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東網
作者:牛白羽
可以從很多角度認識北京正在進行的反貪腐行動,從推動高層政商利益格局調整需要出發,是其中一個很少被談及的角度。
事實上,任何一個威權國家都可能遇到類似情況:因為資源集中掌握在金字塔頂端的幾大家族或少數政經寡頭手中,在經濟快速增長期間,金字塔頂端的每個利益單元都能獲得足夠利益,其他層麵的民眾也可從中獲得普惠式的經濟好處。這樣,金字塔頂端各單元會相安無事,頂層和其他各層之間也不會有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整個金字塔可保持大致穩定。
但是,有兩種情況會導致塔體結構穩定出現嚴重問題。一是頂端食利階層數量暴增,塔體結構出現‘倒三角’反轉或呈現為‘啞鈴型’結構;二是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總體可供給的經濟利益減少,金字塔頂端的寡頭食利家族會互相爭奪,引發‘塔尖上的搖擺’,同時,各層麵之間的利益爭奪加劇,矛盾衝突會變得不可調和,這樣以來,整個金字塔的穩定都會成問題。
如果上述兩種互相疊加,其結果更是災難性的,那麽金字塔的崩潰倒塌隨時都會發生。
我們看中國社會變化,就經曆了這麽一個過程。一方麵,中共建政60多年來,以官員為主體的處於金字塔頂端的食利階層數量急劇攀升,整個塔體結構在發生反轉。有數據統計,中國以世界5分之1的人口,卻供養了超過世界一半以上的官員。反轉變形的塔體結構,使得不僅金字塔頂端內部之間的利益爭奪加劇,塔體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也正越來越尖銳。
另一方麵,經濟放緩也在威脅塔體結構穩定。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盡管金字塔頂端的食利階層也在抓緊劃分利益領域瓜分增量財富,但是因為經濟快速增長,社會各階層都能獲得普利式的好處,社會矛盾被掩蓋,整個社會大體保持穩定。但是一旦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就會立刻顯現,上世紀80年代末的騷亂和今天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都和經濟增長放緩密不可分。
一般情況下,當上述情況發生,要麽發生暴力革命打碎原來的金字塔結構,要麽會以政變的方式來重整金字塔頂端結構,在剔除掉一些食利基層的同時,來完成資源再分配。這兩種調整方式的共同之處都是以暴力為基礎,經常會帶來流血犧牲和大的社會震蕩,所以除非到矛盾已經不可調和的地步,社會各階層都盡量不願采用這兩種方式,而是更傾向於采用改良的方式來進行調整。
這個改良的過程,其實就是改革。各時代、各國改革的方式雖然各個不同,但其本質卻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要重新調整社會利益結構和利益分配方式,以應對社會結構性變動所帶來的壓力。改革如果成功,就會形成新的利益分配結構;而改革一旦失敗,接下來可能就要被迫采取暴力革命或政變的方式來激烈推動。當然,這個時候,處在金字塔頂端的既得利益階層和被政變的另一方就會不甘於被推翻,流血犧牲就難免發生。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經常講的‘改革就是一場革命’的說法顯然搞錯了改革的性質,混淆了改革和革命的不同。改革,是革命之外的另一條改變社會利益結構和利益分配方式的道路,是為避免革命發生而主動或被迫采取的路徑選擇。
我們考察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暴力革命,其實在革命發生之前,統治者都被迫或主動進行過改革。隻是很多時候,改革已經太遲了,也改不動了,改革所釋放的利益或善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大部分民眾的訴求,這個時候革命就會不幸發生。
中共當然不想希望這種局麵發生。所以我們看到當局近年來一麵加大社會維穩的力度,一麵在改革上下苦功。無論是30年前的鄧小平、20年前的朱鎔基,還是今天的習近平都幾乎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氣進行改革,習近平甚至親自出任中央改革小組組長,把改革成功與否和黨的最高權威總書記進行了政治捆綁。
但是,要改變原來的利益結構和利益分配模式,建立起新的利益機構和利益分配模式,從來都不是靠口頭說教就能成功。特別是在利益集團已經坐大,且居中坐大的中堅力量又是黨政官員和具有發言權的各界精英的情況下,改革就更是阻力重重。那麽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我們再看中共祭起反腐‘打虎’利器之舉,就能知道此舉所具有的推動調整政商資源重新布局的意義。
透過反腐‘打虎’,可以減少金字塔頂端的食利基層人數,緩解金字塔頂端各家族寡頭勢力間的激烈利益爭奪,還可以減輕金字塔底層民眾的供養壓力,可以緩解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衝突,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巨大震懾作用,從而起到破除既得利益集團阻礙阻力的作用。而所有這些行為,又都是為了使整個社會的金字塔結構不至於崩潰,從而避免暴力革命或政變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