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包問題

文章來源: 紐約時報

作為一個生活在北京的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Fulbright)學者，我常常陷入無法翻譯的倫理對話。不久前，我們與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官員及中國知識分子共進午餐，結果，我們在紅包問題上展現了徹底的文化分歧。

中國人常常送出裝有現金的紅包，作為祝賀婚禮、小孩出生和春節等場合的禮物。紅色被認為代表著好運。中國家庭向即將給他們的家人做手術的醫生送紅包，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每個人都知道要照此辦理，也都按照自己的能力給出紅包。我們這群美國人則認為，此舉是不道德的賄賂，因為這是在尋求醫生偏袒自己。桌上的中國人回答，“當然會讓醫生偏袒。這就是目的啊。”他們不僅對我們的譴責感到困惑，還迅速反問，我們這些美國人有沒有小孩——因為，但凡家長必然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來保護摯愛的家人。

當一名（盡全力施展“人心外交”的）使館工作人員建議中國人可以等手術成功後再送紅包，而不是事先送，他們驚呆了。當然了，必須得事前送，因為紅包會激發醫生的積極性。禮金給醫生傳達的訊息是：一、對我們的孩子特別照顧；二、我們尊重你的醫術和受到的教育，並且相應地給了你“麵子”；三、我們對孩子很重視，會要求你負責，而且有能力讓你負責。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通過送紅包來影響他們的醫生，但這個事實不是拒送紅包的理由，因為我們此刻正在努力保護我的孩子。在中國人看來，像抽象的原則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永遠不能跟孩子的幸福相提並論。

這種簡單的困惑暴露出了兩種文化之間顯著的倫理差異。許多美國人認為，像紅包這樣的讚助在本質上是腐敗。他們指出，這種現象一開始當然都很簡單，但它會擴大至收受賄賂並攜巨額財產潛逃的腐敗政黨成員。另一方麵，中國人認為交換紅包是有禮貌的行為，是增進社會關係的重要方式，與賄賂無關。他們也譴責賄賂太自私。大部分西方人無法理解中國人的實用主義道德標準，認為任何優待製度都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未能平等地尊重每一個公民。

由於美國出產的唯一一門正式的哲學有著同樣的名字——實用主義(pragmatism)，這就讓這種分歧愈發顯得突出。實用主義的核心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小群思想家的理念，這些思想家包括約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詹姆斯認為，皮爾斯是實用主義哲學的奠基人）。美式實用主義對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影響都很重大，但卻都不長遠。隨著分析哲學在美國大學體係中站穩了腳跟，實用主義的影響就褪去了。但在後冷戰時代，以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為首的哲學家重拾實用主義後，使它又得到了振興和修正。

在1906年的一次題為“實用主義意味著什麽”的演講中，詹姆斯說，實用主義方法尋求“通過追蹤各自的實際後果來解讀每一個觀念”。我想說，現在那種方法看上去更具有中國特色，而非美國特色。

大部分美國人都熟悉中國在涉及外交政策時的實用主義。中國對與其他國家進行道德辯論不感興趣，它采取的立場是，自己的政策“隻是公事公辦”，以同樣的方式與聖人和暴君進行貿易。至少在公開場合，美國看不起這種看上去缺乏原則的做法，但在我看來，我們未能了解中國文化中更深層次的實用主義道德觀。

如今，中國知識分子對實用主義的歡迎似乎勝過美國人。在中國，對杜威哲學思想的熱情尤其在迅速高漲起來，相比之下美國對它的熱情已經枯萎了。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我所在學院的院長孫有中教授解釋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正在廣泛地重新翻譯杜威的大量著作，這些作品包括杜威1919年到1921年在中國居住期間的許多演講。最近，在北京和上海還召開了一些以杜威的哲學思想為主題的會議，我所有的本科學生都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國內，我在芝加哥的大部分本科學生卻不知道。如果這樣的證據最多是道聽途說，那麽一些統計數據表明，對美式實用主義的興趣正在自己的土壤上消失：讓學生有機會專門研究本土哲學的研究生項目，在授予學位的哲學院係中僅占10%左右。

杜威的哲學思想，以及在他之前的威廉·詹姆斯的哲學思想，首要主題是試驗性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在行為領域測試各種見解的做法——應該在涵蓋了宗教、政治、道德、藝術，當然還有科學的所有領域，成為指引我們行動的原則。杜威反對僵化的意識形態，反對絕對主義和本質論。我們當中有太多人對自己的意見過於自信了，而且傾向於把它們視為確信無疑的精辟之見，認為自己的見解比別人的見解、比別的文化和別的時代的見解要更出色。實用主義者指出，即便我們自信確認無疑，真理依然會出偏差，我們不能完全肯定，何時獲知了真理。在《信仰的意誌》(Will to Believe)一文中，威廉·詹姆斯說，“相信真理存在，且相信我們的理智能夠找到它，這種信念存在兩種方式。絕對論者在這個問題上宣稱，我們不僅能夠認識真理，而且能夠 ‘知道何時’ 認識了真理；而經驗論者則認為，盡管我們可以獲得真理，但我們不能準確無誤地知道何時認識了真理。‘認識’ 是一回事，肯定地知道 ‘我們認識’ 則是另一回事。一個人可以堅持第一種認識，而不相信第二種。”

和其他事情一樣，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倫理主張當做假設來對待，在社會領域對其進行檢驗。道德不會像永恒的真理一樣從天而降。我們在社交互動領域檢驗那些好的觀念，證實那些對我們有利的（比如分享），去除那些不利於我們的（比如奴役）。杜威在《達爾文對哲學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一文中表示，道德關乎如何“提升我們的教育、改善我們的舉止、推進我們的政治”這樣的必要問題，而非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深受達爾文影響的實用主義認為，即便是道德準則，也是針對現代人社會生活的一種不斷進化的適應性反應。

時下，杜威和實用主義在中國的複興，強調了世俗倫理的維度，是在提醒日漸壯大的富有階層不要忘記共同利益。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都是無神論者，並且實用主義與非常世俗化的儒家倫理極其契合。前不久，我讓北京的學生向我解釋中國的實用主義，我以為他們會引用鄧小平那句不屑拘泥於經濟意識形態的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但他們一直追溯到孔子，並提醒我當孔子被問及我們應該怎樣侍奉鬼神時，孔子答道，我們首先應該弄明白怎麽和人打交道。隻有解決了現時的問題後，我們才該去擔憂超自然領域的事情。

現在，我們有機會從實用主義角度考慮中美倫理差異，並且看到為什麽說我們能夠很好地重振自己的民族哲學。之前有關孝心和紅包的例子揭示了中國倫理的實用主義本質，但它並非隻是出於權宜或方便（盡孝這種事可沒什麽方便可言）。增進社會關係不是自私，而是互惠。美國人認為它是“賄賂”而對其不予理會，但它卻讓人們形成有益於其所在群體及其成員的互惠關係。隻有當這種增進社會關係的行為未得到回報或過度了時，它才會成為一個問題。它的對錯取決於程度，並非本質上就是錯誤的，或絕對是錯誤的。

相比之下，美國倫理（以及外交政策）在權衡輕重時依然太過認真，甚至在對民主傳統的堅持上，也帶有一種教條主義的熱情。正如已多次被指出的那樣，認為上帝站在自己這一邊的人幾乎無所不能。當然，不久前我們看到，無神論者也會同樣教條，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自己也證明了這一點。但現在的中國已大不一樣，它更支持一種實用主義的認知，即教條主義（不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還是無神論者）才是更大的問題。

基於這一見解，我們自己的實用主義傳統應該帶給我們亟需的謙遜。

作者史蒂芬·T·阿斯馬(Stephen T. Asma)是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的哲學教授，最近著有《反對公平》一書。　　翻譯：陳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