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畝三分地
文摘
本文是周其仁教授2014年5月11日晚，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為MBA同學特別開設的“國家發展係列講座”上的發言：
《中國為什麽要全麵改革》這個題目是舉辦者提出來的，比較大，但是我要講的蠻簡單。
因為就這麽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這個題目直接回答，為什麽還要改革，就是改革沒有完，沒有完到什麽程度呢？我們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從製度變化來看，成就很巨大，但還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個樓，樣子是有了，但是在一些關鍵的部位還沒有弄懂，這是第一個層次，對今天討論問題的一個判斷。
第二個層次是把這個問題反過來，不改行不行？難度很大，改了30多年，很多的地方還沒有完成，幹脆不改了，能不能應付得下去，這裏邊有一些思考。
第三個是討論一下如何要進一步改，會麵臨哪些問題，這個改革就是說改革的邏輯，主要是這麽三個問題。
我先講講怎麽樣來看現在這個改革的“半拉子”工程。因為我們說改革持續時間已經是蠻長的了，從1978年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計劃經濟也沒有搞這麽長時間，1958年有點亂，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形成的體製改了30多年，還在改，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值得反思的一個農村製度陷阱
我從我自己的一些觀察和研究當中分別談談，為什麽我們這三十多年的改革還是未完成的工程？我們先講講這個農用地，這是中國改革最早發生的一個領域，實際上三中全會之前，內蒙等各個地方已經開始發生變革，從原來的集體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單一生產為主的單一體製，這是跟十一屆三中全會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實際上可能還早一點。按道理說從觀念上這已經沒有太大爭論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已經成了農村的基本經濟製度，不但有當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承包法，也就是說改革的成果已經寫進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無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到這個問題，就是要堅持這套流程的基本生產製度。
但是仔細去觀察，就是在農用地方麵，用來種田那塊地，這裏邊還有一些尾巴沒有解決。什麽尾巴沒有解決呢？就是說農民家庭人口變了以後，這個地要不要調整？這聽起來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大的一個困擾，為什麽我們大家困擾呢？因為農民家庭人口在變，而且不同家庭人口變化趨勢不一致，有的兒子娶媳婦兒進來，有的是女兒要嫁出去，老人家走……方向也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有的家庭人口會增加，有的家庭人口會減少。人口變動，土地要不要調整？你要調的話，所謂長期不變的承諾就落空了。長期不變，會有什麽後果呢？有一個今天來看或是說從將來來看的後果，土地怎麽樣轉出去？好幾億人出去打工了，農業土地應該可以通過轉包形成較大的規模，那麽你要簽約，這個約算不算數？從期限來看我們的改革已經很配套，一開始叫做十年不變，十五年不變，三十年不變。2008年三中全會寫了叫做長久不變，長久不變的期限內，農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的流轉？是不是可以簽約給別人去種？這些製度障礙沒有變。但是簽約不管用啊，這涉及到人口變動要不要調整的問題。
我們城裏人不太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存在，但這是一個非常深的一個農村製度陷阱。
中國五千年文明，三千年農業文明，有文字的，從來沒有這個製度。一個家庭人口變了就要調地，這個製度從哪來的？集體製度不能退出來，生在這個地方，所有人天生就是這塊地的產物，老子的土地進了社，兒子就是社員，兒子的兒子也是社員。1986年，1987年，1988年，在貴州、遵義等地就做了不調地的試點，因為看到農民家庭不斷要調地影響農民投資土地。固定地後，人就會好好的在土地上投資，上農家肥，保持地力，所以有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個改革試點，這個試點在當地雖然很困難，但是堅持下來了。2000年我還專門回去看了一次，當年在湄潭做過調查，堅持25年，就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大家問增加人口多的農民家庭怎麽辦？現在來看這個製度起到了一個作用，就是人往外麵走，當地有幾十萬的荒山荒坡，如果土地不再分，人們就會過度依賴在這個土地上，人口多了，勞動力就會往荒山荒破去努力，所以今天湄潭幾十萬畝荒山荒坡開發得蠻好的，但是還是有出去經商的。
仔細看看相關法律，比如說農村實行農民自治，村莊自治，我們鎮上的政府機關到鄉鎮這一級，再往下的行政村是村民自治寫進憲法，第一條就是土地製度，村民自治，村民同意就要照辦。土地怎麽承包，很多農民說我要調地，那就調，不是每年調也是隔幾年調一次，所以農民在這個土地上還是雙軌製。用湄潭這個辦法，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家庭土地承包的邊界是清晰的，長久的，有利於進一步市場化契約。還有一些誤區認為這個邊界應該是變動的，那麽對進一步發展帶來好處問題，但你農民敢不敢對土地進行投資？投資了過兩年這個村裏說要重新調地你怎麽應付？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最早改革的領域----農業用地裏頭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
農村集體用地一直存在製度歧視
農村、城市還有一塊地叫做建設用地，這個問題就很大。今天無論是上訪還是什麽等等刺激人感官的新聞，都跟賣地有或多或少的關係。你說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搞建設，這些土地就是專門來搞建設，這是所有國家都會發生過的一個過程，為什麽在我們這裏改革了三十多年，這塊地怎麽利用還沒有搞好。關鍵是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沒有改。
改革的部分是1987年，1988年全國人大通過的立法。原來的土地，包括國有土地，公有製，那個時代下認為土地是不能隨便改的，土地買賣，土地租賃，似乎種地要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在1988年之前的憲法、土地管理法、刑法都是製止土地流轉，但這樣的規定為我們改革開放引起了一個摩擦。因為外商來，得給人家撥一塊地啊，人家不是國有企業，外商來落地，要辦廠。所以當時就圍繞著這個問題做了很多的試驗和調查，參照了很多。最後一個辦法所有權不能買賣，不能租賃，不能轉讓。但是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買賣，可以轉讓。
但是，全國人大在改這麽一個重要的法律的時候，大家去看1988年的憲法修正，前麵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所有權不得買賣，不得租賃。但是後麵加的一個，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這是1988年憲法裏寫進去的，什麽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轉讓呢，沒有講。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兩種地，一種是城市的國有土地，一種是農民的集體土地。憲法這個原則從字麵上來講這兩種土地的使用權都可以轉讓才對。但是，當時憲法裏寫上一句話叫做可以依法轉讓。那個法在當地是沒有的，憲法原則通過，然後組織起草，然後1990年才把這部土地轉讓的細則和規定出台，出台了以後變成了城市國有土地轉讓，集體的土地沒有講，也沒有相應的立法。那麽你到廣東珠三角看實際情況，港商、台資、外資來的時候，既占了城市的國有土地，也占了相當一部分農村的，集體的。你到南海看，相當一部分的地都是農村用地，港商一來了就用，但是我們上層建築給了法律空間的時候，僅僅給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權，沒有給農村的土地轉讓提供框架。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我們已有的城市建設用地用完了，要擴大，這些年工業增長很快，城市擴張很快，怎麽辦？怎麽就擴大這個土地。我們改了30年，這一點上沒有改，就是征地的辦法。政府有權，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用農村集體用地。不是公共利益，商業的，比如批塊地建高爾夫球場，不是農業用途，修一個寫字樓，搞一個商場，搞一批商品化的住宅這都不是農業用途啊，是不是為了符合工業利益可以征地呢，沒有很好的司法解釋。但是實踐當中全部是用征地解決，這個一個強製性的，不是你不願意不行，願意就行的，這個規定是政府有權征，政府決定怎麽賠償。那麽早年政府的財力也有限，為了讓政府有限的財力可以搞更多的國家基礎設施，搞公共設施，所以我們早年的立法是傾斜的，向城市傾斜的。怎麽表述的呢，政府征一塊農民的地，怎麽補償，你這塊土地原用途產生的收益，我們過去三年的收益的平均值不超過20倍，1999年土地法就是這個，這個不能怪地方政府，不超過20倍，上限發給你，下限是多少不知道，這個變成了什麽呢，今天在法律框架下我們地方政府就可以一手到農民那裏去征地，另外一手向市場競拍。這種情況持續發展形成了一個今天叫做所謂的土地財政，其實不止財政，這塊地拿來押給銀行，從銀行貸款。
這個一方麵我們城市的基礎建設突飛猛進，但是另外是很大程度上是對不起農民。造成了很多的矛盾都是從製度性的安排裏麵來的，最大的麻煩是什麽呢，最大的麻煩是農民看著政府把他的農用地變成商業用地，看著地價漲起來，農民慢慢會理解這個現象，尤其是後進城市的農民率先影響。他想為什麽我不能分享到一部分呢？所以就開始鬧，就開始要求提高補償。當然我們的國家法律在這個方麵做過一些調整，從原來不得高於20倍，後來變成30倍，後來超過30倍經過國務院的調整可以增加。征地這個定性的事情沒有改變，商業用途允許農民作為土地的所有者，把土地作為要素拿出來，參加市場活動，我們一直沒有開這個口，那麽你不開這個口，經濟有這個需要，我們就冒出很多的法律以外的邊界現象。城市周圍一個城中村，城鄉都接受，農家樂，集體土地，蓋一些設施，主要做城裏人的生意。
再往下第三步是爭議非常大的小產權房，這些土地上蓋，但是賣給城裏人，或者是長期租給城裏人，這個就變成了現在的亂象的事情，我們的首都天子腳下，周圍的小產權房是沒多遠就可以看見，我們在北京大學騎自行車，三十分鍾之內必有小產權房。
那裏邊還有更敏感的一塊，集體的建設用地有一塊是老鄉的宅基地。那說到宅基地，這條線就更長了，按照正統的經濟理論，生產資料是公有製，消費是不應該搞公有製啊。宅基地是生產製還是消費製啊，過去劃分是消費製，所以宅基地一直是農民的私人財產。我們什麽時候宣布把這塊地說成是集體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時候，當時提出來，毛主席最後修訂，當時八屆十中全會批的，通過這個文件，裏麵突然冒出一條生產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等的都是國有的土地，不得買賣，不得租賃，不得轉讓。突然冒出這麽一條，同樣這個文件在後麵的條文裏麵又提到了一條，農民的房子，宅基地上蓋的房子是農民的私人財產，可以買賣，可以租賃，可以贈送。如果要買賣找一個第三方做中間人，就可以根據契約，根據市價完成交易。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轉手的，房子和地是連在一起的，要轉房子，底下的地就跟著走了，後來包括文化革命期間，農村很多房屋帶轉製，怎麽轉，就貼一個房屋的轉手合同，好像沒有底下這塊地。事實上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上層建築裏麵提供的遊戲規則，實際上是天天製造一些麻煩，房屋轉了，地怎麽辦？甲方知道沒有地，都是懸空式，我的房子賣給你，大家同意，拿過去，底下那塊地怎麽辦？好的地方給你辦過戶，房子過了，土地也跟著過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煩，老鄉就房子自由再買賣，底下那塊地是封死的。這是講過去。
等到城市土地市場一起來，這件事變了，城市地價慢慢往上漲，那麽那些首先靠近中心城市的，靠近高地價地區的宅基地，他的相對價格已經發生變化了，總有人因為這個價格發生了變化，就做出反應。而我們的法律架構不給這個反應提供空間，沒有讓這個反映可以順著合法的通道來完成，這裏就派生了很多的概念問題。所以你說有多複雜，不就是一塊地嗎，全世界城市化，工業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轉用的。事實上搞一些農業用地，總有一些拿出來蓋廠房，蓋城市，可是我們的框架下變成了一個及其複雜的問題，農村的一塊建設用地，已經不能種糧食，種莊稼的地了，現在為止法律上定的是隻給農民自己的，宅基地，哪家到年齡要一塊，在農村誰不要誰吃虧。所以現在二點幾億農民進城，宅基地還在發展。如果辦一個鄉鎮企業，占了這塊地，這塊地農民隻能自己搞企業，企業垮了，這塊地能不能彈出去，沒有法律空地，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鄉鎮企業的地贈為國家所有。隻有國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市場，我們的市場化改革怎麽辦？本來挺好的經濟上的事情，因為土地在升值，但是升值這套架構沒有完善處理裏麵每一個環節利益在分配，就變成了社會化進程，城市化進程，社會矛盾也會進來，經常會冒出來很多你看了就心理發緊的，動不動哪裏就要點著，動不動到門口豎一個國旗，我現在有一點經驗，中國老百姓哪裏豎國旗的，就是要漲價錢。為什麽用這種方式咱們也不知道。你退後一看不就是一塊地嗎？這個就是一個要素，怎麽那麽複雜。那頭政府征來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現在來看的話這個問號非常大。因為他的地價拿到地了，他就不會好好的配置了，所以你看我們這個城市為什麽這麽發展，這次的城市化，城市得有一個邊，城市不能無限的擴下來。產生的資源配置，工業配製跟我們的土地製度當中的“半拉子”工程有關，沒有改到位，沒有把所有的環節改到位，一個資源要取得，要有他的稀缺程度來反應，現在還做不到這點，一大片可以拿下來，隻要有魄力，隻要敢動用政府手裏麵的硬家夥，可以拿下來，下來用好了。你去看看，我們現在城市大部分的用的地鐵，十到十五個億，你看地鐵修那麽老遠，地表上是什麽形態，有的地方是脈衝式，蛙跳式的發展，農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發展，對我們管理社會的形成都是很有特點的挑戰。從根上看就是我們這個改革有一些領域推進，有一些領域就遲遲沒有推進。你遲遲不推進，你很難說服我們的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種土地啊，是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國有土地有流轉的權能，集體土地為什麽就沒有呢？我們很多的事情對農村的歧視已經很多年了，這個問題上還要繼續歧視下去，很多的農民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不接受。
現在的麻煩就在這個地方，他們不接受，我是沒有什麽意見，問題是他們不接受。他也在看這個土地的公告，也在聽到土地天價的消息也知道這塊地原來就是他們的地，他就要求參與，要求分享，要求他說得通，也行得通的體製，來處理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再分配，這是很難扛得過去的，很多的矛盾。
國企改革在停滯
我們再來看國企改製，應該說我們的改革早就開始了，從80年代的所謂的放權，實際上就是在改傳統的集體製，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過去國有企業哪有什麽破產的，後來市場經濟以後，有民企競爭，外資競爭，市場打不過，就要破產，這個問題是1996年，1997年開始大規模的提到議事日程的，改革很不容易，前後大概六七萬原國有企業，為此我們從原來的靠企業保障工人，急急忙忙建立企業社會保障。就是一開門每一個企業都挺好，通過社會統籌來對質產業結構調整，對工人狀況的變化進行普查。這個改革總的說來是推進是順利的。但是有一條，他基準上現在不改革，就是盈利國企改革存在的問題。企業虧損資不抵債，無論是社會輿論和政策都支持你改製。比如雲南白藥方案做了，基本上都要幹了，最後叫停了。叫停的原因是整個社會對盈利的國企要改的必要性沒有全麵的共識。還有一個困難，盈利的國企怎麽樣給他資產定價，混合所有製的混合，國有資產算多少錢，我其他的民營的，自然人的可以進來，在這個平台上達成一個新的企業結構，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國有企業一一個別去談判當然會留下這麽多問題。再加上郎顧之爭啊最後都叫停了，叫停了形成了什麽，盈利的國企怎麽改？但是你仔細的研究盈利的國企是不是沒有改的餘地了呢？有的，因為什麽叫做盈利啊？我們首先很多大片的國有資產，包括中石油，那個石油儲備，包括我們國家通訊公司運用的網絡，我們煤炭集團的煤礦儲備，這些交給誰去經營都會有一個產權，有一個是租金啊，我們沒有把這個從已有的國企的賬上拋出來，也沒有製度去收取這個屬於全國人民的公共資源的租金。他算進了國企的盈利賬裏，這是一條。
第二條，國企是全國人民的企業，全國人民企業盈利，那個應該給股東交錢吧，我們多少年不交錢了，就把這個利放在國有企業裏。當然壯大了國有企業的發展動力。但是從國有權的關係來看，對所有者的資金，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有什麽區別，都交稅，如果國有企業的盈利不給股東，對不對？國家財政代表著全國人民的利益，交一部分錢，怎麽表明你是國企。這個問題討論來，討論去，好，終於同意收10%，中央大型國有企業稅後利潤10%交財政。
所以國企的盈利和所有製之間的關係沒有完全。這兩天財政部說再提高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加上原來的10%，最後15%了，這是盈利部分的15%交給國家財政。至於說國家財政在多大意義上可以落到全國人民的口袋裏去，是還有一個要改的東西，就是公共財政改革。當然了國企還有很多其他的優勢。我們始終把國企看做我們國家政權，國家機關的組成部分。國企老總，你看改革到最後，股權問題，他在企業工作，他在市場裏要和不確定性做鬥爭啊，他的競爭對手都是有接力的，我們的國企到此，2002年，2003年爭論以後，這件事開始提到台麵討論，最後叫停，開始變成不管是多少萬億，不管決定是多大的影響，資本上沒有約束，股權紐帶上沒有問題。這些問題表麵和國企改革，盈利的國企要不要改，有很多的問題，實際上是半途終止，沒有2003年以後進一步推進這些改革。
至於說大型國企當中帶有行政壟斷的，市場在進入方麵有障礙的，當年是拆分了中國電信，原來一家壟斷，後來改成很多家競爭，電力改成南北部署，鐵道準備搞，後來沒有搞成，大行業動了幾個，動了幾個呢，到若幹國有控製競爭，到此為止，沒有進一步開放。沒有進一步開放，當然比不競爭的狀態要進步，這是我們要看到的。但是這個進步不完全。所以像這個領域的改革，無論是觀念上，政策上，法規上，可以說是沒有，所以通過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製基礎上往前推，產品市場把過去的全部定價的多少，工業產品、農業產品，商業重組放開了，要不說市場差別比較大。
資本市場政府管的太多太細
要不說市場，你首先資金，現在在推就是所謂的利率市場化，那麽資金和利率市長化是什麽狀態呢？是高度控製在這個行政手裏，因為你看這個貸款，誰能得到貸款？我們的國家儲蓄這麽多，一個方麵經濟結構要變化，很多的地方要用錢，要用貸款來支持經濟的成長。但是在這個貸款的分布上是非常積極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業集團，盡管小微企業喊了這麽多年，推了這麽多年。
第二，早就認識到我們僅僅靠銀行這種間接融資是風險非常大的，應該推動一部分直接融資，就是股權融資，但是改革了那麽多年，我們現在資本市場跟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占整個資產的6.6%，大頭還是大銀行，超大銀行，最後還是國家金融在後麵頂著，一旦有問題，是國家行政規則的問題。這句話我聽了大概二十年，就是說擴大中國的這些融資的比例，可是你看我們的股票市場，一個上海市場和深圳市場，不盡如人意，這就是為什麽房地產畸形發展的原因，因為很高的儲蓄率，很大的貨幣投放量。最後買什麽去啊，有什麽可投的。那麽多公司，一千六百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隊，但是監管方麵是很緊張，每次IPO一開就擔心這個市場被砸了，就變成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整個經濟在全球表現最好，股市的表現完全相反，不反應國民經濟的綜合，這講到底是什麽問題啊，要素市場的改革遠遠沒有推進，包括外匯，包括人民幣，包括直接融資和期貨，更多的衍生品市場，行政管得太多，太細。如果說改革前是叫做部委直接管工廠，現在基本上進入到部委管市場。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現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你一個交易品種要很多的部委去會簽，最後要總理簽字。
我們很多的交易品種策劃了20年，還沒有推到市場上，一個方麵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各種融資需求非常旺盛，實體經濟需要金融支持，這些問題是改革，要素市場問題上“半拉子”都沒有做到。像教育、衛生、文化，這在國民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你說教育競爭，什麽競爭，最後是知識的競爭，知識最重要的是知識的生產體係啊。這比工廠還重要。可能我們的教育體製，某種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這是全會提到了決定去行政化，常委會決定通過到現在，我在北京大學工作，我沒有聽到一句去行政化的任何一句，看不到有任何的東西。因為這先去誰吃虧啊，是不是？大家都講，你出來宣布不講的話，你不是很多會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沒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體製，怎麽樣組織生產，怎麽樣組織。這些問題沒有解決。
醫改這些年在供給方麵沒有進步
衛生的問題，我做過一年多的研究，我們看到基本是誤判，認為看病貴，看病難是我們衛生領域市場化較弱，一個時期是這麽一個認識，什麽叫做市場化，不是說永遠收錢就叫做市場化，你準入是什麽樣子呢？允許不允許方方麵麵進來辦醫啊。我們的門遠遠沒有打開，價格全部管製，全部要去送審，那很多的價格都在變動，我們單獨對醫務部門的很多服務價格定死的，調一次價十年。那麽你街上的價是市場定，我們的醫護人員不在市場裏生活，他的生活成本市場定的，他的貢獻，他的努力部分你是市場定價，他的供給的部分的努力怎麽樣達到充分點。我到很多醫院問到底什麽情況，說打針的不如打氣的，打氣的價格是市場定的，打針的價格是機關定的，機關很努力的給你定啊，考慮成本、算、實際應對。十年打氣的價格發生多大的變化。
所以今天大家抱怨醫院的服務不好，這個價格體係下，還有人給你打針，挺不容易的。挺讓人敬佩。然後把這個一個問題的根子算到醫生頭上，算到護士頭上，引起很多不尊重醫生的事情，引起很多醫患矛盾的緊張，現在怎麽收場。最近不錯，把藥品價格的上限放掉。那麽要問前幾年為什麽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價限價。你到現場調查，你限一批，這批藥品用不了，換一個牌子就來了。你再限一批，他再換一批，就這麽玩，脫離供求規律。
我們這些年醫改有進步，進步在什麽地方呢？就是需求擴大是一種進步，因為農村新醫保，把原來不在保障範圍內很多人覆蓋進來，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給方麵沒有進步，或者是說沒有太大的進步。你先去好醫院看，排隊，醫生的工作強度，很多說別到大醫院來，到小地方醫，這個問題很好。問題是他是不是就去就醫了，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醫院了，有合格的醫生嗎，信得著他嗎。我們說台灣也是這樣，醫改專家也是說就近醫療，台灣的記者我看還是蠻夠水平的，就是在總統門口看，看總統夫人去哪裏就治，全部直接去大醫院，沒有就近的。台灣很多的資源去搞診所，最後醫療資源是要有合格醫生，合格的護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給，不是快速的把一些地方迅速的宣布是醫療機構，患者就會認他是醫療機構。這個從醫習慣有很大的頑強性。可是我們在改革當中這樣看，對這些領域裏邊的規律，尊重是不夠的。這個都會受到懲罰。台灣去看怎麽樣，這條也是沒有成果，台灣的醫改說搞得好，就是首都病人這一條，沒有和改革的設計。有名的笑話就是說老張天天在這個診所，有很多老太天天去，後來說老張沒有來，他今天病了。病了就去醫院，平時是社交文化場所。你這個國家收入增長那麽快，城市化速度那麽快，老齡化那麽快，不動員很多人好好學醫，好好行醫，平衡不了。鍾南山這次兩會上講醫改，中心是醫生的公益性，護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話，還包括潛在的醫生公益性，潛在的護士的公益性，現在很多院長的孩子都不學醫了，社會聲譽低，工作強度大，怎麽樣動員年輕人學醫啊，這些問題不解決，過不去呢？
城市管理體製跟不上人口流動變化
城市，我們這個人口一挪動，城市化變化非常快，可是相應的體製進步非常慢，我們傳統的城市的概念就是一個行政管理，農業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塊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區設一個管製，夠級別蓋一個城牆，這是我們的城市就起來了，我對於經濟不動，繼續起來的城市，曆史上不是沒有。但是那些外套的，景德鎮叫一千年還叫鎮，早就是大城市了。但是為什麽？我們朝廷覺得他級別不夠，佛山市叫做鎮，中國四大古鎮就有他，經濟已經超過他的這個行政量級，近代唯一打破這個東西的，一個香港，一個上海，再加上沿海城市一批，後來建了租界，講起來很屈辱。但是是衝破了原來的農業文明管轄範圍的穿行政外套子的工程。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一流動，往哪走，這是有道理的，他能賺到錢，有收入，他就聚了，現在整個城市框架適應不了這個聚。適應不了，你從底下看，三萬人，五萬人，十萬人，五十萬人，都叫鎮的。日本五萬人就叫市。說這個裏邊開會研究這個問題，這個背後涉及到的內容很深，涉及到國家這個城市設立體製，誰叫城市，憑什麽可以叫城市。八十年代的時候，溫州最早流動起來還有一套龍崗鎮，農民自發聚起來，當時超過三萬人，當時還討論能不能農民集聚就形成一個城市。可是這樣的事件最後不了了之。我們整個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對這些變化反應是非常慢的。我們還以上層建築來傳統的看問題，所以帶來一些大量的問題，一些地方人口結構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構上不去，相應的提供不了，還有大家非常願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每次去看，預測的人口數，規劃的人口數和實際相差甚遠，差一個數量級。
上海市是2005年報國務院批準的，上海2020年規劃人口一千六百萬，現在就兩千四百一十五萬。離2020年還很多年，一個人一百平方米土地，配相應的基礎設施，我們國有發展怎麽兩的。你想準備一千六百萬，現在是兩千四百一十五萬，上海真是人仰馬翻啊。都跟不上去啊。
這些問題已經大量的提上日程。80年代還做過試點，搞計劃單列市，試圖讓我們的城市衝破原來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構，但是從全局看這種試點沒有推行下去。現在的經濟是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可是我們現在從行政體製上省，省會城市叫做副省級城市，很多的城市經濟容量很大，管理權限，很多的事情要省裏麵去批準，而省裏麵想直截了當一點，報什麽問題議不了，所以也批準不了，很多的問題都是這個問題，唯一衝破的是直轄市，沒有省管，後來把重慶升為直轄市，重慶的情況好很多，就是弄一個省壓著他，可是全國來看，這個城市體製，這個行政外套和這個身體不適應，已經成為了一個國民經濟發展中很大一個障礙。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地方的人大量的跑，衣服穿著，級別還在那，還是縣，還是地，人口普查的資料我看過，2000-2010年，十年期間，有九百多個地方政府單位的人口是絕對減少，但是架子還在，我們這個架子和實際人口的集聚不平衡。這個問題不解決，當然的改革當中最困難的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了，人口一流動，我們的很多國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個縣，所在某一個省，社會的基本福利，城鄉至今不一致，不是一個標準，我們老對國外講國民待遇，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待遇之間也是高高低低的。這個地方財政好，就好一點，差就對不起。一流動這個矛盾就暴露出來了。因為你是一個國民待遇啊，國民待遇假設我們的基本福利要換一個東西，換一個對國家的認同。現在完全地方化，某一個縣政府給的錢，我這個地方給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給的錢。這個從長遠來看很大的問題，所以要適當的進一步在財政改革中要適當的增加中央的事權，有一些開支就應該中央開，但中央政府是沒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們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到今天到底下去就是一個國稅局，工作還是蠻有效的，真正給老百姓打折扣，我們中央政府沒有這個能力，這是很大的傳統時代的變動，形成這個變動時期，你這個國家的整合力，還有相應的財政、稅收、福利、社保這些體製深刻的變革。所以我舉這些方麵是說1978年以來的改革成果我們都討論過無數次，沒有這個改革不可能有今天中國全球的地位。
改革仍屬於半拉子工程不繼續改革不行
但是仔細觀察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這個改革是遠遠沒有完成的。這個工程很宏偉，這個建築也看著很讓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細一看最關鍵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沒有封頂，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驟還沒有邁出來，如果在進一步的變化中，不僅這些問題，最後的問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你看看官場風氣，權力腐敗，那是寸步難行。你看政策一落實，所有的高檔消費就下來了，這是一個記錄，這說明消費到什麽地方了，是成就，但是像我這樣的看到這種消息，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一些部位出了嚴重的問題，怎麽樣高檔酒的價格全線下去了，怎麽會發生這種事情，多大的消費量，對市場價格都產生了影響。
這表明了問題很嚴重啊，權力腐敗很嚴重的。你看現在這麽抓，我看這個新聞，你隨便舉一個人，鐵道部長也好，多少錢多少錢，數字都很大。我比較吃驚什麽問題，他們沒有什麽很特別的動作啊。我們曾經幹的就是很正常在那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幾千萬。這一定是我們這個製度中出了問題。不是小問題，你不管經濟總量，第二大，第一大，你比第一大大多少，這種現象很多，你過不去，因為人心當中不會接受這樣的秩序，不會接受認為這是對頭的。你收入提高當然很高，還要讓人們覺得這個社會是對的，要沒有這個感覺，收入很高，你不會覺得這個國家，這個非常的穩。
這些方麵加在一起是我所說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我們政治行政體製沒有改變，不是說我們監督機製一點兒沒有進展，有，但是遠遠不到位。權利本身的發展含金量之間不匹配，如果不把對權力的監督推上軌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講那麽嚴重，倒過來講這個問題，不改行不行？有一條路改革這麽難，這麽難，算了，不改行不行。我想說不改還真不行。第一，這種辦法試點的工程，成就有，問題也是有。這個有一個對比問題，十根手指摁一隻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摁十隻跳蚤就來不及了，就按不住了。你看現在的體係的事情，你可以說是突發事件，這麽大的國家，偶發的，概率很低。但是這種事情多了以後，你真得想跟我們改革之間的關係。你征地製度，賣地製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賣。不改行不行，你將來按都按不住了。
你這個所謂的權利腐敗這種事情，你將來按得住，按不住。我的結論是按不住的。你與其等到按不住的時候後悔，不如現在趁問題沒有嚴重之前下決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麻煩，人口統計學。現在這個社會主流人口早不是我們這樣的人。我是在幾年前就認識到這條真理的。我們一講改革，改革對不對，因為有一個改革前的參照，我們好歹下過鄉啊，好歹經曆過這個時代的所有的場景在腦子裏邊的記憶，所以一看改革開放就覺得這個要講，什麽毛病來看，這個進步是顯著的，問題是這不是主流人口了。主流人口是80後。來到這個世界上參照係和上一輩人不一樣，這個通訊，這個信息開放之後高多了，我是1985年第一次離開中國，第一次安排我去南斯拉夫，我必須先去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標準到現在，中國發生的變化。所以這茬人再怎麽說，有一個基準。再加上七八年以後鄧小平恢複高考才考上大學。所以怎麽說，你對已經有了改革政策了，你總是有一個基本的東西。主流人口不這麽看問題，你看主要的消費者是誰，主要的工作者是誰，我去阿裏巴巴，我看每一個事業部，講起來這個事業部都是這麽年輕的人。每個事業部自己定這個遊戲規則，休息的時候幹嘛，我去訪問了事業部，休息的時候全部打倒立，我是沒有見過這個場麵，一到休息的時候，都倒立，有人講話的時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廳的人願意怎麽坐怎麽坐，這個時代不是我們這些人的時代，他們怎麽看社會，他們認為什麽是對的，什麽是應該的，什麽是可以接受的。這個事情沒有，如果要跟這個東西扛，沒有勝算。人口統計，還有90後，還有2000年後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們有他們的看法，有他們的語言習慣。這是第二條我認為非改革不可。你不改革，不能滿足他們。所以大部分人怎麽說他覺得聽聽。年輕人不一定，他的標準不一樣。
第三條是我著重想講的一條，什麽叫做“機會損失”，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組織，同樣花的時間，最大的力量能得到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損失，就是丟了，丟了什麽，丟了機會。
你從未來來看，中國五千年文明，今年說是第一大，但是早就是第一大了，唐朝就是第一大，然後還挺高興。機會損失多少？應該做得多好。
所以30年改革到今天，進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後的人會覺得很可惜。因為你能得到的東西，其實是很大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層次的意思。加起來來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此起彼伏給你出難題，給你出狀況。另外主流人口變了，年輕人當道，他們的參照係，他們覺得社會應該是怎麽樣，越來越主導地位。第三個從我們國家長遠來看，我們應該有很大的一塊所得，拿不到是我們對不起這個國家。從這個角度上講問題，這個改革，進一步推進改革，恐怕是滿足不了。
怎麽改革這裏邊有很多的討論，第一，得摸著石頭過河，現在三中全會提法要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我們看起來頂層設計，主要還是基本方向的確立。這個國家到底往哪一個方向走？這個東西完全是從每個人想法概括問題，要有一個整體。我們國家有過，一直是有整體想法。近代以來救亡圖存啊，日本人打到中國，占中國國土，中國的整體意識是保國。等到抗戰勝利以後，他是一個民主建國。1953年以後這個整體的看法現在來看升級升得過快，原來是18-20年的過渡，新民主主義，多種經濟成分，發展生產力，四大紛飛，但是1953年以後把這個籌碼加大，加大形成目標社會主義。赫魯曉夫一上台，我們共產主義和蘇聯較勁，誰先進入共產主義。本來想快的，最後退回來一大步。
然後不認這個賬，以為中國階級鬥爭，通過組織不斷的鬥爭可以衝破這個問題，然後就開始整體上所謂的到底什麽是方向。文化革命的後期，周恩來為代表提出四個現代化，提出這個整體的想法。怎麽叫做現代化，不是像原來想象的一個國家要先實現共產主義，你總要在當代變成生產力比較發達的國家。你總要讓你的國民過上比較正常的，好的日子。要讓你的國內在競爭中有一席之地，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包括國防現代化，這是一致的。然後是改革開放。這個整體的想法我的看法雖然不是那麽清晰，但是是一直是有的，不是完全沒有。麻煩就在於怎麽樣實現，你很多的現實問題，四個現代化，你十億人口，八億是農民，怎麽樣解決這個農民問題。解決不了，怎麽樣做現代化。所以這個頂層和頂頂層層，我們看頂層這個東西不要很多。但是要明確，要持久。困難是怎麽樣從頂層一夜當中找到呢，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呢，我相信改革是同一個問題，現在基本的目標是確定的，市場經濟。民主、法製、有各種表述，但是這三個關鍵詞一定在裏邊。
現在的問題就是怎麽樣找到這個路線來走，你像市場經濟，那麽多“半拉子”改革，往前推，這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改革的問題。第二個呢，這也是我們這些年研究中國這個改革經驗的一個新路子，中國所有難題，講破天，底下都有一些辦法在準備著。中國不存在完全沒有辦法的問題。這個道理很簡單，實際上就是有一些讓人難受的東西，有人難受，總會有人來找辦法來解除這個難受。問題是底找到那個辦法，上層認可麽？我們上層建築承認不承認，給不給政策地位，給不給法律地位。這是我們這些年改革，你說推進的經驗在這裏，軲轆在那裏，問題也在這裏，現在很多的辦法改革，不是說沒有辦法。問題是久拖不絕，不能上升為政策。
現在北京說討論，土地能不能流轉，農房能不能買賣，到底下去看，溫州的農房買賣造就蔚然成風。幾十年了，問題是我們在這個現象麵前提煉、概括、上升卡住了。我們老板說這個法律這麽一句話，那個法律那麽一句話，遲遲不修，遲遲不動。到最後說要宣布農房買賣，流轉的時候，開了口子，開到哪以後呢，說本地的農業戶口可以買本地農業戶口的房子，從村擴大到一個縣，我到底下去問，你說改革促進本縣人，本縣誰來買房子，沒有。所以最近李克強講一句話我覺得有道理，很多的事情不要再試點了，試什麽啊。已經看明白了，下決心吧。我們現在把試點變成不改革的一個辦法，實在扛不過去，試點，所以現在全國到底有多少個試點。試了以後要提煉，提煉了以後就變成政策，地方政策，地方立法，全國政策全國立法。現在法律的現象很豐富。討論了半天有沒有去看，都有。外匯買賣，你說哪沒有，多少錢轉不出去，多少錢轉不進來，轉不出去我負責。合法了沒有？實際上到處都有，什麽沒有。
當然，反過來的現象損害他人，損害社會，這個要製止。我們有很多的現象不損害他人，但輕而易舉的知道是違規違法，打擊不過來。我們人口有黑人，我見過很多大小夥子說我一生下來就罰我15萬，一批這樣的人。黑車，有沒有。我打過很多次。基本規律就是白車夫跟不上的地方，黑車就停。為什麽我們合法的服務那麽差呢，上海的出租車到了杭州不許拉客回去，杭州的出租車到上海也不許拉客回去，白跑好幾百公裏啊，路上要油錢，要過路費，他不得急死啊。然後他就想其他的名堂，就各種名堂。最後就發生了，其實就拉著客回去，然後我們說打擊，違法，違規，你看我們現在違法，違規這個詞出現的頻率。
你總要讓你的老百姓絕大多數人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內，不要輕而易舉的把老百姓轟到法律外麵去，動多了人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來就是法律以外的，我怎麽尊重你的法律啊，這一條問題在改革中不解決，我的看法就是把解決問題的東西合法化，就是這個問題。
很多的辦法，用不著重新想，當然，他很粗糙，他可能一個地方行，他能不能做一點加工工作，但是這個工作不難。我們最後腦子裏有一套，哪怕一定要強加，把很多人無端的宣布放在法律框架之外，這個東西治理，提出這個社會治理沒有好處。
再下麵一個利益和觀念。很多說既得利益。所有經濟體製都會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觀念的問題，利益是有觀念的，怎麽叫做利益，什麽叫做損失利益。所以要高度重視這個關鍵領域，科斯一百來歲老人家最後研究中國，最後結論是中國參與市場開放的思想，關鍵是要有思想市場，不同看法可以討論。討論當中你讓你整個社會的民主的觀念逐步發生改革，你變化是重新看利益啊。你現在看我們城裏人不準外地同學來考試，競爭會激烈。但是你是觀念問題啊，貧窮這個領域你歧視他，你在別的領域受歧視，你高興嗎？人人在法律麵前平等，這個社會才能有長遠利益。這個利益和觀念之間是有關聯的，是有觀念定義。而我們這個觀念的僵化，80年代開始，關鍵是從解放思想開始，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就這麽幹，認為搞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筋很緊的話，很多就無法展開，我相信這個經驗在今天是一樣的。
再下一個我們討論是漸進，但是改革也是革命。這個東西怎麽做，我們在討論進一步改革，為什麽很多改革拖下來呢，就是說慢慢來，慢慢來，關鍵的邁不出去。是不是邁出去關鍵的步伐和漸進就衝突呢，這個問題有人提出來，我同意我們是在同一個國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當然是漸進的。無論經濟、社會、文化、政治都不能說一天就把事情改革出來。但是最近並不妨礙有一些動作是可以做的事情深度，力度到位一點。你看演化論，猴子變人怎麽變人的，爬行，怎麽站起來的。不是慢慢站起來的，慢慢站起來很難的。你說做成這個動作怎麽做，他是一下子站起來的，站不住，倒下去。過一段再站下來，時間長一點，再倒下去，再站，再站，慢慢的就站住了。這是一種進化論。改革一個道理。你有的時候不試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沒有關係，還有下一步。你看那個六幾年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大麵積的搞包產到戶，後來我們調查這個問題，追訴像溫州永嘉，發生這個大鍋飯不行了，搞了，打下去，認識不一致，這個危險，後來又搞一把，又打下去，很多的幹過農民都知道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來，加上北京城裏觀念的變化和政策結構的調整，這個東西最後站住了。其他的關鍵理論改革怎麽看都要運用這個。
你看我最近在上海調查這個要素市場，一千幾百萬個企業，這個國家，你怎麽可能隻為一個主板市場呢，最近融資有很多的小企業，可以通過櫃台交易，店頭交易來獲得資金融資啊。這個問題不是今天在提的，1996年，1997年全國形成了一鍋店頭交易的市場，我訪問過山東淄博的當時鄉鎮企業試驗的櫃台交易，55個企業掛牌在那上櫃。但是後來中國就是這個，青島一家，濟南一家，全國各地有20-25家。一哄而起，有一些地方就亂象了。當時濟南把一家桑拿浴掛上去了，記者寫一個內參，朱容基一看就火了，後來阿爾巴尼亞風潮，然後就爭論。這是一撥吧。所以最後去看，這個場外交易，第二撥起來，全國加到一起各種各樣的名目場外交易市場，不是二十幾，而是三十幾。你看一撥起來，鬧下去了，這個風那個風就斷了，停了。再來一撥，我的看法，改革和進化一樣，就是一撥一撥起來，試試看，站站看，不可能漸漸的站起來，漸漸站起來更難站的一個動作，有的時候就一次做到位，時間不長沒有關係。
最後一條，在座的很多都是做事的人，是我們的學生。改革這個事情，不是聽報告，聽北京做了什麽決定，參與，前後左右能下手的下手。不要在那等，這個國家不是說等到最後靠一個人，兩個人，是做不到的。十幾億人的國家，這麽多領域，現在很多地方改了就改了，改了也有個好處，就是說你再改一步就釋放一個東西出來。而這個東西無論對企業，對我們個人，對整個國家都會有幫助。當然了他會有風險，因為改革就是沒有明確一致的意見，沒有明確的法律保護情況下做嚐試。還有一個根據我們各自的實際情況，能參與的就參與一把。無論是國企的改革，無論是要素市場，無論是城鄉統籌，土地市場一體化，包括權利觀念，包括參與到這個國家立法改革和修法改革這個過程中，我的看法在這些領域，至少我們的做事情的學員，包括在各個部門工作過的，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舞台。（本文未經演講人審閱）
演講教授周其仁
周其仁老師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也是深受馬雲、王石、柳傳誌等企業家敬佩的一位教授。
他不僅是著名經濟學家，更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改革家。早在1980年代，周其仁老師就曾連續5年參與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後赴英國牛津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等大學訪問，專注產權與製度經濟學研究。1990年代至今，周其仁老師在教學同時，對中國前沿的改革問題深入調研，成為中國電信改革、醫療改革、農村土地確權、貨幣改革、城鎮化等多領域改革的學術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