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下小憩 - 記憶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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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在溫哥華出差。這是第二次到溫哥華，回想起來第一次在溫哥華機場過境竟然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次旅行的記憶在我落地溫哥華的時候鮮活地回到眼前。年輕的時候，十年，是漫長的；人到中年的時候，十年是短暫的，不過是一捧細沙從指尖落下的時間。因為對著十年的感歎，故地重遊，一定要去溫哥華走走。
繁忙的工作之外，在一個陽光衝破烏雲的下午，有幸去了Stanley Park。那個環繞著海濱的公園裏，滿是閑散的遊人。依稀有些凜冽的空氣裏，滿是早春的氣息。遠遠望去，溫哥華的高樓參差在鑲著金邊的白雲下，雲層間有藍色的天空隱現，海灘上枯木和礁石與漸灰漸藍的海水呼應，遙遠的海麵上輪船慢慢地行駛……., 很久沒有過的感受湧上來……..生命其實就是這些吧，可能是自己老了，麵對良辰美景，已經感覺不到詩情畫意, 在生活得麻木了很久之後，能感覺到的隻有生命的震撼。
在海灘上挑了棵枯倒的大樹坐下，麵對著大海，靜靜地，十年，十年，十年這兩個字不斷敲擊著我的腦袋。十年，麵前的景色不會改變，但是我會在哪裏？十年，十年前同行的人，已然切斷了所有的聯係，今天同行的人，十年後又會如何？生命，是如此多變，如此莫測，這就是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
可能真的是老了，懷舊的情愫很重。在溫哥華海灘上的那個下午，記憶驀然回到了30年前……
1983年的春天，在一個中等城市裏，住著一群大院裏的孩子。大院是當時中國少有的外資企業的生活區，有醫院，有電影院，有學校，有上百座家屬樓，有直通大院的專用公路和鐵路，甚至於還有一座當時很少見的涉外三星級酒店，在這座酒店裏住的都是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專家們，為了他們酒店裏配備著先進的健身房和卡拉OK設備。
生活在這個大院裏的孩子們，如果沒有特別的需要，根本不需要走出大院，何況孩子們也不願意走出大院，因為繁華的市區跟這所大院裏的建築比起來，除了擁擠，根本沒有任何可以羨慕的地方。83年高中班是大院學校裏第一批高中生，我算是高中班裏的元老級人物，因為我從80年大院開始破土動工學校開張隻有20多個學生的時候，就在那裏混了，而其他很多同學都是82年才大批轉入大院附中初中班的。
在83級高中班裏，有一個男生，叫文，他的媽和我的媽在大院的醫院是同事。文的父母都是四川人，爸爸是企業的中層幹部，媽媽是醫院的藥劑師。在那個男女生界線極其清楚的年代，我和文打交道的機會並不多，但是因為我們的媽媽同在一所醫院工作，我經常從媽媽的嘴裏聽到文的事情。 那個時期的我，文很不入我的眼，因為他總是喜歡把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全盤去跟他媽訴說；而我恰恰相反，學校發生天大的事情，正值逆反時期的我，絕對不跟父母說。
初中三年，在大院的初中部，我是出類拔萃的尖子生，卻不是老師喜歡的好學生。我爹媽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去開家長會，被各路家長圍著打聽教子之方，那個時候爹媽最得意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家孩子壓根就不學習，在家每天都被我們批評，她真的不學習！”。我爹媽說的是真的，那個時候我最忙的事情不是學習，而是養貓，養兔子，養蠶，養所有我能找到的東西，包括蝸牛； 再有跟一群打群架的大院以外在我們學校借讀的建築工人子女打成一團，跟人家摟草為爐拜把子，然後人家去打群架，我在邊上看書包；這些工人階級的子女們喜歡我，是因為她們的作業基本上都是抄我的，尤其是數學；暑假我去大院遊泳池當救生員，不要錢的那種，就是為了把這群拜把子姐們在遊泳池散場後放進去，我們在裏麵大鬧天宮……
和我的頑劣比起來，文這個男生，雖然學習成績比不過我，卻是一棵老師驕傲並且重點培養的苗子。 文酷愛做好事，無論該不該他值日，他總是在打掃衛生；但凡年級有個活動，文一定任勞任怨在幕後當英雄。初中三年，文總是被作為優秀幹部，三好學生被推到台上去講話。文的媽媽酷愛在醫院宣傳她兒子的好人好事，尤其喜歡去跟我媽八卦。每次聽到我媽回家來讚揚文，我就知道我媽的潛台詞是要希望我能跟文作個“好學生”。 整個初中三年，我和文不是一個班的，文的媽媽八卦的隻是文班上的事情，我還能瞞天過海。一想到了高中，文竟然和我一個班，想想我媽和他媽一起八卦，我的腦袋都大了！
高中新班級分班的第一天，個看到文的時候，狠狠地瞪了他一個白眼，弄得他莫名其妙。而我們正式的高中同學生涯就從那個白眼開始了。
高一那一年，我和文相安無事。他繼續作老師的紅人，我繼續當老師眼裏的刺頭。不過文跟我還算默契的一點是，他並沒有把我的八卦傳給他的媽，比如惡作劇，比如曠課，比如小考敢交白卷因為那個老師嘴巴有口臭，比如惹怒了老師被撤了學習委員。我爹媽在期末家長會之前，一概不知道。
高一結束的時候，我做了平生最大的一個決定，放棄數理化，改學文科。那個時候的夢想很簡單，看新聞聯播裏外國元首到訪的時候總有穿著套裙的女翻譯在場，我覺得那職業很是光鮮和高尚；那個時候我沉浸在“三毛”的書裏無法自拔，三毛的一篇“西風不相識”讓我對去另外一個國度探險充滿了向往。 於是，考文科-學外語-當翻譯-出國去探險貌似很有邏輯地在一個16歲女生的心裏生了根。 在高二下學期結束正式分班的時候，我把課桌搬進了文科班。當時所有的老師都驚訝我的決定，那個年代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橫行的時候，一個理科班的尖子生，去了文科班“looser”們集中的地方，老師們都覺得我瘋了。就在我還在思忖怎麽跟爹媽說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竟然看見文搬著他的書桌也走進了文科班的教室。
那個年代的男生和女生，還沒有瓊瑤阿姨的熏陶，沒有那麽多柔情似水地溝通。在文科班的第一天，我滿腦子轉的都是怎麽警告文，不許他告訴他媽我來了文科班的事情，我知道如果爹媽知道了這個決定，會有場滅頂之災，因為他們一直希望我能象媽媽一樣做個好醫生。下課的時候，我在教室門口攔住文。還記得當初我是這麽說的“我跟你說啊，不許告訴你媽我在文科班，不然，不然, 不然…….” 我當時語塞了半天，沒想出來他要是真說了，我能怎樣。還在“不然。。。”的時候，文一咧嘴，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越發襯得他的臉黑了，說“你先保證不跟你媽說，因為我媽也不知道，他們要是知道了，得揍我一頓！”我一愣，隨即也笑了。
兩個少年，在那個時刻起一起守著一個有關彼此的秘密。我們甚至開始給對方打掩護，編出各種故事來糊弄我們的爹媽們。這個秘密在85年12月終於被捅破了，捅破的人是我們的班主任，她去醫院拿藥，碰上了文的媽媽，三兩句話之後，文的媽媽怒發衝冠，直奔學校去了，文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押解回家。那時刻，我基本上已經也知道了自己的命運，忐忑不安地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下午，果然在班主任的辦公室裏看到我的爹媽。文的下場是被爹媽一頓臭揍，我的下場是被禁止看電視，一周內禁止跟爹媽說話，爹媽的審判如下：如果當年考不上重點大學，第二年複讀必須滾回理科班。
之後的那一周，兩個企圖瞞天過海的少年見麵的時候又笑了。青春真是美好，我們倆那個時候的笑是風雨過後初見彩雲的感受，跟喜兒逃離黃世仁家的感覺差不多。因為男生女生界限很清楚，文和我沒有更多地交流。今天回憶起來，我在高三的時候無端地經曆了很多多愁傷感的情緒，已經完全脫離了初中時代的魯莽，而那個時候的文在我記憶中，是一個在足球場上又黑又瘦又高還沒有長胡子的傻小子。
86年的夏天，在記憶當中無比炎熱，無比煩悶。高考後的日子，我一直在估分，算分，自己感覺考得很好，可是不敢跟老師說，怕老師覺得自己太張揚。等估分結束，報誌願的時候，我在誌願欄第一誌願裏填上了“北京大學”，跟去文科班一樣，沒有告訴爹媽，不過我告訴了文，因為我知道文也報了北京的另一所大學。班主任大人從文科班分班我敢瞞著爹媽的事情上吸取了長足的教訓，直接拿著誌願去了媽媽的辦公室。媽媽大人在我的誌願上抹掉了一個字，又添上了一個字，這次，她和班主任也沒有告訴我。
高考成績快要出來的那幾天，我一直在大院之外的各個拜把子姐妹的家裏溜達，心情時而上了房頂，時而落在溝裏，因為偷偷地報考了北京大學，又怕自己估分失誤，每天渾渾噩噩，跟著幾個初中畢業就輟學在建築公司混生活的初中死黨混，聽她們各種談戀愛，釣男生的故事，還跟著她們喝了幾次酒。那個時候的她們，一直象保護妹妹一樣保護著我，用她們的話說，她們已然是墮落了，而我是她們品學兼優的旗幟，一定不能讓我墮落。三十年前，我那些初中死黨的姐妹們，現在已經完全失去了聯係，那些日子也已經模糊，當年她們對我的情分一直在心裏珍藏著。
高考結束後的日子，我媽下班回來就會對文讚不絕口，因為文在醫院裏出了點小名氣。文的姥姥一直跟文一家人一起生活，年紀大了。就在高考剛結束的那天，文的姥姥腦梗進了醫院後來雖然搶救過來卻偏癱了。文為了讓父母不要太勞累，一個人在醫院的病房裏照顧姥姥，一時間在整個醫院傳為佳話。那個時候我體會不到照顧病人的艱辛，對文的壯舉根本不屑一顧，聽著父母每天嘮嘮叨叨地讚揚文，全當是耳旁風。
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從大院外麵回來，走到樓下，突然看到文從我家的樓門裏走出來，他滿頭大汗。看見我，沒有任何以往的羞澀，他直接衝到我麵前，聲音都激動得變了，他幾乎是喊著對我說“你是全市第二名，你可以上北大了！” 我愣愣地看著他，完全沒有反應。他揮舞著手裏的一張紙，大聲說“我也過了重點線！我們都可以去北京了！”。我搶過他手頭的紙，看到文科班的名單，和每個人的分數。我的名字後麵被重重地打著一個紅色的記號。
那個時候後來的記憶已經模糊了，隻有一些碎片記載著那天的晚飯。不知道為什麽，爹媽還有姐姐哥哥都好像很假，我體會到他們很高興，可是不知道為什麽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一種虛偽。姐姐和哥哥吃完飯撂下碗筷撒腿就跑了，好像後麵有什麽可怕的東西在追他們一樣。隻剩下爹媽和我在家裏的時候，那種詭異的感覺更強烈。後來，終於，媽媽拉著我坐下來，說要跟我談談。再後來，就是媽媽幾乎是帶著哭聲告訴我，她和班主任兩個人擅自改了我的誌願表，我肯定是去不了北大了。媽媽說，她一直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學，因為直到高考的那天我還在抓兔子玩；她覺得班主任說的很對，能考上北大的都是學習及其用功的孩子，我太貪玩，就是考上了也未必念得出來，就這樣她聽了班主任的；不過我肯定能上她為我挑的那所也是重點的大學。我當時什麽反應，這麽多年過去已經不記得了，後來聽媽媽說，她和我爹就怕我突然哭喊或者尖叫，但是我沒有，隻是默默地坐了一會，然後回了自己的房間倒頭睡了。
文接到北京那所大學的通知書的時候，又一次來到我家。我們倆第一次去了大院電影院邊上的一個時髦咖啡屋。文完全不知道我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去北大了，他來找我是想商量一起買車票，一起去北京的事情。在那個放著鄧麗君歌曲的小小咖啡屋裏，有紅綠色的彩燈不斷在變換著顏色，我在咖啡廳裏嚎啕大哭著告訴文我去不了北大的消息，把文嚇壞了。現在回想起來，在爹媽麵前沒有釋放的悲憤，在那個時候全部宣泄在文的麵前。文一直在說的兩句話就是“你媽怎麽能這樣？老師怎麽能這樣？”。我們倆那天在咖啡店裏一直呆到店主要關門，文送我回家。到樓下的時候，文說“那我自己去北京了。走的那天，你別來送我。如果將來你到北京玩，我一定會好好招待你。”
文走的那天，我真就沒有去送他。那個時候我已經接到了媽媽給我選擇的大學的通知書，爹媽在慶幸最小的閨女可以在家門口上大學的時候，我在心裏已經把那張通知書唾棄了幾千次。
上大學的三年裏，不斷接到文來自北京的信件。可能因為文遠離了故鄉，而我還在家門口轉悠；也可能是因為我與北大失之交臂，文對我充滿了同情，文給我寫信非常頻繁。大二的時候，我幾乎每隔一周就能收到文的信件，同宿舍的女生都認為我和文會成為異地戀人，我自己卻很清楚，文和我之間是純得沒法再純的哥們姐們關係，因為那個時候文跟我探討的最多的是，他怎麽才能追到那個他心儀的師妹。
文那個時候上的一所和政治緊密掛鉤的大學，他大二的時候就入了黨。中學同學們在去外地上大學的同學回來的時候，在一起聚會過幾次。文每次都是大家的中心，被同學們起了個外號，叫“文書記”，因為他根紅苗正，未來肯定是個當官的料。
89年4月份開始，“文書記”給我的信件沒有以前的頻繁，話題也不再是那個師妹，而是更多的關於國家的前途，關於自己的前途。89年的5月，那個時候我忙著跟老師談著戀愛，又被另一個比老師還要成熟的男人吸引著，漫天遍地的大字報，曠日持久的遊行，絕食，我的生活被各種從未有過的驚奇與新鮮包圍著，“文書記”竟然很久沒有給我寫信的事情，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
89年的6月4日，在北京發生了什麽，到底發生了什麽，我並不知道。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直到20多年後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女英雄那段知名的視頻被曝光，我在驚訝她當年的世故的時候，還在思忖，那天的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麽？
我隻是知道，“文書記”在那天淩晨失去了年輕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