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畝三分地
文摘
流亡，是一種無奈，被迫離開家鄉或祖國，流落逃亡在外。然而這種帶有悲情色彩的處境，從某種意義上講，對知識分子卻充滿著正麵的精神意義。
流亡並非是近現代的產物，一直伴隨著人類的精神史。首先，我們要對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作一個界定。在中國，知識分子與古代的“士”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西方，知識分子的定義可以說是令人眼花繚亂。而在《知識分子論》第一章中，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薩義德通過對於班達和葛蘭西兩者的定義的對比，把知識分子描繪成一個從各種影響和陳規範式中保持相對獨立的一類人。特立獨行，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不攀權附勢，不熱衷名利，勇於表達一己之見，反對精神是他們的靈魂，他們“生活的浪漫、興趣及挑戰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麵對為乏人代表的弱勢團體奮鬥的不公平處境。”
薩義德係統梳理了西方知識分子的流亡精神，從多個角度立體性的闡述了流亡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無論是麵對權力宰製切割一切的壓迫性語境，還是麵對外部強加導致內在枯竭異化的精神瓶頸，知識分子總是需要進行漫長的兩線作戰，如同堂吉訶德似的頑強和不馴。
無數曆史和現實中的流亡故事告訴我們，流亡常常是一種精神上的持續保持張力的狀態，新奇和驚訝使人能保持不被納入任何係統和集體的邊緣性特征。流亡者遠離故鄉，在放逐之地顛沛失所，然而正是這種永無確定的狀態，這種使自己難以融入各種係統的邊緣性，使得流亡者獲得了在異鄉遊走的自由感，激活了身處困境中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將個體的苦難遭遇升華為思想之樹上的新枝椏，於流亡狀態中收獲到的這種邊緣性的自由感是知識分子得以保持其思想活力和張力的源泉，是知識分子進行有意義的思想生產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內核。
真正的知識分子需要不斷保持對世界發問的新奇和敏銳，一旦他無法對這個世界進行提問和探索，他便不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存在的幽暗和精神的惰性常常會造成一個知識分子的慢性自殺，在無知無覺的日常混沌中瓦解和消泯個體的精神抗爭，思想史上這樣的精神悲劇總是不絕如縷。
著名哲學家阿多諾曾對此進行過犀利的自我分析：“要求一個人堅強起來對抗自憐，暗示著在技術上必須以全然的警覺去對抗任何知識張力的鬆懈，並消除開始使作品僵化或怠惰地隨波逐流的任何事物，這些事物在早期也許像閑話一樣會產生有利於成長的溫暖氣氛，但現在則被擱在後麵，乏味且陳腐。結果，作者不被允許在他的作品中存活”，知識分子隻有永遠保持這種精神上的警覺，才能在抵抗精神的死亡中獲得博弈的主動權，才能防止思想上的自我消解的憊懶和沉淪。
個體的存在常常處在不同的係統中，人類發明的各種係統既為個體安排了既定的軌道和各自的確定性，使每個處在不同係統中的人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同時也造成了對係統中的個體的規訓和馴服，生產出形形色色的可見和不可見的規訓機製，使得自由和知識的獲得麵臨著程度不同的困境，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不斷對這些困境進行挑戰尋找突圍的探險者。
無論是麵對權力宰製切割一切的壓迫性語境，還是麵對外部強加導致內在枯竭異化的精神瓶頸，知識分子總是需要進行漫長的兩線作戰，如同堂吉訶德似的頑強和不馴。而流亡狀態中的邊緣性存在無異於讓知識分子“因禍得福”，提供了他突破困境進行精神冒險的新的可能。也正是這種新的可能性，讓我們看到了在西方精神史上璀璨奪目的流亡思想，貢獻出了一批批可稱為不朽著作的精神產品，成為滋養人類思想文化的寶貴養分。
知識分子需要怎樣的流亡
用薩義德自己的話來說，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即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出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麵懷鄉而傷感，一方麵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一方麵懷鄉而傷感”，這是一種地域上的流亡。
薩義德的流亡是因為他的祖國巴勒斯坦受到侵略，極權主義的統治下他不可能自由的發聲，所以他選擇來到相對自由的美國。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意識形態上的流亡，這種流亡的模式同樣適用於愛因斯坦和漢娜·阿倫特以及定居法國的中國人高行健，他們的流亡都是由於祖國受到極權主義的統治，受迫害或不能容忍自由缺失。另一種地域流亡的典型模式是體製上的流亡，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當屬中國知識分子。就像陳丹青，從1982年定居紐約的第一次出走，他流亡在外。到2000年回國接受清華美院邀請擔任教授，再到2004年依然辭去教授，再次流亡在體製之外，站在體製之外反觀體製的方方麵麵，用自己的名譽為籌碼去發聲，表達使體製合理化的曆史宏願。
造成這種地域上的流亡的原因各有不同，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是一致的。它促使這些流亡的知識分子不斷地思考，同時帶給知識分子雙重的視角。
就像薩義德和他的“東方學”，雖然他身在美國，思想深處卻還流著東方的血液，這種東西方思維方式和學術傳統的交匯融合，賦予薩義德對東方世界現象以及西方對東方看法、態度的敏銳洞察。這一點，他自己也深有感觸：“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福柯也是如此，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街壘運動”運動之後，他流亡在瑞士、美國等地，同時在當地開展各種各樣關於人權和同性戀的運動。之後回到法國，索邦大學分裂，他又繼續到法國教育主管部門設立的樊桑納大學任教，此時的他經過流亡已經果斷認清了毛派的保守與不合時宜，再一次發動學生走向街頭。
為什麽流亡成為了知識分子的宿命
薩義德說：“能夠保持雙重的視角，看到事情的另一麵，發掘事情的曆史根源，能夠無所依恃，對現狀大膽直言。”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流亡實際上是為了“對現狀大膽直言”，他們“生活的浪漫、興趣及挑戰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麵對為乏人代表的弱勢團體奮鬥的不公平處境”。實際上這是一種更好的回歸，隻不過這種回歸是以流亡為前提的，多少有一種“旁觀者清”的意味。前麵提到的知識分子中，不管是福柯、高行健還是波伏娃，他們流亡的目的都是如此。
在《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也給出了相應的描述，那就是“介入”的概念。薩特發明了“介入”這個概念，以為知識分子應當以自己的評論與宣告，介入政治社會，來發揮改善政治社會環境的作用。首先，知識分子隻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就是期望自己的看法能在社會發揮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政治。其次便是知識分子介入的方式。訪談、發表評論等等，形式多種多樣，但是還是應該保持自己的“流亡感”。最後是知識分子的介入所代表的價值。對於知識分子而言，沒有權威，那是些總是失敗的神祇。身為知識分子必須考慮到被損害的與被遺忘的那一方，必須不斷依賴於自己的判斷，主動地盡力代表真理。
更為重要的是，薩義德還強調知識分子應該把公共關懷和道德關懷應用到實際行動當中，對權勢說真話以及身體力行，隻有這樣，知識分子才不會成為行動上的犬儒，成為那種負麵意義上的誇誇奇談的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