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畝三分地
文摘
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了全麵深化改革的方略，那麽事實上我們現在要繼續全麵深化改革，就是要繼續堅持35 年前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的道路。35 年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是社會的普遍貧困問題，所以當時小平同誌講貧困不是社會主義。因此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成為我們以後30 多年改革的中心思想。現在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已經不是貧窮問題，而是社會的普遍不公正性問題，這是中國現在所有社會矛盾和所有社會問題的根源。
我認為，對中國未來改革的形勢和走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打造一個“中國社會結構性改革”的全麵升級版，我們必須在現有的社會主義體製因素裏真正納入“公正”這一核心價值。我一直以為，從政治哲學的高度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公正、民主、民生、和諧”這八個字。正如資本主義核心價值排序中“自由”排在第一位，強調“自由價值”和“自由製度”一樣，我們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裏排第一位的就是“公正”， 強調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一個“公正價值”和“公正製度”的社會。所以說，現在我們到了對中國“改革文本”進行深入解讀的時候了，我們必須麵對現實，必須關心現實的狀況和人民群眾的呼聲，建立一個“公正社會主義”社會。
我個人認為，關注中國現實，就是要關注中國進入風險社會這一基本現實。未來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改革，我們必須麵對風險社會這個現實。中國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我個人認為表現為“四大標誌”和四個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緊張”，這也是我們中國現在改革之所以難以全麵深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個標誌，就是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中心，其威信和公信力在不斷下降。一些政府機構或部門的工作人員胡作為、亂作為的現象及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甚至一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與老百姓的願望漸行漸遠。這是一個嚴酷的事實，也是我們必須麵對和改革的事實。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中心，一旦公信力下降，那麽其社會控製能力或社會治理能力就在下降。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兩三年全國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很多，有些非常尖銳、有些非常奇怪甚至匪夷所思，但是都出現了。所以我個人認為，提高政府威信，是未來五到十年提高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和社會控製能力，保持社會穩定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
第二個標誌，就是現在中國的公共機構出現了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不是個別人，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把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這種現象相當嚴重。服務型政府的前提是負責任的依法行政的政府。但是我們的一些公共機構普遍不負責任。當然這個有好多原因，包括與公共機構內部的組織機製、績效機製、責任機製、懲罰機製不健全有關。但這種狀況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現象。可以說，能不能建立一個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政府，是我們改革成敗的重要環節。
第三個標誌，就是我們現在學術界出現了“理論的不在狀態和現實的不在場”現象。主要表現是理論不是關注現實，而是環顧左右而言它，或自說自話自言自語，或大話空話假話連篇，對現實的改進毫無補益，可以說，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還沒有形成一套穩固的理論體係來指導社會主義的改革實踐。我們似乎隻有一個人用真理性的語言講話，其他的人都是為這種真理性的語言做注釋。所以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理論的經常不在狀態，我們社會主義要發展要穩固，首先是理論基礎要穩固，如果我們忘記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就會失去方向。
我們好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改革問題的時候，往往把“現實係統的排除在外”。他們不關注現實，比如，一些人批判西方國家過度福利化，認為中國要吸取教訓，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化。但我們的問題是現在還沒有變成福利國家，西方是過度福利我們現在是福利不足。我們的孩子教育到位了嗎？我們的醫療到位了嗎？我們的社會保障到位了嗎？沒有到位，差得很遠。所以，研究問題要從現實出發，不能人雲亦雲。
改革必須以人民群眾為主體，過去30 年，我們之所以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功，是人民群眾參與到市場裏麵去了，通過製度的有效設計，每個人都發揮了自覺性和主動性。未來的改革，特別是未來30 年的改革，要真正實現社會公正，我們就要通過良好的製度設計，動員人民群眾自覺地、主動地參與到社會管理體製、社會政治體製的建構中來。所以我一直在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就是未來30 年我們必須“以公正為中心重構改革話語”。如果說過去30 年我們是以經濟為中心構建改革話語，那麽未來30 年必須以公正為核心重構改革話語，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就是要搞公平社會，我們富裕以後怎麽辦？就是要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過去我們是把蛋糕做大，現在必須考慮分蛋糕問題了。無論你願意不願意，這是製度發展的邏輯和曆史發展的邏輯所決定的，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
第四個標誌，就是主體意識或個體意識的崛起。可以說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般來說依賴性或依靠意識比較強，主體或個體意識比較淡。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單位靠領導”，我們幾乎沒有個人選擇權，理性化的程度非常低。現在像80、90 後這代人，我的好多學生，我就發現他們的這種自我做出選擇能力，理性能力非常強。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生活、未來的這種選擇力很強，從本質上講這是好事，這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真正在“自我意識”上崛起的標誌。但是同時又給我們政府治理帶來巨大風險。因為傳統社會是一個封閉性和高度一致性社會，社會治理基本上是“領導揮揮手，我們跟著走”；而現代社會是開放性和多樣性社會。多樣性表明社會治理過程再不能像過去一樣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的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因此，未來的社會治理模式，特別是未來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社會治理模式，應該是在“多樣性”的環境下，考慮政府治理方略，在發揮每一個人的積極性，每一個人的個性的前提下考慮政府治理方略。
同時，中國社會之所以進入風險社會，我認為存在著四個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緊張”。所以我一直強調未來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中國改革是“社會結構性改革”。所謂社會結構性改革，就是指社會的公共資源和價值在社會公眾之間公平分配的改革。換句話說就是真正實現人民群眾在權力結構中主體地位的改革。我們憲法原則或價值規定人民是國家的主體，人民是權利的主體。那麽我們能不能實現人民在權力結構中的主體地位，既決定著社會主義的未來，也決定著中華民族的未來。
首先，深層次社會結構緊張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利益結構的緊張，特別是貧富分化的加劇。2013 年6 月社科院一個報告中顯示，中國現在5% 的窮人占國民財富的0.1%，中國5% 的富人占國民財富的23.4%。換句話說我們貧富差234 倍。中國在最近這十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曆次關於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排名中，中國都榜上有名。這種狀況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性質不相符合，即與公正價值和公正製度的社會主義終極價值不相符合。
因此，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節點之一，就是“公正的利益分配”。所以我個人很希望未來的改革，應抓緊出台關於社會收入分配方麵的改革方案，這對社會主義改革的成敗非常關鍵，特別是限製權力對市場的介入這一點很重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是我曾經講過的，中國就進入了一個具有“顛覆性問題”的社會。習近平同誌說中國要防止犯顛覆性錯誤，顛覆性問題不解決我們就可能犯顛覆性錯誤。所以說要解決中國社會的深層次結構性緊張，第一個改革的切入點就必須下工夫在利益結構上進行調整，建立一個分配公正的社會。
其次，深層次結構緊張是指製度結構的緊張。中國搞什麽樣的製度很清楚，就是堅持社會主義製度不動搖。但在現實中，社會主義的價值因素在我們現有的製度體係裏麵可以說體現得不是很完美，結合得不是很緊密。換句話說，在現實的社會主義製度中，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或價值，就是通過憲法變成社會主義的製度內涵的，我們說社會主義的現實和製度層麵，就按照社會主義憲法原則展開和實現的。所以我認為下一步五到十年中國改革的重點還是製度性的，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問題。如何搞一個公正的社會主義製度，實現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價值，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這是我們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所繞不開的話題。
再次，深層次結構緊張是指文化結構的緊張。現在中國的文化結構非常緊張，人們行為失範現象比較嚴重，社會危機在大規模向個人心理危機轉移。在發展的新時期新階段，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國正在由一個“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移。但是陌生人社會所需要的法律道德和行為規則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我們好多人帶著傳統的行為規則進入現代化，進入城市，進入陌生人社會，結果大量的“心理不適應”事件就出現了。焦慮、浮躁、不安全感、行為失常等現象比較多，心理疾病這種現象非常嚴重。據一些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大約有1.3 億人有輕微的心理疾病，換句話說，10 個人裏麵有一個。不可否認，我們現在正處於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環境的置換過程中，新的規則沒有建立起來，老的規則不適用，正在陷入“文化困境”之中。
最後，深層次結構性緊張是價值結構的緊張，這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價值、社會主義價值和中國傳統價值三者的衝突。我們究竟要選擇一個什麽樣的未來，價值預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這一點上，學術界也好，社會也好沒有達成基本共識。一部分人要回到過去，在傳統中尋求出路，我個人認為千萬不能回去，當然也回不去。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目前中國有三個不能低估：第一個不能低估是官員的貪腐程度；第二個不能低估是知識分子的墮落程度；第三個不能低估是中國老百姓的愚昧程度。從社會曆史哲學的角度講，中國的“現實”就是這三者合力造成的。所以我還是同意有些人的觀點：中國的傳統批判或“國民性批判”還在一個過程之中，中國的現代性啟蒙還在一個過程之中。要注重“理性啟蒙”，要給官員以“公仆意識”教育，要給知識分子以“責任意識”教育，要給我們老百姓以基本“權利意識”教育，總之，要給全社會以合理化的“規則意識”教育，而不僅僅是道德說教。現代社會要治理好，首先要講規則而不是隻談道德。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合理的“規則”起主導作用。
現在，好多老百姓都講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中，“無力感、無助感”非常嚴重，活著很艱難，遇到事不知道該找誰，“強權公理”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公共部門吃拿卡要現象比較嚴重，對於“花錢辦事”已經習以為常。要徹底改變這種狀況，最根本的還是要逐步在現實中真正實現老百姓的“五權”，即選舉權、參與權、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讓權力真正關在“人民權利”編成的製度籠子裏。可以說，這也是未來5 到10 年我們政治、行政體製改革最基本的目標。隻有這樣，我們才能重振“國民性”，造就理性的國民，並進而振奮民族精神。我們知道，沒有權利的人就沒有健全的人格和尊嚴，老百姓要生活得有人格有尊嚴，就必須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在我們改革過程中充分給老百姓以基本權利，真正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核心價值。隻有賦予人民基本權利，才能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他們的精神才是健全的，他們的行為才是規範的。所以我們要改造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光明未來，實現中國夢，建立一個公正的和諧社會，就必須“以公正為中心重構改革話語”。因為隻有在一個人民權利得到保障的社會，一個公正的社會才有現實的可能性。或者換句話說，一個公正的社會首先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的社會。
很淺顯的道理：一黨威權，黨高高在上，哪裏會有公平？
吃幾個包子、走幾家貧民之家，就可以解決社會不公正問題了嗎？隻能是做夢吧？
共產黨要一黨執政，也可以，但必須首先是嚴肅國法，不能以罰代法，其次必須真正嚴肅黨紀。這是所有一切的基礎，黨政逐步分開是必須的方向。
在中國的人情社會大背景下，同黨執政的上下屆都犯頂，多黨製更不靈。隻有嚴肅法製才是扭轉人情，統一社會運行標準的根本。
簡明扼要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