我們開始參與全球化。但一開始我們並不了解這個規則，我們以為隻要我們自己融入全球化發展就可以了，我們也和18世紀末的法國一樣，以為隻要我們加入資本中心體係，就可發大財。現在才發現事情並非那麽簡單，因為這不僅是由於我們的發展不是靠密集自主型技術產品，而是靠密集勞動力資源和礦產資源，更是由於中國技術麵臨的準入門坎是人家西方人設立的，實在太高；它向中國要的“買路錢”也實在太高。這對資源極豐富的後發國家而言，也沒什麽，我們看，俄國資源太豐富了，好像有上帝支持一樣。（笑聲）問題是我們中國與許多後發國家一樣，與俄國不能相比，我們的資源太有限了，所以我們與目前的國際資本體係中的分配體製的矛盾要來得深刻。

我們國家發展的弱點，美國人看得明白；狂妄自大曆來是他們的缺點，這一點我們也看得明白。小布什上台後幾乎是瘋了，拿破侖說，指揮員要把心放在大腦裏，而這位小布什是把腦袋放在拳頭裏，他把阿富汗打下了，又打伊拉克，打下伊拉克沒有解決問題就又以為是伊朗在支持，甚至要打伊朗。小布什從不想想自己的問題，有問題都是別人的錯，所以他要打伊朗。但由此產生的邏輯悖論是，要是打不下伊朗，就得繼續打俄國。 如果這樣較勁幹下去，那美國就是和上帝在打仗了，（笑聲）那個仗是不能打的。

小布什這個人一副“舍我其誰”的性格，上帝也拿他沒辦法。（笑聲）他這個“高幹子弟”，隻知“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知道美國的“家底”如何，也不知美國國家能力底線在哪兒。誰都知道，戰略設計的關鍵不在於邏輯而在於國力，其要義在於戰略目標和國家戰略能力相匹配。美國所有的失敗，不管是杜魯門還是肯尼迪，他們的失誤都可歸結於戰略目標大於國家承受能力。你們看，20世紀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戰略問題專家凱南為他的國家設計出的“遏製戰略”，是隻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務；不僅這樣，當時美國背後還有麥卡錫用“反共”的鞭子趕著美國往凱南吆喝的戰車跳，這輛戰車昨天叫“反共”，今天在小布什這叫“反恐”，其共性幾乎是要以全世界為敵，這怎麽行呢？世界史中沒有一個國家能與世界為敵。當美國人碰得頭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後退時，美國才出現尼克鬆主義。尼克鬆主義才是美國人的真智慧。他在關島提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然後美國就撤了。在這個問題上，今天的小布什還在繼續犯與上帝為敵的錯誤。

曾有人問我研究的方法論是什麽，我說，我研究的方法論既不是建構主義、也不是結構主義，而是“橡皮筋主義”。國際關係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樣，它的每條邊，甚至橡皮圈的總長，總有自己的底線和極限，過了極限，就會拉斷了；過了底線，就會受到“侵略”。橡皮筋的某一邊被拉斷或收縮過頭，這個“橡皮圈”即國際體係就要重組。美國曾將自己的戰線拉得太長，最後才有尼克鬆調整，國力才算恢複。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將戰線拉向全世界，到戈爾巴喬夫時期來不及調整反導致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後，戰後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係就經受了一次大衝擊。國力擴展性使用的原則是不能將將國力“拉斷”，這是極限；國力收縮的原則是不能縮得受到入侵，這是底線。隻要研究出這兩個點，你對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判斷就會心中有數。

斯大林曾說過：“美國人是一批商人，每個士兵都是投機商，做買賣。德國人20天就占領了法國，美國已經兩年了，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這算什麽實力？” 今天美國現在連伊拉克都擺不平，還說要 “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這一看就知，如果不是笑話，那就是氣話。為什麽呢？因為“兩場大規模的地區性戰爭”超出了美國的國力極限。當然，有些戰爭，如果要是用上美國的全部力量或許也可以打贏，但可能麽？美國如果要這麽做，那必須是美國的最核心的國家利益，也就是像珍珠港那樣的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利益。要美國動用極端手段，必須是針對極端目標，兩者必須匹配。那對我們中國而言，台灣是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當然不是，並且連關鍵利益也輪不上。既然如此，“台獨”分子指望美國用它的全部資源，隻為其麵子與中國大陸全麵開戰，美國人是不幹的。同樣，北朝鮮也不是它的核心利益，它也不會投入全部力量。

美國西太平洋的地緣利益要義在哪呢？美國要保的主要是關島、菲律賓和馬六甲海峽，以確保其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台灣不在這條線上，因而是虛設的。隻要不影響美國的這些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動用全部力量。當年它打日本的時候，就是從南向北打，而不相反。為什麽？就是要先保自己的海上運輸線。所以我們在分析美國戰略的時候，不要光看它的戰略邏輯設計，一讀它的戰略報告涵蓋全世界而又所向披靡，就大喊“怎麽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覺得不得了。其實它沒有那麽大的力量，毛澤東說，“它隻有幾個兵調來調去，黎巴嫩事情發生，從太平洋調去，到了紅海地方，形勢不對，趕快回頭，到馬來亞登陸”。 （笑聲、掌聲）

美國人的能力邏輯和戰略邏輯出現嚴重錯位是在他發了財以後。美國人在二戰之前是受歐洲人壓迫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受壓迫的國家出大戰略家。我到西部甘肅的一個小地方看，那一年就出了好幾個清華生。窮的地方出人才，尤其是戰略人才，富地方出GDP，搞點小炒吃吃。（笑聲）所以，賬房先生到南方找，戰略人才到西部找，湖南也行、四川也行，（有同學高叫道“安徽也行”，笑聲）至少香港出不了丘吉爾。

美國當時就出了馬歇爾。歐洲是怎麽被打掉的？是靠羅斯福、馬歇爾這一代領導人的戰略能力，不是靠GDP。當時歐洲一直欺負美國，美國人根本不與他們講“之乎者也”：在亞洲，它先扶日本起來於1895年打敗中國，1905年打敗俄國，最後再叫日本南下衝擊英法利益。但當日本打到南京的時候，雖然美國表麵上還答應歐洲不再向日本提供石油，但實際上對日本的石油供應仍未終斷，因為美國還需要日本為他再當一陣“戰略清道夫”，幫他將英法從東南亞趕出去。

日本如果在進入南京後停步的話，當時美國就有些人主張將整個東北亞讓給日本。美國也學老英國的方法，要亞洲構成歐洲式的力量製衡。美國使日本坐大以製衡中國和俄國——這正如當年拿破侖使美國坐大以製衡英國的道理一樣，那樣亞洲就沒有大陸主體板塊了，那樣日本和中國就像歐洲的德國和法國一樣，美國以後就可以在東亞玩兩麵下注兩麵吃的平衡遊戲。即使到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美國也沒有放棄這一未來構想。1941年4月16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日美兩國諒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確認，該文件第三部分第H點明確表示美國“承認滿洲國”。 1941年12月2日，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兼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曾對蘇聯大使披露：“華盛頓和倫敦在考慮，或把東北留給日本，或把東北變成‘緩衝地帶’，以便（在任何情況下）保障遠東的均勢。” 不想，這個時候日本出了個東條英機打亂了美國的遠東安排。盡管如此，美國人也沒有罷休肢解中國大陸主體板塊地位的努力：1945年11月20日，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向美國政府提出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還提議由國民黨政府集中力量控製華北，而把中國東北交由國際托管。 隻是蘇聯在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及日本宣布投降後，將東北交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這才使美國在日本投降後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國板塊的企圖再次化為泡影。

日本這個國家是沒有文化的，（笑聲）這使它往往失掉已到手或或即將到手的利益。日本明治時期就自以為它是東方不列顛。其實，這隻是表麵現象。日本與英國雖同為島國，但它和英國麵對的地緣政治形勢完全不同。18世紀英國麵對的是兩麵破碎的歐美大陸，北美那邊是破碎的，北美人也沒那麽自信，視英人為神明。比如，華盛頓在日記裏就說特別想當英國殖民地的官，他曾給上司寫信說：“我對國家又是太熱愛了”，“如果我能奢望您認為我勝任中校之職，並在任命時為我美言，我將不勝感激。” 十足的一個官迷。現在看來，如果當時英國重用人才，給華盛頓一個處長幹幹，那保不住後來的美國就會少個總統。（笑聲）美國獨立後，那情況就不一樣了。法國拿破侖送給美國一個路易斯安那，南北戰爭後，俄國沙皇再給美國一個阿拉斯加，加上美國的擴張，最後終成了具有北美大陸主體板塊的國家。

但英國東麵歐洲大陸始終是破碎的：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這幾家一直在掐，這一破碎性使歐洲倒了大黴。本來歐洲是個拉丁主體板塊，羅馬曾征服並統一了歐洲；羅馬衰落後，歐洲出現中國五胡亂華式的大混亂。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又將它統一，不想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將歐洲一分為三：這就是今天德國、法國、意大利的前身。此後歐洲就沒過過好日子，以至兩次世界大戰都源於歐洲。

地緣政治遵循幾何學原理。隻有洲際大陸主體板塊的國家，它的合力才大。按照幾何學兩個矢量之間的夾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則，對等力量的國家越接近，邊界越多，這些國家間的矢量夾角就越大，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該地區的合力越小。我們現在統計歐洲力量的時候，多用代數方法，即法國GDP加上德國GDP，再加上意大利、西班牙等的GDP，最後得出一個總量。其實地區合力不能這麽算，因為在破碎型地緣政治板塊中，有很多力量在磨擦中抵消了，因此，歐洲力量要看它們之間的“差”的結果而不是“和”的總量。大陸板塊越破碎，它的合力就越小。怎麽可能大呢？如果很大，近代曆史早就沒有英國的份了。英國曆來是讓法國起來打德國，讓德國起來打法國，就是不能讓一個國家坐大，英國這樣才能應付偌大的歐洲世界。

日本麵臨著的大陸和英國並不一樣。日本北麵有俄羅斯大塊頭，西麵是中國大塊頭，這兩家還與日本很近，從北、西兩麵壓得日本喘不過氣；日本東麵無憑無遮，卻有個山姆大叔，美國雖遠，海軍則是一流。這三家都是些極難撞破的大板塊。但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他居然把這個鐵三角給撞破了。它想先打美國，一看不行，太遠了。日本後來從中國開刀。日本人不知道，當初要是沒有中國，日本早被洋人滅了，因為中國太大了，把西方列強的力量都吸引中國這邊，日本才逃過一劫，日本才有了時間和力量進行明治維新。開始時它壓根就沒敢想能打贏它的中國“皇叔”，後來一看英國都得手了，自己為何不能試試。當時中國虛弱，列強正在瓜分中國。日本用足了吃奶的力氣，借足了錢，在1894年跟中國打了一仗，沒想到真打贏了。日本的野心隨之就膨脹起來。1905年又打敗了俄國，此後日本就不知自己為老幾了。（笑聲）1931年出兵中國，到了1940年，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被分成多塊：偽滿洲國、偽華北自治、汪精衛偽政權、西南蔣介石政權、新疆還有盛世才，等等。但日本的沒文化的性格導致他們不知收斂。1940年日本一直打到南方香港，繼而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把英法的勢力全給趕走後，它又打了美國。這時候的日本就像今天的小布什一樣，打了阿富汗還要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還要打伊朗。1941年12月，日本打了美國珍珠港，這事兒就大了。美國也早準備好了，與中國聯合，一反手就把東條英機給滅了。

日本明治以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有戰無略的現象？因為明治後，它起步比較順利，既年輕又沒文化，像小布什一樣誰抖紅布就打誰。（笑聲）到1938年時，日本的力量已大大越過了其國力允許的極限，不能再打了。當時山本五十六比較持重，像今天美國的鮑威爾，不主張繼續打美國，但內閣不聽他的意見，沒辦法。

國際博弈也遵循幾何學“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原則，用國際政治專業術語說，就是一個國家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發生衝突。

大家看看，拿破侖跟英國打，勝了；1812年又打入俄國，三年就敗了。希特勒跟英國打，勝了；1941年打入俄國，三年也敗了。東條英機跟中國打，算是勝了；1941年打了美國，三年便敗。朝鮮戰爭中，美國跟中蘇打，三年敗了。越南戰爭，美國跟中蘇打，時間雖長點，但敗得更慘。勃列日涅夫跟中美作對，全世界擴張，國力嚴重透支，到戈爾巴喬夫終導致蘇聯解體。毛澤東深悟此道，決不兩麵樹敵：一開始和蘇聯緊密結盟，抵住了美國的壓力；後來蘇聯翻臉，在中美關係緊張之際，大兵壓境，甚至準備要打中國的核基地。但毛澤東不著急，等到美國也吃不消蘇聯在全世界對美國的“圍追堵截”時，毛澤東輕擊珍寶島，中美合作關係的曆史由此揭開。珍寶島一仗，其實是在給美國遞話，意思是可以來了，但毛澤東不直說，而是借珍寶島事件來示意。結果，尼克鬆就真地誠惶誠恐地來了。（笑聲）毛澤東善於找那種一兩拔千斤的機會。當時我們處於弱勢，如果去求美國，那代價就大了；如果等到他們來求我們，那反倒會有收益。中國雖不順，毛澤東知道尼克鬆也在著急，毛澤東先叫斯諾遞信，開始美國那兒沒聽懂，毛澤東再在珍寶島敲點響聲，基辛格明白了，從巴基斯坦來找中國。尼克鬆來的時候，心裏有點害怕，他在自傳中說，他還擔心出現毛澤東“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頂端” 的局麵。到中國後，周恩來去接他，很快就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書房裏接見他。尼克鬆一上來就要談外交問題，毛澤東說：這事咱不談，讓恩來跟你談，咱們來談哲學。 （笑聲）毛澤東與尼克鬆談話，跟丘吉爾見斯大林一樣直接，直奔主題，沒有那麽多之乎者也。會談結束時尼克鬆很激動，一副少年“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樣子，萬丈豪情地握著毛澤東的手告別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輕輕地說：“我就不送你了” 。（掌聲、笑聲）這就是小同誌和老同誌之間的區別，毛澤東是從哪裏來的，他是從“四•一二”血泊中爬出來的，是從長征路上走過來的，隻有這樣的人，才會有“烏蒙磅礴走泥丸”的氣度。



二、國際政治研究容不得太多的“香水味”，文章不能救國，那就純屬瞎掰



常有人問我如何寫文章。我說文章之難不在技巧，而在立場。

好的文章要有點草根意識。草根意識就是指你要記住你腳下是哪片土地，你是哪個民族的人，你在為哪個民族說話，你在為哪個國家而奮鬥。你不能沒有這樣的目標。我們應當首先為中國人民說話，不僅是因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是養育我們的父母，更是因為，中國人民現在還受國際霸權主義的欺負，人家還強力阻止我們祖國統一。中國十三億人，隻有百分之零點幾幾的人能跑到美國，真去了，如沒給人家獻上“大禮”，人家還不一定要。如果我們與中國人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那你的學術就會獲得永恒的價值，你的名字就會為人民永遠銘記。中國強大了，我們才會有自尊，在國際上才會有真正的平等。你看看現在的伊拉克，國家弱了，人民都成什麽樣子了。你現在問問伊拉克人民，問他們“解放”了沒有，他都已經不知道什麽叫“解放”了。（笑聲）

不僅如此，好的文章也要有點“血氣”。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學的第一要義是要辨真偽，所謂“兵不厭詐”是政治中最基礎的東西。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從1870年梯也爾對大批不願使用暴力的巴黎公社社員的大屠殺的血泊及1905年俄國沙皇對手無寸鐵的工人階級殘酷鎮壓中產生的政治學說，中國共產黨對政治的真正知識也是從“四•一二”血泊中學到的，不是背書本學來的。政治學一見血就顯出真來。比如講國家學說，如果隻講“民主”而不講“專政”，那就是言不及義，那就是在閃爍其辭。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為它講出了國家學說中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所以列寧將“承認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而“專政”卻是要見血的，是不好聽的，是沒有香水味的，但它是真實的，是國家學說中最基礎的知識。誰都知道，政治本質上是一門改變基於生產資料占有規則及其利益分配規則的學問，而改變利益分配規則涉及到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因而光動嘴皮子是不行的，多數情況下是要動粗的，動粗就得見血。所以世界上有的人要霸權，有的人要平等，都是要改變利益分配格局。很多人研究政治雖然用了很多數學模型，但每個數字的背後存在著真偽。學者統計中的十隻羊，隻有獵人才能看出其中有幾隻是“披著羊皮的狼”，對此，書齋裏的學者看不出來的，數學模型也算不出來。書齋中的學問是基於“現存的知識是真的”這一假設，但這個假設可太假了，它在現實中一天也不存在。動物都知道偽裝，何況人呢？政治是與人打交道的，可世上最難測的就是人心了。希特勒在向歐洲開戰前說的假話把張伯侖忽悠的手舞足蹈；蔣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殺之前也將陳獨秀和蘇聯顧問們騙得像薩達姆一樣天真的可愛。當時怎麽就沒有人用數學模型來識別呢？陳獨秀想與蔣介石來個類似今天“建構主義”那套，結果被蔣介石殺了個血流成河。

兵不厭詐，敵即恩師。對假的認識，多靠經驗。而經驗從哪兒來？多從血泊中來。所以，敵人才是政治學的真正“老師”。早年共產黨人，要不走出書齋，那他們1949年絕對上不了天安門。毛澤東當年在北京大學四處求師，總是拒絕的多，沒辦法，隻有自己去革命了。（掌聲、笑聲）毛澤東真的走對了路。當時中國的軍事理論都是西方來的，黃埔軍校就主要學習蘇聯和德國的軍事思想，但毛澤東沒有讀過黃埔，不“正規”，早期的黨內同誌不太承認他的軍事思想，但19世紀30年代黃埔那套學問在中國不靈，最後大家從血泊中認識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在血泊中被共產黨認識和承認的，就是這樣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學問。自從中國共產黨有了毛澤東思想，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就多了起來，蔣介石國民黨軍事政治上的失敗也多了起來。為什麽？因為毛澤東的理論是生長於中國土地上的政治學，有土味、有血味，而黃埔的學問則更多地是香水稍加點血味。

國際政治研究中容不得太多的香水味。花裏胡哨的東西一般都是好看不中用。是真農民，早晨在田野中聞到糞土氣息就高興；是真漁民，聞到海邊的魚腥氣息就高興；真軍人，聞到戰場上的殺氣就高興。司馬遷說“原大則饒，原小則鮮”，雖然他是從經濟角度講，其實作學問也是一樣。列寧說，隻有掌握人類的全部知識，才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這話大體也是說認識真理需要極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如果知識來源單一，即使弄很多引注裝門麵，那也沒有太大意義。宋朝的時候，文章引注多得嚇人，結果皇帝卻被擄到金人帳下。文章不能救國，那就純屬瞎掰。



三、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強國之路



既然來到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那我與大家談談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強國之路。

2007年3月28日，當天的新聞很令人鼓舞。這天胡錦濤總書記訪問俄羅斯就專程參觀列寧曾學習過的喀山大學，還在列寧曾經上課的教室，並聽取了有關當年列寧在校學習情況的介紹。

我們常說馬克思主義，如果從世界政治背景下理解，馬克思主義就應當包括列寧主義。正是列寧主義才使馬克思主義跨越西方來到了東方，並造成了包括我們中國在內的民族民主革命，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了世界意義。沒有列寧主義，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有毛澤東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寧主義應當是理解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聯係的關節點。

列寧抓住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的核心問題即槍杆子在誰手裏的問題，這也是他和伯恩斯坦之間最重要的分水嶺所在。在列寧主義影響下，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因此，在中國否定列寧主義，就會否定毛澤東思想，接踵而至的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從而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政治基礎。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們在當今的情況下，應該更加注重和宣傳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中國政治道路選擇問題。

今天我們中國正經曆著這樣一個時代：一方麵我們卷入了資本全球化，另一方麵中國在得了市場經濟的好處的同時，又受到了市場經濟的負麵衝擊。曆史上有很多國家在卷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都會麵臨這樣的矛盾：要麽是效益，要麽是公平，如國家政府沒有力量，這兩者很難調和。嚴格地說，公平是資本發展的前提，但資本的發展往往又破壞公平，公平被破壞，社會就難得和諧，國內就會出現兩極分化，嚴重的話，接踵而至的就是政治危機。實際上，列寧主義學說就是在歐洲資本衝擊俄國民族市場並在俄國國內產生嚴重的兩極分化的背景下產生的，這與馬克思學說也是在英國資本最初衝擊西歐國家並在那裏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的背景下產生的道理一樣。所以，資本走到哪裏，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的旗幟就飄揚到哪裏，結果馬克思列寧主義成了全世界勞動者的，當然更是當今真正共產黨人的理論武器和思想信仰。

資本的世界就像兩個正反倒置重疊在一起三角形，倒三角是資本，正三角是勞動力、資源等：資本份額最少的地方，勞動力最多；勞動力最少的地方資本份額最大。少數人占據著資本份額的大部分，而多數人，尤其提供體力的勞動者和提供原材料的後發國家，在國內國際資本分配中得到的資本配額卻是最少的，也就是說，原材料和資本技術交換時總處在弱勢。這就是我們現在為世界市場提供的勞動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目前我們國際交換體係中拿的隻是工錢而非利潤。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道理，總覺得我勞動，我光榮；勞動了，肯定賺錢。其實，國際鬥爭的焦點並不在勞動權，而在由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的分配權。你在國際分配體係中不占上端，那你所賺的錢最多隻夠糊口而不能發展，除非你是在透支性“發展”。而在國際分配體係上端的國家，本質上並不是靠提供的勞動量，而是靠政治強力參與國際分配規則並在其中獲得重要位置的國家。分配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在曆史上多是強力而不是勞動的結果。這就是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鬥爭、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鬥爭產生的原因，這也是頭撥貴族多出草莽的原因。列寧說得好：“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階級鬥爭是如此，國際鬥爭也是如此。

英國崛起與西班牙崛起的道路不同，西班牙靠商業發財，但沒有發展。為什麽，因為它靠的是海軍和掠奪，它手裏有的是錢，但自己本身沒有技術，尤其沒有自主創新的原發性技術，它隻在歐洲工業和南美原材料供應國之間扮演了一個中間人的角色，所得的隻是一些“浮財”而非發財的能力。於是，當工業國家英國的海軍打敗了西班牙的海軍並占據大海後，西班牙的經濟“掮客”的曆史角色也壽終正寢。

英國沒有重複西班牙的道路，它除了大力發展海軍外，它最注重的不是資源，因為當時資源不是問題，它最注重的是資本和技術。我們現在總說英國是自由貿易國家，其實它在最早的時候對技術是絕對壟斷的。當時有規定，如果出口的產品沒有經過加工、沒有技術含量的話，最重的刑罰是要砍手的。它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當它處於高位勢的時候，才同你進行自由貿易，也就是後來亞當•斯密強調的自由貿易原則。 當時德國有一個經濟學家叫弗裏德裏希•李斯特，他就說自由貿易原則對經濟落後的國家不能照搬。落後國家在麵臨高勢能資本衝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衝垮的。國家發展在開始的時候開放一下是必要的，這樣可以衝垮傳統的封建保守體製，但當國家已經形成自己的工業生產力萌芽時，就應該將關稅提高一點，以保護自己的民族市場，等自己形成生產力優勢的時候，再向其他落後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和開放式競爭。 俾斯麥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國迅速崛起。基辛格對俾斯麥評價很高，說“由於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到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

美國崛起也能說明這個道理。美國就在歐洲自由貿易喊得最凶的時候，它的關稅是最高的。南北戰爭以主張統一的北方工業資本的勝利為結局。此後，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製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製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於當時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1913年，美國在世界經濟體係中優勢地位確立，美國此時的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 美國這個國家起點特別低，所以它對民族經濟的保護政策毫不含糊，幹起事來也特別決絕，並在某種程度上顯得特別冷酷。美國起步時的版圖就跟今天的以色列差不多，也就是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的十三個州。那時美國的政治是非常自由的，十三個州各自為政，互不買賬。美國獨立後，它逐漸加強中央集權，為此還引起整個南方的叛亂。如從現在一些GDP主義者的角度看，當時南北戰爭似乎不值。因為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業品更有錢賺，按照自由貿易原則來說，經濟都全球化了，獲得比較優勢才是國家發展的目標，利潤和賺錢才是硬道理。林肯可不認這個理，認為你南方賺錢可以，但國家不能分裂，國家的版圖要是分裂的話，你南方隻能賺些原材料的錢，你不可能形成一種高端技術的力量。一句話，主權高於GDP！

我們現在常用“經濟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在今天本質上就是資本全球化。資本全球化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現象，它已經過了好幾撥的發展，也經過好幾撥抵製。它的源頭發生在英國。英國是隨工業革命崛起的，並由此成了對未來世界影響深遠的資本全球化運動的策源地。

英國資本衝擊影響最大的的第一個大陸國家就是法國。法國那個時候就沒有意識到資本對後發國家的負麵影響。法國大革命的前三年即1786年，法國和英國簽訂了《伊甸條約》，法國人對《伊甸條約》就很像我們今天對進入WTO的認識一樣，“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國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進口稅率減為百分之十二），以此為條件，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國暢銷，法國一下子就能夠恢複繁榮狀態”。 當時法國在與英國交換鏈環中處於技術下端弱勢，而當時的法國許多人並不了解這樣的知識。開始法國人用初級產品同英國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品進行交換，結果吃了大虧，其中，最吃虧的是法國農民。因為法國農產品和技術含量高的英國工業品交換在價格上是有“剪刀差”的。英國資本打入法國，法國小土地農民就給解體了。法國農民根本沒辦法與英國工業進行競爭。其後果，李斯特是這樣描述的：



使法國人大吃一驚的是，他們在英國行銷的隻是一些時興貨和小工藝品等雜貨，這些貨物的總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國所提供的卻都是主要必需品，總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國工業家在價格、質量以及賒銷條件各方麵所提供的，處處勝過法國的工業家。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競爭以後，法國工業家已瀕於破產之境，法國的製酒商所獲甚微，於是法國人想趕緊止住這種惡化現象的演進，取消了這個條約。結果所獲得的隻是這樣一個教訓：已經發展起來的工業可以在幾年之間一敗塗地，已經受到摧殘的工業要想用整整一個世代的時間使它恢複卻不那樣容易。英國的競爭在法國已經引起了對英國貨的愛好，習慣既已養成就很難鏟除，結果是發生了廣泛的、長期繼續的走私買賣，一時不容易撲滅。而在條約廢止以後，對英國人來說，要他們對伊比利亞半島的烈性酒重溫舊好，卻並沒有什麽困難。



法國農民解體後，就立刻進城。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大家記住，在小農業國度，小農民最經不起大資本的衝擊。後來出了著名的《拿破侖法典》，這部法典主要保護的是在向近代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法國失地農民的利益。正因此，拿破侖獲得法國農民的擁護。

現在咱們中國也出現了農民解體的情況。說農民沒土地？也不對，地當然是有的。有的同誌說，農民不能失去土地。這當然沒錯，但問題是目前農民手中的農作物因為沒有國家壟斷性的保護不僅不賺錢，反而成為農民養不起的負擔，種地收入還不足以補償投入，結果其土地隻能被房地產吞並。為什麽？不斷賠錢還不如一次性回收一筆錢。在這種條件下農民失地就是必然的，而且是自覺的。農民失去地以後，他往哪裏去呢？他隻有進城。現在農村隻剩下“三六九”了：“三”就是“三八”，也就是婦女，“六”就是“六一”，也就是兒童，“九”就是老人。他們都留在農村，農業將來怎麽辦？現在青壯勞力都大量湧進城，但城市卻接受不了這樣龐大的勞動力壓力，結果就造成勞動力價格低得出奇。但如果勞動力價格低到保不住生存線的同時，仍還有人源源不斷進城務工的話，那留下的結局就是“法國的1789”。俾斯麥對剛剛過去不久的法國大革命回憶說：“假如我們德國也被卷入這種法國式的演變的旋渦中去，我認為這是極大的不幸。” 那對未來中國而言，假如也被卷入“這種法國式的演變旋渦”，那無疑也是極大的不幸。

法國當時就麵臨這樣的情況：農民前赴後繼地湧進城，沒工作，怎麽辦？就鬧革命。於是法國大革命就在1789年開始了，這就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當時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是拿破侖。拿破侖戰爭本質上來說，是第一次抵禦資本全球化並在抵禦中實現民族國家從農業國家向近代工業國家轉型的戰爭。資本衝擊使法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農民因為貧窮都爭著進城，進了城，還是貧窮，又不知道是怎麽回事。開始以為是腐敗造成的，於是都講反腐敗，越反越厲害，最後沒辦法，就殺人。法國大革命中出現我們現在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吹破天的《人權宣言》，這導致一種誤解，以法國大革命是人權革命。其實，當時盧梭等自由派學者對國家權威都強調得很厲害。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中說：



法律的僵硬性會妨礙法律得以因事製宜，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就能使法律成為有害的，並且在危機關頭還能因此致使國家滅亡。程序以及種種手續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時間，有時候這是局勢所不容許的。很可能出現千百種情況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預料到的；因而能夠察覺到我們並不能預見一切，這本身便是一種極其必要的預見了。

因此，就絕不能要求把政治製度僵硬化到竟至於取消了那種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權力的地步。就連斯巴達也都曾讓它的法律休眠過。

如果危險已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法律的尊嚴竟成為維護法律的一種障礙；這時候，便可以指定一個最高首領，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來，並且暫時中止主權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公意是無可懷疑的；並且很顯然，人民首要的意圖乃是國家不至於滅亡。



在拿破侖之前法國如此混亂以至《人權宣言》和斷頭台同時並存。為什麽兩個極端會都在法國出現？因為解決不了問題。開始的時候，說大家不注重人權，於是大家都提倡人權。人自由了，人權解放了後，但還不解決問題，尤其是大量農民進城帶來的問題。大家又認為是“腐敗”，隨後就開始殺“貪官”，當時把大商人和大官僚丹東都殺了，羅伯斯庇爾是反腐鐵腕人物，最後也被殺了。殺到最後還不行，那怎麽辦？於是拿破侖出來了。拿破侖找出問題的根源，他說：“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 為什麽？因為你處於資本鏈條中的下遊。如果你像英國那樣處於上遊，你當然可以進入與英國平等競爭；你弱，就不能將“自由競爭”當拜物教來搞。你還真以為與狼可以共舞，真以為舞完就可以變為狼，沒有幾十代人的犧牲代價，那是不可能的。（笑聲）兔子和狼關在同一個籠子裏，怎麽起舞啊？與狼共舞的結果必被狼吃掉，你沒看見動物園裏，虎籠中的活雞舞不了幾下就被吃掉了。（笑聲）所以，弱者要自我保護。結果法國出了保護“弱勢群體”即失地農民的拿破侖。拿破侖痛斥當時的極端自由主義學者說：打敗法國的不是利劍而是墨水。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法國瞎忽悠，將國家搞成這副模樣。據說拿破侖喜歡盧梭的著作，自己也有幸扮演了一位盧梭所說的“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來”的“最高首領”。

黑格爾說過：“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時還存在的話，法國大革命或許就不會發生了。” 拿破侖明白資源不足與革命間的因果關係，現在它決定用劍為法國人打開一片“日耳曼森林”。

拿破侖上台後先將一部分農民放回去了，讓他們有土地。另一方麵就是限製外國資本，最後轉動和發展法國民族資本。富餘的農民怎麽辦呢？就去打仗，為法國資本打市場。在入侵意大利前，拿破侖作了極富煽動力的講演，他告訴他的士兵：



士兵們！你們既饑餓又貧窮。共和國虧欠你們的太多，但她也無力償付她的債務。我是來領導你們進入陽光普照下最豐饒的平原的。富有的省份，富裕的城鎮，都將任你們處置。士兵們！如此一個遠景，你們怎麽能失去勇氣與信心？



就這麽拿破侖帶領他的士兵打遍了歐洲。（笑聲）把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的農民全解放了，這就給法國的資本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勞動力市場。同時他也用軍事手段將英國資本封鎖在歐洲之外，形成一個法國獨享的“大歐洲共榮圈”即獨家壟斷市場，淨賺歐洲的錢。幾十年後，俾斯麥也說：“在科隆大教堂中可以找到珍寶，占有這批珍寶，就能夠結束法國革命，並鞏固那裏當權者的地位，即法蘭西皇冠……” 日本人後來也是用這樣的方法，打遍亞洲各國，將英法逐出亞洲之外，使亞洲各國成了服務於日本的外圍地區。拿破侖的法國盡管被打敗了，但法國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國家生產力，並擠進了當時還隻有英國一家的資本中心。這真叫“不打不相識”。法國大革命隻是英國資本對歐洲衝擊的先聲，接踵而來的便是1848年整個歐洲發生的大動蕩。這便是我們常說的“歐洲1848年大革命”，其間產生了劃時代的革命宣言，這就是馬克思寫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宣告：資本主義的喪鍾敲響了；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是鎖鏈，他將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後來的事實是怎樣的呢？

事實是當時資本主義的喪鍾確實是敲響了，而且敲響了好幾遍，但資本主義卻至今沒有被送終；英國“工人階級”確實是失去了鎖鏈，但這條鎖鏈卻從英國工人階級腳上被轉移到當時是殖民地，現在是南方國家人民的腳上了。不同的隻是，這條曾是血漬的鎖鏈，現在則鍍了層“與國際接軌”的金粉，好看了一些而已。

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都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以至國內生產因人民消費力萎縮而不可持續。為此，英國資本隻有向外擴張。四十年代時先到歐洲，拿歐洲的錢來養英國，結果又造成了歐洲的兩極分化。歐洲在抵禦英國資本衝擊崛起後，便與英國資本一起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擴張，這些地區的高額利潤為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積累，其結果幾乎是整個毀掉了這些資本外圍地區。這個過程表麵上年似乎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牧歌似的過程，但實際上則是伴隨著極血腥的暴力掠奪：英國資本先掠奪歐洲，然而英國與歐洲資本聯合起來再掠奪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後在19世紀中期便來到亞洲。1840年鴉片戰爭、1852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年印度戰爭，這幾場戰爭把亞洲的兩個大帝國打垮了。此後，大量財富就從東方流向了歐洲。這些財富使歐洲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大大提高，歐洲的兩極分化問題也逐漸緩解，與此相應，此後歐洲的密謀革命漸失去了群眾基礎。大家注意到後來歐洲出現了伯恩斯坦主義，沒有革命了。為什麽？大多數人有錢了，家裏有錢自然就不打架了。這都是很實際的考慮。要是沒錢的話，窮人就多，革命就會多。所以後來馬克思主義隨資本全球化來到了東方，來到了列寧的故鄉。因為歐洲沒有那麽多窮人了，俄國很窮。

歐洲人正是用不斷製造資本外圍的方式，拿其他地區的錢來養活歐洲人：法國是高利貸資本主義；英國是工業資本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洲也出現了“和平與發展時代”，那時稱作“維多利亞時代”。其間各國和平外長頻繁亮相，都是溫文爾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之乎者也。為什麽？有錢。有錢人說話多是那樣；沒錢人說話都直截了當。（笑聲）為什麽？著急啊。有錢人不講價，沒錢才講價呢。（笑聲）現在的歐洲斯文氣質就是這麽來的。與“第二國際”的和平主義者進行過最激烈鬥爭的列寧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工人運動受到阻礙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資本家擁有殖民地獲得金融資本的超額利潤等等，因此能夠在國內培養一個比較廣泛、比較穩定而人數又不多的工人貴族階層。工人貴州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具有最濃厚的行會狹隘性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國主義的偏見。他們是第二國際、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會“支柱”，而在目前他們幾乎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的社會支柱。



歐洲各國內部兩極分化問題緩解後，歐洲人團結了起來，搖身一變成了壓迫民族。原來的國內階級矛盾演化成國際的民族矛盾。這樣就出現了列寧主義。馬克思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說：“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 斯大林說得對：“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有了列寧主義，才有了殖民地國家反對宗主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國才有了毛澤東思想，才有了我們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此相對立，在壓迫民族那裏則有資本主義的幫閑理論，這就是隻能用於平衡富人良心而不能解放被壓迫階級命運的伯恩斯坦主義。

歐洲人征服亞洲後，幾乎全世界的財富就轉移到歐洲，在此基礎之上才形成了歐洲所謂的“中產階級”。即使有這樣的中產階級，英國到了40年代，兩極分化還是很嚴重的。大家看看恩格斯1845年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後一章，對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均有深刻的揭露：一方麵是“朱門酒肉臭”，另方麵則是“路有凍死骨”，如果“凍死骨”達到白骨累累的程度，那這個社會就會出現革命的意識形態。所以說，隻要有資本，就會有兩極分化；哪裏有兩極分化，哪裏就有社會主義的正義要求；哪裏有窮人，哪裏就有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進入實踐的馬克思主義。隻要看看俄國革命前工人階級和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民階級的狀況，就不難理解是資本點燃了勞動階級革命的星星之火，是資本全球化摧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而列寧主義的出現則是馬克思主義全球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果。這個成果便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部立論基礎。

所以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所以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四、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小布什在伊拉克問題上正在繼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之後第三次犯戰略性錯誤。

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百慕大三角”，來者基本無回。美國人閱曆淺，不太讀書，二戰中發了財，在歐洲有“馬歇爾計劃”，但在遠東地區卻不知如何花錢，結果在朝鮮和越南作了賠本的買賣；蘇聯解體後，美國人又燃起“舍我其誰”的萬丈雄心，小布什勞師征遠，驅兵深入中亞，2001年在阿富汗打了勝仗，做了曆史上所有霸主沒有做成的事，結果不想兩年後卻栽在表麵看來最不經打的伊拉克。事實上小布什在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初就已陷入無解的邏輯悖論之中，即控製伊拉克則必須控製伊朗；而控製伊朗則必須控製俄羅斯。如果說前一目標使後一目標成為嚴肅，那麽後一目標則使前一目標成為滑稽。現在可以明白地說，如果小布什若再不知深淺地進入伊朗或朝鮮，那美國就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伊朗或朝鮮完成了從“一鼓作氣”到“再而衰”再到“三而竭”經典過程。

小布什的中東政策已破壞了以往有利於美國地緣政治“均勢”結構。 20世紀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老布什發起海灣戰爭，但他熟稔“均勢”製衡之道，幫助了科威特的同時又保留了薩達姆，利用兩伊相互牽製及科威特對伊拉克的抵製，保證了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如今小布什把伊拉克、伊朗，甚至敘利亞全都納入“敵人”範疇，結果是在打破了中東國家力量平衡的同時也失去了老布什留下的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令小布什萬萬沒想到的是被他“解放”的人民現在卻拿起槍來反對留在中東的美國大兵。

不僅如此，更令小布什外交雪上加霜的還有遠東朝鮮核試驗。朝鮮半島的巨響打破了核不擴散體製。那這怪誰呢？2001年12月11日，在阿富汗戰爭進行到尾聲時，布什宣布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美國這種單方麵破壞戰略武器平衡的做法，自然也會被其他國家效仿。另外，美國在伊拉克沒有查出大規模殺傷武器並在聯合國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向伊拉克開戰，結果將薩達姆關進並吊死在美國人控製的牢房；這樣有人就不得不問，與其棄核而死，為何不有核而生？2006年，備受關注的朝鮮與伊朗核問題，使核不擴散體係麵臨考驗，使“核均勢”麵臨危機，解鈴還需係鈴人。當年美國國力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衰退，前美國總統尼克鬆被迫承認世界的“五極”格局，被迫承認世界的多元性，此後美國外交從單邊主義轉入多邊主義，利用世界均勢製衡，使美國得以解困。當前看，小布什外交如一意孤行向伊朗或朝鮮動武，那伊朗朝鮮將是美國人的“滑鐵盧”。當然，現在美國人已意識到小布什政策的危害，有識之士開始意識並試圖扭轉小布什外交方向。正如美國在朝鮮戰場撤換麥克阿瑟、在越南戰場上麥克納馬拉辭職的道理一樣，前兩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下台就透露出美國中東政策將作戰略收縮性調整的信息，現在小布什已明確提出美國從伊拉克的撤軍計劃，由此而產生的必然後果是，類似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鬆主義”將會在中東出現。這將為中國外交提供了巨大的戰略拓展空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們一定要把握好和利用好這次難得的戰略機遇。

此外，世界文明的軸心在新世紀也出現從西方向東方換拉的趨勢。

如前麵所說的，西方的全球化在曆史上已有過幾次抵製。第一次是拿破侖戰爭，它是對已登陸歐洲大陸的英國資本第一次大規模的抵製。19世紀40年代，歐洲大革命，是對英國資本的第二次大規模的抵製。這兩次抵製產生了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前者是用於抵製資本的消極方麵，後者則是資本反封建的產物。當資本主義打敗封建主義並調頭壓迫曾經的同路人——工人階級時，又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並在資本向東方的擴張催動下，產生了列寧主義。在此前提下，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整整將西方資全球化進程又阻擋了半個世紀。蘇聯解體後，資本全球化波瀾又起，氣勢洶洶，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但從“9•11”始，資本全球化已開始麵臨困境。這說明西方那套反科學的發展觀已窮途末路，世界文明將再次尋求東方的支持。

西方文明在可持續性發展方麵不如東方文明。你看伊拉克戰爭，美國就是拿成噸的黃金砸蒼蠅，顯然不行。我們東方文明重簡輕繁，重智慧輕力量，重功能而輕形式，在方法上也講究一兩撥千斤的巧道。比如中國飯菜很豐盛但隻用一雙筷子，西方是飯菜簡單但餐具很多。（笑聲）繪畫上用料上，中國尚簡，西方尚繁。服裝上說，我們重功能，我們傳統的大襟衣服雙層保護容易著涼的前腹，實用；美國的西服華而不實，其前身可能就是田間腰間紮繩束衣的變種，不同的隻是束身用的繩結換成扣子而已。（笑聲）歐洲文明較美國長，所以衣服前襟也用雙層。

論軍事藝術，國民黨就不用說了，就是同為共產黨，為什麽毛澤東打仗總打得贏？因為他沒有在黃埔“進修”洋理論，運用的是地道的東方哲學：“萬物皆備於我”，很是主動。西方打仗，是克勞塞維茨那套，講究“主力決戰”，比如斯大林格勒戰役，這有點像西醫的“化療”，兩方大規模絞殺，紅白細胞全殺死，最後以量決定勝負。李宗仁的台兒莊戰役也學這個，隻會不停地絞殺。你看毛澤東指揮的四渡赤水是多麽主動啊，所以毛澤東對陳毅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路上的失敗及國民黨後來的失敗，不僅僅是路線的失敗，它還證明了來自西方的黃埔軍事思想在中國國共兩黨實踐中的失敗。

論改革，鄧小平的方法就是東方的號脈方法，但隔段時間號號脈，有陰調陰，有陽調陽，照顧平衡，看似沒理論，但非常辯證，其實就是科學發展觀。戈爾巴喬夫改革用西醫，作大手術，本來蘇聯隻是病人，病也不重，但一進病房就一步到位，被送進手術室，硬在手術台上折騰死了。（笑聲）

東方的思維當然有也弊端，就是解決問題比較緩慢。西方的形而上學和所謂的“科學”思維也有其長處，也很厲害，它使所有變的事物都固化為不變的符號，並將這些不變的符號都被編入程序。這就是由數理邏輯完成的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而電腦就是這次技術革命給人類生活帶來的最偉大的進步。我們知道，隻有不變的事物才能編入程序並被進行高速運算，反言之，運算程序的有效性決定運算速度，而運算速度又基於運算內容的固化程度。不確定事物若被納入運算程序，其結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說，形而上學的固化思維也是對辯證法思維不足的矯正形式。

但運動畢竟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事物本質上是永遠不確定和變化的，其中最不能確定的就是人腦思維。因此，不變的電腦還是要接受人腦命令的。電腦本身不能變，要變就得由人來升級，而東方的思維優點恰恰就在於製作“命令”方麵。美國人信形而上學，所以小布什的思維不能升級，一根筋，不能變，沒辦法。（笑聲）

還有個例子就是衛星發射，為什麽我們中國的成功率較高？這是因為我們東方人思維的“微調”能力強，西方人對“零”的認識就比東方晚，“零”的含意是“既有也沒有”，形而上學怎麽也理解不了這個琢磨不透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你讓他講東方的“相互關係”、“互為作用”，他就不耐煩。近代西方人尊重黑格爾，實際上他們沒有幾個人會理解黑格爾的思想。東方人就比較買黑格爾的賬，所以我說黑格爾思想的“家鄉”在東方。這一點黑格爾在他的《曆史哲學》多次提到，這裏順便抄讀幾句：



亞細亞洲在特征上是地球的東部、是創始的地方。

“精神的光明”從亞細亞洲升起，所以“世界曆史”也就從亞細亞洲開始。

前亞細亞最為特異的，便是它沒有閉關自守過，將一切都送到了歐羅巴洲。它代表著一切宗教原則和政治原則的開始，然而這些原則的發揚光大則在歐羅巴洲。

太陽——光明——從東方升起。

世界曆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曆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

曆史開始於中國和蒙古人——神權專製政體的地方。



東方辯證思想發展五千多年，這不是開玩笑的。現在西方形而上學式的文明發展模式在“9•11”的打擊下，已入窮途，人類還要再次“尋找回來的世界”。我們東方的文明即將複興。

中國是有天命的國家，這一點，黑格爾早就看出，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隻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征服無從影響這樣一個帝國” 。可不是麽，曆史上的中國每每逢凶總能化吉：上世紀初，西方正想肢解中國，他們家鄉就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40年，中國被日本分成數塊，就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候，日本出了東條英機這個二愣子；1999年，李登輝剛提出“兩國論”，台灣就有了大地震；（笑聲）2000年，小布什剛上台就說中國是“潛在的對手”，“9•11”那天，本•拉登就找他去了。（笑聲）

但我們也還是要向西方學習的，因為他們打敗過我們。昨天的歐洲非常勤於學習中華文明，那今天對於能打敗中國的人難道隻有仇恨而不知學習嗎？當然不行。有時候中國外交“之乎者也”講得多，西方人聽不懂，覺得是“莫名其妙”；我們的國際政治研究也滿口世界形勢“無非是三種可能”，結果是“機遇挑戰並存”，“但如處理不好，也有出現意外的可能”；說什麽，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崛起”，這些話別說小布什聽不懂，就是黑格爾也聽不懂。誰不知道，小孩長大前，不摔幾跤，不打幾次架，人家是不認你的；我們要同北方七國對話，不跟人家扳幾次手腕，人家也是不認你。美國也是扳過手腕。誰沒有扳過手腕，誰就玩不起這一場場國際遊戲。

經過南聯盟使館被炸、東海撞機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我們人現在也有些認識國際問題的經驗，中國人對國際問題認識的能力及基於這種能力的中國國家戰略能力也隨之提高了。大家可以看看這幾年的外交布局，北、西、南三個方向，都相對緩和，這就為我們對付“台獨”提供了更加從容的條件。2007年8月底，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日本和菲律賓，除了加強雙邊關係的因素外，就是警告“台獨”分子。所以陳水扁鬧騰不出什麽花樣的。

台灣統一是我們進入大國行列的通行證，在這個事情上，僅僅靠軟實力是不夠的。你看普京來到中國，直奔少林寺，它意在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得靠扳手腕。胡錦濤同誌上任第一件事是到西柏坡，這是在告訴全黨本屆中委要幹些什麽；然後再去英雄紀念碑，告訴全國人民，本屆政府要幹什麽。2007年“八一晚會”，功臣坐在最前麵，有點商鞅重功的意思，正是有了商君，才有了大秦帝國。晚會中很多文藝節目都是槍不離手，“服務人民、聽黨指揮、英勇善戰”是晚會的主題，有這幾點，中國的未來就有希望。槍不離手是很重要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四一二”血泊中得到的經驗。看看今天的美國，它說北朝鮮是“邪惡軸心”，金正日就試爆了一顆原子彈，於是美國就說，“我們無意攻打北朝鮮”；薩達姆交了槍，國防裝備上對美國“陽光”的一絲不掛，結果還是被人拉下腦袋。（笑聲）這正如毛澤東說的“戰爭教育了人民”，下一步將是“人民贏得了戰爭”。此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不能不要自己的國家，國家也不能“文明”得隻會做“陽光男孩”，還是要穿軍裝。目前的中國還受著霸權主義的壓迫，霸權主義還在阻撓台海統一。真正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隻能是台灣回歸以後的事。但我們完全可以在戰術上重視的同時，在戰略上蔑視霸權主義。可以斷定，未來美國在台灣所用的資源絕不會大於“朝戰”，更不會大過“越戰”。況且台灣就在我們家門口，我們耗得過外部介入力量。台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但台灣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麽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從這個意義上我說，對美國而言，台灣隻是用於北禦日本，西阻中國的“虛子”。之所以如此，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到不了台灣。正因此，陳水扁到美國是沒有地位的，總挨訓，讓他少惹事生非。美國要的隻是關島、菲律賓、衝繩一線，要保護的是美國通過馬六甲海峽的運輸線，台灣隻是這一線的“編外人員”。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平的，隻要我們不要像戈爾巴喬夫那樣主動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中國的核心利益，也不要像薩達姆那樣先在思想上和主權上繳槍，國際霸權主義者是打不垮我們的。最後讓我們再次重溫並借用毛澤東同誌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還是你們青年人的。今天的中國，就像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青年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