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及中世紀的哲學家大半以為人生最高目的在觀照，就是我們所說的以看戲人的態度體驗事物的真相與真理。頭一個人明白地作這個主張的是柏拉 圖。在《會飲》那篇熔哲學與藝術於一爐的對話裏，他假托一位女哲人傳心靈修養遞進的秘訣。那全是一種分期曆程的審美教育，一種知解上的冒險長征。心靈開始 玩索一朵花，一個美人，一種美德，一門學問，一種社會文物製度的殊相的美。逐漸發現萬事萬物的共相的美。到了最後階段，“表裏精粗無不到”，就“一旦豁然 貫通”，長征者以一霎時的直覺突然看到普涵普蓋，無始無終的絕對美——如佛家所謂“真如”或“一真法界”——他就安息在這絕對美的觀照裏，就沒有入這絕對 美裏而與它合德同流，就借分享它的永恒的生命而達到不朽。這樣，心靈就算達到它的長征的歸宿，一滴水歸原到大海。一個靈魂歸原到上帝，柏拉圖的這個思想支 配了古代哲學，也支配了中世紀耶穌教的神學。
柏拉圖的高足弟子亞理斯多德在《倫理學》裏想矯正師說，卻終於達到同樣的結論。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生活得好，做得 好”。它不隻是一種道德的狀態，而是一種活動；如果隻是一種狀態，它可以不產生什麽好結果，比如說一個人在睡眠中；惟其是活動，所以它必見於行為。“猶如 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奪錦標的不是最美最強悍的人，而是實在參加競爭的選手。”從這番話看，亞理斯多德似主張人生目的在實際行動。但是在繞了一個大彎子以 後，到最後終於說，幸福是“理解的活動”，就是“取觀照的形式的那種活動”，因為人之所以為人在他的理解方麵，理解是人類最高的活動，也是最持久、最愉 快、最無待外求的活動。上帝在假設上是最幸福的，上帝的幸福隻能表現於知解，不能表現於行動。所以在觀照的幸福中，人類幾與神明比肩。說來說去，亞理斯多 德仍然回到柏拉圖的看法：人生的最高目的在看而不在演。
在近代德國哲學中，這看與演的兩種人生觀也占了很顯著的地位。整個的宇宙，自大地山河以至於草木鳥獸，在唯心派哲學家看，隻是吾人知識的創造品。知 識了解了一切，同時就已創造了一切，人的行動當然也包含在內。這就無異於說，世間一切演出的戲都是在看戲人的一看之中成就的，看的重要可不言而喻；叔本華 在這一“看”之中找到悲慘人生的解脫。據他說，人生一切苦惱的源泉就在意誌，行動的原動力。意誌起於需要或缺乏，一個缺乏填起來了，另一個缺乏就又隨之而 來，所以意誌永無饜足的時候。欲望的滿足隻“像是扔給乞丐的賑濟，讓他今天賴以過活，使他的苦可以延長到明天”。這意誌雖是苦因，卻與生俱來，不易消除， 唯一的解脫在把它放射為意象，化成看的對象。意誌既化成意象，人就可以由受苦的地位移到藝術觀照的地位，於是罪孽苦惱變成莊嚴幽美。“生命和它的形象於是 成為飄忽的幻相掠過他的眼前，猶如輕夢掠過朝睡中半醒的眼，真實世界已由它裏麵照耀出來，它就不再能蒙昧他。”換句話說，人生苦惱起於演，人生解脫在看。 尼采把叔本華的這個意思發揮成一個更較具體的形式。他認為人類生來有兩種不同的精神，一是日神阿波羅的，一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日神高踞奧林波斯峰頂，一 切事物借他的光輝而得形象，他憑高靜觀，世界投影於他的眼簾如同投影於一麵鏡，他如實吸納，卻恬然不起憂喜。酒神則趁生命最繁盛的時節，酣飲高歌狂舞，在 不斷的生命跳動中忘去生命的本來注定的苦惱。從此可知日神是觀照的象征，酒神是行動的象征。依尼采看，希臘人的最大成就在悲劇，而悲劇就是使酒神的苦痛掙 紮投影於日神的慧眼，使災禍罪孽成為驚心動魄的圖畫。從希臘悲劇，尼采悟出從“形象得解脫’’(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的道理。世界如果當作行動的場合，就全是罪孽苦惱；如果當作觀照的對象，就成為一件莊嚴的藝術品。
如果我們比較叔本華、尼采的看法和柏拉圖、亞理斯多德的看法，就可看出古希臘人與近代德國人的結論相同，就是人生最高目的在觀照。不過著重點微有移 動，希臘人的是哲學家的觀照．而近代德國人的是藝術家的觀照。哲學家的觀照以真為對象，藝術家的觀照以美為對象。不過這也是粗略的區分。觀照到了極境，真 也就是美，美也就是真，如詩人濟慈所說的，所以柏拉圖的心靈精進在最後階段所見到的“絕對美”就是他所謂“理式”(idea)或真實界 (re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