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畝三分地
文摘
曆史的貧困
杜君立
曆史不是一位主人而是一位老師，它充滿了邪惡，它隻對那些在曆史中選擇實例的自由人訴說它的真相。----阿克頓勳爵《自由與權力》
一
人不能沒有記憶，記憶就是曆史。個人有記憶，集體也有記憶，於是，個人、家庭、民族、地域、國家乃至世界，就都有了自身的曆史。曆史和記憶一樣，往往是靠不住的。“六經皆史也”，中國傳統文化常常被稱為“史官文化”。曆史構成傳統中國最大的意識形態。與源自古希臘私人修史的傳統不同，中國曆來都是由官家來修史。史書一旦由專製王朝的官方來寫，其真實性恐怕就得大打折扣。我們中國的權威史書“二十四史”，不僅為史官所撰，而且由皇帝“欽定”。比如《明史》的編寫就是直接處於從順治到乾隆四朝皇帝的“明加督責，隱寓鉗製”之下進行的。不難想象，這裏麵又有多少真實性可言，它又能為我們留下了多少曆史的真相。
唯物史觀是中國官方的基本指導思想，史學服從於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需要，維護權力和社團的需要，醜化敵人、修改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觀真實性當然隻能放在第二位。林彪總結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其實他不過說了句實話。扭曲曆史，宣傳的虛假和荒謬，使中華民族傳統的誠信品德和社會價值底線徹底崩潰。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甚至陰謀詭計流行泛濫，中國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權謀、玩弄權術，厚黑學成為有中國特色的學問。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鄧文初將中國人道德感的缺失歸結於曆史教科書，“中國的保密部門、檔案部門在有意識地刪節、封鎖檔案，中國的黨史部門在有係統地遮蔽、歪曲事實，中國的宣傳係統在長時間對國民進行洗腦。封鎖信息、控製史料，愚民智慧，灌輸廢料。曆史不再是過去的故事，乃是人們每天的現實。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恢複真相乃是重建人類正義的必然之路。學習曆史不在於翻案，也不在於否定他人的曆史記憶，檢討他人珍視的傳統，而是提供一種多元看待曆史的方式。”
孫中山先生開啟民國後，開始從教育上培養中國人的公民思想。沒有公民的國家算不上國家，至少算不上一個偉大的國家。從那時起，和世界許多文明國家一樣，公民課一直是中國兒童的必修課。1949年後，公民課隨著民國在台灣繼續。新中國沒有公民課，但有政治課，一直到現在，公民課的恢複依然遙遙無期。
和思考一樣，學習是一件有趣的事，但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的“政治課”，不過是教唆撒謊，且撒得有信心罷了。我想那不應當是真實的政治----“曆史站在我們這一邊，正義所屬於我們”。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養人類的道德感，盡管誰也沒有給曆史學家權利，但每個人、每個曆史學家本身就擁有一種神聖的權利，把曆史當做一個社會共同體共有的記憶。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自己的記憶，同樣，每個人也有權利審視自己的記憶。曆史學家的權利就來自這種道德主體。正是在這種分享、反思、審視自己與自己所處共同體的記憶的過程中，人成為道德的人。把曆史變成一種純知識的輸灌已經使一代人完全喪失了道德感，喪失了道德判斷力。
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上中學時恰逢納粹占領時期，他的曆史老師說：“自1904年或1940年以後，已無曆史學可言”。當時中國的曆史學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內無曆史”。如果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那麽對中國官方來說，一切曆史都是政治。正因為是政治，所以一定要“正確”，必須刪除抹殺“錯誤”和“不正確”。如果說中國古代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王的家史，那麽現代史就是社團的“革命家史”，或者說“光榮曆史”，“不光榮”的曆史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國權力自古對曆史就喜歡“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
真相缺席的曆史教育往往導致良知的缺失和偏見的滋長。曆史學者袁偉時曾提到，對曆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曆史教科書”被用來當做權力鬥爭的工具時，被當做“思想政治工作”時，真正的曆史就消失了。
2006年，袁偉時先生在《中國青年報》副刊《冰點》發表了《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結果觸怒了權力當局，引發大禍，《冰點》被停刊，報人李大同“被下崗”。袁偉時先生在文章裏用了一個比喻，他說：“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意思是說曆史教科書在宣揚階級鬥爭等暴力史觀，新中國的青年一代就是在這種暴力傳統中滋養長大的。文革時編寫的曆史教科書，封麵上赫然寫著，“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二
俄國幽默文學大師左琴科在其代表作《幸福的鑰匙》中寫道：“隻有兩門功課我感興趣，一門是動物學，一門是植物學。其他都興味索然。其實曆史我也感興趣，不過不是我們學的那本曆史教科書。”
如果翻翻現在中學生的《中國曆史》教科書，相信每個人都會感到很驚奇。
關於土地改革運動，教科書提到“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沒有講地主、富農被列為“四類分子”受到迫害。教科書提到將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但沒有詳細解釋。實際上《土地改革法》規定將土地按戶分配並由人民政府發放《土地房產所有權證》，每戶農民對其土地、房產有所有權，“可以任意處置（耕種居住典賣轉讓贈與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關於人民公社運動，教科書提到“生產隊和社員的部分財產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實際是廢除了新政府剛剛頒發《土地房產所有權證》，這裏的“部分財產”寫得輕描淡寫，讓人永遠也看不到背後農民的血淚，和從此中國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對浮誇風、放衛星、打麻雀、全民煉鋼等均沒有提及。
關於朝鮮戰爭，教科書用的是“抗美援朝”。對邱少雲和黃繼光有詳細的介紹，但沒有提到毛岸英的死亡。或許後者對中國當代曆史的進程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看看後來的江青和金太陽就知道了。
關於反右運動，隻字沒提。
關於1959-1961年，教科書沒有采納官方常用的“三年自然災害”，也沒有用比較客觀“三年大饑荒”，而用了比較含糊的“三年困難時期”。對“三年困難”形成的原因歸結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誤（注意----不是“錯誤”）、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毀約撤資。沒有關於“人禍”（過度征糧用於出口換匯、禁止難民逃荒）的隻字表述。關於“三年困難時期”的“困難”狀況，教科書說糧食減產、供應緊張、生活必需品短缺等，沒有提到3000萬農民餓死（官方說法叫“非正常死亡”），無數人因為饑餓導致浮腫。也沒有提及廬山會議。
關於對印度戰爭未有提及。
關於“文化大革命”，教科書用了“錯誤”這個字眼。對文革的具體損失（死亡人口、經濟損失、文化損失、政治損失等等）沒有表述。
關於對蘇戰爭未有提及。
關於林彪之死未有提及。
關於天安門“四五”事件，教科書陳述比較詳細，點名肇事者為“江青等”。
關於1976年的10月事件，教科書提到“華國鋒”。
關於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的板橋水庫潰壩和唐山大地震，以及1977年恢複高考，未提到。
關於撥亂反正，教科書提到：為440萬地主富農摘帽，對55萬錯劃右派改正，對300萬華僑家屬落實政策、為劉少奇平反。教科書沒有提到“胡耀邦”。
關於持續數年並導致數十萬軍人死傷的侵越戰爭未有提及。
關於人民公社解體和聯產承包責任製，教科書有比較詳細的表述，但沒有提到農民（個）對土地、房屋的所有權依舊沒有得到恢複。
關於1987年到1989年的民權運動和**事件，教科書沒有出現“暴亂”、“政治風波”等表述，采取了回避，隻提到了“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教科書更沒有提到“趙紫陽”的“嚴重錯誤”。
關於大興安嶺火災、克拉瑪依火災、法輪功事件、非典事件等，教科書沒有提及。
三
民國老人於右任先生有一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人間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我們常常為日本曆史教科書（否認導致30萬中國人死亡的“南京事件”）拍案而起，麵對中國曆史教科書，我們大概應當拍案驚奇吧。
索爾仁尼琴曾經諷刺蘇聯說，謊言是國家的支柱。蘇聯時代的曆史課本完全就是謊言大全。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後，認為“測驗學生知道多少謊言沒有意義”，遂取消了曆史考試。《消息報》評論說：“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今天，俄羅斯新版高中曆史教科書稱“蘇聯時代是地獄”，並指出列寧的罪行：依靠德國提供的5000萬馬克發動革命導致沙俄對德戰爭失敗，列寧事實上充當了德國特務的角色；列寧奪取政權後在全國設立610個契卡工委，殺人達200萬以上；實行公有製和軍事化，導致國內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學者徐友漁先生1986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中國大使館發給留學人員一本書時說，你們以前學習的曆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曆史，許多曆史上發生的事實你們都不知道，但是現在國門打開了，如果你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這件事讓他很受震動，印象極深。徐先生接受采訪時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的曆史知識是多麽的片麵、多麽的有問題、多麽的蒼白無力！這麽可笑的做法難道還應該繼續嗎？這種做法跟中國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過教科書的形式來灌輸一些教條，這種做法太過時了。”
記得羅馬政治家西塞羅曾說過一句名言，一個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於永遠沒有長大。中國是世界各國中保存文字曆史最長的的國度，也有秉筆直書的傳統，文天祥的“正氣歌”裏談到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讚美的就是兩位不畏權勢與強暴、秉筆直書的史官。但如今中國人卻被剝奪了對曆史的記憶，青年一代不知道中國發生過的“六四”真相如何，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及無數發生在中囯共產黨執政60多年當中的曆史事件之真相。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自己本國曆史懵然無知的人，等於沒有進入社會成年期。而在那一次次國家罪惡中悲慘死去的數千萬中國人，更不應該被看作是單純的數據或人口統計資料，因爲那是有著喜怒哀樂的鮮活生命，他們被無端剝奪生命的事實，無論如何不應該被湮沒在曆史煙塵之中，否則今後中國還會發生無數次國家權力製造的罪錯。
一直以來，中國的曆史研究似乎都籠罩在宏大敘事和官方話語之下，來自民間的聲音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而這顯然不是真實曆史的全部。曆史的動因存在於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隻有走向田野與民間，了解民眾的普通生活細節，才可能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釋。當大家熱衷“品三國”、探討太監公公和老佛爺的曆史之謎時，對自己祖父、父親的曆史卻不願回首，令人好不驚奇。或許，曆史本是每個人曆史，隻要是曆史，就要被每個人有意無意地篡改，好像不篡改就不能叫曆史。世界上有沒有信史我不知道，我們看到的曆史往往隻是別人眼中的曆史，或者是他們要我們接受的曆史。因為懦弱，一些過往，有的人總是無法麵對，永遠過不了這個坎，最好選擇屏蔽、遺忘、篡改。
從60多年前開始，中國就進入曆史的黑洞，一切與曆史有關的東西都成為禁忌和危險。一部曆史劇《海瑞罷官》最終將這場災難推向巔峰，文化被“革”了“命”，曆史不複存在。魯迅說，同樣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軍事家看來，曆史就是戰爭史；對政客來說，曆史就是宮廷史；對普羅大眾來說，曆史就是社會史……毫無疑問，中國官方製定的正史從來都是權力進化史。對陰謀主義的社團來說，曆史就是宮廷權謀鬥爭，與凡夫俗子沒有任何關係。對指鹿為馬的宮廷來說，無論“陽謀”或者陰謀，曆史都是不可言說的“皇帝新裝”。
與其說教科書是為了學習知識，不如說是了國家意誌的體現。袁騰飛先生毫不客氣地將官方的“中學曆史”斥為“穢史”，並忠告孩子們不要將這種課本帶回家，因為實在“太髒”。我相信，真正的曆史永遠隻在民間，在每個人的心間，這必須由我們自己去勘探。對中國未來的主人，畢竟他們現在還是孩子，真實的曆史就權當一出“少兒不宜”的暴力色情電影吧，就像從前，每個中國孩子都被媽媽告知，自己是媽媽從河裏撿來的。
在奧威爾的《1984》中，老大哥有一條語錄：“誰控製了現在，誰就控製了過去；誰控製了現在，誰就控製了未來。”在這本書裏，曆史就是篡改的意思，之所以要篡改曆史，是因為“他必須和曆史割斷聯係，就像他必須和外國割斷聯係一樣，因為必須讓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輩要好，物質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另一個重要得多的理由是需要維護黨一貫正確的形象。為了表明黨的預見在一切情況下都是正確的，不僅要對各種演說、統計數字、文獻記錄經常地加以更新，而且不能承認黨的學說和政治聯盟關係有任何變化。因為改變思想、甚至改變政策，就是承認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東亞國或者歐亞國（不論哪個）現在是敵人，那它就必須曆史上一直是我們的敵人。如果事實不是這樣，就必須修改事實。因此曆史不斷地重寫。對於政權的穩定來說，真理部所做的日複一日篡改曆史的工作，和友愛部所做的鎮壓和監視工作一樣是少不了的”。
四
宋代文天祥的《正氣歌》裏就有這個典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後因以“太史簡”為史官臨難不苟，敢於秉筆直書的典實。《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暴斂殘酷，執政大臣趙盾苦諫無效，被迫出逃。靈公被其族弟趙穿所殺，趙盾回來繼續執政。史官董狐以“趙盾殺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對此大加讚揚，稱董狐為“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
司馬遷以“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傳統的唯物史觀，曆史成為唯一可以臧否強權的文明力量。三年大饑荒時期，劉少奇就對始作俑者毛萬歲說：“人相食，要上史書的！”之後劉就遭到毛的殘酷迫害，他臨死前曾說：“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在不幸的現實中，往往是誰控製了現在，也就控製了過去和未來。正如暴君斯大林所說：“曆史是勝利者寫的。”或者說，所謂曆史，都是勝利者的曆史，而不是真正的曆史。
在中國，曆史一向被定位為社會科學，探究曆史運動的規律。而常識告訴我們，人類的求知欲、好奇心是自由的，科學無禁區，科學家可以在他感興趣的任意領域縱橫馳騁。然而，現實卻是禁區重重，如西路軍、延安整風、大饑荒、文革等，都曾經或者仍然是有名的“雷區”，不許研究者越雷池半步。毛萬歲的“秘書”張玉鳳曾回憶說：“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姚依林同誌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裏工作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後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成真的了”。
史學界有句名言：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文革結束後，對文革的研究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領域，文革檔案不開放，研究受限製，成果發表難。1988年，某某部對出版文革圖書專門下達文件，稱“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譯著，極易導致翻騰舊賬，引起爭論，實無必要”，明令規定此類書籍出版必須經過有關部門嚴格審查。因此，文革結束30多年來，中國公開出版的文革史研究專著不過可憐的4部（王海光：《“合理想像”的妄言》，《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
2011年12月26日，一位曆史學家的去世成為一件公共事件：中國最優秀的現代史學家高華在毛萬歲誕生日離去。幾乎直到他去世，他的著作也無法在中國公開出版，他的《紅太陽如何升起》甚至成為禁書。高華的遭遇無疑成為中國曆史現狀的浮標。從家史到黨史，從帝王史到偉人史，這就是中國曆史學的唯一“變化”。尼采曾說：“在所謂曆史教育中，有關過去時代偉大人物的知識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曆史事實更容易造成人們的精神癱瘓症。”
曆史就意味著真相，沒有真相的曆史叫做戲劇，這不是真正的曆史。在中國，真相從來都是一種禁忌。對於真相闕如的中國來說，也就沒有曆史可言。所謂的曆史，隻是一種有企圖的欺騙和洗腦。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著史必須具備“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史學是曆史知識；史識是曆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最重要是史識，即忠於曆史事實，秉筆直書。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在劉知幾的“三長”之外，又提出史義與史德。史義是指對學術文化客觀存在的演變之係統理解，是以對於史事的見識為基礎，而又有別於史識。史德是要對於曆史的客觀實際，不隻不應該歪曲曆史，而且不應該為個人的成見所蒙蔽。從這個角度來說，一些官方的曆史專家和學者完全可以稱得上“史奸”。
“7·23”災難之後，中國官方第一反應就是迅速掩埋車頭，這種下意識的思維方式其實是他們一貫的作法，傲慢地想繼續依靠暴力來掩埋真相，然後壟斷真相的唯一解釋權。對反啟蒙的中國教愚（“教育”）來說，曆史就是真相的反義詞，真相對孩子們來說還很遙遠，隻有學會質疑和批判精神，以懷疑的態度看待官方曆史，真相才會越來越清晰。“多少往事堪重數”，如果民眾的眼光和智慧達到正常水平，不再那麽愚昧時，官方的拙劣伎倆必然會土崩瓦解，曆史也必然將露出它的真麵目。就如同“7·23”慘案中，中國官方在丟人現眼之後，最終在國際國內壓力下，又把剛埋掉的火車頭挖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