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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由心生
大凡構想烏托邦的人，都有著對現實的強烈不滿。柏拉圖設計理想國，原因之一也在於此。他生活在雅典民主製由盛轉衰之際，以他的敏感，自然不會看不到人類最早出於自覺意識而創造出來的這個民主製實驗基地的種種缺陷和弊端。例如，雅典那種以多數人的意向決定城邦領導人去留的方式盡管曾一度成功地避免了執政者僭越權限而淩駕於全體公民之上的危險，卻也往往使因才智出眾而受庸人嫉妒的官員遭無理放逐，令柏拉圖深惡痛絕的部分從政者的無知和無能就與這種民主方式不無關係。大陪審團製度固然訓練了公民們的參政意識，然而從這種無具體確切的法律可依全憑陪審員投票審案的製度中又導致了令柏拉圖痛心疾首的事件：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因激怒多數陪審員而被判死刑。 柏拉圖對民主製的憎惡就這樣從雅典民主的不完善中產生了，民主製也因此而成為他在《理想國》中繪製理想藍圖時提出的四個反麵參照係之一，而且其“惡”的程度僅次於他心目中惡製度之極限——僭主製度。 且看柏拉圖如何描繪民主製。 他相當準確地把自由和寬容概括為民主製的兩個特征。然而由於對雅典民主製的成見，還有他那根深蒂固的貴族偏見，他對這兩個特征充滿了疑慮。結果，自由成了隨心所欲的代名詞，寬容與蔑視原則劃等號。在柏拉圖筆下，由於自由，每個人都有自已一套生活計劃，“愛怎麽過就怎麽過”，於是就會有最多樣的人物性格，這種人物性格因其豐富多彩而“看上去確實很美”（他說的是“看上去美”！）；由於寬容，這裏對理想國關於按天性劃分等級並固定每個人的職業等莊嚴原則不屑一顧，“以輕薄浮躁的態度踐踏所有這些理想，完全不問一個人原來是幹什麽的”就輕意給人以尊敬和榮譽。於是，自由和寬容決定了民主製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花梢的管理形式”，它不加區別地把平等給予一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連依附者與公民的區別、外國人與本國人的區別在這裏也幾乎不存在了。這種無政府主義還滲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最後還傳染給了動物。滲透到家庭生活中，居然使孩子與父親、女人與男人、奴隸與主人平起平坐；不僅如此，年輕人竟可以充老資格分庭抗禮侃侃而談，老一輩反倒順著年輕人、學年輕人樣。無政府主義甚至影響了動物習性。人們蓄養的動物在這裏不知比在其他城邦自由多少倍，以致於畜牲們個個“充滿了自由精神”，它們神氣活現，“變得像其女主人一樣”，連“驢馬也慣於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處撞人，如果你碰上它們而不讓路的話。” 柏拉圖談起民主是如此地刻薄。在這刻薄中，他對民主製的反感也流露無遺。在如此這般地描繪了一幅讓人忍俊不禁的民主漫畫後，他憂心忡忡地總結道：“所有這一切總起來使這裏的公民靈魂變得非常敏感，隻要有誰建議要稍加約束，他們就會覺得受不了，就要大發雷霆。”最後就物極必反：“極端的自由”隻能“變成極端的奴役”。
不難看出，柏拉圖對民主製的描述充滿了偏見。在他眼裏，個性豐富多彩是花梢，對每個人的尊重是謬誤，突破一切陳規和禮儀的平等是罪惡，而身份平等、崇尚年輕以及從這一切中產生出來的抵拒過分約束的自由心靈，簡直就是大難臨頭的征兆。然而，柏拉圖畢竟是柏拉圖，哪怕在他這些飽含偏見的漫畫式描述中也處處閃現深刻的洞見。例如，在他當作危險之征來描述的種種景象中實際透出了追求自由的人們世世代代心向往之、渴慕已久的人類生活前景。從他咒罵和調侃民主的字裏行間，可以發現：在民主製的雅典，人因自由而心靈高貴、個性豐滿、潛能發展充分；社會因寬容而海納百川，吸引了各地英才。在這個城邦，個性表現受到鼓勵，新奇異想受到尊重，來自外邦、異族的傑出者受到歡迎和禮遇。知識和智慧的交融與創造力的勃發造就了這裏無比豐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雖然柏拉圖本意要把民主製漫畫化，卻因其準確捕捉事物特征的能力和忠實於“原型”的學者本性，倒無意中為民主製立了一座紀念碑。至於他發出的 “極端的自由導致極端的奴役”的警告，則道出了雅典民主製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還為後世完善民主製提供了一條基本思路。
由此可見，即使從民主製的宿敵那裏也可以找到有利於民主製的證據和有益於民主建設的啟示，隻要這個敵人有足夠的誠實和足夠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