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的曆史》傅誌彬11——在國內出生成長人的曆史掃盲篇

第九章　當權術加上洗腦術的時候

　　列寧的徒弟們在德國沒有獲得勝利，是因為那時的蘇俄還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無暇西顧，精神上的幫助多過物資上的支持。當蘇俄初步站穩了腳跟，就立即成立了“共產國際”，置國內大批餓死的民眾而不顧，輸出大筆資金給國外，到處培植代理人，試圖將人間天堂在全世界實現。（列寧在這裏做的事像極50、60年代，並延續到70年代毛澤東幹的勾當，罔顧國內人民大量餓死而去支持世界革命，或者說毛澤東的祖師爺就是列寧）。其中資金大量傾注的就是蘇俄的東方鄰居——中國。

　　此時的中國已經推翻帝製10年，各種政治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還沒有一個能占到絕對優勢。政治上的動蕩，卻給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民國時期的文化思想，是自元代以來，將近一千年時間裏，中國最為自由的時期，也是現代中國文化的形成期，當然這種自由到了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戛然而止。（中國文化發展有幾個高潮，我在《尊嚴離所有的中國人還很遠》中的第五節“崖山之魂遠去兮”對其有簡約的描述，有興趣者可參考閱讀，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各種勢力，各種思想都打著自己是拯救中國、振興中華最佳方案的旗號，其中就有共產主義。前些天看過CCTV的一個紀錄片，說當時有無數個政黨，有無數多學說，最後弱小的共產黨從這些政黨中脫穎而出，奪得政權是人民的選擇，說明了這個理論的優越性。這又是扯淡。沒有蘇俄（當然是通過“共產國際”這個傀儡出麵的）大把地使銀子，有沒有中共還是個大問題。

　　蘇俄的出手之闊綽，可以從中共的一大代表的車馬費中略見一二。每一個代表去時先發了150塊大洋，散會時每人再發50塊。發錢者和出納是共產國際派來的外籍人員，他們也參加了一次大會，當然官修曆史上是絕對不說的。當時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不過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一個普通警察2塊銀洋，若按現今北京市普通警察3000元人民幣月收入計算，（絕對最低計算了），200塊大洋在當時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30萬元人民幣了。

　　我的一同學的外公當年在北大讀書，成績很好，能拿到獎學金。同校的江西老鄉張國燾忙於政治，成績很爛，獎學金自然無望，經常向我同學外公借貸，後來加入中共後才有錢還賬。這事從側麵說明蘇俄的支持對中共的生存有多麽重要。

　　官方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說的是三幾年時，中共河北省委很久沒收到中央撥來的經費了，當時的省委書記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兒子籌款做活動經費。且不說拿自己的兒子賣錢的事多惡心和不近人情（割肉飼虎，拿自己的兒子當祭品也是佛教、基督教上經常宣揚的事情），說明從事革命活動是需要經費的，而這些經費是怎麽來的呢？（總不能老賣孩子吧？）當時的中共中央也沒稅收，也沒聽說過哪個富豪給他們捐過巨款。

　　前些時候網上流傳過一張毛澤東簽收的收據照片，據說是從共產國際解密文件中找到的，毛澤東寫給季米特洛夫的30萬美金的收條。且不論這張收條的真假，從各種資料來源顯示，從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到後來的蘇維埃起義，蘇俄通過共產國際，每年對中國的資金援助是大量的。我粗略地在網上一找，就看到以下材料：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http://news.qq.com/a/20110408/000675_1.htm，在同一篇文章中甚至透露，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中，有一部分甚至是把鴉片帶入中國，交給中國同誌後變賣成現金的。（延安做鴉片生意的開端）。

　　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準軍事總顧問加倫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占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伯納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賬上）、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6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號秘密會議決定致電鮑羅廷、陳獨秀等，說明已給通過領事館武漢政府寄去200萬盧布，但強調說：這筆經費“對於和陳獨秀一起組建可靠的革命軍部隊是特別需要的。必須了解實際上為此在做什麽工作，隨著這項工作的開展，我們將按確定的貸款數額（進一步）寄出經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5、349頁。http://www.yantan.cc/bbs/thread-108951-1-1.html

　　當時的盧布又稱金盧布，大約是一金盧布合1.1大洋。按照我上邊200大洋相當於現今30萬人民幣的購買力計算，200萬盧布相當於現今的33億人民幣購買力了。有心者可以接著再查，一定有更好的資料，但就支持我的論點來說，這些證據已經足夠了。要記住，1921年的俄國正處在大饑荒時期，僅這一年就有500萬俄國人餓死。

　　蘇俄在中國（在日本，朝鮮，以及印度支那，還有東歐地區也同樣）活動的基本軌跡如下：

　　1919年成立共產國際，1920年派遣代表進入中國尋找代理人。首先在北京大學和李大釗接觸，然後在李大釗的介紹下認識被北大因招妓事件而驅逐的陳獨秀，在李陳粉絲團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這個組織從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不是獨立的政黨，所謂二次大會才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說法,不過是為自己臉上貼金的做法。

　　當時的中國民國政府基本由北洋係的政治力量把持，雖然奉係、皖係、直係之間會打來打去，但反蘇俄，維護國土完整的態度不變。當時的民國政府甚至出兵西伯利亞，是國際幹涉部隊的一員，支持西伯利亞的反布爾什維克部隊和蘇俄紅軍作戰。這樣蘇俄在直接建立中共的同時（幾十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能幹什麽？）,還在積極尋找中國其它的分裂力量，以便削弱中國民國政府的力量。

　　蘇俄首先找到的是西北的馮玉祥，給馮玉祥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裝備。在蘇俄的支持下，馮玉祥的西北軍向控製民國政府的奉係軍閥張作霖開戰，一路打到北京，在控製北京時，將按照優撫條例住在紫禁城的前清皇帝趕出了皇城。但這個民國有名的基督將軍是個扶不起的阿鬥，頂不住張作霖的反攻，最後丟掉了北京，灰溜溜地跑回了西北。馮玉祥又是有名的叛變將軍，沒有不吃他暗算的合作者，但最後他也死於別人的暗算，喪生火海。

　　馮玉祥扶不上去，蘇俄就轉向南方，與屢敗屢戰的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一拍即合。蘇俄出錢、出槍、出炮，國民黨出人，在南方建立了國民黨自己的軍隊，為了這個軍隊培養基層軍官，就開辦了黃埔軍校，全部教程、裝備、軍事、政治、教官都是蘇俄提供，中國人隻是在旁邊敲邊鼓，當學徒。這就是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原因，這時候已到1924年。

　　作為交換條件，蘇俄要求國民黨允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屢經失敗的孫中山也沒有什麽選擇的餘地，當然應允。就此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經過這一次的合作，共產黨從一個微小型的組織變成了一個具有上萬成員的組織，完成了第一次蝶化。

　　孫中山於1925年在北京去世之後，蔣介石逐漸掌握了國民黨的領導權。幸運的是，在1923年蔣介石就作為孫中山的全權代表訪問過蘇俄，在這次訪問中，蔣看出蘇俄對蒙古及其它中國領土的覬覦，和根本是想扶持中共的本意，但蔣並未動聲色，仍然支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因為此時的國民黨失去蘇俄的金錢和軍火支持，是根本沒有統一中國的希望的，這出與虎謀皮的大戲，一直唱到1927年的4月，蔣介石在獲得中國的半壁江山之後，發動著名的“412”事件，搶在中共動手之前，下手解除了中共手中工人赤衛隊的武裝，和共產黨徹底分手。

　　這次的事件並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有大規模屠殺，整個事件中喪命的人數不過400餘人。在清除了共產黨以後，國民黨的北伐軍繼續向北挺進，在馮玉祥和閻錫山的支持下，打敗了直係、皖係軍閥。張作霖死後的奉係軍隊，在張學良的領導下全體易幟，全國統一在定都南京的國民黨國民政府之下，這已經是1928年底的事了。

　　隨後在全國軍事調配定額當中，先是閻錫山和馮玉祥不滿，與蔣介石的中央軍幹了起來，最後失敗，接受中央政府指揮，南邊的桂係李宗仁、白崇禧隨後也發動叛亂，不久也被蔣介石搞定，廣東的陳濟棠等人也動過歪腦筋，剛一起事，軍隊就被蔣介石收買個精光，這老陳光杆一個下了南洋。所以這老陳頭恨透了老蔣，1949年後成了共產黨政府的政協成員，和老蔣的梁子就是那時結下的。隻有老張家的小六子老老實實的聽從老蔣的命令，所以老蔣在西安事變以後不殺張學良，而沒放過楊虎城也是有原因的。

　　盡管有這些爛事（當然還有共產黨在南方搞的事，後麵再專門說），從1927年到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中國的發展被稱為“黃金十年”，工業、教育發展迅速，軍隊全麵進行整編，聘請德國軍事教官訓練士兵，軍隊準備全部換成德式裝備，但在開戰前隻完成了幾個師的訓練和換裝。當時德國因為受戰後條約的限製，隻能保留十萬人的軍隊，大批軍官沒有出路，到中國當教官是不錯的選擇。德國的軍火工業也因為中國的訂貨存活下來了。這些在中國軍隊裏做教官的德國人甚至參加了1937年的淞滬會戰。所以德國在第二次大戰中第一個陣亡的軍人是在和日本人的戰鬥中發生，雖然第二次大戰中日本和德國是盟友！這些德國顧問後來是在希特勒的嚴令之下才不得不離開他們訓練的中國部隊的。

　　蔣介石留學日本學習軍事，深知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所以在統一中國後就整軍備戰，“77事變”後抗戰全麵爆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全力抗戰，以慘痛的代價節節抵抗，首都也從南京一遷武漢，二遷重慶，以空間換時間，希望國際力量變化能為中國的抗戰創造更好的條件。

　　抗戰初期蘇俄是為中國的抗戰提供了很多援助的，除了武器之外還有空軍的參戰，但在1939年以後，蘇聯違反和中國的協定，背地裏和德國、日本簽訂秘密協定以後，蘇聯的軍援就沒有了。國際上的援助隻有美國人以誌願者的形式投入戰鬥的“飛虎隊”。從1939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正式參戰，可以說是中國抗戰最難熬的一段時間，我個人對蔣介石堅忍不拔的意誌深感佩服！對美國人的幫助也心存感激。

　　2011年我從滇藏線回南昌時，經過貴州的晴隆縣，在那裏居然發現了赫赫有名的“24拐”。這是當年從緬甸經過雲南到重慶所謂的滇緬公路中的一段。幸虧這條滇緬公路使得美國援助中國的抗戰物資能源源不斷地運入中國腹地，使得中國抗戰能夠得以維續。美國大兵們在這條陡峭的山路上開著載重車要連續拐24道彎才能爬到山頂，今天的我一直在想，這地方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知道，那些美國大兵卻要冒著性命危險不遠萬裏來這陌生的地方，幫助和他們八竿子打不到的中國人，不感激他們實在是有些說不過去。

圖42　貴州晴隆縣24拐

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共付出3百多萬將士生命的代價，其中將軍銜的就上百人，尤其是抗戰前多年積累下來幾萬名基層軍官的犧牲，使得民國政府軍隊元氣大傷。在和國民黨分手後的共產黨在這期間做了什麽呢？前十年，即1927到1937年到處搞暴動，組建紅軍，還成立國中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這十年的開端還要從周恩來領導的南昌暴動說起。

　　這生於1898年的周恩來完全是個神人。我還是在孩提時曾聽說他會說8國語言，身材高大，儀表堂堂，而且睿智機敏，讓和他談判的洋鬼子們個個甘拜下風。80年代末在南開大學廝混之時，看到過此人給南開大學的題詞“我還是愛南開的”。我當時就有點犯嘀咕，啥叫“還是”啊，難道此公在南開不開心過。後來讀過更多的回憶錄，當然拜互聯網之福知道更多的消息後才弄明白怎麽回事。原來此公1913年入南開中學讀書，4年後中學畢業，就是1917年了，那時還沒有南開大學，周家也是淮安望族，家裏有幾個錢，就讓他到日本留學。

　　當時一等留學去歐美，二等留學去日本。途徑大致有兩條，靠聰明考上公費，這一類到歐美的基本成大家，如胡適，蔣百裏等，到日本的基本成軍事家和政治家，如黃興，蔣介石等，另外一條就是家裏有錢送出去，大財主送歐美，小財主送日本，但不管大小，遠近，結果都差不多，實名就不用說了，錢鍾書的《圍城》中的主人公方鴻漸應該是當時這類人的一種提煉。

　　與這方鴻漸家底雄厚，能買得文憑不同，年經的周公在日本混了兩年，因為日語老過不了關，沒法上大學，家裏財力也不雄厚，熬不下去了，隻好在1919年回國。（在當地兩年而語言過不了關，真是難以想象，哪像懂8國語言的神人啊。）這時的南開中學已升格成了南開大學，21歲的周公進入南開大學，不料好景不長，不到一個學期，就因卷入學潮被學校開除。

　　這時，一個著名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出現了。這個無比著名的“勤工儉學”運動產生了很多的中共領袖，如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聶榮臻，李富春，但查遍這些人的簡曆介紹，隻有聶榮臻真正進過比利時的沙洛瓦勞動大學化學工程係，——是不是正式大學存疑，但至少是莫斯科範圍以外的學校——其他人沒有一個人進了任何一所大學，但基本都在1922年參加共產黨旅歐支部，以後都作為職業革命家，然後在1924年以後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或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然後在一、兩年後派回中國。在初期，總是聽到他們在爭取生存權，加入共產黨以後就沒有聽到過生存的問題了。

　　這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給了走投無路，但又心有不甘的周恩來一個機會，1920年22歲的他來到了法國。但翻開他的簡曆，我們同樣不知道他在那所學校上過學，隻知道他在1922年之前都在法國，但在1922年加入共產黨以後在德國呆過很久，因為他和朱德的見麵是在德國柏林，這種空白期整整持續了兩年，直到1924年中，年方26歲，既沒從過軍，也沒從過政，也沒出過書教過課的周恩來突然出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如果說一個30歲的清華大學碩士出任湖北的一個小縣級市長就是乘直升飛機，年輕的周公的升遷就可以用火箭形容了。

　　我在網上一篇帖子裏找到一段這樣的描述“1919年列寧在蘇聯建立第三國際，號召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暴力奪權革命。這種公開煽動他國民眾用暴力顛覆政府的行為，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抗議，如繼續在俄國境內訓練外國人如何武裝反叛他們的政府，會招惹外交麻煩。基於此，莫斯科把共產國際的機構移師意識形態相對寬鬆的德國，負責人是季米特洛夫。把軍事及特務培訓，由第三國際在蘇聯境外實行，莫斯科則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培訓。第三國際是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引文地址忘記複製了，抱歉）

　　我轉身查了一下季米特洛夫的簡曆，找到如下記載：“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紅色工會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九月起義（1923年）失敗後，由於被法西斯當局缺席判處死刑，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國外。”“1923年10月，季米特洛夫同科拉羅夫在維也納成立了保共國外委員會，擔負起黨在國外的領導工作。”“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法西斯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3月9日，納粹警察局以“參與縱火”的罪名逮捕了當時正在柏林從事革命活動的季米特洛夫。”http://baike.baidu.com/view/81352.htm

　　1922年是這些未來中共領袖們加入組織，衣食無憂的開端，經濟來源肯定是共產國際。從1923年秋天起，季米特洛夫就生活在德語區，直到1933年，甚至納粹要把他作為暴力活動的領袖抓起來，可見他在德語區的活動能量。而我們年輕的周公在1923年到1924年也正好在德國活動，接受共產主義的訓練，兩人相識的可能性是極大的。網上傳說周恩來回國時帶了一封季米特洛夫給當時的蘇俄派到國民黨的總代表鮑羅廷的推薦信，而這個鮑羅廷當時是整個國民黨政府的施舍人，錢、槍都靠著他，任命一個不掌軍權的中將自然是舉手之勞。而這個鮑羅廷的另一個秘密身份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總代表，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經常到他那裏匯報工作。從後來莫斯科解密的檔案可看出，鮑羅廷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最稱讚的二人就是張太雷和周恩來。

　　這個鮑羅廷有兩個共產國際派給他的翻譯，一個是胡誌明，一個是張太雷。共產國際在越南留下的伏筆，以後印度支那之戰之父，柬埔寨慘劇的始作俑者在這埋伏著呢！

　　胡誌明在1920年留學巴黎時，參加創建了法國共產黨，隨後到共產國際工作。他除母語越南語外，還精通法、俄、漢語並能說廣東話。他到廣州後，便組織那裏的越南人開辦革命訓練班，後來的越南總理範文同便是班內學員，這為創建印度支那共產黨奠定了基礎。胡誌明還經常同在法國時就熟悉的周恩來相會，通過這個“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其中便包括中國PLA的惟一外籍將軍洪水。

　　周恩來是否在德國接受過特工訓練，我個人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一個在24歲時還彷徨無措，一無所長，語言能力平庸的年輕人，26歲時就能當上中將，沒有特殊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而這種特殊訓練應該是對共產國際，或者直接說對蘇俄是至關重要的。從周回國後親自建立的明暗兩套情報保衛體係，而且一直到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依然領導這個體係（感興趣者可以在網上找到無數篇謳歌周公如何神勇搞秘密工作的文章，這裏就不引用了）就可以看出，周是一定受過專門訓練的，而這個訓練隻能是在1923年到1924年之間的德國逗留期間完成的。蘇俄在共產國際投下了血本，在全球範圍建立起了非常高效的情報係統，比如潛伏在東京的德國人佐爾格就為莫斯科送去日本將不會在1941向蘇聯宣戰的情報，使得莫斯科能夠從西伯利亞調集25萬原本準備對付日本進攻的精銳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使得希特勒用閃電戰打敗蘇俄的計劃破產，可以說是拯救了蘇俄，也是投入血本的回報。

　　這個佐爾格30年代初也在中國工作過，是否和周的情報係統有聯係不得而知，而周的情報係統本身就是共產國際或蘇俄情報網中的一環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中共的情報係統異常靈敏，長征途中就能識破對手的密碼，在抗戰後的內戰中更是神乎其神，基本南京政府的作戰計劃在第一時刻就會擺上周的案頭，除卻周的能幹，共產國際情報網的幫助有多大，估計是一個永遠的秘密。隻是在介紹佐爾格功勳的百度百科中有這樣一段：“佐爾格通過收買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無線電通信軍官施特爾茨的中國太太，掌握了國民黨軍南京總司令部及其所屬部隊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德國軍事顧問相互之間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和1本德國軍事顧問與國民黨中國進行聯絡的電話號碼。此後，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飛往莫斯科。與此同時，佐爾格以記者和農業專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環遊中國，向中共通報國民黨軍隊的動向，對中國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將有關國民黨引進新式武器的情報通報中共，在國民黨尚未投入使用時，紅軍便熟悉了這種武器。”

　　作為共產國際世界情報網中重要一環的中國負責人的身份，也使得周恩來能夠得到共產國際最高層的支持，在抗戰前中共內部曆次的殘酷鬥爭中成為不倒翁。以至於到1943年底，毛澤東掌握了大權後，在劉少奇係幹部的支持下對過去的黨內對手進行清算時，（這時的共產國際已經解散，蘇俄在希特勒德國的打擊下無暇東顧，毛澤東對蘇俄能不能撐得住已有懷疑，對原來借共產國際來壓他的留蘇派自然也不客氣了），周恩來在做了兩萬多字的檢討時仍不能過關，這時遠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發來電報，要求毛澤東放過周，在電報裏首先還承諾照顧好在蘇俄的毛澤東的長子，大家都知道是什麽意思。毛澤東畢竟還是有求於蘇俄，而且周獨自掌握的情報係統也是對毛澤東不可或缺，軍隊人脈廣泛，加上周為人乖巧，低頭服輸徹底，毛澤東就放了周一馬。

　　1949年以後，周在蘇俄的人脈仍然是毛澤東大可利用的資源，加上周的能力，使得周仍然保持在核心圈，但已遭毛澤東的屢屢敲打，譬如在1958年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直接說周離右派不遠了。到了60年初和蘇俄徹底掰了以後，這時毛澤東的主要對手變成了在延安時助他上位的劉少奇，當毛澤東通過文革搞倒劉，接著搞倒林彪的時候，周居然當著下屬的麵大哭起來，因為他知道，下一個目標就是他了。果不其然，批林批孔運動箭頭直指周公，如果不是周身患癌症，死在長他五歲的毛澤東的前麵，結局如何，相當的難說。

　　前文已引用過蘇俄的中央同意在已撥付俄方在中國的總軍事顧問加侖30萬美金的基礎上再撥付價值110萬盧布的，足以裝備一個軍的武器裝備運抵廣州，交付給從南昌暴動後南下的部隊。這就是為什麽1927年8月1號南昌暴動後，周恩來等不顧一切軍事大忌拚命要南下的原因，接著的廣州暴動，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記得看過一份回憶錄，在廣東暴動被平息後，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也被反共部隊占領，領館人員也被抓起，部分被槍斃，理由是他們鼓動了暴動，現在看起來理由是成立的。在這一年還有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鄂豫皖邊界的黃麻暴動，所有這些活動的經費都是由蘇俄經過共產國際之手提供的，如果在網上輸入：鮑羅廷，共產國際，經費等關鍵詞，這些資料都能看見，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在鳳凰網的一篇係統介紹中共經費來源的文章裏（鏈接如下：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anjialunshi/yangkuisong/201001/0129_7341_1530321_6.shtml）透露，僅僅在1936年到1937年一年的時間裏，蘇俄通過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就達200萬美金，約合400萬大洋，以我之前的換算方法，大家可以知道是怎樣一筆巨款了。

　　總之，想告訴大家，中共的這些活動和中國人民的選擇無關，都是共產國際，也就是蘇俄全球戰略的一環而已。當時的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所有政治局成員是必須經過共產國際同意的，任何變化也要共產國際同意，因為共產國際是中共的衣食父母，斷了經費，就會發生前麵所說賣兒子籌經費的故事。

　　中共武裝鬥爭的經費來源一是來自共產國際，二是搞所謂的打“土豪”。其中各占多少比重，不得而知，但共產國際所占的比重應該是很大的，否則共產國際如何能指揮了這些躲在深山老林裏，與土匪為伴，能拿自己兒子換錢的武裝團夥。

　　就在這個清明節後，我到江西的銅鼓縣看望一個朋友。這銅鼓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處，也是當年毛澤東發動的秋收暴動的出發點之一。我還特意跑到當年湘贛軍區司令部和湘贛省委所在地去看看。真正的雞鳴三省的地方，極端偏僻，現在從縣城到那全是水泥路也要開一個多小時，現在還是極端貧困，可以想見當年當地的老百姓哪會有好多錢，但按照中共的政策，不管多麽貧困的地區，一定是要有地主、富農、貧農的，這地主、富農就是土豪，這錢糧當然就歸紅軍，帶不走，不需要的農具和土地分給貧民，壯勞力還有當紅軍。所以，當年所謂蘇區的經濟異常凋零，為了維持，紅軍不得不到蘇區之外去打“土豪”，講得不好聽就是搶劫、綁票了。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方誌敏被國民政府槍斃的理由就是綁票而且撕票。方所率的紅十軍在安徽活動時抓到了一對美國傳教士夫婦（估計應該是新教的），要人家出幾萬大洋贖命。洋教士沒錢，結果被方的手下撕了票。方兵敗被俘，隻好認栽了。

　　大家都知道，南昌和秋收暴動的兩股殘餘匯成一股跑到了湘贛邊界的井岡山落下了腳，當年這山上有兩股土匪，土的怎玩得過洋的，先是被收編，後是被收拾，然後這股力量往東南方向在贛南、閩西打下了一片江山，以後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住了，也搬到這塊地盤裏來了，這就是是著名的中央蘇區，軍隊號稱一方麵軍，又稱中央紅軍。

　　與此同時黃麻暴動的部隊建立了鄂豫皖蘇區，這隻部隊就是後來的第四方麵軍。因為鄂豫皖地處長江中遊，交通比贛南方便，南京政府的軍隊逼得比較緊，這夥人就往西北方向跑，經過鄂西北進入四川。偏巧四川的軍閥們戰鬥力太弱，被紅四方麵軍打得落花流水。鄂豫皖蘇區變成了川北蘇區，四方麵軍最高峰時達到8萬人，也埋下了以後和所謂中央紅軍抗衡的地雷。

　　南昌暴動後，賀龍跑回他的老家洪湖地區拉了一隻隊伍，後被稱為二軍團，接著和中央蘇區開來的六軍團合稱為第二方麵軍，其根據地被稱為湘鄂邊蘇區。

　　這就是從1927年始，到1934年左右，中共趁著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忙著整合其他地方勢力，忙著處理1931年日本入侵時，在共產國際的指揮和讚助下攢下的家當。也是以後中共軍隊內部各個山頭的起源。在這些蘇區裏，所有組織形式、架構、名稱、理論、模式、宣傳綱領都和蘇俄一樣，甚至軍事指揮也是共產國際的高級軍事顧問坐陣上海，底層的德籍軍事顧問深入蘇區。舉個例子：蘇俄軍隊的保衛人員穿藍色褲子，帶藍色領章，中共蘇區的保衛隊員也是帶藍色領章。

　　這期間，在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當年德國11月革命以後的做法如出一轍。不知道是不是分裂國家。上網查了下，這個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於1931年11月，而日本人侵入東北也是1931年的9月，幾乎是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在1932年1月，中央蘇區在蘇聯的指令下，集聚力量發動了圍攻贛州的戰役，雖然慘烈，但吸引南京國民政府軍力，使其不能北上增援的戰略目標依然達成。因為將日本的軍力陷入中國，使其不能全力進攻蘇聯遠東地區是蘇聯一貫的戰略目標。當國民黨太弱之時，蘇聯又會支持中國能與日本抗衡的力量，這也是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以後，為什麽蘇聯堅持讓中共放走蔣介石的原因。

圖43　2008年6月1日，利州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對在大石鎮境內開展文物普查時，發現一處1933年紅四方麵軍在此駐紮時書寫的石刻標語。改石刻標語位於大石鎮大石村二組（鐵路隧道旁邊山體的岩石上），距大石鎮政府1.5公裏左右。標語內容為“武裝保衛蘇聯”六個石刻大字，落款為丁一（紅三十一軍九十三師部隊番號代碼）。http://blog.renren.com/share/229684793/13706878100

削弱中華民國的實力，使其無法顧及蒙古、新疆是蘇俄的一貫政策，而在蘇俄支持下的中共是完全秉承這一旨意的，最為有利的證據就是當1929年底，東北張學良（此時東北已歸順南京政府）為從蘇俄手裏奪回中東鐵路所有權而向蘇俄開戰時，中共提出的的口號是“武裝保衛蘇聯”，組織工人罷工，學生遊行支持蘇俄，甚至把反對這樣做的陳獨秀開除出黨。今天的我簡直就不知道如何說才好！不過，從蘇俄的角度來說，這也是大把花錢的回報。

　　在這幾個蘇區和紅軍當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模仿蘇俄的，甚至眾所周知的“肅反”，也是完全按照列寧的紅色恐怖理論進行的，其目的就是讓蘇區和紅軍裏的人們在恐懼當中喪失自己的意誌、思想，變成一個隻能接受上級意圖，執行上級意圖的機器人。

　　在三個大的蘇區所謂“肅反”當中，揭露材料較早，較全麵的是發生在第四方麵軍控製區域的事件，原因是第四方麵軍的負責人張國燾在30年代末就在中共高層失勢，為了批判、搞臭他，自然要把他領導下的肅反造成的傷害翻出來，讓他原來的部下仇恨他，達到孤立張的目的。下麵是我在網上找到的資料，大家可一同看看。

　　張國燾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同年9月就開始殺人。僅1931年的9月～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10】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二十五軍原有1.2萬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000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馬上就殺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張國燾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將紅一軍軍長許繼慎（建國後中央軍委確定的PLA36名軍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衛總局機關的一間房內。同時遇害的還有周維炯（被用亂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經威震敵膽的紅軍傑出將領許繼慎就這樣含冤離開了人間，年僅30歲。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遭到嚴刑拷打後被抓發砍頭，年僅20歲。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黃埔三期生，原紅十二師參謀長）也未能逃脫。【11】

　　“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從團長到馬夫、火夫都說不好，也都不得了。總之，無奇不有，隨便安個名堂都可以殺人。”

　　“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48人，被捕殺45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10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200多人；六安獨立團有200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100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

　　張國燾在主持肅反的同時，還發動了鄂豫皖根據地各級黨政機關、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的肅反運動。政治保衛局手握肅反大權，橫行鄉裏，為所欲為，使地方肅反發生了濫殺亂打的嚴重問題，幾乎達到了縣縣肅反、區區肅反、鄉鄉肅反、村村肅反的程度。仙居區的幹部全部抓了起來，進行公審，當場殺了兩個。並且捉了11個鄉的幹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沒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據《紅安革命鬥爭史》記載：“三月八日，保衛局奉命在禹王城召開群眾大會，將徐德聰等六十三名幹部群眾扣上‘改組派’的罪名，一次殺害。”僅河南白雀園一地，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就有2500多紅軍官兵慘遭殺害。張競回憶：白雀園大肅反，主要是殺軍隊幹部。白雀園河灣、磚橋、新集是殺人地點，在白雀園大河灣裏殺人殺不及，用機槍掃射。1932年農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開。紅軍總醫院分出一個分院到裏羅城，不久又分出一個分院到城東何店。一個醫生、八個護士，殺了七個，我因年紀小和李院長愛人沒殺，但我陪了兩次綁。謝醫生（東北人，是國民黨軍醫轉投過來的）是何店分院唯一的醫生，到何店來，當天晚上就殺了。紅三十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紅四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

　　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紅二十五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勳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用繩子勒死），時年36歲。1935年，政治保衛局審訊科長胡底在紅軍長征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3年春紅四方麵軍總經理部主任餘篤三受誣陷，被殺害於四川省通江縣洪口場。紅四軍軍長曾中生（建國後中央軍委確定的PLA36名軍事家之一）因為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開的殺。1935年8月長征途中被秘密殺害於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繩子勒死），時年35歲。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在張國燾所謂“發現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邏輯下，給黨、蘇維埃、紅軍、根據地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對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讚賞，並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使之對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麵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張國燾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裏，保存著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幹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單。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19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000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張國燾殺人的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陳昌浩，其他殘忍的殺手還有高敬亭，戴季英。

　　這裏麵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幾點，一是，“張國燾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將紅一軍軍長許繼慎勒死”，以及“對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讚賞，並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使之對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這說明張國燾的濫殺並不是他個人的決定，而是經過中共中央的同意的，而且他的肅反幹將戴季英後來在1935年9月又主持了陝北的“肅反”，著名的紅軍將領劉誌丹差點死在他的手上，在毛澤東帶領的紅軍攜帶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後，為了籠絡人心，放出了劉誌丹。可見在此之前的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肅反是持讚揚態度的，不然戴季英也不會再派到陝北來肅反。1935年9月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麵軍還遠在四川，這個戴季英應該是中共中央派到陝北的，可見陝北“肅反”不是張國燾的主意，而是中共中央的決定。而且劉誌丹在放出不久，就死在一次不明不白的槍擊之中，再接下去的幾個月中，他手下的幾位忠心耿耿的部下也被一一清除，陝北紅軍被牢牢置於中共中央的控製之下。當然隻是後話，與我們要談的主題已無關。

　　這裏麵還有幾個細節，原紅四軍長曾中生事實上是失蹤，張國燾曾經麵對而後的清算堅決否認指使人殺害了曾，此案不了了之。陳昌浩後來作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是西路軍的一把手，西路軍失敗後，回老家，然後回延安，後赴蘇俄治病，建國後任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並未因為肅反而受任何處分，在文革中自殺而亡。高敬亭後來在新四軍支隊長的任上被處決，罪名是投敵而不是因為肅反的責任。

　　在另外一個蘇區湘鄂西蘇區，則從1932年5月，一直進行到1934年7月，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蘇區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000人，這還僅僅是軍隊方麵的統計，地方上有多少屈死鬼不得而知，賀龍在後來也說過，“洪湖的縣區幹部都被殺完了”，連長和指導員提拔一批就被捕殺一批，一連殺了好幾批。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以至於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湘鄂西蘇區肅反慘劇透露得也比較充分的原因是因為主持這次肅反的夏曦是王明的親信，當毛澤東清算王明時，當然要把夏曦幹的事抖落出來。其實在夏曦之前的湘鄂西蘇區負責人鄧中夏也殺了不少人，湘鄂西肅反嚴格來說應該是從1930年底就開始。鄧中夏在湘鄂西隻待了一年，就因為瞿秋白失勢被撤職，後來又死在國民黨的手裏，他殺的人就不太提起了。夏曦後來死在一次蹊蹺的落水事件中，簡直是不可思議。

　　我們回到中央蘇區的肅反。中央蘇區實際包括贛南、閩西、贛東北三塊。在這個區域裏的肅反始於1930年底，就是大名鼎鼎的“AB團”事件。下列文字我在一份研究中共肅反的文章中找到：

　　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衝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紅軍宣傳大綱語），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

　　這裏麵的文字說明，第一，毛澤東清除所謂AB團，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準的。第二，目的就是要實行赤色（紅色）恐怖。

　　蘇區肅反就是要通過紅色恐怖達到洗腦的目的是一項當時中共中央的政策的證明就是1931年12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入駐中央蘇區後（在上海呆不下去不是什麽白色恐怖厲害，而是周為首的中共特務組織殺死以前的同事顧順章一家老小及鄰居十多口人並埋屍房下，後來事發，名聲太臭，在上海無法立足，大家有興趣可在網上輸入顧順章尋找有關情況），雖然為了籠絡人心撤了贛東南主持肅反的李韶九，但不過是降職處分，由軍級將為師級幹部，肅反隻是有擴大化傾向而不是根本錯誤，（這一點鄧小平在後來處理右派問題時也學到了，硬是留了幾個右派沒有平反以示反右正確隻是擴大了）而實際主持閩西肅反的鄧發更是高升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有了殺更多人的權力。而這個鄧發與周關係良好，是周的打手，以至於當毛澤東在陝北剛拿到中央大權時，就派自己的秘書王首道頂替了鄧發做了保衛局長，打發這個閻羅去做了個閑職。在網上有篇文章敘述閩西肅反的殘酷，http://www.zhong5.cn/blog-64290-33061.html，裏麵曆數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的罪惡，說是周解救了閩西很多幹部，但這篇文章沒有說的是，鄧發當時任閩粵贛省委書記，是林的頂頭上司，真正肅反的後台。鄧在周來之後卻得到高升，可憐這林一株卻在1931年9月就被以“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的罪名槍決，而在此之前他在鄧發的指揮下，以“社會民主黨”的罪名處決了上萬人。從這篇文章裏我們還可以看到，用鐵絲擰住喉嚨，不讓參加公審大會的罪犯發出聲音在1930年的閩西就有了，並不是文革的發明。

　　另外一個證據就是湘鄂西蘇區在夏曦主持下的第四次肅反開始於1933年5月、6月間，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結果，殺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3000多人。黨中央派毛澤東去調查，結果毛澤東下令又抓殺了2000多人。看到這條時我也很吃驚。這毛澤東並不像原來所說那樣在周為首的中共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就大權旁落了，而是繼續能以中央大員的身份殺人。另外一個有利的證據就是：

　　“陝北“肅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開的，從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H26軍及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主要領導人60多人幾乎悉數遭到清洗。甚至連張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親也被株連殺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長王兆卿是著名的“無定河畔六烈士”之一，這種革命到底的紅色家庭也沒有躲過“肅反”的屠刀。（朱元石《馬文瑞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肅反”領導人除了在前、後方大搞“肅反”外，還派人主持陝甘邊、關中等根據地的“肅反”，大肆刑訊、殺戮，根據地內人人自危。長達3個月的“肅反”，給中共西北根據地造成深重災難。王華回憶道：“……大家處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中。黨委、政府、軍委機關都癱瘓了，各項工作都處於停頓狀態。”（王華《陝北錯誤肅反回憶》，《延安文史資料》第10輯http://history.book.163.com/10/0120/15/5TFTSTNR009243dV.html

　　主持陝北肅反的正是中共中央派去的戴季英，原來在張國燾手下的肅反幹將。從絕對人數上說，中央蘇區在肅反中死去的人數最多。毛澤東死後的1983年，江西有23萬8千多肅反被殺的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而有資料顯示，在以反ab團、反社會民主黨階段死去的人數大概在10萬左右，當然這還包括福建閩西的死亡人數，換句話說，就是在周為首的中共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依然有超過10萬人死在肅反當中。當然這還是內部人員，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也很慘重，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製的15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製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70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SHgc/2010/04/29/1860.html

　　從現在的資料來看，以往我們在教科書上看到的，“人要過刀，山要過火”的行為，不像是白軍做的，十有八九是紅軍做的。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殺人的借口五花八門，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地主，富農，特務，幾乎都是找出的借口，殺人才是目的。前幾日讀邱會作回憶錄，裏麵提到在長征前，為了保密，鄧發為首的政治保衛局殺死了很多他們認為不可靠的人，甚至像邱會作這樣出身貧農，在紅軍中長大的幹部隻因為“擔心”他會開小差且又掌握機密數據就決定處死，幸運的是在綁赴刑場的路上巧遇周恩來，而且周親自布置過任務給邱，邱也完成的很好，加上邱的頂頭上司在旁求情，周才下令鄧發放人。邱的一些出身不好，比如大學生，或犯過一些小錯誤的同事則沒有這麽好的運氣，經常無聲無息地被消失。

　　那些忠實執行黨的決定的殺人者一旦需要被拋出以平息眾怒或者得罪了上司，其結果也是被殺。林一株的罪名是社會民主黨，之前他殺別人時給別人扣的帽子也是這個，李韶九雖然在毛澤東的庇護下沒有立即處死，但在主力紅軍離開江西後，被留守江西的最高長官陳毅幹掉了。湘鄂西肅反的幹將江奇也是被指為國民黨特務而處死，總之，肅反沒錯，有錯的都是壞人幹的，這和蘇俄的幾任肅反負責人最後都指為間諜而被殺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大規模殺害自己人的行為實在是一種很奇怪的行為，除了蘇俄以及蘇俄支持的團體以外幾乎沒有看到過這種瘋子般的行為。

　　當時在中央蘇區的鄧小平對此慘劇也有過評論。他說：“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誌不敢說話。”，前麵關於陝北肅反的資料也顯示肅反使得蘇區內部人人自危，不知道能否活過明天，結合江西蘇區提出的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的口號，我可以斷定中共中央當時一定是依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列寧的紅色恐怖理論為藍本，對整個控製區域進行了有係統的屠殺，希望用這種恐怖洗白人們的思想，加上強有力的共產主義宣傳，使得共產觀念能深深植入人心，變成一種整齊劃一團隊，戰勝敵人，建立起人間的天堂——共產主義。

　　那為什麽這些中國人要死心塌地的在俄國主人的指揮之下去屠殺自己的同胞和同事呢？仔細看看中共高層的經曆和學曆，大家就會明白，這是一幫才能極其平庸之徒，沒有共產國際的錢、槍炮、思想、組織、及其它技術支持，這些人什麽都不是。我們就從現在已成為某些人心目中的神毛澤東說起吧。

　　1993年毛澤東出生在湖南湘鄉的一個農民家庭，這是中共簡曆上的話，實際上毛澤東的家庭在南方完全是一個小地主的水平，因為從韶山毛澤東的故居和毛澤東本人能先後在六所私塾讀書，然後能進新式小學，中學，還能從1912年起在省城接受六年的中專教育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家的經濟實力不弱，因為中間除了毛澤東在1911年秋至1912春在湖南新軍當過半年兵，拿過軍餉之外，毛澤東靠的都是家裏的接濟。隻是按照馬克思的共產理論，隻有無產階級才是革命的領導力量，這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的出身自然要往低裏寫，其實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還有周恩來，哪個出身貧寒？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和謊言從頭到尾。

　　毛澤東在進入湘鄉東山小學是1910年，毛澤東已有17歲。17歲的小學生，大家沒聽說過吧。毛澤東曾經向史沫特萊透露過，他的算術、英語總是不及格，甚至是零分，但語文很好，文章很得先生的賞識。毛澤東前後經過六家私塾，中國文學的底子應該還是比較紮實的，但17歲的人才剛剛接觸現代數學和英語，成績開始肯定不會很好，11、12歲的同學肯定會嗤笑他，這種現象在他進入中學以後肯定更為突出，（毛澤東如何考進中學不得而知，那時沒有統考，有得話這毛澤東估計夠嗆，毛澤東在小學隻呆了一個學期）因為在中學還有化學、物理課，估計毛澤東在中學的日子更難熬，好在一個學期後辛亥革命爆發，毛澤東一咬牙，索性參加了新軍，這裏麵有多少是熱血青年的衝動，有多少是逃離嗤笑，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這段時間裏，小學、中學、新軍分別是半年，時間就到了1912年春。退役後的毛澤東不想回家，因為他即不願做田，也不想按照他父親的想法當米店學徒，就選了湖南商業學校就讀。

　　從毛澤東交錢就讀書的情況看，這家學校基本和現在中國的私立大學一樣，有錢就能進，但比現在的私立大學負責，上課全部是用英文的，這讓幾乎毫無英文基礎的毛澤東大為頭痛，不得不退出商業學校，轉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讀書，毛澤東的正式簡曆上是1913年春，也就是說，毛澤東在湖南商業學校呆了一年左右，而這一年卻是讓毛澤東倍感煎熬，一方麵他要向老爸渲染商業學校畢業後前程無限，能在國際上做生意賺大錢，這樣他老爸才會支付毛澤東在商業學校的昂貴費用，另外一方麵他又跟不上課程，還要受比他年少同學的輕侮，最後不得不承認失敗，退而轉入不需要費用，但他和他父親都瞧不起的的師範學校。

　　從1910年到1913年的經曆對毛澤東來說是不堪回首的歲月，這段時間的陰影始終籠罩著毛澤東。毛澤東對現代科學，外文的矛盾態度始終貫徹他一生。一方麵他仇視現代科學，認為懂外語，懂現代科學的人都是不可靠的（正好符合共產主義理論仇視知識的前提），以毛澤東睚眥必報的性格，對所有知識分子的淩虐正是對當年所受到的輕侮的痛快報複，在另一方麵他又對現代科學，對洋人有種骨子裏的敬畏，從他對原子彈的狂熱追求，70多歲時還學英文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現代科技，西方還是很推崇的。（當然，如果能讓滿口流利外語的美女在身下婉轉呻吟，這種滿足感一定會讓這位當年因為英文太爛而被人嗤笑的偉人更加偉岸的）。

　　進入了師範學校的毛澤東並不願做教書先生的另一個證據，就是當他在1918年6月師範畢業，8月就來到北京，希望能到法國勤工儉學。有資料顯示，這期間有很多類似毛澤東這樣師範或中學畢業或沒有畢業的有誌但無大才、也無大錢的湖南青年來到了北京，這些人先是參加在河北等地的培訓學校，在那學習法語和一些車床操作技術（估計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法國在戰爭中死去太多男性，極需勞動力，有一批人抓住機會，在做這個生意，猶如現在的移民留學中介，因為中國的知名人物中，除卻後來參加共產國際鬧革命那幫人，我沒有看到過一個是從這批留法勤工儉學中出來的，應該是對學曆沒有要求，隻要能勞動就行），然後陸續出國，譬如毛澤東的好友蔡和森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到了法國。

　　奇怪的是在這個出國熱潮中極為熱心的毛澤東卻沒有像蔡和森這些人一起出去，而是先在北大圖書館打了三個月的工（每月8個大洋，當時北京警察月收入2個大洋），在1919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到上海，在上海送走蔡和森等人後，從上海回到湖南。毛澤東在北大的這幾個月對他的人生是極為重要的幾個月：通過他在湖南師範讀書時老師楊濟昌介紹，進入北大圖書館工作，而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是李大釗，當1919年李大釗受共產國際之托在中國組建共產黨時，毛澤東就成了李大釗在湖南的聯係人之一，就此毛澤東和共產主義接上了頭，就此中國的命運開始了一條本想奔向天堂，結果差點在地獄終結之路。

　　毛澤東沒有和蔡和森一起去法國留學，根據毛澤東本人的說法（當然之後也成了官方的說法）是因為窮。但更蹊蹺的是，毛澤東持著楊昌濟的手書，找到在上海的湘籍名人章士釗，（此前章士釗在北大做教授，和楊昌濟是同事兼老鄉，也是文革紅人章含之的養父，現在名人洪晃的養外祖父。章含之出名是因為在文革時教毛澤東英文，1972年和洪姓丈夫離婚，1973年和外交部長喬冠華結婚。章含之的生母可不是俗人，百度百科上是這樣介紹：生母名為談雪卿，上海灘上有名的交際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鋼筆專賣櫃台上的售貨員，人稱康克令西施。生父為軍閥陳調元之子陳度。章含之1963年擔任毛澤東的英文老師，1971年毛澤東欽點調入外交部，很快官居副司長，毛澤東去世後失勢，以毛澤東的語言能力，年輕時候對英文都一籌莫展，到了70歲時能學進去？看了章含之的照片，很是漂亮，不愧是康克令西施之後，洪晃明顯沒有繼承到她母親的優點），以幫助湘籍青年留法的名義從章士釗處借到大洋2萬塊。按照當時北京警察月收入2個大洋來計算，這筆款項的購買力可以達到現在3千萬元人民幣。

圖44　章含之年輕時的清新模樣

手握巨款的毛澤東很快回到長沙，按照毛澤東後來的說法，這筆款項一部分用於資助湘籍青年留學，一部分於革命組織活動。但查遍文獻，沒有找到任何接到毛澤東的資助的報道，毛澤東本人回到長沙之後，用這筆錢開了家書店，不僅再也沒有聽到毛澤東借錢的故事了，他的大弟澤民也被毛澤東召喚到長沙經營書店了，家人都要靠他養了。到了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十幾年後，毛澤東忽然向章士釗還起了借款，這表明毛澤東是完全承認這筆款項是私自用掉了。

　　不管毛澤東不去留法的原因如何，至少我們知道毛澤東從1919年中就開始在長沙辦書店，搞留法中介，這時和什麽共產主義沒有丁點關係，直到1919年底毛澤東重又到北京見到李大釗，最初也是談做留俄中介的事，直到1920年8月才有俄羅斯研究會，年底才有什麽共產主義小組之事，這些組織宣傳活動又都是由共產國際買單。

　　經濟好轉，毛澤東的風流韻事也從此開始。先是和新時代美女陶斯詠同居，接著在1920年末和恩師楊昌濟之女楊開慧結婚。1921年7月參加完中共一大以後，拿著共產國際發的每人50塊大洋的路費，毛澤東還跑到南京看望在那學習的老戀人陶斯詠，回來還寫了首詞紀念，結果給楊開慧發現後大鬧一番。這些都是正史，野史上還傳，1920年毛澤東還和一位姚姓女子有染，1921年育有一子，此女之父為山西來長沙經商人士，遂將幼兒送回山西交親戚撫養，長大後參加共產黨，後南下湖南，文革後期接掌中國最高權力，此人就是華國鋒。這屬未經證實消息。不過，這段時間毛澤東活得比讀書時滋潤百倍是鐵定的事實，隻是這第一桶金來路也很是不明。

　　從1921年到1925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內部並不是非常突出，雖然出席了中共的一大，但實際上是作為何叔衡的隨員參加的，並不是正式代表（因為透露了這一點，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在文革當中被打死）。毛澤東的真正發跡要感謝共產國際極力撮合的國共合作。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名不見經傳的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個中原因不得而知，我猜想是否與李大釗的幹涉有關。李是共產國際和國民黨之間的聯係人，毛澤東本人和李熟識，李推薦毛澤東的可能性較大，具體情況還需要材料。

　　到1927年的秋收暴動，毛澤東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特派員，這就是著名的毛澤東委員的來曆。暴動失敗，帶著不到一千人的隊伍，不得已跑到了土匪盤踞的井岡山，以幾十條槍收買了山上的土匪王佐、袁文才（當時毛澤東的部隊官多兵少，做了順水人情，王袁兩人貪了小便宜，結果後來丟了性命，當然這是後話。）當朱德率南昌暴動及湘南暴動的剩餘一萬多人馬到達井岡山會合時，加上後來平江暴動失敗後的彭德懷也率隊上山，小小的井岡山肯定無法養活這許多人馬。這時作為紅四軍黨代表的毛澤東率隊向東南，向大山環抱的贛南、閩西進發，占據了更多的地盤。這時是1929年的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呆了一年左右。在贛南、閩西活動一年左右後，毛澤東的部隊發展到4萬人左右。

　　這期間，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1928年底完成北伐，名義上統一全國，1929年5月桂係軍閥就開始叛亂，到1930年還沒完全打敗桂係，1930年中閻錫山和馮玉祥又起兵反蔣，這次被稱為中原大戰的戰爭直到1930年11月才結束，期間有賴於張學良的東北軍對蔣介石的支持。硝煙未散，1931年9月日本人侵占東北，兩廣又聯合反蔣，為避免內戰，1931年12月蔣宣布下野，國民黨幾乎四分五裂，直到1932年2月蔣重新上台。蔣知終究與日會有一戰，但盡力拖延時間，以發展經濟，整頓軍備，消除內患。按照中共黨史，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圍剿有五次，而五次反圍剿時間分別是：

　　第一次反圍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第二次反圍剿1931年4月-5月，第三次反圍剿1931年7月-9月，第四次反圍剿1933年2月-3月，第五次反圍剿1933年9月-1934年10月。

　　也就是說，在1931年之前，對紅軍的圍剿主要由各地軍閥進行，蔣介石的軍隊基本沒有參與。1930年底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才抽調兵力進攻紅軍。1931年9月日本發動918事變，侵占東北，加上兩廣之亂，使得蔣中斷對紅軍的圍剿，直到近兩年以後才有可能繼續進攻紅軍。實際上可以把蔣介石的圍剿看成兩次，第一次被打斷，第兩次成功。縱觀中共曆史，我不得不說，除了蘇俄之外，日本人絕對是中共的救星，總是在危急當中挽救中共，也難怪毛澤東在70年代要當著日本的麵首先感謝日本人。

　　當時毛澤東及其它中共占據的地盤都是山區，交通極端不便。在1991年我從南昌乘班車去瑞金，300多公裏的路，從早上8點走到晚上8點，在30年代連這樣的公路都沒有。而那時各個縣政府人員很少，就那麽十幾個人，數千紅軍湧來如何能抵禦。而且不要認為紅軍的武器裝備很爛，紅軍武器和國民黨前期一樣來自蘇俄，比地方軍閥的武器好多了。這裏有幾個例子可以證明。

　　大家一定還記得毛澤東的那句詞“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消遁”，講的是，江西地方軍閥趁著紅軍主力西進，偷襲井岡山，後來聽得一聲炮響，以為紅軍主力回來了，倉皇逃跑。這官方的說法證明當時江西的地方軍閥武裝不是紅軍的對手。另外，我看過一些紅四方麵軍的回憶錄，回憶錄中說，他們和川軍作戰中繳獲的武器太爛，基本不能用。所以那些認為紅軍靠著梭鏢大刀打敗敵人，純粹是宣傳的神話。在輕武器方麵紅軍和國民黨軍沒有太大差別，重武器國民黨軍隊也沒多少，有了也運送不進來，在1933年後，國民黨邊圍剿，邊修公路，情況才好轉，當公路修好，紅軍就開始跑路了，這就是著名的長征。

　　中共的曆史書上把毛澤東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吹得神乎其神，毛澤東幾乎成了戰神，有了毛澤東就有勝利。其實仔細看這三次作戰，可以看出紅軍的勝利，都是攻擊對手正在行進中的隊伍，對手毫無準備，紅軍可以從敵人的兩個行軍縱隊之間20公裏的間隙，有一次甚至是10公裏的間隙之間反方向行軍，紅軍對敵人的行動了若指掌。結合佐爾格等共產國際的諜報活動，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麽。當時國民黨軍隊所有的通訊機器都是由德國提供的，而共產國際的著名間諜佐爾格，在中國通過和德國工程師和德國軍事顧問的關係，搞到了國民黨軍隊所有的通訊密碼。所以紅軍能在國民黨軍隊之間自由穿梭，所謂長征中四渡赤水之類的事，應該也是完全知道國民黨的軍事部署才能做到的事。反之，我們從來沒聽過國民黨伏擊紅軍的故事。長征途中的湘江之戰，也是蔣介石判斷出了紅軍意圖，而不是情報之功（有興趣研究者可在百度上輸入佐爾格搜索）。

　　實際上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也是襲擊行軍中的對手獲勝的，蔣見狀調整策略，采取穩紮穩打，反客為主的方法，修好公路，構築碉堡，運來重武器，使得紅軍無法偷襲，到了1934年的10月，紅軍就不得不離開江西西行了。

　　記得文革期間有一《紅軍組歌》，說的是長征初期連續突破三道封鎖線，神勇異常。後來我才知道，這三道封鎖線一槍沒放，周早和與蔣介石有隙的廣東軍閥陳濟棠打好了招呼，陳放紅軍過境，以減少自己的損失，隻有到了湘江，被桂係軍隊堵著一通打，8萬多人的紅軍隻剩不到三萬了。記住，這湘江之戰不是在湖南，而是在廣西。過了湘江之後，除了在遵義附近和貴州軍閥打了一仗以外，基本這長征就是走路了。就是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重新獲得紅軍指揮權以後，因為瞎指揮，林彪甚至聯合其他前線指揮官要求毛澤東讓位給彭德懷，這件事後來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成了彭德懷的一條罪狀。當事人林彪倒是好漢做事好漢當，沒有把責任推到彭德懷。

　　說這麽多，不過是告訴大家，這用兵如神的毛澤東，也是宣傳的結果，和雷鋒做好事不留名，但寫在日記裏給人看一樣。

　　在四渡赤水以後，基本就沒什麽戰事，主要在川西中共區行進，直到和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會合。此時的中央紅軍隻剩了不到三萬人的隊伍，其中還有很多非戰鬥人員，長途行軍之後衣衫襤褸，狼狽不堪，而張的四方麵軍卻擁兵8萬，兵強馬壯。這時的毛澤東才遇到了他真正的對手，我要給大家介紹的權術才真正用上了地方。

　　在當時中共黨內高層裏，沒有留蘇留歐經曆的，也就是沒有共產國際人脈關係的隻有張和毛澤東二人，更為相似的是，兩人都是實幹家，毛澤東搞農運，張搞工運，都有社會經驗，更為重要的是兩人都帶過兵，打過仗，手下都有一幫戰將擁護，毛澤東戰勝張之後，才真正開始掌控中共。

　　會合之初，為安撫張，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給張，同時張被選為黨的副主席，如果此時張處理好當時把持中央的幾個留蘇派的關係，憑著張的實力，毛澤東應該不是他的對手。

　　誰當時把持中央呢，黨史上不是說，在遵義會議以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就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嗎？其實當時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是洛甫，中文名張聞天，他的這位置，又是博古，中文名秦邦憲讓予他的，而秦的位置又是王明，本名陳紹禹指定的。在1935年時，張聞天35歲，秦邦憲未滿28歲，這王明不過31歲。這王明在1931年1月任中共最高負責人時，還未滿27歲，同年9月，王明在赴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時，指定博古任總負責人，此時博古不過24歲。

　　這王明少年得誌，並不是有什麽特殊功勳，而是因為他是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的得意門生。出生於1904年的王明，百度百科上是這樣介紹的：

　　自幼聰穎，5歲啟蒙識字，6歲入塾就讀，七、八年時間打下深厚的舊學基礎。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簡稱三農），受到進步師生的思想熏陶，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夏，在家鄉金家寨聯絡在外地學習回鄉度假的學生，成立“豫皖青年學會”。同年秋，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

　　1925年11月，王明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深得當時的副校長米夫喜愛。這米夫生於1901年，比王明也就大三歲，是斯大林的親信，在1927年斯大林清洗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長後，年輕的米夫出任校長，米夫升任校長，並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莫斯科留蘇人員中搞了一個自己的團體，號稱“28個半布爾什維克”，其中張聞天、秦邦憲、夏曦都在其中（注意，這個夏曦是毛澤東在長沙師範的同學，兩人相熟）。米夫1931年赴中國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時，王明等這些天子門生，一躍成為了中共的最高負責人，甚至走了以後還指定秦邦憲為代替，實際操控者仍然是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當然最後的操縱者是共產國際，是斯大林。

　　這幾個人，再加上周恩來，構成了當時中共的核心領導層。毛澤東和這幾位關係實際不是太壞，不然毛澤東的中華蘇維埃主席如何能一直坐得住，而且還被帶著一起長征。當時不討中共這幾巨頭喜歡的人，都留在了江西讓他們自生自滅了，或者說假國民黨之手消滅，比如說瞿秋白，比如說毛澤東的好朋友，建黨元老何叔衡等等。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是少數能夠帶著妻子上路的中央要員（毛澤東當時的妻子賀子珍在長征途中還生了一個小孩，在《賀子珍和她的子女們》這本書裏都有記載。毛澤東和賀子珍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提醒一下是，賀和毛澤東大概是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住到一起去的，楊開慧死於1930年11月，而在1930年7月和8月時，先是彭德懷的紅三軍攻克長沙，再接著毛澤東親率紅一方麵軍進攻長沙。當時楊開慧就住在長沙市郊。當紅軍撤走後，國民黨回來後馬上就找到了楊開慧，並在同年11月處死了楊，作為紅軍殺人的報複。楊和毛澤東生有三子，有兩子成年，賀子珍和毛澤東生育過十胎，隻有一女成年）。

　　當然，周、張、秦等人帶上毛澤東長征，也有安撫一、三軍團的意思，沒有這些基本隊伍，中央紅軍也玩不轉，所以毛澤東的麵子還是要給的。據說當時林彪專門給毛澤東派了一個班負責抬擔架，以保證毛澤東能跟上隊伍。

　　在路上，毛澤東和同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王明的親信王稼祥走得比較近，因為王受傷躺在擔架上，同樣躺在擔架上的毛澤東（毛澤東有什麽毛病不知道，肯定沒受傷，賀子珍長征途中還能生孩子，毛的身體應該也不太壞）經常和王嘮家常，獲得了王的信任，通過王說了很多話，使得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能進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決策。這三人是：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黨的軍事負責人周恩來，另一個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本來是協助張、周做最後軍事決定的，因為張對軍事一竅不通，甩手不管，周習慣妥協，不善於做決定，結果毛澤東掌握了實際軍事指揮權，加上實際部隊隻剩毛澤東的起家部隊一、三軍團（五軍團還在，但實力很弱，其它新組建軍團都被打垮了）但黨內沒有最高負責人的名分。

　　在這種背景下，紅一、四方麵軍會合後，張國燾仗著自己的實力，對屢戰屢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實在瞧不起，覬覦黨的最高位置。

　　張國燾生於1897年，比周恩來隻大一歲，江西萍鄉人，1916年19歲就從南昌名校心遠中學（現在的南昌二中，用數字來代替一個壓製的校名，可見低俗化絕對不是市場化的產物）考入北京大學，對比毛澤東17歲還在小學混，張國燾絕對是個才子了。張國燾進了大學以後，估計迷戀上了除了讀書以外的一切東西（一手材料，我同學外公的講述，張經常向他借錢，參加共產黨以後才還），要是那時有電子遊戲，估計張國燾一定會是電玩高手的。很可惜，那時沒有網遊，不然可以少一個殺人魔王。讀書不行，折騰還是有精力的。在李大釗的帶領下，張成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甚至成為了中共一大的實際召集人，會後也被選為三人核心的成員。

　　張國燾沒有在蘇俄留過學，不屬於王明的28個半小集團的人，學曆高，資格老，加上帶著紅四方麵軍連打勝仗，對帶著殘兵敗將跑到自己地盤裏的中共中央就有了些輕侮之意，不僅對毛澤東不遜，對那些留洋派更是粗聲大氣。以至於張聞天甚至要把總負責人這個頭銜讓予他，隻是被毛澤東攔住。

　　毛澤東可沒有什麽讓賢的概念。借著那些沒有社會經驗的書呆子（其實都是些速成班出來的中專生而已）被嚇著的時刻，提出改選軍委。結果，毛澤東被選為主席，朱德、周恩來和張國燾任副主席。從此一直到死，毛澤東就沒有從這個位置上下來過。為安慰張，周讓出紅軍總政委的頭銜給張。

　　張對此當然不是很滿意，進而對繼續北上提出異議。這個北上戰略是誰，在什麽時候提出的，我查遍資料，不得而知。因為中共離開江西時，目的是到湘鄂邊區與賀龍會合，被看破，堵截後，不得不轉向更西的四川張區。據說這時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電台被破壞，中共無法與共產國際聯係。

　　失去領導的指揮，一幫人坐在了廖無人煙的張區很是茫然。我看過一篇回憶錄，說這時毛和那些留蘇大員們的意見是往北到內蒙去，背靠大樹好乘涼，打不贏就退入外蒙，生命無憂。張不願為人做嫁衣，又知道四川軍閥戰鬥力弱，主張南下打四川，企圖在四川占據更多的地盤，這樣自己有更多的發言權。張聞天和毛澤東如何能同意南下，執意向北。中央投票，張國燾如何是對手，決議自然是向北，這就是所謂兩河口會議的主要內容。至於什麽北上抗日之說全是以後找出來的理由。毛澤東自己都說過，到陝北找到劉誌丹還是在六盤山附近的哈達鋪，看到一張舊報紙上登有陝北紅軍活動的消息，才決定到那去的，可見之前到哪落腳都沒打算，壓根就沒想過找日本人幹架去。日本人呆在東北可是已經有些年頭了，毛澤東這幫人，向南、向西、向北都走過，就是不向東北。當然1945年，終於中共大舉湧進東北，可那時日本人已經投降了。

　　1935年8月中，全部的紅軍編為左右兩路分別向北邊進發。到9月初，毛澤東及其中共中央帶著林彪的紅一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忽然深夜開拔，甩掉隨行的紅四方麵軍部隊單獨向甘肅邊界進發，穿過甘肅，並翻越六盤山進入陝北，與陝北紅軍會合，結束了他們的長征。

　　這裏所說的陝北紅軍，實際包括真正的陝北紅軍，即劉誌丹領導的紅26、27軍，還有從鄂豫皖轉過來的，原來紅四方麵軍的部隊紅25軍，這些部隊組成紅15軍團。在毛澤東到達陝北之前，中共中央代表戴季英就是依靠25軍，對劉誌丹等人進行肅反的。這樣就有一個疑問，既然中共中央可以派人到陝北肅反，紅25軍也能從湖北趕到陝北，而這些都是在毛澤東到達陝北前發生的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大員怎麽會不知道陝北紅軍？為什麽要隱瞞真相，這裏麵有太多的問題，中共黨史還是有太多的疑雲。這已不是我文章的主題，留給讀者們思考吧。毛澤東曾經回憶，說與張國燾會合到獨自北上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候。我想這絕對是實情。從1936年6月中，兩軍會合，到8月分為左右兩路北上，最後在9月初，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在彭、林部隊的護衛下，甩下其它部隊向北狂奔這段時間裏，張國燾隨時可以吃掉紅一方麵軍。因為，以彭林部隊改編成的陝甘支隊，不過8000餘人，加上打殘的紅五軍團，可戰鬥人員最多在一萬人左右。而張國燾手下的部隊有8萬多人，收拾毛澤東的部隊，易如反掌。以毛澤東這種從來算計別人的人的心理來想象，簡直會每天都生活在恐懼當中。

　　中共黨史上的說法是，張國燾企圖武力解決中共中央，結果發給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被葉劍英先發現，告訴毛澤東以後，毛澤東才決定單獨行動的。但事實上這封電報除葉劍英以外沒人看過，換個角度講，如果張真的發了這封電報，張又如何在1936年到1938年還在中共黨內高層廝混，徐向前接到這樣一份謀害中共的電報不報告，不是同謀又是什麽？如何以後還能當元帥？可見這封電報是後來毛澤東為了搞臭張國燾而捏造出來的。

　　張國燾有沒有武力解決中共中央的企圖呢？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不用問的，而應該問為什麽他不這樣做呢？首先，張知道，如果他收拾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再想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就不可能了。當時中共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任何重大問題、組織變動都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沒有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地處偏僻的川西如何能生存，最終還是會被吃掉。

　　第二，張作為北大學生出身，理想色彩還是要濃過毛澤東，厚黑學功底畢竟不如在底層滾打出來的毛澤東。

　　但這樣說不是說張是個好人，隻是相比毛澤東，張國燾還些許有些底線，但這個底線最後卻讓他不得不逃離延安，逃離他創立的組織，最後流亡海外，客死他鄉（加拿大多倫多）。

　　張的天真，還可從他帶隊南下，另行成立中央以後，發給地處陝北的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在這封電報裏，張說：以後你們就不要自稱中央了，我這裏已是中央，你們可以改稱西北局了。

　　這時的張國燾躊躇滿誌，帶領著8萬精兵一直攻打到離成都不足100公裏的地方，但最後在百丈關一戰，不敵20萬川軍的圍攻，铩羽而歸。此時已到1936年初了。此時在陝北，一個神秘之人穿過蒙古大漠，來到了正在陝北一帶為糧餉一籌莫展的中共當中，此人也成為了毛澤東戰勝張國燾的決定性籌碼。

　　這個神秘之人本名林育英，是林彪（林彪本名林育容）的族兄，1924年留蘇，1926年回國搞工運。1933年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在1935年底奉共產國際的委派，帶著在共產國際受訓過的譯電員趙玉珍，騎著駱駝，從外蒙出發，經過內蒙，在陝西定邊進入當時中共控製區域。此時的林育英化名張浩，本是奉派送密電碼，並傳達一係列口信。出發時，共產國際當局並不知道張聞天、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真偽中央之間的爭吵，林育英自然也沒有下判斷的權力。但官史中回避的是，這林育英和王明的關係不壞，和張聞天更是熟識，加上又是林彪的族兄，自然地站到了張聞天、毛澤東一邊了。毛澤東假借林之口，告訴張國燾，共產國際不承認張成立的中央，要張國燾自降為中共西南局，然後帶隊與紅二方麵軍會師後一起北上陝北。

　　張國燾一是打了敗仗，8萬人變成了4萬人，在川西也站不住腳了。二來現在共產國際發話了，張國燾知道大事已去，也就乖乖地帶著人馬往陝北走了。殊不知這林育英卻是假傳聖旨。那時節，誰控製著與共產國際的聯係通道，誰就能在中共稱王，可見這莫斯科老子黨的威風，也可憐兒子黨的可憐。

　　這次紅二、四方麵軍走的道還是上次走的路，經過阿壩大草原向北到甘肅。所以有些人是走了幾遍草地的。

　　2005年我開車經過那片大草原，很漂亮，我的博客裏“生與死”係列遊記講的，就是那裏的事，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可以走的路有的是，也有牧民，陷進沼澤裏的事肯定是胡說，隻是數萬人馬三番五次地經過，那裏人口不多，前麵搶完了，後麵哪還有吃的，糧食肯定是問題，後期給養不足肯定是會存在的，是不是吃皮帶、皮鞋就不知道了，以我的經驗，和中共吹牛的傳統，估計水分很多。到1936年的10月，紅四方麵軍和紅二方麵軍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麵軍會合，這是官史上認可的長征結束日。但這隻是毛澤東權術施展的開始日。

圖45　若爾蓋大草原

這時的全部紅軍一共隻有5萬多人，張國燾的四方麵軍一家就有3萬多，毛澤東還是很忌諱的，對張國燾也是很客氣的，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事閉口不說。

　　會師後不久，借口陝北貧瘠，無法養活數萬大軍，必須打通國際通道，從新疆獲得蘇聯給予的槍炮、給養，因此發起寧夏戰役，而承擔本次戰鬥任務的正是紅四方麵軍。紅四方麵軍未曾休整，就由甘肅會寧一帶向西北，從甘肅的景泰附近渡黃河直插河西走廊。按照官方的說法是，當渡過三個軍，2萬2千多人馬時，敵軍趕到，紅軍總部及其它部隊停止渡河，轉向陝北，過河的紅四方麵軍的5、9、30三個軍，共2萬多人馬成為一支孤軍。這5軍，實際就是原紅一方麵軍的五軍團，但這是支投降的部隊，是從原國民黨第26路軍在江西寧都投降到中共，再早本是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原大戰中投降蔣介石，被派到江西。在江西參加中共時全軍1萬7千餘人，被編為三個軍，到1934年長征出發前，從軍團長到軍長，隻剩下一個董振堂沒被殺，其餘統統被處死，理由就是不可靠。在長征中當跟隨中央紅軍時，一直作後衛，人員傷亡很大，基本打殘。當毛澤東帶隊脫離張國燾時，這倒黴孩子又被甩在了紅四方麵軍，這次又隨大隊到了河西，這時的五軍隻剩2千多人了。

　　過河的部隊被中央軍委稱為西路軍，任務是打通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讓蘇俄的軍援進入陝北。當時主持新疆的盛世才和蘇俄關係良好。初期打了一些勝仗，但隨著當地馬家軍兵力逐漸聚集，戰事漸漸不利，但西路軍畢竟都是些能征慣戰的部隊，一路向西倒也殺出了一條血路。這馬家軍也隻是要保地盤，看出紅軍是想去新疆，也就不是那麽拚命了。

　　眼見得西路軍快要殺出一條生路，延安的中共軍委忽然發來指令，要西路軍往東回打，西路軍的一把手陳昌浩不敢違令（陳已知支持張國燾另立中央已犯了錯誤，現在如何還敢違抗命令），重又指揮部隊往回打。馬家軍一看紅軍又回來了和自己搶地盤，自然往死打。高台一戰，董振堂的5軍徹底被滅，腦袋也被割下示眾（看了這支隊伍的軌跡，不禁要感歎，降將要有條好出路，難！）。接著西路軍大部隊也被打散，基本被殲，隨後隻有400來人跑進祁連山，翻越人跡罕至的冰大板，九死一生到達了新疆。

　　西路軍的失敗，主要就是行動緩慢，忽東忽西，完全不像一支有經驗的軍隊。中共的黨史裏，把西路軍的失敗歸於張國燾的瞎指揮，這完全是不符合事實的。陳昌浩完全是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行事的，此時的毛澤東是軍委主席，打敗仗的責任卻要算在靠邊站的張國燾身上，黨史專家們還有煞有介事的論證，有些搞笑。

　　張國燾的人馬隻剩了一萬多了，已不占多數了。這時對張的清算才真正開始，紅四方麵軍的高級軍官都開始集中學習。曾經有回憶錄說四方麵軍中的將領許世友忍受不了，曾經想帶隊逃脫，後被告發，被抓後毛澤東親自赦免，從此這些四方麵軍的軍官們才馴服。而不馴服的高級軍官，例如何畏被驅逐出紅軍，黃超、李特在烏魯木齊（當時稱迪化），被從蘇俄回國的王明順便槍斃了。在毛澤東和留蘇派的聯手之下，張國燾的勢力土崩瓦解，張國燾本人一看不妙，在1938年趕緊逃到了武漢，請求蔣介石的庇護，最後一家人團聚加拿大，也算善終。

　　毛澤東在第一次的黨內最高權力的惡鬥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這次鬥爭中，毛澤東展現出的，利用人們的貪欲、恐懼，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分化瓦解反對派的技術，隻是初試牛刀，下一個對手，就是那些幫助他戰勝張國燾的那些留蘇國際派，這場鬥爭一直持續到1945年。

　　就在毛澤東和張國燾為黨內領導權生死惡鬥之時，發生了一件對中共，當然也是中國影響深遠的事件，即1936年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大家讀到的曆史是這樣說的，事變起因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一心想抗日的中共感召下，把不想抗日隻想剿共的蔣介石抓起來了，然後請中共的周恩來一起談判，逼迫蔣介石抗日，從此抗日聯合陣線才有可能形成。後來張學良幼稚，輕信蔣的蠱惑，隨蔣到南京，終身被禁，楊虎城最終在1949年被蔣殺害。

　　照例，大家又被騙了。因為西安事變從頭就是中共策劃的，可以說沒有中共，就沒有什麽西安事變。事件的另兩個主角，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屬東北軍和西北軍。張的東北軍在1928年底易幟承認南京國民政府，而且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站在南京政府一邊，對蔣介石打敗馮玉祥、閻錫山起了重大的作用。1931年918事變日本侵入東北後，東北軍失去自己的地盤，退入關內，所有給養要靠南京政府供給。當陝北的紅軍多起來以後，蔣就把這支他並不是十分信任的部隊派來圍剿紅軍。而東北軍的合作夥伴是楊虎城的17路軍，這隻軍隊是當年馮玉祥的西北軍的一部分，中原大戰後被南京政府收編，回到西北對付紅軍。

　　兩支軍隊都不願自己的軍隊在戰鬥中被削弱（看了一下陝北時期紅軍對東北軍作戰回憶，基本是在江西蘇區作戰的翻版，都是在趁東北軍在行軍或休息當中偷襲，估計東北軍之間的通訊早已被共產國際諜報係統探明，現在中共和共產國際又能聯係上了），就與紅軍達成了默契。馮玉祥的西北軍本來就和蘇俄有聯係，周恩來利用張、楊兩人對蔣介石的不滿，鼓動他們抓起蔣介石，中共方麵可以讓蘇俄支持，這樣三家在西北建立西北聯盟與蔣介石抗衡。張楊在可以得到蘇俄的支持的預判下，在1936年的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把前來督戰的蔣介石及其隨從抓了起來，希望通過中共，得到蘇俄的援助，建立自己的西北獨立王國。

　　當西安事變消息傳到中共時，中共內部一片歡騰，甚至準備在公審蔣以後槍斃他。不曾想，莫斯科卻傳來另外的旨意，讓中共要盡力促進和談，確保蔣的安全。原來此時的斯大林認為除了蔣之外，中國沒有人能統一中國，進而抗衡日本。如果日本短期吞並中國，實力大增，就會對蘇俄造成極大威脅。

　　老子發話，還需老子接濟的兒子如何說不？周隻好轉身勸說張楊放蔣。張楊深知被賣，沒有蘇俄的支持，憑自己的實力，西北脆弱的經濟如何能抵擋南京政府的部隊。張隻好親自向蔣賠罪，並陪同蔣回到南京。蔣念張學良年輕無知，而且在中原大戰中幫過自己的大忙，所以對張隻是監禁。這也是為什麽張學良在80年代兩岸開放後，一直拒絕回大陸的原因，因為他知道中共是怎麽回事。他的弟弟張學思後來參加中共，官居中共海軍參謀長，最後在文革中也被打死。楊虎城下野出洋考察，抗戰全麵爆發後回國，被囚禁，1949年在重慶被蔣下令處死。

　　中共出賣了自己的兩個盟友，成為西安事變中的最大獲益者，蔣答應不再剿共。在百度百科裏可以查到如下：

　　“（周恩來去西安時）帶斯大林的話給蔣中正，如果蔣同意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並抗日，可以放蔣經國回國。抗戰初期，蘇聯亦是少數願意援助中國的國家，曾派出誌願空軍到中國助戰。”

　　上麵這段話透露出，蘇俄實際是以蔣經國的性命和援華抗戰為交互條件，使得蔣介石同意國共第二次合作。在1937年8月，陝北的紅軍被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有三師六旅，每師定員15000人，後改稱第18集團軍，但一直習慣稱為八路軍。1937年10月在長江以南的紅軍被改編成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兩個軍加起來滿打滿算不超過5萬人，這是中共在抗戰前的全部實力。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正是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分抗戰，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的方針，要求中共所屬的部隊，以占地盤為主，以抗日為輔，全力發展自己的實力。有關洛川會議的實情，網上，甚至《毛澤東選集》裏都能找到很多證據，這裏就不多說了，畢竟我不是在寫抗戰史。對此有懷疑的人我可以提出幾點供思考：

　　抗戰前中共的實力是5萬人，戰後是150萬人。八路軍能拿出手的隻有平型關和百團大戰，按照日本戰後整理出的史料，在這兩次戰鬥或戰役中，日軍死亡人數分別是300多人，和160餘人。對照日本和國民黨政府軍隊的作戰陣亡人數，雙方統計數字沒有大的出路，說明日方戰後的資料統計是沒有什麽水分的，我隻能得出一個結論，中共完全按照一分抗日，十份宣傳的原則來的。就是這樣，毛澤東還是不滿意，林彪後來也說，平型關戰鬥是他擅自做主打的，而且損失很大，毛澤東很不滿意。百團大戰是彭德懷組織的，也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之後在1943年到1945年，在延安整風中，彭被批了整整兩年，所以有了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對毛澤東說：“打個百團大戰你罵了我兩年，這裏我就不能罵你二十天”（原話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意不錯，可以參考李銳等人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錄）。

　　至於新四軍在抗戰中的戰績，我隻能回想起黃橋決戰之類的東西，但老天爺，那被新四軍打敗的敵人，正是在台兒莊與日本人血戰過的韓德勤，時任國民政府的江蘇省主席、保安司令。至於什麽地雷戰，地道戰都是隻存在中共宣傳書中的東西，在實戰中沒有任何運用。我讀過一篇回憶錄，說是河北某地挖了很多地道，日本人來了後，八路軍的士兵、軍官都鑽到地道中，和百姓們混在一起，結果日軍挖開口子，灌進毒氣，地道裏的人或死或俘。太行山區的地雷戰，沒炸到日本人，倒是炸死了不少牛羊。

　　按照南京國民政府的統計，擊斃日軍48萬3708人，而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與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及蘇軍在東北消滅的日軍。）兩者相差不大。按照《PLA全史》記載：中共軍隊作戰125165次，斃傷日軍52萬0463人。這裏麵誰在吹牛大家想吧。

　　我看到林彪和彭德懷沒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發動戰役覺得很是驚奇，因為按照中共的傳統，這是基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看了好些資料，漸漸地明白了個中原委，也明白了毛澤東要發動延安整風的原委。

　　1937年中國抗戰剛起之時，蘇俄希望通過中國的抗日盡力拖住日本人，使得日本人無暇西顧，有利於蘇俄在外蒙、新疆的經營，所以一份麵給予國民政府軍事支援，一方麵命令中共軍隊盡力配合國民政府作戰。在所有中共高層人員中，包括軍事將領，基本都不反對這項命令，因為這和民族主義情緒正好相符。前麵我已說過毛澤東對抗日的態度，就不再重複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林彪的平型關戰役在未得毛澤東的首肯的情況下打響，彭指揮的百團大戰也基本是這個情況。根本原因是毛澤東沒有絕對的領導權，甚至隨著王明1937年底的回國，並在武漢成立長江局，形成了事實上的中共南北兩個中央。在這個長江局裏，周恩來鼎力支持王明，項英領導的新四軍完全聽命於長江局，甚至北方的八路軍將領也直接向長江局匯報，一時間毛澤東的權威受到了極大威脅。

　　毛澤東其實真的要感謝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把王明的恩師、後台，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殺掉了。

　　1937年8月，從莫斯科回到陝北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口頭轉述了據說是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大致說，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領袖。毛澤東得到這個口信後在9月立刻召開會議，這就是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王明也被從武漢召回。在這次會上，長江局被撤銷，成立低一級的南方局由周恩來負責。可憐的王明被安排去做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婦聯主任，從呼風喚雨的中共領袖，到和婦女們談論節育保育的床上問題，這毛澤東羞辱人的本領真是一等一的。

　　王稼祥帶來的季米特洛夫推薦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之事在中共曆史上是一懸案，疑竇重重。照例說，如果共產國際真有正式決定，為何不通過電報直接向中共宣告？有人（比如高華教授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分析，有可能季米特洛夫為了在斯大林麵前洗涮自己，和被清洗的米夫劃清界線，所以要對米夫的門生王明下狠手，對王稼祥說了讓毛澤東當領袖的話。但我個人對此表示懷疑，這事不合理處太多。

　　但不管怎麽說，現在毛澤東在戰勝了張國燾之後，靠著王稼祥的幫助又打倒了一個重要對手，初步樹立了他全黨領袖的地位。之所以說初步，是因為南方局的周恩來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基本獨立於毛澤東的管轄，所以彭德懷還能在1940年違背毛澤東的意願打響百團大戰。為了不樹敵太多，張聞天等名義上還保留在中央。但毛澤東的政治羽翼逐漸豐滿，毛澤東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徹底登上神位。

　　這個為毛澤東登上神位立下汗馬功勞的王稼祥的下場卻是不妙，在1943年延安整風中連同張聞天等留蘇派被連根拔起，多次檢討後才被允許過關，以後一直坐冷板凳，文革中徹底被整死。當然，幫助過毛澤東的人基本都是這個下場，在以後的故事中大家可以看到。

　　在和留蘇派作鬥爭中，毛澤東依靠的黨內政治力量，就是同時在會議上被任命為與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同樣級別的中原局負責人劉少奇以及他的手下彭真、安子文等。

　　現在大名鼎鼎的劉在被任命為中原局負責人之前，在黨內並沒有很深的背景和資曆。他的簡曆上是這樣寫的：1898年11月24日生於湖南省寧鄉縣。少年時期上過私塾，1919年中學畢業。1921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共。1922年從莫斯科回國，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

　　老實說，看多了這幫共產領袖們的簡曆，很懷疑劉中學畢業的說法。因為如果真是中學畢業，應該會注明哪所中學，而不是這樣籠統的。有次在機場書店看到了本劉的傳紀，翻了翻，果不其然。這個黨內偉大的理論家最長的一次學校停留時間是三年，而且是在家鄉的縣立小學。小學畢業後混過兩家中學，都沒超過一個學期，家裏和毛澤東一樣，小康，但沒大錢，無法花錢送劉出去留洋讀書。自己先是想留法勤工儉學，已經在河北學了幾天技工，忽然一天有一老師告訴他，有機會不花錢到蘇俄留學，他就去了，此時劉已是23歲的人了。

　　我一直沒有查到劉為何在蘇俄呆那麽短的原因，1921年去，1922年就回國，最多一年時間，隻能算一培訓班了，估計劉的俄語不怎麽樣，所以沒聽說過讚揚他俄語天賦的文章。

　　回國後，先是在北京天津搞工運，然後到江西萍鄉安源煤礦，接著到東北，都是以工運為主。後來進入江西蘇區，長征時先任8軍團黨代表，後任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35年底到達陝北後被派往天津、北京，作為中共中央派駐中共北方局的代表。一直到1937年前，劉在黨內沒什麽名氣，資曆比不過毛澤東、張國燾，理論又比不上張聞天、王明等。

　　毛劉的結合始於1937年，劉寫信給中共中央，指責遵義會議之前的政策致使白區工作百分之百失敗，當時張聞天、博古等人還有王明撐腰，很硬，幾乎要把劉打成反革命，隻有毛澤東為劉說話。這次是否毛劉串通好的，沒有資料顯示。從此劉留在中央，成為毛澤東的堅決支持者，而且他在北方局工作時的一些得力部下也被先後調入中央，陸續把持中央各個部門，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彭真、安子文等人，這些人成了1938年鬥倒王明的重要力量。

　　其實，篤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毛澤東如果可能，是不會大費這麽多周折的。1937年11月，如日中天的王明從蘇俄回到延安後，開了政治局會議，結果會後毛澤東讓他的心腹，當時負責內衛、秘書工作的王首道，把所有人的筆記本都收走了，事後也沒發回大家。毛澤東在全麵抗戰後，留下他信任的賀龍的部隊作為留守兵團守衛延安外圍，內部是由王首道控製的中央警衛部隊，後來王的角色由任弼時擔任。任弼時雖然也是留俄學生，但卻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甚至也在長沙第一師範的附屬小學讀過書，那時毛澤東在讀師範，是否相識不得而知，

　　但毛澤東對任的信任是無以複加的，例如毛澤東掌控的與共產國際的通訊，平時由師哲翻譯，重要的則由任弼時親自翻譯，後來任也被稱為大管家。在毛澤東掌握絕對優勢武力的條件下，對待張聞天一幫手無縛雞之力之力的半吊子文人，毛澤東完全可以抓起來了殺了了事，就像在江西對待反對他的贛西南特委一樣。之所以不敢，毛澤東怕的是張聞天、王明等人後麵的後台——共產國際、蘇俄。後來打倒王明，不過是利用王明的最直接後台沒了的機會（米夫被殺），全麵拿掉留蘇派，毛澤東在此時還不敢，他還需要蘇俄的支持。

　　讓毛澤東真正走上神位的事件是所謂的延安整風。關於延安整風的細節，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有很多描述，大家最好參考閱讀。在這裏我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一些資料，讓大家做一些思考。

　　老實說，雖然一直對中共曆史感興趣，也早在讀大學的時代就意識到，後期的中共曆史，以致文革，都和延安整風是緊密相連的，但不查資料實在沒想到那麽長，從1941年的9月一直延續到1945年7、8月，也就是說抗戰結束，幾乎搞了4年。整個抗戰才8年，中共把幾乎所有的高中層領導人都召集到延安開會，批鬥，站隊，重新排座位居然搞了4年。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中共在抗戰過程中過得很愜意，沒有什麽戰事。你聽到過抗戰的中流砥柱是靠開會打跑日本人的嗎？看延安後期毛澤東的照片，黑白照片看不出麵色，但著實很富態，也說明壓力不大。這意味著什麽，讀者自己想吧。

　　延安整風實際分兩個階段，分別是以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為標誌。前期主要是徹底打垮了張聞天、王明為首的留蘇派，順帶對新加入中共的知識分子進行肅反，劉少奇、毛澤東成了大理論家，毛澤東也正式成為了黨的主席。後期是打垮了周恩來。

　　為什麽毛澤東恰恰在這個時機發動清洗呢？這裏我提醒大家一下，1941年6月21日，希特勒德國進攻蘇俄，到9月時，蘇俄軍隊數百萬人被俘，幾近滅國，毛澤東以為蘇俄已經支持不住了，收拾蘇俄支持的領導人，奪取最高位的最好時機到來了。而1943年6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沒有了共產國際的保護，蘇俄前景不明，周恩來的靠山也倒了，收拾周的機會也到了。

　　當1943年7月，周帶著他的手下來到延安時，毛澤東劈頭蓋臉對周一陣罵，甚至警告周：“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在接下去的幾個月裏，對周的批判、圍攻極為猛烈，據說批判者甚至使用“篡黨”、“篡軍”、“幫凶”等詞，和二十年後文革中所使用的語言沒什麽兩樣。周寫了兩萬字的檢討，做了五次發言還沒有過關，以至於解散了的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的12月給毛澤東拍來電報，為周和王明求情，甚至用毛澤東的兒子作交換方式來暗示毛澤東做事不要太絕，毛澤東才最終放過了周，並在1945年的7大中讓周進入了常委。毛澤東甚至親自出麵動員自己的心腹們投票給他深惡痛絕的王明，以保證王成為中央委員。因為到1944年中時，蘇俄勝利已毫無懸念，毛澤東求蘇俄的事還多，蘇俄的麵子還是要買的。再者，周手下還是有一大票人馬，和毫無根基的王明大不相同，所以，周能進常委，王明隻能陪添末座了。

　　在整個整風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劉少奇，直接從政治局候補委員跳到黨的第二把手，劉的手下彭真在整風前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因為在整風中受到毛澤東賞識，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萬歲也是這兩人喊出的。當然，這兩人及他們的團隊在文革時又被毛澤東利用別的人馬打倒，受盡折磨，生不如死。

　　在延安整風中，除了張聞天、王明、王稼祥等留蘇派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外，與周恩來關係良好，以前與毛澤東有過節的比如陳毅、朱德、彭德懷，也遭到了批判。以至於在60年代文革開始後，陳毅說：“整風其實就是整人，搶救運動一搞出來，死的比搶救前還多，問題嚴重到主席最後出來擦屁股，教訓有多深刻！”甚至到了1945年2月1日還以召開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的形式，時斷時續地開會四十餘次，對彭德懷進行了為期四十三天的鬥爭。這就是罵了彭四十天娘典故的出處。葉劍英本人雖然沒有直接被整，但是他當時的妻子被整得自殺，雖然獲救但精神失常（是否埋下32年後葉聯合別的力量抓毛澤東妻子的種子？）。貴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柯慶施，也因為曾經在北方局的工作中與劉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綁、鬥爭。妻子被逼得自殺，自己也險遭不幸。這時候，毛澤東出來做好人，予以解脫。以後成為老毛的心腹，反劉少奇的一員幹將。這種手段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對付紅四方麵軍高級幹部的時候也用過，這樣的手段我們在中國曆史上屢見不鮮，毛澤東熟讀中國曆史的優點終於能淋漓盡致地發揮了。

　　在毛澤東的權術之外，就是列寧的紅色恐怖理論的天下了，毛澤東的幫凶康生曾在蘇俄完整的學習過如何運用紅色恐怖，而且還在周恩來領導的特科長期工作，深諳蘇俄利用紅色恐怖洗腦技術，所以被毛澤東用來對付在1937年以後投奔延安的，沒有經過蘇區肅反洗腦的年輕知識分子。

　　到1941年下半年，中共共有70萬黨員。90％以上是抗戰以後加入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年輕熱情的理想主義者，誌願從國民黨管轄的城市來到中共根據地。這批年輕的誌願者，他們教育程度比較高，毛澤東需要他們，但沒有經過洗腦是萬萬不能用的。毛澤東通過抓特務，坦白，告密，批鬥會，使得人們總是處在恐懼當中，互相不敢信任，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更不敢寫。

　　在1944年6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麵的記者第一次獲準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製”。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開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

　　上麵這段描寫，極好地體現出在恐懼和洗腦以後達到的效果。我想起90年代初剛到瑞士留學時，遇到很多從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過來的學生，無論是俄國人，還是東德人、波蘭人，看人的眼神、行為都極為相像，當然，中國人也差不多，我真正體會到了這蘇俄的紅色恐怖洗腦術的效率。

　　很多人的印象裏，延安整風不像原來蘇區肅反那麽慘烈，沒殺人，因為毛澤東說過一個不殺之類的話，而且像高華教授他們也說毛澤東似乎把儒家自省的辦法用在了整風上麵，例如自我批評。其實都是錯的。延安整風壓根和儒家自省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在暴力壓迫下的典型紅色恐怖洗腦過程。

　　首先通過殺戮、毆打使人處在恐懼當中，（我曾經看過一篇揭露康生殘酷的回憶錄，說康為了逼供，讓人把一條蛇丟入關押著一個女生的窯洞，那個女生被嚇瘋掉。）忘掉原有的理念、道德，又通過互相告發，使人不能互相相信、交流，杜絕一切另外的信息來源，隻能相信有權勢者輸送的信息，達到洗腦的目的，形成步調一致的機器人。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你抵抗洗腦，說出自己的觀點，你就會被肉體消滅。比如王實味就是個例子。在延安整風裏死了多少人，從沒有公布，就像60年代初的大饑荒死亡人數一樣，但製造恐怖的氣氛這個目的完全達到了。那些被洗腦以後的機器人在1945年以後殺向了全國，把災難帶給了全中國，而且這些災難不斷推高，最高峰就是現在官方緘口不語的文革。

　　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的拉一派打一派，讓下屬保持不同派別互相製約的權術運用，日漸成熟，而俄式的紅色恐怖技術也為中共的幹部們熟練掌握，甚至在任弼時具體籌劃下，將體現等級差序原則的大、中、小灶幹部待遇製度，進一步明確化和固定化。此製度的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確保對黨的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它可以在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給不順從的知識分子心理和肉體予以打擊，當然這個製度的原創者也是蘇俄，不過任弼時進行了中國式的細化。當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後，這個供應體係也應用到了全國，與之相配套的就是農業集體化，糧食的統購統銷，在死亡和饑餓的雙重壓力下，很少有人能逃脫被洗腦的命運。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控製足夠的暴力機器鎮壓反抗，所以，軍事上的勝利是毛澤東下一步所渴望的，而1945年以後的國際政治形勢給了毛澤東一個絕好的機會。

　　1945年8月，日本在美國原子彈威脅下迅速投降，實際完全出乎毛澤東及中共的意料，直到1945年的7月25日，毛澤東還在召集幾乎所有重要幹部對彭德懷進行批判。日本人的迅速投降，使得毛澤東不得不讓各大區的負責人乘坐美軍的運輸機趕往各地，領導搶戰果。因為我在這裏不是寫戰史，對於1945年到1949年的內戰就不一一描述了，隻是你可以在中共內部人事安排上，看出毛澤東的權術運用。

　　比如在西北，他啟用剛被其他中共高層群起而攻之的彭德懷掛帥西北野戰軍，但手下人馬隻有2萬餘人，而且這2萬多人馬還全是賀龍原來的部下。中原野戰軍，劉伯承雖然從不是毛澤東信任的人，但他的搭檔卻是毛澤東極為信任的鄧小平。華東野戰軍，名義上的領導陳毅從沒有實權，軍事上的領導人是來自新四軍的粟裕，政治最高領導人是饒漱石，一名劉少奇的老部下。隻有極得毛澤東信任的林彪，成為了東北的黨政軍一把手，但就是這樣，毛澤東也摻進了高崗這個來自西北，與林素無瓜葛，對毛澤東死忠的沙子任東北局的副書記。毛澤東把古代的監軍製和蘇俄的政委製糅合在一起，達到了控製各地軍頭的目的。

　　1949年中共的勝利，往往被宣傳成因為人民的支持，人民的選擇。其實這和人民的選擇、支持無關，和蘇俄的支持倒大有關聯。中共在1945年後從山東、河北、蘇北派到東北去的人馬有十幾萬人，幾乎都是赤手空拳去的，他們從占據東北的蘇俄紅軍手裏接受了日軍的武器，希望阻擋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的接管，但被打得一敗塗地，不得不讓南京政府軍進入東北。

　　在1946年5月份時，林彪試圖在四平與南京政府軍決戰，按照毛澤東的說法，要把四平變成“東方的馬德裏”，結果被打敗，而且一敗再敗，一路北逃，直到哈爾濱。幼年時，家裏一鄰居兩口子都是東北南下幹部，他們閑聊時說到，當時他們在哈爾濱都是人心惶惶的，因為國民黨軍就隔著鬆花江了。長大後看資料，知道當時中共已有遷往蘇俄境內的打算，如果國民黨軍渡河的話。還有一部分中共人馬早就退往了北朝鮮。

　　這時，天真的美國人出麵了，當時毛周兩人極力在美國人麵前稱讚美國的民主，表示中國應該建成像美國一樣的民主製，並且指責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搞獨裁。如果大家上網查查當時周直接領導下的《新華日報》，就知我所言不虛了。美國人天真地相信蔣介石在欺負弱小的中共，極力壓迫南京政府簽訂了停戰協定，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在鬆花江畔停下了腳步。這是1946年夏季的事。如果以打勝仗為標準，豈不是這時的人民拋棄了中共？

　　僅僅過了一年，1947年6月四平又發生了一場血戰，這次攻防對象反過來了，是林彪攻，國民黨守，當然，經過浴血奮戰，林的部隊铩羽而去，四平還是在南京政府手裏，四平最後被中共攻克是在1948年的3月，此時林彪的部隊已經幾乎控製了整個東北。

　　從1946年夏到1947年夏發生了什麽，使得中共的軍隊能從一支殘破的軍隊，僅僅用一年時間，就像變魔術般地強大得能圍攻南京國民政府的，曾經遠征緬甸，消滅日本精銳第18師團的新一軍、新六軍？從哪忽然有了那麽多訓練有素的兵員？幾十萬人的裝備、彈藥哪裏來的？後勤怎麽解決的？難道真的毛澤東指明了正確方向，那些農民就立馬變得神勇異常，地裏就長出大炮來了？要真是這樣，那毛澤東還要窩在那偏僻的延安十多年嗎？日本人不早就給8路軍打光了嗎？很長時間我都是疑惑不解。

圖46　中共第四野戰軍進關時的日式97式中型坦克

 

 

圖47　四野進關時火車上的日式97式坦克行列

 

圖48　四野進關時列車上的坦克乘員

有一次我讀到一個介紹四野（第四野戰軍，林的東北野戰軍後來的稱呼）中日本戰士的的文章，引起我的好奇，當時還以為隻是醫生護士等，後來讀得多了，才知道，四野裏麵的日本兵多達14萬人，基本每一個四野步兵連裏麵都有一個日本步兵班，而且機槍手、擲彈筒兵這種稍有點技術的活都是日本兵，炮兵基本就給日本兵包圓了，航空兵，坦克兵，兵工廠的技術工人基本都是日本人，而且林彪還把被國民政府遣散回家的原滿洲國的國防軍，人稱二鬼子的漢奸們悉數收編進中共軍隊，這批人數大約是30-40萬人，這些人的軍事素養和日本兵不差太多。軍事裝備全部是蘇俄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裝備，蘇俄甚至把二戰期間美國支援給蘇俄的美式武器也給了中共，據說繳獲的德式武器也被磨去標識給了中共，後來這批武器都被稱為從國民黨軍隊手裏繳獲過來的。

　　如果大家讀過抗美援朝戰爭史，一定會知道金日成在開戰之前，得到了從中共四野撥過去的3個朝鮮師。以前我和大家一樣，以為真的這些人不過是東北的朝鮮族人。後來讀到，斯大林為了充實中共，直接讓金日成把10萬為統一朝鮮而訓練好的精兵，連同裝備一同撥給了林彪，才恍然大悟，敢情壓根就是北朝鮮的軍隊，這廂打完了就完璧歸趙，接著打南朝鮮。中共接著幫北朝鮮打南朝鮮，後麵提供牽線搭橋，提供彈藥裝備的，都是那大鼻子老毛子，這又是斯大林希望統治全球的一環。（後麵還會說到，現在就此打住。）朝鮮撥過來是不是就是10萬人整數，我沒有查找，中共官方肯定也不會承認，但中共後來還給金日成三個師，是官史上有記載的。三個師就是一個軍。當時四野的編製很大，看邱會作回憶錄時邱說過，當時他在46軍當政委，整個軍進關時人數達8.5萬人。中共從北朝鮮得到軍隊人數應該在10萬左右，打了幾年有些損耗。當然，後來中國人為此付出將近100萬人的生命。

　　14萬日軍（從被蘇俄俘虜的關東軍中挑出），加30～40萬二鬼子，再加10萬北朝鮮軍，人數已是在54～64萬之間了，加上中共進東北時十幾萬人裏的殘餘，還有強征入伍的一些農民，蘇俄大量提供武器裝備，這就是林彪能在一年前還是帶一幫殘兵跑路，一年後就能圍攻南京國民政府精銳部隊的原因。是不是有蘇俄士兵直接參戰，不好確認，本人不是戰史專家，蘇軍顧問加入完全有可能，憑著紅軍時代就有的傳統，這時蘇軍給以指導更是方便。當年中共夢寐以求的就是打通與蘇俄的通道，現在終於背靠蘇俄，再也打不死了。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檢討在東北的失敗，有人指責當時的東北負責人陳誠沒有把偽滿洲國的國防軍所屬人馬收編進國軍，以至於被林彪撿了便宜。陳誠回答，這些人是幫助日本人打中國的漢奸，把他們收編進國軍，如何麵對抗戰中死去的胞澤。

　　另外，大家知道陳毅的一句名言，說淮海戰役勝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回頭想想，這自帶口糧沒有工錢，還有生命危險的事還興高采烈地搶著幹，中國老百姓的素質那早就應該達到高尚的地步了，搞點民主選舉的事那不是小菜一碟，何至於現在還在說中國老百姓素質低呢？二是這小推車推的是什麽，不可能僅是糧食。

　　我讀過一篇文章，說淮海戰役中，共軍的炮火異常猛烈，遠遠超過國軍的火力。我在網上查到，“華野部隊在濟南戰役前，就擁有各種大炮1174門”，http://tieba.baidu.com/f?kz=334564664，濟南戰役是在1948年9月。在這之前中共軍並沒有大規模繳獲國軍重武器的記錄，這重炮、彈藥從何而來？我看過文章講述，內戰期間，華野的火炮和炮彈都是從大連（當時稱旅大，在蘇俄占領之下，一直到1955年才交還中國管理），經海路運往山東，再由運輸隊運往前線。

　　所謂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都是神話，真要是那樣，當年的紅軍也不要往荒涼的西北跑了。在1947年以前，中共軍隊對陣蔣介石領導的黃埔係部隊的戰績都很差，輸多贏少，少數勝的戰例基本是靠偷襲，這裏麵主要靠的是共產國際的情報網。如果你仔細看看西北彭德懷前期在西北對國軍的幾場勝仗，和當年反圍剿打的勝仗如出一轍，又是在敵人的幾路隊伍中穿來插去，似乎完全知道敵軍的位置。包括粟裕圍殲張靈甫的74軍一戰，中共軍隊對張的位置、部署也了若指掌，神奇突襲張的後路，隔斷其它幾路援軍，然後用大量人員的生命消耗掉張部隨身攜帶的彈藥，在援軍到來之前三天內就解決了戰鬥，這也是所謂人海戰術說法的來源。

　　蔣介石的黃埔係部隊戰鬥力弱於日軍，但基本上可以追著中共軍隊打。在抗戰後期，蔣的黃埔軍隊在美軍的訓練和戰術配合下，戰鬥力可以超過日軍，這種對比也可以從整個東北的戰事中反映出來。在1947年以前，以遠征軍為骨幹的國軍，雖然沒有美軍的空中及遠程炮火支援，仍然可以把雖然拿著日式裝備的中共軍隊，打得落花流水。1947年以後，日本兵及受過日軍訓練的偽滿洲國，及蘇俄訓練的北朝鮮軍介入，國軍就很吃力了。而由於經濟危機，美援斷絕，南京國民政府基本不能給予東北有力的後援，而蘇俄的援助則源源不斷，一增一減之中，勝利的天平就倒向了中共。當百萬中共軍隊湧入華北時，大局已定，所謂的平津戰役，實際上沒怎麽大打，基本是政治仗。

　　在中共的宣傳當中，美國是南京國民政府打內戰的幕後金主，告訴大家，事實是相反的。

　　在1945年後，南京國民政府從國際上得到的援助，隻有聯合國救助和二次大戰中美國答應供給的租借物資。上文談到的1947年南京國民政府還在給中共控製區運送物資，而且自掏運費中的物資，就是這批聯合國援華救濟物資。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相對南京國民政府是叛亂區域的中共控製區，蔣介石還是照樣運送，雖然這批物資其實大部都給中共軍隊截取了。

　　1946年12月18日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所作報告：援助的方式計有貨物、裝備及服務。對於中國所提供的援助，幾乎有一半都是服務，諸如海運及空運部隊有關的服務等。根據最近的數字報告，到抗日戰爭勝利為止，提供中國的租借物資援助約8.7億美元。從抗戰勝利到二月底止，總數為6億美元，大多數為運輸費用。……鑒於露儲區的物資在熱帶氣候之下迅速腐損，以及中國人民急需使嚴重的經濟窮困情形稍加緩和，因此希望此一交易可使一切非廢除軍備的戰鬥物資，以及中國以外地區固定軍事設施不包括在內。所以，凡是可用於從事內戰的武器，均未經由這項協議而提供。

　　1948年3月2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馬歇爾國務卿：最近數月來，中央政府政治、軍事及經濟狀況正如以前所預料一樣，不斷惡化。目前，既無法從魏德邁工作團獲得大量財政與軍事援助，共黨又恢複其軍事活動，這些累積的影響，使中華民國危急，日益恐慌。

　　納爾遜工作團的穆蒂上校在華府演說：國軍的必然失敗，是由於步兵裝備不夠，特別是彈藥。國軍真正需要的是輕兵器與彈藥，但這正是美國拒絕給予的東西。我們實際送去的是，從太平洋各島嶼所獲得的數十億隻香煙、破爛的槍枝與炸彈、以及開不動的車輛。這些都被列為國務院、共黨及左傾份子所發表的有關真實及尚未證實的援助數字等聲明中，以造成一種印象，使人認為我們已為國民政府提供了價值數億、或甚至數十億美元的有用作戰裝備。

　　在1950年以後，美國國會追責為什麽美國沒有在1945年以後支持民共國政府時，1950年4月11日史屈邁將軍回答參院內部安全小組的問題（你認為中華民國失敗原因為何？）：我想有兩件事。第一是馬歇爾使命，我們試圖使國共聯合。另一原因是，我們美國政府未信守對蔣主席所作諾言，即維護我們給予他們的裝備，並對他提供足夠的零件、彈藥等，以繼續他對華北的掌握並對共黨作戰。（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arings, p1711)

　　福葛森參議員：就共黨而言，武裝國民政府的影響為何？

　　科克將軍：當然，當時在東北的共軍，由蘇俄從兵工廠及擄獲的日軍槍炮及彈藥中，供應充分的補給品。實際上我們確知這種補給仍在繼續實施。我國駐莫斯科外交代表所報告的白皮書，其中也說這種補給仍在繼續實施。

　　福葛森參議員：這樣我們知道共黨在源源不絕地獲得武器與彈藥，同時我們的政策是對國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

　　科克將軍：是的。

　　在谘詢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樣的證詞，讓我們大跌眼鏡：

　　貝吉爾將軍：關於所謂沒有一次戰役是由於缺乏彈藥而失敗的，這一說法與事實有出入。我知道在濰縣戰役中，守軍損失一半兵力。共軍以壓倒性的兵力攻擊該鎮時，守軍不僅對他們擲石頭、瓶子和磚塊，而且還從小飛機上投擲自製炸彈和普通彈帽。他們在濰縣的彈藥打光了，事實卻是如此。那真是一場硬仗。

　　1946年，國軍在鬆花江畔停住腳步，也是因為美國政府以斷絕經濟援助為要挾，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的決定。1947年7月，正值美國國會討論對中國經濟援助款項時，雲南昆明同時發生了槍殺左派學者聞一多、李公樸的事件。在這兩次暗殺事件中，一直沒有找到真正的幕後指使。中共大力宣傳是國民黨南京政府指使的，但從現在的史料看，當時執政的蔣介石完全沒有理由做這些傷害自己信譽的事，如果要做，他也沒必要采取暗殺手段。實際上，南京國民政府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因為這事件，南京國民政府被美國的左派政治家、學者（這裏麵最著名的就是美國左派教授費正清。有網友問為什麽史沫特萊等會這麽狂熱支持中共，我可以告訴你們，在歐洲、美國有很多左派激進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主要在大學、報社，比如70年代在中國拍了很多紀錄片的荷蘭人伊文思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說，共產主義狂熱和基督教狂熱有著緊密的文化關聯，到現在，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還認為中國的改革偏離了正確路線，成為攻擊中國的積極人物，世事就是這麽吊詭。）抹黑為法西斯專製，結果這一輪美援直到1949年還沒到達中國。

　　在國民黨丟失大陸後，美國檢討責任，加上美國共產黨卷入蘇俄偷竊原子彈事件，美國議員麥肯錫認為都是美國左派共產主義分子的錯，提出並通過清查親共產主義者法案，史稱麥肯錫法案，牽扯被清查人數很多。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駐華美軍軍官團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1947年夏，陳明仁率領71軍打敗了林彪部隊對四平的圍攻，立功授獎。不曾想，隨參觀團考察戰場的美國軍官，發現陳的部隊用聯合國救濟的黃豆、麵粉包壘做工事，認為聯合國的救濟被用在了內戰當中。迫於壓力，蔣介石不得不將陳明仁撤職。後來陳明仁在湖南投靠中共，這件事也是個原因。

　　中共軍隊是在蘇俄強力的經濟、軍事支持下，才打贏內戰的另一個證據我們可以從華北、西北，這些無法得到蘇俄直接支援區域的戰事得出結論。在華北，雖然在賀龍、徐向前、聶榮臻率領的華北野戰軍在中共中央軍委的直接指揮下，也就是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人數也遠多於傅作義兵團，卻在戰鬥中一敗再敗，先有1946年7月的大同集寧戰役以優勢兵力對劣勢兵力之敗，後有1946年9月被傅作義以2萬人馬攻占中共十幾萬守衛的張家口，到了1948年，傅作義還能派出騎兵旅直搗華北軍區的心髒，徹底破壞了冀中軍區司令部，連司令員孫毅做飯用的鍋也給砸了（當然這支騎兵部隊的司令鄂友三在隨傅作義投降後，在1950年被以謀反的名義槍斃）。直到林彪的四野湧進華北，局麵才徹底改觀。彭德懷領導的西北野戰軍（後稱第一野戰軍）其實一直處在被追打的地位。1947年10月的西府戰役也是差點全軍覆沒。1948年7月，中共準備在10天之內攻下太原，結果連連挫敗，直到1949年4月底，才在林彪的四野的幫助下，動用了1300門大炮，32萬人，才攻下太原，而太原守軍算上民團從沒有超過10萬人。中原野戰軍（後稱第二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的帶領下，執行毛澤東的命令進軍長江流域，結果12萬人出發，剩下6萬人返回。

　　實際上，中共打贏淮海戰役的主要戰鬥力量華東野戰軍，也就是以後的三野，在三年內戰中軌跡基本也和東北林彪的部隊一樣，在1947年前被國軍打得一敗再敗，在1947年後忽然一天能吃掉國軍的勁旅，能端出上千門大炮攻城。個中原委大家通過上麵幾節的分析應該明白了。

　　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離開了蘇俄的支持，美國人的天真，是根本不會有那神奇的勝利的。和長征一樣，用兵入神的毛澤東，人民的支持都屬於神話一類的東西。

 

　　朝鮮戰爭，完全是蘇聯全球戰略的一步棋，就像中國的內戰一樣。所以我會在後麵的章節中專門講到。這裏還是著重談毛澤東在1949年登基後的所作所為。

　　在我們所受的教育當中，都一直說朝鮮戰爭是美國支持下的南朝鮮挑動的，目的是通過占領整個朝鮮，然後占領中國。現在我們才知道，事實是反著的，是北朝鮮在1950年的6月以20萬大軍，幾百輛坦克突然向裝備簡陋的南朝鮮軍進攻。在北朝鮮的二十萬大軍中，就有中國方麵還回去的，經過三年實戰的三個師，將近10萬人馬。現在說，中國方麵完全不知道北朝鮮的進攻方案，以我的估計，基本是胡扯。

　　當美軍在仁川登陸，局勢不利於北朝鮮以後，毛澤東決定出兵，而由誰擔任主帥，成為了一個問題。在我幼年時，林彪懼怕美國，不願出任誌願軍司令是當時批判林彪的一個罪行。而現在看起來，選任實際上與毛澤東深有芥蒂的彭德懷出任誌願軍司令，是毛澤東分化各大實力派的一步棋。

　　在三年內戰中，中共方麵戰功最大的數兩人，一是林彪，二是粟裕，同時兩人手下的部隊也最多，戰力也最強。實際上，朝鮮戰爭初期的大戰役，也都是這兩人手下的部隊打的。這兩位熟悉自己部隊，指揮風格靈巧的將領不派，毛澤東偏偏派去的是以打蠻仗出名，並無成功指揮大規模戰役經驗的彭，統領的還不是自己帶出來的部隊，一如讓彭去西北帶賀龍的部隊一樣。可見毛澤東的著眼點首先不是打贏這場戰爭並減少人員損失，而是先想到借這場戰爭削減大軍頭的勢力，使之不能成為尾大不掉之勢。因為彭沒有多少自己的鐵杆人馬，是毛澤東暫時可放心，又有一定指揮能力的最佳人選。

　　在1950年時，毛澤東最為擔心的，實際上是如何控製手下超過500萬的軍隊，何況這裏麵還有很多是從國民黨方麵成建製投降過來的。朝鮮戰爭給了毛澤東一個良機，一是借機將原有的指揮架構打亂。全國先後有300多萬軍隊輪流參戰，使原有的上下級關係打亂。（將近30年之後，鄧大人也用了同樣的一招。）比如彭的副手鄧華，本一直是林彪的手下，經過朝鮮戰爭，在1959年卻作為彭的同黨被拿下。彭的參謀長解方和鄧華的情形也是一樣。經過朝鮮戰爭，林彪的百萬大軍實力已是大減，粟裕的情況也同樣。粟的第九兵團的兩個軍穿著中國南方過冬的薄棉衣，在零下30度的嚴寒下搞埋伏，結果全部被凍傷、凍死，官方數據是全兵團一半以上因凍傷減員。整個兵團不得不退出朝鮮回國整補。這凍傷，不死也要截肢，15萬人的一半就是7萬人，這不是在打仗，簡直是在屠殺。據說這些傷亡還不算在中方傷亡數目之內。

　　在朝鮮戰爭中消失的還有投降中共的原國民黨部隊，如由長春加入中共的原國民黨60軍組成的誌願軍50軍，以4個師參戰，幾乎打光才回國補充兵員。傅作義的手下也被成建製派往朝鮮作戰，老兵們也被一掃而空。原來讀朝鮮戰爭史的時候一直納悶,為什麽在中國戰俘裏會有那麽多堅決要求到台灣去，後來才搞明白，這些人壓根就是原國軍。

　　朝鮮戰爭隨著斯大林的死亡而結束，挑起這場戰鬥的北朝鮮不但損失了上百萬的人口，領土比原有的也減少了。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是死傷不到40萬，死亡數字最初在11萬，後來變成18萬，但這些數字既不包括凍死凍傷的人，也不包括原來的國民黨軍人員，也不包括後勤炸死、病死人員，到底有多少中國人在這場戰爭中死去、傷殘，一直是個謎團。我們隻能從美國公布的美軍將近6萬人的死亡數字中看出中方的傷亡數字是不準確的，但這個真不是本文的中心，還是留給戰史專家們去研究吧。

　　毛澤東在這場戰爭中不僅進一步加強了對軍隊的控製力，而且在國內還達成了兩個重要目標。

　　在尋找上麵曆史的材料時，我看到有回憶錄描述劉鄧大軍到了大別山時，本以為那是紅四方麵軍的老根據地，當地老百姓會很歡迎中共。沒想到當地老百姓一聽當年的紅軍回來了，馬上四散而逃。回憶錄的解釋是群眾受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年幼時我也相信這個解釋。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很自然的反應。當年上過大當，結果搞死那麽多人，誰還想再來一次？

　　有網友認為中共的農村政策，譬如土改，是中共最後奪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這都是受中共數十年精心編寫的曆史教育形成的錯誤感覺。從中國的曆史上看，沒有正確的土地政策，以暴動起家，獲得勝利的大有人在，比如劉邦，比如朱元璋。幹同樣的事卻死的難看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黃巢，比如李自成，還有N個農民英雄。那個什麽太平天國在初期並沒有什麽土地製度，卻一路勢如破竹，後期搞了一勞什子《***田畝》製度，照樣還是死翹翹。

　　在曆次的動蕩中，除了因饑荒，外族入侵的情形，基本模式都是相通的——都是一小撮具有領袖氣質的人，在野心和貪欲的驅使下，以貪欲誘惑一小部分人跟隨自己，然後再用死亡脅迫大多數跟隨者，成功不成功，就是天數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貪欲和恐懼是所有野心家交替使用的核武器！

　　中共的土改，遵循的基本是同樣的原理。先是武力進駐，消滅敢於反抗的勢力。然後以封官許願的辦法吸引農村中遊手好閑的人，形成村幹部及民兵階層，然後再利用這些人控製整個農村。先是富裕一點的農民（中國以自耕農為主，大地主是少數，像毛澤東、劉少奇這樣家境的農民，主要靠勤勞節儉維持小康，也是農民中比較能幹的），最後是整個農村成為壓製掠奪的對象。當然，在1950年時，對農村的最後壓榨還沒有到來，因為毛澤東還有更迫切的事要做。

　　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製局麵，讓那些在三年內戰中忽然膨大的各方諸侯們不敢自立門戶。這時，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給毛澤東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一是借著抗美援朝的說法，在國內大抓特務，把當初投降，或通過談判轉而加入中共軍隊（如傅作義的部隊等）的國民黨軍警人員，以及在國民政府裏擔任過職務的人（這些人大部回了老家），都當成特務抓了起來，全國一共抓了300多萬，槍斃了70多萬，其餘的或判刑或管製勞動。這管製勞動也是向蘇俄學來的，後來在50年末反右時製度化，形成勞動教養製度，一直延續到2013年12月。這就是所謂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在大部分中共新占領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也同時進行，有數據說，全國土改從肉體上消滅了200萬地主，在南方一些地區，兩項運動基本是混著來的。比如我老家的一本姓大戶，父親官至江西省警察廳長，在任上去世，幾個兒子有的從軍前往台灣，其中一官至台軍師級政戰主任，相當於大陸的師政委，前幾年清明掃墓時還偶遇。沒有跑去台灣的二兒子留學日本，不過在鄉裏當過一陣保長之類的職務，以為和國民黨沒什麽糾葛，中共不致為難。那想到，土改、鎮反一來，這溫文爾雅的留日學生立馬變成了土匪惡霸，綁縛刑場，做了槍下鬼。父親在世時數次說這家人的老二真沒做什麽惡事，鄉裏口碑也很好。父親告訴我，在土改一段時間，區長（相當於現在的鄉長）就有權槍斃人。

　　上麵在土改和鎮反中的死亡數據都是官方的數據，也沒有研究人員對此進行深入調查，一如反右、文革的死亡人數是個謎一樣。大多數研究者的看法是，在鎮反和土改中死亡人數，官方數據是被縮小了的，實際死亡人數要超過。即使按官方數字兩者相加也有近300萬人，這已是當時全國總人口數5億人的0.6%，如果算上被關、被管製勞動的幾百萬人，全國人口的1%以上都被槍斃或被抓、被關（實際上這一數據肯定要大，還沒算農村中被管製勞動數量）。當時中共軍隊500萬人，大約也是全國人口的1%。1%的人利用暴力，消滅另外1%的人，恫嚇另外98%的人聽從自己的命令，這就是列寧紅色恐怖理論在中國的運用。通過鎮反、土改，中共消滅了農村中有頭腦，有文化能幹的農民，也把城鄉中與國民政府有關聯的知識分子（在國民政府中任職的人員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一掃而空。尤其是那種天天抓人、殺人的恐怖氣氛，使得人們戰戰兢兢，不再敢有絲毫反抗，為接下去的洗腦奠定了良好基礎。在蘇俄我們早就看到過類似場麵，並不是毛澤東的發明。

　　在查找有關資料時，看到一篇由楊奎鬆署名，題為《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的文章（鏈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4/12/38416_58327754.shtml），在這篇文章中，有一段當時中共文件的引文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段引文是毛澤東原話的傳達：“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隻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盡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地是為了發動群眾。”

　　同一篇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民主黨這時對公安部長羅瑞卿有過清楚的解釋。他說，在此之前為什麽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接下去還有“劉少奇隨後的解釋更為形象。他說：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為什麽能夠大張旗鼓地搞起來，關鍵在於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麽厲害，那麽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這篇文章原載《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

　　從這裏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當初被釋放回家的國民政府的中低級官員們和農村的鄉紳們早已位列中共屠殺名單之中，隻是因為時機不對，怕引起國際、國內的反彈，才不得不推遲殺戮時刻。

　　記得在剛工作的頭兩年，參加了一項研究資料收集。在查看當時法律規定時，驚愕的發現，1949年底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政協）可不是一個現在的養老院，而是人大和政府的法令都是要通過它才能生效的。之所以毛澤東和他的嗜血同夥要給那些本來應該推上紅色斷頭台的遺老遺少們這麽大的麵子，一是從1946年起，中共就口口聲聲要打倒蔣介石政府的獨裁，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用以蒙騙美國等西方國家，減少西方國家對中共掌權的阻力。當時美國政府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也因此並沒有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台北，而是留在了南京，仍然心存和中共政權交流，並影響中共政權的幻想。中共說了這麽多，開始總得比劃比劃。其次當然是要顯示其政權的正當性，需要一些知名人士妝點門麵。要讓人家來，形式上當然得有點東西，所以這政協至高無上的形式就出籠了。大家從現在政協的地位已經知道，政協到底在中共眼裏本來是個什麽地位。當然，下麵這段話，是中共推遲殺戮時間的根本原因：

　　“而因為戰爭破壞和經濟改組所造成的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也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包括一部分農民也不滿意我們。因此，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在城裏是“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同時“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通過舉辦各種大學和使用知識分子，使他們不反對我們。”（資料來自同上文章）。

　　到了1950年底，中共政權已得到穩固，蘇式政權內部嵌入的殺戮基因就被激活，朝鮮戰爭就是那個激活因子。（大家可到百度搜尋鎮壓反革命運動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49.htm，看看吧。）

　　毛澤東利用朝鮮戰爭達到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對城市工商階層的掠奪，這是所謂國營企業最初來源。用以達到這個目的的運動被簡稱為“三反”“五反”，三反指的是：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主要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學校進行，五反是指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進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

　　這個運動的時間段在1951年底到1952年底，在百度百科的總結中是這樣寫的：“1952年6月30日，全國範圍“三反”“五反”運動已經勝利結束。據統計，全國有共850萬到900萬人參加“三反”“五反”運動，其中總人數的4.5%經最後核實定案並給各種處分；全國“五反”運動以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沈陽、武漢等9大城市為例，處理結果：守法戶占總戶數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戶半違法戶占25%～30%，嚴重違法戶占4%，完全違法戶占1%。這兩個運動最後核實退款10億元。”（鏈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58.htm）

　　百度百科沒有說的是，通過三反五反運動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就不再有私有的工商企業了，全部的私營企業都變成了公私合營，這也是中共政權的基本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私營企業主老老實實交出你的企業，那就還好，會留些股份給你，還會成為宣傳的典型，比如上海的榮氏家族，當然這些東西到了文革還會被徹底剝奪。如果你不想交出你的企業，沒關係，中共有的是辦法，首先通過控製原材料、銀行的辦法，使得企業主的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然後還不準企業主關閉企業，盡管虧本，企業主還必須照常運轉，用積蓄補貼員工工資，不然就把你抓起來。直到把你的家底全部掏空，不得不把企業交給中共政府，這時的企業主還得自己敲鑼打鼓，說歡迎公私合營，自己送企業給政府。和當年征兵的手法如出一撤。這期間，很多性格剛毅的企業家不堪淩辱，紛紛自殺。在網上我找到了三篇文章，給出鏈接，大家讀一下，就知道這三反五反的真實麵目了。

　　這第一篇是講述上海著名品牌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是如何在所謂的工人逼迫下，最後以跳樓自殺為了結。文中是這樣描寫的：“冼氏自殺的原因，是被非法關押逼發欠薪所致。“五反”運動造成了全國的經濟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飲食生意大受影響，也激化了勞資矛盾。冠生園除維持日常運轉，每月需發工資2.4億元（舊幣），資金周轉艱難，自1952年2月下半月起積欠員工工資，公司負債達13億元。居家養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發放工資。他被關45小時後心力交瘁，於4月21日跳樓自殺。當時很多企業主選擇了這種慘烈方式自我了斷，被稱為“空降部隊”，據說隻是為了證明“死要見屍”，沒有潛往台灣“投敵”，以免連累家人。”（鏈接http://bbs.hsw.cn/thread-934497-1-1.html）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麵跳下來的人壓死。

　　下麵這篇署名高天民，標題為《“三反”“五反”紀實》（鏈接http://xzj.2000y.com/mb/2/ReadNews.asp?NewsId=189338）很詳細地記敘了上海一個汽車零件銷售商在這個運動中的遭遇。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上海一個普通商人是如何被一個政權處心積慮，強取豪奪，最後消滅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屠殺的恐嚇效果，和農村土改如出一轍的分化瓦解技術，還有現在仍在使用的雙規辦法。讀後你們會感覺到60年的時間似乎是凝固住了的。

　　第三篇文章是講述當時國內最大的私營輪船公司，位於重慶的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在這次運動中自殺身亡的故事。（鏈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67517&boardid=1&pag=1&1=1#3067517）。這盧作孚是一個為抗戰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工商巨子，1949年以後也從香港歸來努力和中共合作，不想還是不得不以一死作為了斷。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曆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中國的現代工商業本來並不特別發達，數十萬工商業人士被捕，可以說基本摧毀了中國的工商業骨幹。中共政權徹底得控製了工商業。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官方發布的數據中，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工商戶加起來，正好是5％，這個神奇而又血腥的5％我們在後麵的運動中還會看到。

　　其實在完成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這三項廣為人知的運動中，中共還悄悄的做了一項並不廣為人知，但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其深遠的事情，即院校調整。

　　在這場發生在1952年6月到9月間的院係調整中，中共按照蘇俄的模式，全麵調整了中國大陸的學校結構，全麵向蘇俄學習，主要是裁撤文科院係，增強工科院係，使黨委成為學校的核心。在調整中，社會學，政治學被裁撤，哲學等也成了可有可無的學科，很多久負盛名的大學，如上海的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滬江大學，北京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也被裁撤。即使在殘存的文科教育中，也必須全麵教授蘇俄的教材，如果有人提出異議，就會遭到圍攻批判。百度百科是這樣描述的：“為此，他們在各大高校相繼開展的“人人過關”、“個個洗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都受到批判。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反對蘇聯式的灌輸教育，認為這樣會培養出一大批毫無判斷力的青年，在學校學會了道聽途說、鸚鵡學舌的本領，出了學校以後，就隻能是隨波逐流、人雲亦雲。據當時的清華學子回憶，“對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檢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檢查都達四個小時”，這位學生回憶了其中一次的場景：“在暗夜裏，學生們席地坐在成府的馬路上，人聲如潮，燈光晃動，顯得異常恐怖。”後來，潘光旦被調到中央民族大學，寫文章檢討《我為何仇美仇不起來》，繼續進行思想改造。”（鏈接http://baike.baidu.com/view/4977070.htm）。

　　在這場院係調整中，所有的私立學校都被撤銷，所有的大中小學都掌握在政府手裏。續工商業之後，教育文化領域也全麵被中共掌握，直至今日，這種以官為本位，黨委領導教授的局麵仍然是中國大中專院校的基本格局。如果哪個知識分子不同意中共的政策，思想，立馬就會丟掉飯碗，從人生的基本需求控製思想，本來就是蘇俄式洗腦的核心。

　　當然，如果哪個教授要學陶淵明棄學回鄉，采菊東籬下理論上還是可行的，在1952年時中國農村的土地還是私有的，糧食還可以自由買賣。但封閉這條生存縫隙的計劃早就製定好了。

　　蘇俄式政權的基本套路都是一旦奪得政權，先是用屠殺清除反對者，使大眾極度恐懼，然後通過文宣係統、學校進行洗腦。為了維持洗腦的效果，又要把所有的生活資源控製在組織的手中，為此將社會、經濟搞得凋零不堪也在所不惜。

　　事實上，經濟凋零對蘇俄式政權來說本質上是歡迎的。因為經濟凋零，絕大多數的人都掙紮在生死線上，這時的組織，隻要給予聽話的人少許食物，這些人就會感激涕零，更加順從，同時也會讓社會上所有人深切感受被組織拋棄的恐懼，因為一旦被組織拋棄，你沒有任何渠道獲得食物、衣物、住房，死亡馬上就會降臨，這也是列寧從巴甫洛夫動物反射理論中學到的精髓（在我的《尊嚴離所有的中國人還很遠》係列博文中，在談官員一節時，有詳細論述，大家可參考閱讀，這裏就不展開了）。

　　所以不斷地屠殺清洗，控製所有生活物資，社會經濟凋零是所有蘇俄式政權的特點，也是為什麽從這個體製內走出來的人，都帶有同樣的處事模式，麵部表情，不管他們是東歐人，古巴人，還是中國人，北朝鮮人（我在90年代在瑞士留學時碰到很多東歐人北朝鮮人，2008年到古巴旅遊時看到的古巴現狀，讓我驚訝地看到洗腦體製對人產生的影響是如此模式化，不管人的文化背景如何）。

　　共產主義原教旨本是強調共產實現的前提是物質極大豐富，馬克思本人也是一個個人享受至上的人物，但到了列寧領導下的蘇俄，共產主義卻成了提倡蔑視物資生活的清教徒形式，這很可能是因為，在俄國占統治地位的東正教苦行僧式修煉方式，影響俄國近千年，是俄國大眾心目中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革命的領袖們當然要利用這種形式來獲得大眾的認可。

　　當然，對於領袖們來說，苦行僧的生活方式隻是給人看的，在眾人看不到的地方，領袖們的生活可以是很放蕩形骸的，現在公開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列寧、斯大林在生活上的奢侈，我們也可以讀到全中國為毛澤東修建了61所行宮，而且大部分是在有數千萬人餓死的60年代初建造的。

　　這種割裂的理想和現實的生活態度其實也是暗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宋代以降，“存天理，滅人欲”之儒家學說就是中國占統治地位的理論，也是皇帝們要求臣民們做到，自己也要裝模作樣弄弄的理論，實際上皇帝們、大臣們的驕奢淫逸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詳見我的係列博文《神醫，神棍層出不窮的文化背景》以及《尊嚴》係列博文）。

　　蘇俄和中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卻使得共產主義在這兩個國家有了一個共同的變化，就是一個可以盡情享受極大物質滿足的目標，卻要用極端節儉苦行的手段去達到。當然這個影響也通過共產國際擴散到全世界的共產運動。實際上的效果如何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因為領袖們都是人，而且一定都是欲望超乎平常人很多很多的人，這些欲望強人做的事會讓相信他們理論的普通百姓瞠目結舌。所以，宣傳、屏蔽、洗腦的重要性再次體現出來，不然，領袖們的欲望之火公之於眾如何了得，那會燒塌了華麗的金頂的。

　　以上所述，不過是要大家明白，為什麽蘇俄要不惜犧牲上千萬人命也要實現農業集體化，為什麽中共要在1953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就忙不迭地宣布糧食統購統銷。所謂統購統銷就是任何個人都不能私人買賣糧食，必須由國家糧食部門統一采購，統一銷售。就是說，農民生產出糧食後，不能賣給糧食商人，必須賣給政府授權的糧食機構，這個政府授權的糧食機構也是唯一能出售糧食的機構。換句話說，就是誰要惹政府不高興，政府就能不賣糧食給你，讓你餓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各地政府抓了很多糧販子（糧食商人的貶義說法），甚至槍斃了其中一些，很快全國的糧食交易市場就煙消雲散，糧食買賣這個和妓女一樣古老的行業在中國重新出現時，時間已是30年後，80年代初了。

　　但是，糧食統購統銷隻是卡住了城市居民的脖子，對於自己有田，生產糧食的農民來說，政府還是沒什麽辦法。交完農業稅以後，農民的糧食可以賣給政府糧食部門，也可以留在家中。而且私下的小規模糧食買賣也很難杜絕。

　　放心，中共的老師蘇俄，早就把後續手段給他們的學生準備好了，農業的集體化馬上就在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台後的一年，也就是1954年出籠。

　　打破中國兩千年自耕農為主傳統的農業集體化，在短短的不到兩年就完成了，在中共的宣傳當中，照例農民不僅擁護這項政策，而且和當年參加紅軍、8路、PLA那樣興高采烈，那樣急不可耐，就像當今《新聞聯播》裏說群眾興高采烈歡迎汽油、柴油漲價一樣。但實際上卻是伴著血腥、強迫、欺騙、鎮壓進行的。在楊繼繩的《墓碑》一書中，記述了浙江仙遊縣上萬農戶要求退社，但被血腥鎮壓的故事，而他資料的來源是當地政府上報的文件。

　　整個農業集體化完全是在武力的支持下，以村幹部和基幹民兵為打手強行完成的。如今大家還可以看到類似的行動就是計劃生育，從中大家可以體會當年的農村集體化是怎樣實施的。當然中共挑選這個時機是因為朝鮮戰爭已結束，政權穩定，不怕內部的大規模反抗了。

　　當年為奪政權拋下的誘餌現在開始收鉤。那些因為可以從比自己富裕的人那裏分得財物、土地，而對虐殺、搶劫行為熟視無睹，甚至積極或被動參與的農民，現在感覺到了脖子上的絞索在收緊，但他們已無力反抗了。他們還不知道的是，這樣的虐殺才是剛剛開始。（參閱我的《尊嚴》係列博文中對農民階層的描述。）

　　隨著1956年全國農業集體化的完成，中共完成了對所有階層成員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死掌控。按照蘇式政權的原理，在用政治、經濟的手段恐嚇的同時，文化的洗腦必然同時進行。在1951年，毛澤東就親自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密友，《文藝報》主編，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撰寫了大批判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直接把在1951年大受歡迎的小說及電影《我們夫妻之間》的作者蕭也牧歸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麵，（蕭也牧後來被打為右派，文革中被打死。）而這些電影、小說中不過是表現出了一點人類正常的溫情而已。

　　實在吊詭的是，這個延安時期就與毛澤東關係密切的美女作家，卻在1955年被打為反黨集團的首領，而以丁玲為首的反黨集團，不過是發臻於1954年3月，結束於1956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的一個較小事件。

　　這胡風當年是和魯迅關係密切的左派作家，是中共堅定的擁護者，隻是和當時毛澤東在文藝界中的主管周楊在創作方法中有些意見不合。胡風向毛澤東遞交了一份長達30萬字的意見書，被毛澤東發現是一個整肅來自國統區，沒有經曆過延安整風恐怖的文人的好機會，於是，一個本不過是文人之間常見的爭論被上升到了反黨集團，胡風被判刑入獄，並就此引發了持續將近兩年的全國性肅反運動，到底在這個肅反運動中抓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

　　據已經解密的早期政治運動檔案，肅反運動到一九五六年底結束，運動中一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所謂“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等）。原華中工學院教師許宗嶽寫過一篇“萬言書”，申訴他在肅反階段的遭遇：“……方法則更為粗暴，根本蔑視憲法，給祖國光榮的基本法則塗上了重大的汙點。誘供、逼供、打人、罵人、不準人睡眠等變相肉刑樣樣俱全。沒有經過公安部門或法院的拘留及抄家，也樣樣做到。……在被監禁的幾百人中間，我受的待遇是最好的，可以稱為高等罪犯，由此可以推論其他。”（鏈接http://www.fqxsw.com/fqxsw/9638/1536425.htm)，而另一名學生因為審查而精神錯亂，在精神逐漸恢複正常以後，重返校園，到處鳴冤叫屈，並寫了一張《雷打火燒，我要活！》的大字報，描述他受到的待遇：

　　“我呼共產黨萬歲，就用木屐打我的嘴巴，用木板打我的臉。雙手帶上了日本式的鎖銬，血不斷地淌。還把我丟在院本部樓下黑暗的房間裏的乒乓球台上，混身發痛，徹夜不眠。我的頸、臂被粗繩緊捆著，透不過氣，昏厥過去了。他們還恐嚇我，說要槍斃我。在這無法忍受的虐殺下，我的生命已處於死亡的邊緣。”

　　這是一場急風暴雨的鬥爭，對於所有初出茅廬的青年來說，都是驚心動魄的洗禮。有人成熟起來，有人墮落下去。一位學生沮喪地說：“這種鬥爭是以群眾的自覺鬥爭為名義，其實我們這些群眾，隻不過是一些搖旗呐喊的隨從和附庸。鬥誰，怎麽鬥法，這些都是上級布置好了。上級指示‘可以打一下’，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單純的群眾們，也就隨之揮拳舞腳地打了起來。”大家都處於極度緊張和興奮狀態，晚上開會經常至淩晨兩三點，睡眠時間隻有三四個小時。直至鬥人與挨人鬥的雙方，都感到疲勞過度，神誌昏亂。華南工學院一位學生估計，“肅反在同學中鬥了10%，教工中鬥了20%，鬥出的反革命分子隻有1%。”（鏈接http://ysm2001.bokee.com/4662252.html）

　　從這些當事者的回憶錄我們可以看出延安整風時的招數在新時期全麵展開，也成為文革的預演。

　　在這次肅反運動中，我們又看到了神奇而又血腥的數字，5％。毛澤東劃定了好人和壞人比例。他說，革命隊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肅反運動中，就以“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規模進行“肅反”。各單位如果達不到這一指標，就會被認為是“右傾”。當然，由於蘇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中共的肅反不得不中斷，使得被抓及死亡人數沒有達到毛澤東預計的數字。

　　而胡風本人1955年5月18日逮捕，1965年11月26日，在關押了十年半後，北京高院判其有期徒刑14年。

　　1969年5月，14年刑期滿，得到的指示則是“關死為止！”1973年1月，夫人梅誌五年後再見到胡風，是位於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胡風完全變了個人，成了一個佝僂著背、縮著脖子、破衣爛衫、滿懷恐懼、頭也不敢抬的老犯人，胡風患了心因性精神病。既不好好吃飯，也不好好睡覺，總是生活在恐怖與畏懼之中，說有空中啟示他曾犯過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詞地對空說話。（鏈接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18/20078.html）1980年代，胡風獲得全麵徹底的平反。胡風案件也被官方承認為一大“冤案”。

　　毛澤東之所以要在胡風的問題上小題大做，不過是殺雞給猴看，恐嚇那些還有些自己思想的人，讓他們徹底放棄抵抗，完全按照中共的意圖行事。整件事情不過是一個現代版的指鹿為馬。在這個事件中最為積極的文壇大佬們，借著毛澤東的力量打倒了宿敵，出了一口惡氣，但好景不長，丁玲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首領，接著在1957年的反右裏又被打為右派，周揚比丁玲晚幾年倒黴，在文革才被打倒，被關押10年。事後，周揚回憶說：當時，他對所謂“說理”的批判還可以承受，最難接受的是硬讓你承認是叛徒。他說：“我沒被捕過，怎麽會是叛徒！不承認就動手打人。”當時周揚的一雙耳朵都被打聾了。”（鏈接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14/20/a3755b.html），積極揭發批判胡風的舒蕪、老舍等人在文革中不死即關，苦不堪言。

　　通過胡風反黨集團案件及肅反，毛澤東在中國的思想界製造了深深的恐懼感。“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由於時代變遷，帶有民國身份的諸多知識分子“心驚膽跳”，“畏罪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雖然1955年之後胡風案及其帶來的整肅運動最為狂暴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誌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鏈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035836.htm）。

　　在完成蘇式政權的規定動作之外，毛澤東還幹了什麽呢？毛澤東在為維護他的權力殫精竭慮。為了大權不旁落，他分別在軍政兩個方麵處心積慮地布局、設套。當時在毛澤東之下，行政上的事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我看過一個回憶錄，說那時的周有28個秘書，乖乖，我隻能說，匪夷所思！黨務方麵的工作主要由劉少奇負責，劉原來在北方局、中原局的班底基本成為了各地高中層幹部。

　　周劉兩人手裏積聚了很多權力，這讓毛澤東很不快。毛澤東對西花廳（周的住所）車水馬龍很有些不爽，甚至說出了“什麽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處）”的悻悻之語。為了分掉周劉兩人的權力，避免兩人尾大不掉，毛澤東在1952年秋，朝鮮戰爭正酣之時，下令將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西北局的習仲勳調入北京任職，分掉了劉周兩人的權力，史稱“五馬進京”。

　　這五馬對劉周二人的分權到了何種地步，我們可以從高崗職務安排略見一二。高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而這個計委和周任總理的政務院卻還是平級單位，統領除外交部和對外貿易部以外所有的部委。周忽然從統領各部的大管家，變成了隻管外交部和對外貿易部的小角色。以周的智商，這樣明顯的失寵意味著什麽，他不可能不明白。

　　可是，不過一年多一點，這顆毛澤東手中炙手可熱的明星卻墜入了深淵，成為了高饒反黨聯盟的首犯，還將原來劉少奇的部下，同為“五馬”之一的饒漱石牽連進去，個中原委實在蹊蹺。而且在80年代初的平反浪潮中，所有毛澤東主持發動的政治運動幾乎都被平反（反右雖然保持了幾個右派，但完全是數鴨子的，肉爛嘴不爛，全國都知道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所有文革以前被毛澤東打倒的黨內幹部都被平反，但高饒事件卻沒有得到平反，事件的兩個主角仍然是作為反派角色在各種黨史資料中出現。

　　正規黨史是這樣敘述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簡稱高饒反黨集團）“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說高饒二人結黨營私，伸手向黨要官，結果被英明的毛澤東發現，果斷拿下。

　　如果真是如黨史所言這樣，就有一個疑問，為什麽這高饒，尤其是高崗要這樣做。他本來就是毛澤東的紅人，權力已經很大，他要的官是什麽？

　　隨著一些資料的公布，公眾了解到，高饒兩人是覬覦周、劉的位置，希望替代周劉。為此目的，高四處活動，先是拉饒入夥，許諾事成之後饒可得劉的位置。然後接著在全國各大區遊說，結果被鄧小平告發，被英明的毛澤東拿下。但，接著問題又來了，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體製下，沒有毛澤東的首肯，高饒兩人能拿得下周劉？就是拿下周劉，他們又能如願以償坐上那個位置？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按照官方的說法，高饒兩人是背著黨中央，也就是背著毛澤東，私下活動的。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就是高崗明知道毛澤東反對拿下周劉，但卻仍然私下想憑一己之力，聯合各方諸侯，拿下周劉，繼而代之。明知道沒有毛澤東的支持，自己不可能拿下周劉，更沒有可能替代周劉，但從腥風血雨中滾打出來的高崗卻這麽幹了，這腦殘得已不是一個級別，還有一個更腦殘的饒漱石還會相信這樣一個腦殘人的誑語，積極地介入進去，實在是歎為觀止，是腦殘人最高級別的聚會！

　　且慢，這高饒兩人，可都是中共內部的優秀人才，都是中共內部統領一方的諸侯，都曾是毛澤東和黨中央倚重的精英，這樣一來豈不是說毛澤東和他的那一夥人都是腦殘級的人物？這樣說與曆史不符，因為按照這樣推演下去，很多曆史都要改寫：蔣介石居然被一幫腦殘人士打跑了，朝鮮戰爭中美國人還被腦殘人士打敗，這美國人豈不是成了腦殘中的腦殘？到了，這世界居然被腦殘中的腦殘的美國人做了NO1，豈不是說，這世界是被腦殘人中最腦殘的人統治的？上麵的結論肯定是不對的，與現在事實不符。那麽反過來推論，就隻能說，高饒兩人不是腦殘，這世界的一切才能說得通。高饒應該至少不是腦殘人士，才能在這個集團站住腳，並爬上高位。

　　作為一個有理智的人，不會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像一個正常人不會向火中伸手一樣。那麽，我們隻能有一個結論，高崗在做這些事之前，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許可的。饒也是得知毛澤東許可這件事才積極介入，希望借此更上層樓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得了為什麽高崗會如此大膽公然四處遊說，饒漱石為何會積極參與反對他的老上級劉少奇。

　　以上的推論不過是利用邏輯理論把我的論據再夯實些，以減少對曆史數據的依賴，也算是學哲學出身的一種偏好。事實上，已有各種回憶錄證實，高崗是在毛澤東的唆使之下進行倒周劉大串聯的。“毛澤東甚至還有撤換總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澤東和高崗議論中央領導人，提出“如果恩來不當總理，你來組閣怎麽樣？”。高崗故作推辭，推薦了體弱多病的林彪。”。當毛澤東決定拋出高饒作為犧牲品，平息黨內反對意見時，又對周說，高是自己行動，目的就是要取代周。這個資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高崗在得知毛澤東完全否認是自己的授意，並說高崗的行為是個人行為時，激憤之下一氣自殺身亡。

　　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這樣回憶道：“高崗自殺前，毛澤東曾表示過，打算在高作出檢討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以改過的機會。對於饒漱石，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中，黨中央反複研究過處理方案，我都參與了。當時，中央隻打算撤銷饒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不料，全國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在鄧小平同誌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的討論過程中，風雲驟變，高、饒問題“逐步升級”，最後來了個180度的大轉折：會議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後對高、饒問題所采取的措施，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但將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經毛澤東“拍板”，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將他逮捕入獄。3天後，又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說過，毛澤東這人出爾反爾，不講信用，高崗之事肯定是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從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的發跡之路，拉一派打一派，最後把所有人踩在腳下，肆意淩辱的路線圖本來就很明顯，也是中國曆史上權術鬥爭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技術，隻是中共內部的絕大部分高官們，文化水準很低，對曆史了解甚少，在欲望和恐懼的驅使下，不斷為毛澤東所用，又不斷成為毛澤東的板上肉。

　　如果有人對毛澤東出爾反爾的個人品格這個說法還不是很相信的話，可以在網上查查丁玲和毛澤東的故事。在延安時，毛澤東和丁玲過往甚密，大有相見很晚之意。當整風中有人對丁玲被國民黨國民政府逮捕之事提出疑問時，毛澤東極力為丁玲辯護，說丁玲沒叛變。到了1955年，毛澤東卻改口說丁玲叛變了。弄得過氣美人悵然若失，很不是滋味。

　　現在可以大致勾勒出高饒事件的真相：毛澤東在國內大局已定的情形下，為防止周劉取而代之，派出鐵杆粉絲高崗四處遊說倒周、劉，並許諾高在事成之後得到周的位置。高得旨後四處活動，饒在得知毛澤東支持這件事時，積極參與。但出乎毛澤東的意料，周、劉聯手反撲，其力量之大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不得不將高饒拋出做替罪羊，聲稱自己不知曉。高在得知被毛澤東出賣後憤而自殺，饒則被關押至死。毛澤東本來並不想對饒漱石進行多大的處理，不料在周主持的批判會上，調子越來越高，結果饒被作為反黨分子逮捕關押，這完全不是毛澤東的意思。從這裏我們也可以找到為什麽所有被毛澤東打倒的黨內政治人物都在1980年代以後平反了，而高饒二人卻仍然高居黑名單的原因。這是因為高饒兩人壓根就不是毛澤東打倒定罪的，而是周劉的勢力打倒的，而周劉的勢力在1978年以後就掌控著中國的政局，所以高饒兩人平反當然無望了。

　　周劉二人如何逼迫毛澤東認輸投降，拋出愛將做替罪羊的具體過程，我還沒看到過硬的材料，但在一篇陳賡兒女的回憶錄中我讀到過，當準備批判高崗的前一天，周吩咐槍法出眾的陳賡，第二天帶上手槍出席批判會，並坐在高崗的身後，以防高崗出手反抗傷人。因為高崗在西北時曾經在一次說服當地軍事領導人參加中共的會議上，突然用磚塊從腦後拍死了提出不同意見的首領，順利解決了收編問題。鑒於高崗的勇猛，周不得不防做好準備。回憶錄中說到，陳賡晚上回來後很高興，說高沒有反抗就被帶走，並把槍交還給秘書保管。

　　從這篇回憶錄中我們可以讀出，一，在這個中央的批判會議之前，高崗並不知道自己的厄運即將到來，第二，周一定在此之前和毛澤東進行了談判並且談妥了。第三，周在中共中央裏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可以在中央的批判會議上安排高級官員在警衛人員之外帶槍戒備。也許，這就是毛澤東不得不對周、劉做出讓步的原因。

　　至於饒漱石被指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之事更是蹊蹺。因為潘揚作為共產國際情報網的一環，是直接由周恩來單線聯係領導的，毛澤東都未必知道他們做了什麽，饒漱石如何能插上手。更何況在1980年以後潘揚先後被平反，反革命集團都沒有了，而饒漱石這個首犯卻罪名依舊，煞是奇怪。真實的情況隻可能是，毛澤東硬生生地把饒扯進潘揚事件，為自己找台階下。而毛澤東明知道潘揚是接受周的指令與日本人接洽談判的，但為了報複周，就是要把周的親信潘揚打倒逮捕，還周恩來以顏色。不然所有一切都沒法解釋。可以說，高饒事件是毛澤東在權力鬥爭中的一次失手，一次走麥城，結果毛澤東不得不吞下苦果，拋出自己的愛將做替罪羊。其中原因是因為連續的勝利，毛澤東以為自己的實力已經大到足以同時打倒黨內兩股勢力的地步，所以輕易出手。不曾想，當周劉聯手反擊時，力量足以撼動毛澤東的地位，毛澤東不得不做出妥協。當然，作為這場戰鬥的代價，周也和潘揚進行了切割，犧牲了自己一群親信手下。

　　在思考這段曆史時，我還在想：如果說，毛澤東其實並不想對高饒痛下殺手，高饒以後的悲慘命運其實是周劉等人對毛澤東的逼宮。以毛澤東睚眥必報的性格，對權力酷愛，以及對人的猜疑，如何能容忍，信任那些在周劉的指示下對高饒兩人窮追猛打的中共高官們？

　　忽然間，我恍然大悟，關於大鳴大放的起因，關於反右，關於社教，關於四清，關於文革都有了一條清晰的線路，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都有了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

　　暫且按下毛澤東在文官係統內部的縱橫捭闔不表，來看看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對武官們都做了些什麽。

　　武力，是毛澤東一輩子迷信的東西，不然他不會說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種話的。所以毛澤東的一生，對武力總是牢牢把握，從不假以他人之手。

　　在鳳凰網上，我找到一段話：“在開國之初，毛澤東曾當麵警告過各大野戰軍的軍頭，如果不聽話，就拿你們開刀。在建國不到一年的時間，彭德懷赴朝參戰、劉伯承去南京辦學、林彪去蘇聯養病、聶榮臻調任總參謀長。各大區主要軍事將領相繼離開了自己的部隊和地盤，軍事與政事分離，從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據的可能。”

　　前麵我也談到，選派毛澤東其實並不喜歡的彭德懷出任誌願軍司令，本身就是毛澤東分化瓦解軍內勢力的一招。當朝鮮戰爭結束，1954年起搞部隊正規化建設，論功行賞，向蘇聯學習，評定軍銜，在1955年正式頒布。不過三年，1958年，毛澤東卻又在軍內掀起了“反軍事教條主義”的浪潮，指責正規化是“教條主義”。

　　在這波浪潮中倒黴的是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捎帶腳把早已退出第一線的劉伯承也一同臭批了一頓，打倒劉、粟的棍子，則是世人心目中的好人彭德懷及其親信。如此一來，第二、第三野戰軍的領導人（粟裕雖然隻是三野的代司令員，但是三野實際指揮者，在中共軍內部享有很高聲望），從此徹底脫離軍界。

　　而這個粟裕卻是不過4年以前毛澤東親自選定出任總參謀長的，而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是中共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因朝鮮戰爭而如日中天的彭德懷。在《名將粟裕珍聞錄》（作者：張雄文，出版社：北嶽文藝出版社），有這樣一段粟裕對林彪說的話：“在總參工作中確實有錯誤，最大的錯誤是任總參謀長時，主席找我談話，要我經常去匯報，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隨時去談，以後由於彭德懷說我驕傲自滿，自己患得患失，便隻向彭德懷匯報，不敢向主席匯報了。當總參謀長是毛主席堅持才確定的，主席當時還講，牡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對我是非常愛護的。”

　　這裏麵我們可以讀出，毛澤東又在玩摻沙子的遊戲，派與彭素無瓜葛的粟去監視彭，而彭對粟裕越過自己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不滿，大發雷霆，粟裕關鍵時刻站錯了隊，沒有堅持向毛澤東靠攏，最後被毛澤東拋棄。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彭實際上也是把軍隊看成了自己的禁臠，竭力清除毛澤東對軍隊的影響力，不願意任何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軍隊的情況。粟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被彭奪去大權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而劉伯承則是被順帶腳捎上的。彭劉二人從紅軍時代，到抗日時期屢有齷齪，彭這次借機報仇，也算徹底了結了兩人的恩怨。

　　到這時，似乎是彭占了上風，劉從此在政壇銷聲匿跡。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劉伯承卻因此沒有再被毛澤東記掛，安然度過了文革，活到了90多歲的高壽。而1958年躊躇滿誌的勝利者彭德懷，卻在1年後跌落馬下，文革中被折磨而死。當然，1958年的彭哪裏會知道他不過當了回毛澤東的棍子，替毛澤東解決了一些問題，哪裏會知道自己不久也會被用同樣的手法趕下台。在粟裕被趕走後，他順利地爭取讓他的老部下黃克誠成為了總參謀長，軍隊似乎成了彭家的天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毛澤東在1956年時麵臨的情況：黨務行政上劉周把持大局，毛澤東想削藩而不能，自己的親信還被反咬。軍隊又被自己素不喜歡的彭把持，自己摻進去的沙子似乎也隻聽從彭的話，雖然被眾人捧為神，但身居神位的毛澤東卻感到陣陣寒意，以毛澤東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性格，如何能容忍睡榻之旁安睡他人。不久，毛澤東的新招就出籠了。

　　很多人已經知道接下去要談到反右運動。在這場運動裏，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數字：定性為右派分子317.8萬人；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定性為反黨集團4127個。1978年中共中央55號文件對右派進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錯劃率為99.998%。至1986年，全國約剩右派5000餘名，其中中央級“右派”隻剩五人。300多萬人被打成右派，最後平反時隻剩50多萬人，很明顯，其中有250多萬人在1957年以後消失。大家有機會在網上找到電影《夾邊溝》，就會明白右派們是如何消失的。有一個朋友向我透露，在四川阿壩州也有一個類似甘肅河西走廊夾邊溝右派勞改農場，數千人進去，幾百人出來，大部分人死於饑餓、疾病、虐待。

　　在反右運動中，血腥的5%得到了完全的執行，每一個公職單位都嚴格按照這個比例執行，即使沒有人發表過什麽反對黨的言論，也要按比例完成任務，完成上級下派的指標。記得幼年時聽父母說過一些反右時的事，說是一個單位還有一個右派指標沒有完成，開會時大家麵麵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會議不能結束。有一人內急，離開會場上廁所，等回來就變成右派了，大家趁他不在把他的名字作為右派上報了。還有一個故事也是單位差一人沒完成右派指標，領導心軟不好冤枉他人，就把自己的名字報上去了，結果很是悲慘。當然這些都是當笑話一樣地講，但實際上每個單位的領導大都沒這麽心慈手軟的，借著反右，不聽話，有傲氣的人統統變成了右派。按照300萬右派，5%比例計算，反右運動涉及的人數多達6千萬人，這個運動不涉及工人、農民及中小學生，當時的城鎮人口不過才1億多一些，反右運動基本把所有識字的成年人都掃蕩了一遍，有自己的思想，又有點骨氣的知識分子基本被一掃而空。至此，中國大陸上不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能在這場運動中全身而退的讀書人不是黨內的領導幹部，就是一些靠著黨吃飯的軟骨頭。（在我的博文《讓大師見鬼去吧》以及《尊嚴》係列：崖山之魂遠去兮一節對此有展開論述，有興趣者參考閱讀）。諾大中華，隻剩下茫茫一片思想白地，接下來的20年是中國洗腦史上登峰造極的20年。而在反右中沒有被觸及地中小學生在接下的10年中受到了全麵徹底的洗腦，從而也成為了文革的中堅力量。

　　我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是個右派，到了大學時，美學、中國哲學史，心理學的老師都是右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為人極端謙卑，眼神就像一隻受過驚嚇的小鹿。其中美學老師高爾泰本是在50年代，20多歲就成名之人，是當時國內所謂美學四大派首領之一，但當我見到他時，全無教授，名人的傲氣，謙和的讓人難受。記得1983年我有一次正在中哲史楊老師家討教，高爾泰老師衝進來，很興奮得對楊老師說：“好了，好了，報紙發評論了，這次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楊老師聽完長出一口氣，欣慰之情溢於臉上。當時19歲的我很是不以為然。但現在的我很是理解兩位做過右派，在曆次運動中九死一生的老師。兩位老師都經曆過那慘絕人寰的饑餓，目睹過其他右派的慘死，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兩位老師被咬20年，這心中得陰影如何驅散得了，當1983年文化思想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氣勢洶洶而來，兩位前右派如何能不怕。好在1983年的這場運動虎頭蛇尾，悄然消失。大約中國人經曆了毛澤東時代的30年鬥爭，再沒有了力氣互相吞噬了，大部分人也看穿了這類運動的本質不過是野心家希望通過整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已，不再熱情參乎，野心家們隻好怏怏收手。

　　插這段描述，是想告訴大家，反右的殘酷性在20年後仍然能在幸存者身上看到，當時的鬥爭的殘酷性可想而知，大家要了解詳情就到網上去找找吧，這裏就不再浪費筆墨了。毛澤東發動的曆次政治運動的慘酷性一次比一次上升，從前麵引用的肅反運動材料大家就應當能看到一些倪端。土改消滅了3百萬地主鄉紳，這些是農村的知識分子，大鎮反消滅3百萬與國民黨有關聯的知識分子，三反五反消滅了30餘萬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商精英，反胡風和接下來的肅反又讓20多萬黨內知識分子消失，而1957年的反右讓幾乎所有在以上運動中逃脫的知識分子跌入轂中，從1949年以來，1千萬以上的中國大小知識分子被槍決，整肅，沒有死去的也是苟延殘喘，跌落到社會的底端任人踐踏，列寧的紅色恐怖理論在中國得到了徹底的貫徹，再也沒有人敢於，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

　　這樣的狀態使接下去洗腦的威力也發揮到了極致，以至於有了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但很奇怪的是，這場反右運動的全稱是整風反右運動，毛澤東開始宣稱的是要為黨整風，反右不過是後來突如其來的變化，難道這一切真不過是如毛澤東自己宣稱的，早有計劃，引蛇出洞的陽謀？按照官方的說法，反右是因為在整風運動中，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的鼓勵下，很多對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大肆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黨不得不停止黨內整風，轉而開始打擊這些知識分子，而且這個說法在1980年後並無改變，隻是說有擴大化，99.99%的人都是錯劃的。也就是說，運動無錯，隻不過做法有些過火。很多人把這種實際上平反，嘴上不認錯的行為歸於因為鄧小平個人主持了這次反右運動，所有要留個尾巴。在閱讀了很多資料以後，我覺得從整風陡然轉向反右，其背後一定隱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們先按照時間看看事件的整個過程。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就提出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們自由發表意見。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同時號召黨外人士進行“鳴放”，幫助共產黨整風。知識分子們便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提出改進意見。新聞界也刊出各種聲音，運動進入“大鳴大放”時期。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的批評十分激烈、尖銳，為黨所不能忍。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閱讀。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指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隻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隻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至此，反右全麵展開，到1958年中基本結束（軍隊因彭的垮台，在1959年後又掀起反右傾，那是後話），整風則隻字不提了。

　　按照6月14日社論的說法，所謂整風鳴放就是一個套，目的就是要讓對共產黨不滿意的人主動跳出來，以便於打擊。這種說法隻有基於一個前提才能成立，即這些人不說話，黨就沒辦法打擊他們。但不管在反右前，還是在反右中，以及反右後，直至文革，實際情況是不管你說不說話，隻要組織或領導想打倒某人，基本沒有什麽不可能地，出身，學曆，經曆等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哪裏要根據你說什麽定罪，有時不說話就是證據！即使在反右運動當中，也是按照5％的比例戴帽子，哪管你說了什麽。因此，6月14日社論的說法完全是扯淡的說法。

　　接下去問題就來了，毛澤東為什麽要鄭重其事地寫（至少是親自審核過）一篇這樣扯淡的社論，他的目的何在？

　　毛澤東的這篇社論明顯地是向黨內解釋他為什麽要搞大鳴大放，號召黨外人士給黨整風，目的就是要告訴全黨，我毛澤東是一貫英明的，所作的一切都是精心計劃好的。這就給我們透露出，當時黨內一定有很多聲音質疑毛澤東的做法，認為毛澤東做錯了，而且這種聲音已經很大，大到了毛澤東不得不出麵親自作解釋的地步。毛澤東為了維護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不顧臉麵地說出自己就是在設套搞陰謀，（所謂陽謀不過是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已），幾乎就是在強詞奪理，完全不符合中國權謀之術做而不說，秘而不宣的精髓。也說明通過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為黨整風的計劃事先是沒有得到黨內其他高級官員同意的，是毛澤東個人主導的行為。

　　同時，如前文所說，6月14日社論的前提根本不存在，這篇社論很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恰恰說明毛澤東所謂的引蛇出洞的說法是胡謅的。毛澤東在極力維護自己的臉麵的同時也在極力掩蓋著他真實的目的：整風。

　　上一次毛澤東大談整風是在延安時期，是為了把權力完全集聚在自己的手中。這一次為什麽毛澤東又提出整風呢？當然是因為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前麵已經說過，劉周彭的黨政軍勢力使得心胸狹窄的毛澤東寢食難安，經過高饒事件毛澤東已知，通過黨內正常程序他無法打倒劉周，也沒有把握讓軍隊完全聽命於他，因此他必須尋求另一種力量來打破這種平衡，使權力傾向於自己這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將毛澤東思想剔除出黨章，在彭的指責下，毛澤東的後宮中南海文工團也不得不解散，毛澤東的感覺如何可想而知）。

　　縱觀毛澤東的弄權生涯，圍繞著權力這個核心，他始終使用幾個簡單的招數，第一，分而化之。任何他的手下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地盤，毛澤東總要讓一把手和二把手產生矛盾，總不會讓一派完全占據主導，這樣所有的人都要仰仗毛澤東。第二，選定敵對派非主要人員，先置他於死地，然後毛澤東出麵救他，以換取他死心塌地的忠心。許世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鄧小平則是一不成功的例子（這一招成功與否取決於被打倒及拯救對象的聰穎程度，時局變化，各方力量變化）。第三，拉攏一切力量對付重要的敵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依次消滅主要敵人，目的隻有一個，壯大自己的權力。在中央蘇區時，利用中央國際派，留蘇派消滅江西地方黨人，在長征途中利用張聞天、王稼祥與博古的矛盾晉升權力中心。在川北，陝北利用留蘇派，國際派戰勝張國燾，最後再次利用王稼祥登上王位，當權力鞏固以後，張，王就在延安整風中被批倒批臭。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基本也成了毛澤東用過即拋的犧牲品。道德，底線這類詞匯對毛澤東來說是無意義的，必要的話可以和魔鬼結盟。

　　1956年的毛澤東看到了知識分子對各級黨政領導的怨氣，認為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社會力量。搞農運起家的毛澤東當年就是利用被正常社會所壓製的痞子們在湖南，江西狠狠鬧過一把，深知被上層社會壓抑地底層暴力的能量，在經曆了高饒事件的慘敗後，毛澤東寄希望於利用這股力量削弱劉周的力量，減少他們的合法性，最終打敗劉周。所以會有1956年“雙百方針”的出籠，會有1957年5月1日的“整風指示”。可是不過15天後，毛澤東就放棄了這種努力，轉而向劉周勢力妥協，甚至在報紙上公開說出“陽謀”之類的話，這完全是在全黨麵前為自己奇怪的行為給出解釋，挽回麵子。以毛澤東的性格，當時的地位，可以說是奇恥大辱了。

　　從1954年起就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李誌綏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回憶錄中透露：1957年5月初的毛澤東精神非常不好，壓力巨大。

　　從五月初到五月中旬這一段時間裏，在毛澤東與劉周彭之間發生了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上麵引述的材料來看，劉周彭對毛澤東肯定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使得毛澤東不得不妥協。加之放聲講話的知識分子們並沒有如毛澤東想象那樣拘於體製內對黨的幹部的批評，而是對整個體製提出懷疑，提出挑戰，讓毛澤東也意識到，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尚存很多精英，還有很多從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民主精神，還留有很多不為中共所容的傲骨，這股精神一旦掀起大浪，吞噬的不僅是自己的黨內政治對手，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難逃，因此轉而同意與劉周彭合作，合力打壓知識分子。為了給自己一個台階下，維護自己英明的形象，毛澤東在6月14日才會寫下那個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陽謀”社論。至此，毛澤東的計劃完全失敗，整個事件被劉周彭集團接手，毛澤東再次變為鍾馗，高居神尊，背脊發寒。

　　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可以看著是不成功的文革預演，對毛澤東來說是繼高饒事件之後的又一次走麥城。當然，我們還會看到毛澤東不斷嚐試，劉周集團不斷反擊，最後，通過文革，毛澤東達到完勝，不過這時的中國也已被折騰的奄奄一息了。

　　而1958年的劉、周、彭幾乎達到了他們勢力的頂端。且不說劉周的親信遍布黨政係統，此時的彭居然可以把毛澤東派來摻沙子的粟裕臭批一通趕出軍隊，換上自己在三軍團時的親信黃克誠任總參謀長。這些人對付毛澤東的辦法就是比毛澤東還左，爭取到鬥爭的話語權，因此並不比毛澤東更寬容，而是更殘酷，或者說難分仲伯。比如在很多人眼裏的大好人彭德懷，在1958年反軍事教條主義當中，整了很多劉伯承、粟裕手下的軍官。在一次批判會上，劉伯承的手下，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蔡鐵根大校說，共同條令（五十年代軍內製定頒布的，當時正作為“教條主義”的“罪證”）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來，他被逐出軍隊，發配到邊疆勞動改造，根本不容許他申辯、講真話！後來這位蔡鐵根大校，在文革中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因此他們和毛澤東的鬥爭，並不是什麽好和壞的鬥爭，善和惡的鬥爭。而僅是權力之爭，就猶如兩隻獅子打鬥，並不是為了保護小鹿，而是為爭奪吃小鹿的權力。他們敗於毛澤東，不是因為他們心慈手軟，而是他們為各自的私欲所障目，被毛澤東各個擊破，最終都死於毛澤東之手。裏麵的細節後麵我會一一道來，在敘述這些權術之爭之前，我要先談談從1958年的大躍進和隨之而來，餓死數千萬中國人的大饑荒。

　　1958年毛澤東在國內權力鬥爭中沒有占得先機，但在國際蘇式政權世界裏卻成了香餑餑。因為在1956年赫魯曉夫為了對內獲得絕對的領袖地位，公開了斯大林的一係列罪行，作為新的蘇俄領導人，也急需中共在國際共產世界中的支持，因此和中共簽署了很多援建項目（其中有一個秘而不宣的項目是：秦城監獄），甚至毛澤東夢寐以求的原子彈技術赫魯曉夫也一口答應了下來。當然這些援建項目以及原子彈中國都需要支付費用。當時的中國也沒有什麽工業品可以出口，因此農副產品成了出口換匯，償還債務的唯一手段。這也是所謂蘇聯逼債，造成糧食短缺餓死人說法的來源。

　　斯大林的死去也讓毛澤東做起了成為共產世界領袖的春秋大夢。為此夢想，毛澤東拚命向一切向中國提出援助請求的世界各地共產組織提供援助，與蘇俄（具體就是與赫魯曉夫競爭）競爭。而這一切外援所需的硬通貨也是要用從中國人嘴裏省下的農副產品來支付的。這一時期的北韓，北越等小兄弟就是在赫魯曉夫，毛澤東之間輾轉騰挪，獲得了無數的好處，而中國農民的呻吟卻無人顧及。

　　同時，為了證明自己是理所當然的共產世界的領袖，毛澤東需要向共產世界證明中國的實力，也就是間接證明自己有當共產世界領袖的能力。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把易於比較，易於顯擺的鋼產量作為唯一追求的目標，以期在單個指標上短期內超過英美，讓世界折服。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他的方針：以鋼為綱，綱舉目張。毛澤東對現代科技，經濟幾乎是一竅不通，既沒讀過，也沒見過，但身居神位，卻要無所不能。這種隻顧一點，不顧其它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何能適應現代複雜的，互為因果的經濟結構，其結果當然是異常苦澀的。盡管全國傾盡全力，甚至連中NAN海裏也建起了煉鋼的土高爐，老百姓連家裏的鐵鍋，鐵鏟也捐了出來，但到了1959年初，頹勢已顯，在年中時，彭德懷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已經拿這來說事了。雖然毛澤東還是硬撐著搞了了一年多，但在1960年的冬天不得不黯然收場，留下中華大地上的滿目蒼夷。（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時還提出以糧為綱，綱舉目張，作為小學生我還學習過，結果依然是吃飯要糧票，全國糧食緊張，什麽都緊張，綱舉了，目卻呆了！）

　　1991年我在江西將軍縣興國參加一個調查時負責環保及教育方麵材料收集。在出發之前，我得知興國縣水土流失很嚴重，當時覺得很詫異。因為身為江西人，深知江西雨水，陽光充沛，植物生長迅速，怎麽可能和幹旱少雨，植被稀疏的西北一樣產生水土流失。記得當年中小學放暑假時，一個月的功夫，連操場上都會長出一人高的茅草，這土怎能流走？

　　到了興國縣一了解，當地的水土流失還真是很嚴重，四周都是荒山禿嶺。和環保局的人談完，查完資料，才明白個中原委這興國縣本是江西南部的一個邊遠山區小縣（不邊遠，毛澤東的人馬也不會到這來啊。興國縣出了50多個中共的將軍，是僅次於湖北紅安的將軍縣。但代價是有名有姓的，參加紅軍死亡的人員就超過5萬人，要知道，當時整個興國縣人口不過是十幾萬人，基本所有成年男子都被搜刮一空了。更有意思的是，這個縣還出了50多個國民黨的將軍，真是奇妙的地方），在百餘年前還是森林密布，猿啼虎嘯的地方。當地居民燒水做飯基本靠枯枝落葉就夠了，生態可以正常循環。到了1958年，大躍進開始，大練鋼鐵，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這些都需要大量的燃料，僅靠枯枝落葉是不行的，於是乎大量的森林樹木被砍伐成為燃料，森林消失。大躍進下馬，老百姓還得吃飯喝水，總得有柴燒，樹都沒有了，枯枝落葉當然也沒了。當時也沒天然氣，煤也用不起，老百姓先是把樹根刨出來燒，接著把草根刨出來燒，沒了植被的保護，大雨一來，土壤就被衝走，南方難以想象的水土流失就產生了。

　　最近看CCTV9頻道紀錄片一個頌揚廣告，說是閩西一個地方水土流失，經過治理現在好起來了，看了說話人的年齡，估計這水土流失也是60、70、80年代的事，估計和興國水土流失是一個原因。

　　興國縣給出的治理辦法就是通過北京的興國籍將軍們為興國搞些國家扶助，用這些扶助為百姓提供煤炭，使他們不再挖草根，植被長起來了，水土流失問題也就沒有了。在江西其它地方，情況也差不多。我每年回地處贛中的老家掃墓，在90年代還是光禿禿的山丘，近年來草木瘋長，以至於今年清明節時幾乎迷路。原因也是過去百姓要砍伐灌木，刨取草根作燃料，現在農民也主要使用煤氣做飯燒水，樹林、草皮得到喘息休整，隨之各種野獸也多了起來，野雞、野兔、麂子、野豬也隨處可見，甚至偶有老虎出現的傳聞（去年這個時候曾經帶著我的德國黑背夜宿江西宜黃華南虎保護地魚牙嶂山頂，基本可以判斷這裏不可能有老虎生存的足夠空間）。這個我親身經曆的故事是要向大家說明，大躍進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年左右，高潮不過一年多一點，但它的危害持續了很長時間。大自然需要近三十年的時間才從這一年的瘋狂中恢複過來，而不能恢複過來的是那些逝去的生命，摧毀的房屋，消失的文化！

　　要說到大躍進，就要從1958年的南寧會議說起，因為大躍進的號角就是從那吹起得。前文已經說過，毛澤東在斯大林死後，因為赫魯曉夫請求他的援助，看到了赫的弱點，似乎有了在國際共產世界縱橫捭闔的機會，做起了成為國際共產世界領袖的春秋大夢。當他1957年11月訪問蘇聯時，聽到赫魯曉夫計劃在15年內超過美國時，他提出中國在15年內超過英國。在毛澤東的眼裏，鋼能造槍造炮，以為隻要鋼產量上去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就上去了，人家就要聽他的了，這是後來“大煉鋼鐵”的起因。

　　另外，毛澤東借著“大躍進”，希望把國家的行政權力抓到自己的手裏，出一口久被劉周等人排擠出日常事務操作的惡氣。因此，毛澤東先是在1958年1月在杭州罕見地點名批評周及陳雲，接著在南寧會議上公開羞辱周，說周及其助手們太保守，以至於周不得不做出檢討，承認保守。鳳凰網上的文章是這樣描述的：毛澤東先以“紅而不專”嘲諷，他說：“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紅了……如反冒進”。所謂管“實業”的人，是指國務院的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毛澤東批判。

　　在會上，毛澤東說：“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麵反冒進。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未劃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陳為民革的常委、張為教育部長）。毛澤東提及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修改後發表），責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答：寫不出來）……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此話一出，誰還敢講話？周恩來被迫檢討，毛澤東的怒氣稍減。但在3月的成都會議，毛仍批他，並鼓吹“不斷革命論”。

　　從上麵的引文中，大家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發泄在1957年受到的壓迫，從另一個側麵可以證明前文所說，毛澤東在1957年的反右根本不是策劃好的陽謀，而是一場不得已的走麥城。

　　在廣西黨史辦的官網上我找到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在南寧會議上，周恩來於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8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等三篇材料，是作為被批評的反冒進的材料印發的。柯慶施（當時上海第一書記）在1957年12月25日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長篇報告等三篇材料卻是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極為讚賞的材料。在會上柯的長篇報告還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1月1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誌（包括周恩來）比下去了”，“大家都要學習柯老。”16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的報告說：“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萬工人，無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才能產生這篇文章。”並當眾對周恩來說：“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回答說：“寫不出來。”毛澤東接著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和到會的副總理們“坐臥不安”。當年隨周恩來一起到南寧開會的經濟秘書顧明後來回憶說：“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裏討論到夜裏二、三點，商議怎麽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多次對柯慶施的表揚，使柯慶施成了頭號“標兵”。在會上受到嚴厲批評的周恩來，在當時，曾經對毛澤東說過這樣一句話：“主席，你看我是否還適合繼續做總理一職。”這就是後來有人撰文說的“柯慶施曾險些接替周恩來的總理位置”的依據所在。”

　　鳳凰網上在上麵引用文章結束時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原想以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接任總理，但因周恩來認錯而作罷。在成都會議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柯慶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吳芝圃等是狂熱支持者；1958年5月，柯慶施、李井泉進入政治局。”

　　鳳凰網上的文章把毛澤東沒有撤換周的職務原因歸結於周認錯服輸是明顯的遮掩。因為在隨後1958年3月在成都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當著與會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的麵，再一次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周被迫再一次做檢討。這說明毛澤東對周在南寧的檢討還是不滿意的。而且，以毛澤東的性格，做事的手段，一個他如此不信任，不喜歡的周如果完全能讓他玩弄於掌股之中，他如何會讓他如此便宜，如此逍遙，後來的彭德懷也認了錯，劉少奇甚至希望回家做農民，毛澤東也沒有放過一個。看看毛澤東還要仰仗蘇俄的時候，就能讓王明去當婦聯主席的招數，就知道毛澤東不是不想撤了周，而是不敢。周明著問毛澤東是不是要撤自己的職務也是明顯的以退為進，甚至是一種威脅的手段。在中國官場上這種手段也是常見的。周能以這樣的姿態和毛澤東說話，也說明周的實力是可以和毛澤東叫板的，知道毛澤東不可能撤他的職。

　　有意思的是，這篇文章還提到劉少奇：“周恩來更加意識到，無論在建設思路還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難跟上毛澤東。這一感覺，不僅周恩來有，劉少奇也有。在成都會議上，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對建設速度估計不足。”

　　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3月底，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經常去周恩來那裏的人們發現，一向最為忙碌的周總理和總理-辦公室，開始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當時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的梅行後來回憶道：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許明：總理今天怎麽打起乒乓球來啦？許明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子被免了。……他們好幾位秘書同誌見到總理坐在那兒發呆，覺得很難受。後來他們自己攢錢買了一張很破舊的乒乓球桌，還買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說是在總理心情很不好的時候把總理帶到那去打乒乓球。”

　　實際情況是，此時的毛澤東親自出馬主持日常工作，依靠他的一些鐵杆如前麵所說的李井泉，吳芝圃，柯慶施，陶鑄等，在全中國掀起了“大躍進”的狂潮，希望通過這個運動證明自己不僅隻會弄權，也是會搞經濟的，以其壯大自己的實力，徹底打敗劉、周。而劉、周等基本是冷眼旁觀，當“大躍進”的問題顯現出來時，劉、周就拿這說事，這也是理解廬山會議，理解為什麽河南信陽，四川，甘肅，安徽，山東這幾個省的領導，作為毛澤東的心腹會因為饑荒下台的鑰匙。

　　所謂“大躍進”大致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58年3月中共成都會議後吹響號角，一直到1959年的8月廬山會議，是最瘋狂的階段，所有的“衛星”都是在這個階段放的，全民大煉鋼鐵也是這段時間搞的。第二階段是1959年8月至1960年冬，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成功搞倒彭德懷以後，在黨內及軍內大搞反“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是肅清彭的勢力，與一般民眾牽涉不多，在經濟上毛澤東基本是為了顏麵竭澤而漁，繼續推動鋼產量和公社，結果當然是越來越壞，到1960年冬不得不黯然收場。而“大躍進”的內容可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個方麵。在農村主要口號就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將所有原來農民集體所有的農業合作社變為實質上國有的公社，農民不僅不再擁有土地，甚至農具，家具，廚具，房子也被收歸公社。私人不再允許自己燒飯，所有的人都必須吃食堂，這就是“大辦食堂”的由來，常常是幾百號人一起吃飯，場麵宏大，煞有共產主義風範，深得領導歡心。但有些農民必須翻山越嶺去食堂吃飯，最過分的有的農民要走兩三個小時才能到食堂，一天的時間隻夠跑兩頓飯。食堂做飯的燃料也必須是大的木材，以往人家燒飯用的枯枝落葉不再能滿足需要，大辦食堂成為過量砍伐樹木的一個原因。當然樹木也被作為大型豬場燒煮豬食的燃料。當時各地競相成立“萬頭豬場”，將原來在各家散養的豬集中在一起飼養，燒煮豬食的燃料遠遠超過私人散養時的所需的枯枝落葉，但是對農村環境造成最大破壞的是全民性的大煉鋼鐵，這也是毛澤東在大躍進對工業方麵中提出的唯一任務。

　　前文已經說過，毛澤東急於在國際和國內證明自己的能力，想當然的把鋼產量當成工業化的火車頭，提出在1958年底要達到鋼產量翻番，達到1070萬噸，而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已是1958年的8月17日，而到8月底，全國的鋼產量不過才400萬噸，剩下的4個月裏，卻要生產出670萬噸鋼鐵，是過去的8個月的1.5倍強，而全國的鐵礦石，焦炭，煉鋼設備並沒有大的變化，這對正常人看來無異於天方夜譚。不過，這難不倒英雄的共產黨員們的。為了得到毛澤東的青睞，一場轟轟烈烈的現代工業造假開始，到1958年12月19日，據說從不造謠的《人民日報》宣布，提前12天完成鋼產量翻番任務，鋼產量為11 08萬噸，生鐵產量為1369萬噸。這個奇跡是如何完成的呢，那就是發動全國民眾煉鋼鐵，鐵礦石不夠，就把家裏的鐵鍋，鐵鏟，鎖頭，圍欄貢獻出來做原料；現代化的煉鋼設備不夠，就拆了城牆，古跡，搭起土高爐；沒有煤，就砍樹，上到Z南-海下到小山溝，神州大地到處燃起爐火。到了，1958年底，奇跡果然產生了，毛澤東希望看到的數字出來。但後來官方也承認，實際上合格的鋼隻有800萬噸，所煉300多萬噸土鋼、416萬噸土鐵根本不能用。官方估計煉鋼鐵在全國約損失200億元。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但官方的檢討當中根本就沒對這次瘋狂的行動對環境的破壞進行描述。前文已經說到我老家江西的情況，很多網友也提到他們的家鄉也是這樣的情況，我介紹一篇博文大家可以看到，將森林一掃而空的情況基本是全國性的。（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fa915010085kw.html），而這種破壞，到現在我們還在承受。

　　如果在網上輸入“大煉鋼鐵”，朋友們可以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笑話，但當我讀到下麵這個故事時，我真是驚訝當時人們被洗腦、恐嚇，愚弄及無恥的程度。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安徽，據說是當時最大的土煉鋼爐：當地的幹部命令民眾將一條山溝的兩頭用土石封口堵死，將山上的樹砍一些，推下山溝，然後把鐵礦石、收來的鐵器推下山溝。再砍一些樹推下去，再堆一些鐵礦石、鐵器，這樣堆上三、四層，直到把山上的樹砍光。然後放火將樹木點燃，燒上幾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處是燒出來的鐵疙瘩、還有沒燒完的樹木，沒燒到的鐵礦石、鐵器。於是調動人馬，將鐵疙、鐵器選出來，敲鑼打鼓，運到縣委去報喜。

　　這樣的瘋狂自然不能長期持續，全民大煉鋼鐵的鬧劇實際到1958年底就結束了。雖然在1959年底官方也號稱達到了1387萬噸鋼產量，實現了“大躍進”，但這更多是打腫臉充胖子的宣傳，因為隨著1960年以後大量工業項目下馬，顯示之前的數據都是假造的，就如同現在的GDP數據一樣，是由領導說了算的，真拿它當回事，你就該倒黴了。

　　那段時間造假的瘋狂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江蘇省委辦的《新-華日-報》7月7日報導：丹陽縣兩天辦了四千多個工廠，全縣計劃辦廠兩萬五千個。過了一個星期，又報導說鎮江地區辦廠十萬個。此時，各地報刊也在為競相亂吹。甘肅省說是辦了二十二萬個工廠。河南省更神，辦了一百三十萬個中小型工廠。河南省遂平縣更是邪乎，一個公社便辦了七所學院，全縣說是共辦了大學、專科學校五百七十多所。（額滴神啊！）

　　在這麽多學校出現的同時，各地也湧現了很多詩人，用很通俗，很大膽的語言歌頌他們必須歌頌的東西，為這場災難抹上了一絲黑色幽默，但這絲幽默將被隨之而來的曠古悲劇所吞噬！

　　隨著農業社迅速變成公社（1958年6月，河南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為中國第一個人民社，到10月，就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國74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成為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億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9%以上。），整個中國農村變成了一個大兵營。在這篇紀實口述中，一個經曆過河南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解體的村民講述了當時的情況。

　　“大社”由嵖岈山附近的27個“合作社”、9000多戶人家組成。“大社”成立之後，為了便於管理，領導就根據“中央有啥咱有啥”的想法，在“大社”裏設了“農業部”、“商業部”、“財經部”、“公安部”、“林牧漁業部”、“工業交通部”、“軍事國防部”、“文化部”等機構。那時候成立“農業大社”是跟人家蘇聯的農業組織學的。過了不長時間，我們這模仿“巴黎公社”改為“公社”，後來改名叫“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那時候，聽說要合並成“大社”，群眾都被發動起來了。鄉裏天天組織大家遊行，喊著“跑步進入主義”、“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口號。每天夜裏，人們都打著燈籠、舉著火把，鑼鼓喧天地鬧到天明，大家都盼著能早一點跨進共產主義。為了以實際行動迎接大社的成立，群眾自發除草、消滅麻雀，還準備了很多木材、銀元、銅等著捐獻。

　　公社成立以後就實行了“軍事化管理”，建立了“棉花營”、“水稻營”，“紅薯營”等，設了“團長”、“排長”、“連長”等職務，幹活的時候給每個人分任務。當時，大家都是集體住宿，集體勞動。還有衛生所，看病都不用花錢。

　　我那時候年齡還小，印象比較深的是在“大食堂”吃飯。剛開始，成立“大食堂”說是“為了把婦女解放出去”，後來就把各家各戶的鍋、碗、瓢、盆都交公了。幹完活，食堂已經做好飯了，能直接去吃飯。我家就三口人，一共不到二畝地，一年下來收的糧食總是不夠吃，家裏比較窮，從小沒吃過白麵饃，吃的都是黑窩窩頭。家裏的玉米、高粱，隻有來客人的時候才舍得烙點饃。油鹽都舍不得吃。而“大食堂”的時候生活很好，有饃有菜，“四菜一湯”，也不要錢，比在家裏吃得好多了。那時候，我媽常說“共產主義好啊，不用發愁油鹽醬醋了”。

　　公社成立後，在土山村建了個小學，全社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小孩都集中在這個學校學習。我當時讀六年級，不交任何費用，全由公社出。每天上8節課，星期天休息。學習也不緊張，按照“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的“四同”原則上學。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生下地薅草、逮蟲、插秧，上山撿礦石、煉鋼鐵等活動。

　　人民公社的特色主要是“一大二公”：“大”主要是指人很多，幾千戶、幾萬戶集合到一起，地也多。“公”是說“消滅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人民公社成立後土地全部歸公，大家一塊種地，牲畜、雞鴨都是社裏集體養。個人家裏不準養雞養鴨——那時候家裏的餘糧都歸公了，也沒法養了。那時候，社員叫“勞動力”，上麵是根據每個“勞動力”每天出勤多少，給你計算“工分”和發工資的。

　　不過，大食堂的“好日子”時間並不太長，主要是後來浮誇風厲害，超過了幾倍、幾十倍的標準征購糧食。我記得日子比較好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多吧，慢慢就不行了，吃不飽飯了。四年後食堂便散夥了。因為吃不飽飯，群眾幹活也不積極了，收入也低了，公社最後基本上剩下一個殼兒了。

　　下麵這張圖拍的是穿著號碼勞動的農民，旁邊架著基幹民兵的槍支，可以作為上麵查岈山人民公社經曆者訴說的證明。
 

圖53　人民公社裏勞動的農民

既然公社建立，共產主義已經到來，優越性當然就要顯現出來，所以各地在毛澤東的鼓勵之下拚命的拔高糧食產量。在短短的幾個月裏，放衛星一浪高過一浪，從1958年6月到11月報道的各種“衛星”達39次。小麥最高“衛星”7320斤，玉米最高“衛星”35 394斤，水稻最高“衛星”130434斤，甘薯最高“衛星”567570斤等等。（各種衛星之最數據有些出入，不過不妨礙說明問題。）

　　既然產量這麽高，上繳的糧食當然就要按比例提升。到1958年底，農民完成各種名目的糧食上繳任務以後，手中就沒有多少餘糧了，加上成立食堂以後的胡吃浪費，到1958年底到1959年初就有餓死人的現象出現。在地處中原的河南“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來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鏈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而地處西北的甘肅通渭縣情況更是嚴重“其實，早在1957年糧食征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農業社分配時隻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因此，在1958年還在興致勃勃和屬下討論糧食多了該吃三頓飯還是五頓飯的毛澤東在1959年3月不得不親自向全中國五級幹部（從省到生產隊）寫公開信，信中吩咐：忙時吃幹（飯），閑時吃稀（飯）（此文可在毛澤東的第五卷文集中查到）。這說明毛澤東此時完全知道全國糧食供應緊張，農民手裏是沒有什麽餘糧的。當時他的兼職秘書，水利部副部長李銳也在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上問毛澤東為什麽出生農家，如何會相信畝產萬斤的謊言。毛澤東辯解說是聽信了錢學森的說詞，所以信了。關於錢學森的故事我在我另一博文《讓大師們見鬼去吧》已有描述及評論，這裏就不再說了，焦點還是聚集在毛澤東身上好了，免得跑題。

　　現在在網上還經常能看到關於毛澤東是否知道底下事情，是否被欺騙的討論。就我個人而言，這類討論完全是不必要的。中共政權完全學習蘇俄政權的控製手段，從上到下，“十人團”之類的安全眼線密布，任何情報都會很快上報，明目張膽，漏洞百出如“放衛星”之類的造假沒有上級的放任，甚至是慫恿，是不可能成為一種政治時尚的。毛澤東把責任推到錢學森頭上不過是他一貫不承認錯誤，強詞奪理，不承擔責任性格的應急反應。建議大家想辦法找到楊繼繩先生寫的《墓碑》看看，裏麵有目前為止我讀到的最為詳實可靠的關於這一階段的史料。而在這篇文章裏，我的重點是分析這些史料中的一些關聯，告訴大家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麽，這些是楊先生的著作中所欠缺的。

　　毛澤東在1958年要達成三個目的，第一，在國內經濟工作中取得成功，向劉，周展示自己的能力，奪回在國家建設當中的話語權。第二，向共產世界的小兄弟展示實力，第三，為軍工企業，尤其是原子彈籌集資金。毛澤東為此三個目的采取的措施是公社化和大煉鋼鐵。我們從上麵已看到，一味蠻幹的大煉鋼鐵耗費了大量不必要耗費的財富。即使是煉出的有用鋼材也主要用在滿足軍事需求及援外，轉化為社會有用財富的也極少。我親眼所見的70年代中國農村赤貧一片，幾乎看不到任何現代化的設施，而60年代的農村比70年代還慘。現在的北朝鮮先軍政策也弄得朝鮮民眾民不聊生，新元帥上台帶給他子民們的居然是讓人民喝上肉湯這樣一個偉大的讓人掉眼淚的承諾，其原因也是和60、70年代的中國一樣，大多的資源和財富用在軍隊和原子彈研發上麵去了。現在的北朝鮮還能通過毒品和軍火交易賺取一些硬通貨，50年代末的中國統治者隻能用肉食，水果，糧食這樣的東西去換硬通貨。那麽，到1964年爆炸成功的原子彈花了多少錢呢？

　　我在中國網絡電視網上找到如下資料：

　　“1964年1O月16日，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根據最近解密的資料，為了這枚原子彈的爆炸，中國一共花費了28億人民幣。結合早前公布的模糊資料，中國在截止80年代初的整個核計劃上（第一代核武器的發展研製與工業體係建設），投資相當於一個寶鋼規模的鋼鐵廠――據此估計是300億人民幣。

　　中國的核計劃在1958年全麵展開，到了1962年，經過是否下馬的討論以後，轉入決戰階段。中國的原子能工業建設目標是小而全，根據資料，從鈾勘探到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按1957年的價格計算，約107億元人民幣，按1981年的價格計算，約128.6億元人民幣。

　　根據以上資料綜合估算，中國爆炸第一枚原子彈直接耗資28億；建設核工業體係與配套開支（如鈾開采等）在數十億人民幣，最多達到80億的規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裝等其它開支，如核潛艇、導彈核武器開發等，總額是建設一個寶鋼的代價。這是一個雖然沉重、卻是可以承受的代價，而不是真的“當掉褲子”了。”（鏈接　　http://news.cntv.cn/20110223/102366.shtml)

　　寫這篇文章的人說的很輕鬆，大概是以現在的貨幣數量來衡量。要知道，在1957年，整個中國的GDP總值不過1028億元，平均每日人不過168元（鏈接http://news.xnhuanet.com/ziliao/2003-01/25/content_707555.htm）。

　　300億元意味著1.8億人幹一年就為了這顆大禮花，當然這些費用是從1958年至1964年的費用，但考慮同期間還有大量的軍人，幹部，外援都要供養，還有其它軍工，民用設備投產，而1957年全國財政收入不過303億，到1964年，基本在400億-300億之間波動。

　　所以原子彈上所花費的代價根本不是當時中國能承受的。所有的這些花銷加上浪費，最終都要中國的農民來承擔，如果按照正常的收稅，征糧來籌措，肯定需要很長的時間，而時間恰恰是毛澤東沒有的。“人民公社化”自然就孕育而生。而“公社化”本質上就是一種“共產化”，講白了就是一種對財富直接的掠奪，這對靠“打土豪”出生的毛澤東這夥人來說是最靠譜的，也是他們唯一懂得辦法。通過“人民公社化”把農民的私人財產直接充公，廣大農民變得一貧如洗（其實當時也有建立城市公社的想法，因海外反響太大，怕引起不穩而作罷，楊的《墓碑》中有描述），可以補充財政虧空，原來私人所有的養殖、水果也變成了國家的，從此水果、肉類變成了緊俏貨、奢侈品，因為絕大部分被出口換匯，少部分供應高層享用。通過大辦食堂，禁止農民私人開夥做飯，不僅能夠更好的控製民眾，而且可以使扣克糧食之事易如反掌。這些扣克下的糧食或被出口換匯買設備，或供養軍隊，幹部，或在國際上送人收買人心。至於農民的死活，視人命為草芥的毛澤東怎會關心？對他來說，重要的是他的權力穩固，一統世界的大業成功。

　　這種陰險、瘋狂的想法毛澤東又如何能直說，因為在1957年農民負擔已很重，春夏之交，青黃不接之時已有餓死人的現象，毛澤東不可能直接下令提高糧食征收指標，因為這就意味著要大量餓死人。這會成為劉周攻擊他的口實。而當浮誇風一起，各級官員紛紛報告高產喜訊時，調高糧食征收指標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毛澤東非但不戳穿各級官員的造假，相反還提拔，表揚吹的最凶的官員，使得浮誇風愈演愈烈。在浮誇風最早起來，（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報》即在頭版頭條報導了「遂平縣嵖岈衛星公社韓樓大隊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小麥3530斤」的「高產衛星」。隨後引來數十萬人參觀。）也是最烈的河南，其省委第一書記就是在廣州農運所裏毛澤東的學生吳芝圃，也是執行毛澤東的政策最堅決的省委書記之一。《人民日報》首推，各地互動，領導讚許，最後的結果就是農民的口糧也被收走，大麵積餓死人現象發生。

　　由於連口糧都被扣克，在1959年春夏之交就有很大數量的農民死亡（很多農民死在水利建設工地上。）各地頹勢已顯，毛澤東的焦躁是必然的。本想露一手，不想露了醜，毛澤東此時對任何對他權威的挑戰都是很敏感的。當1959年8月彭德懷在廬山帶頭向毛澤東發起質問時，預示著風雨來臨。廬山會議的詭異風雲一直遮蓋到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

　　官史上一直把廬山會議作為一個偶發事件。說本來毛澤東是想改正錯誤的，彭的萬言書激怒了毛澤東，結果錯誤沒改，越發嚴重，直至引起大饑荒。

　　官方這樣說，無非就是要把大饑荒歸結於毛澤東個人的性格，極力把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巨大悲劇與體製撇清關係。從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後，以及在整個60年代，70年代的表現來看，毛澤東從來就沒有準備承認錯誤，而且他在1958年的方針一直延續到他的死亡，沒有絲毫改變。大饑荒造成的真正原因是毛澤東領導的體製窮兵黷武，用無數人的生命換取了原子彈，換取了軍事工業和軍隊。這和蘇俄、北朝鮮的大饑荒的原因如出一轍。

　　廬山會議吊詭之處就在於，毛澤東的幾個秘書，田家英，李銳，還有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也是毛澤東的前秘書）都卷入了此次風波。彭在寫“萬言書”前和這幾人經常長談。以我的了解，毛澤東是相當提防自己的秘書和別的領導人交往的，以毛澤東對情報係統的掌控，又如何會不知道他的秘書和他從來不喜歡的彭混在了一起。

　　最為吊詭之處就是在毛澤東身邊混了十幾年，深知毛澤東心胸狹窄的田家英居然也趟了這趟渾水。最後田在毛澤東的保護下過關，沒有追究，但最終在文革前夕被撤職，感覺大禍臨頭的他知道毛的手段，也知道自己的下場會很慘，索性一根繩子吊死了自己，倒也免了許多羞辱。李銳和周小舟下場都很慘。李銳坐了十幾年牢後熬到了文革結束，寫了一本《廬山會議回憶錄》，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料，但中間有很多地方語焉不詳，有意無意隱藏了很多秘密。周小舟則在會議後被撤職，後死於文革。毛澤東的秘書及前秘書集團性的為反對毛澤東的對手提供炮彈，真是匪夷所思，而後其中的人還有能逃過此難不予追究，更是讓人不可想象，這裏麵必然有貓膩，大家可以深究，一定能挖出很多猛料來。

　　官方史料上把彭樹為民請命的硬漢。這就像極力把周恩來樹立成愛民如子的好總理一回事，不過是告訴大家這個團夥裏還是有好人的。現在我們知道在60年代初，貴州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周提供給茅台酒廠上千噸糧食釀酒，60年初茅台酒產量不降反升。從眾多的回憶錄中我們知道這茅台是中共高官們的最愛，這血茅台給誰喝了咱們都心知肚明。（閑話一句，在皇帝時代，大荒之年，官家會明令禁止釀酒，以省出糧食救命）。從這彭一生履曆看，從打土豪，肅反，內戰，朝鮮戰爭一直到整肅劉伯承及粟裕對人命也從來沒愛惜過，對待自己的同誌也是大下狠手的主，對權力也有著強烈的興趣。如果僅僅是因為對老百姓的憐憫而奮不顧身反對毛澤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彭不過是一個經常以大老粗示人的精明政客，不然他如何能打倒毛澤東欽點的粟裕而換上自己的心腹做總參謀長以圖把握軍隊呢？在廬山批彭時，毛澤東也極力訴說彭的狡猾，甚至向全體會議代表發出威脅，說：我不相信解放軍就聽你彭德懷的。如果解放軍真的都聽你的，大不了我和林彪重上井岡山打遊擊去。一方麵，毛澤東是赤裸裸的向黨內高幹們攤牌，又不然你們站在我這邊，要不然站在彭一邊；另一方麵也說明彭在軍中的勢力已經大到讓毛澤東已有所忌憚的地步。

　　綜合上述，這彭德懷上書之事，絕不會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後麵一定有自己的考量，沒有一定的支持，彭是不會走這步棋的。彭的自信，一方麵肯定來自對軍隊的掌控力，雖然他來了廬山，他的親信總參謀長黃克誠還留守北京，手握軍隊的實際指揮權；另一方麵，肯定有其它黨內大佬的支持，這些大佬們除卻周和劉，我很難想象會有其它人。彭本身與劉在紅三軍團時共事，關係一直不壞，周本來就是彭的老領導，三者在1959年的利益相關，不合作的理由很少。彭的上書，可以看成是一次劉周彭趁著大躍進遇到挫折，試著向毛澤東提出的一次挑戰。毛澤東的秘書們集體為彭提供攻擊毛澤東的子彈這件蹊蹺的事情是不是毛澤東故意安排的？如果是的話，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幹？劉和周在這裏麵扮演了什麽角色？通觀1959年廬山會議已披露的材料，基本上和廬山一樣，總是罩在雲霧之中，藏著太多的機密，還需要後來人解密。

　　毛澤東化解這次挑戰的辦法是，首先將黃克誠調離北京，上山開會，使軍隊的實際指揮權從彭的手裏拿開，然後急調林彪上山，與賀龍一起圍攻彭和黃克誠，讓彭、黃嚐到了一年前劉伯承、粟裕吃過的苦頭。（彭因為在1946年到1949年統領原賀的部隊，產生了很多矛盾，也是毛澤東灑下的種子）。同時，與劉周攤牌。記得看過一篇回憶錄，毛澤東連夜召集劉、周開會，劉吃了安眠藥正準備休息，是被人扶著搖搖晃晃參加會議的。（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周，都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也是中共領導幹部當中的一個特色。我曾寫過一篇博文《領導們為什麽睡不著覺》，對此現象做過一些分析，大家可以參考）。在這個會議後，劉、周積極參與了對彭的批判。他們二人甚至出麵動員別的高級幹部對彭進行揭發批判。劉在後來的會議中就揭發過當年和彭在紅三軍團長征中共事的一件往事，以示彭表麵憨厚，實際精明算計。劉還出麵做紅三軍團同事黃克誠的工作，示意黃批判彭，以換取前程，被黃拒絕。

　　毛澤東是如何向劉周攤牌，以使得劉周拋棄與彭的結盟轉而擁護毛澤東我不得而知，相信隨著史料的慢慢披露，真相一定會大白於天下。但劉周為了保護自己，放棄了和彭的聯盟，轉而擁護毛澤東，使得毛澤東能夠打倒彭，撤銷了彭的軍委常務副主席的職位，代之以毛澤東的親信林彪，總參謀長的職位也換上了毛澤東的心腹羅瑞卿，至此，劉、周、彭鐵三角被打破，毛澤東在軍隊控製方麵開始占據優勢，劉、周的命運逐漸被毛澤東所掌控，直至被各個擊破，死無葬身之地。

　　當然，此時的劉周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軟弱、自私、短視將會給自己帶來的殺身之禍，仍然積極奔走在批判彭德懷的第一線，為早已準備好屠宰他們的劊子手呈上洗剝好了的羔羊，以洗白自己，顯示忠心，雖然若幹年後他們自己也變成了洗剝好了的羔羊！

　　廬山會議以毛澤東的全勝結束，彭及他的親信們被撤職，接下去毛澤東在黨內及軍內掀起了抓“右傾分子”的浪潮，借機清洗了一批與彭親近的幹部。在經濟上執行更瘋狂的大躍進政策。但這種瘋狂主要表現在農業方麵。工業方麵雖然號稱完成了鋼產量1300萬噸，如何完成的卻語焉不詳，至少沒有了全民煉鋼的搞笑場景。農業方麵仍然執行高征收，大辦食堂，大修水利的政策，甚至變本加厲，比1958年更加嚴酷，很多地方基本上是秋收剛完，交完各種征收，農民手裏就已經沒有了糧食，就要向上麵要救濟糧。而各級官員怕以前吹的牛皮被戳穿，影響自己的前程，大都默不作聲，並不向上級反映農民的要求，致使很多農民從1959年秋天就開始斷糧，加上不準自己開夥，收集到的野菜，野味也要交到食堂，再加上大修水利等重體力活，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批農民被餓斃，據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中的考證，這一年至少有超過兩千萬人餓死，占了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總數的一半以上。（楊經過詳細計算，認定整個大饑荒時代中國死亡人數至少3千7百萬以上，而且是很保守的計算.）

　　造成這麽駭人聽聞的死亡數量的各種原因中（講實話，餓死恐怕是世界上最殘忍的一種死法了。本人曾經有一天沒吃早餐和中餐，到晚上已是饑腸轆轆，晚飯時狼吞虎咽。想想連續一兩個月沒有吃的會是什麽境地，而且逃無可逃，到處一樣，真讓人不寒而栗），“反瞞產”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所謂“反瞞產”指的是上級認為實際產量高，生產隊的幹部和群眾不願意如實上報，隱藏了很多收成，上級就派工作隊下去搜查，找出隱藏的糧食。這一招很像當年列寧派征糧隊下鄉搶糧的行為。楊在《墓碑》中透露，“反瞞產”的始作俑者是時任廣東海南行署書記的趙紫陽。趙的報告經當時的中南局書記陶鑄的推薦，得到毛澤東的賞識，在全國推廣，從此農民留下的一點救命糧被搶走，很多幹部、社員甚至被吊打而死。趙從此走上省級幹部的崗位，而死去的冤魂則增加了成千上萬。不是我要有意打破大家僅存的美好幻想，曆史的真相是如此的殘酷，正視它需要非凡的勇氣！

　　在查找資料期間，我看到很多資料，這裏節選一些下來，以便不太知道這段曆史的年輕朋友閱讀。在河南，“這年秋後，第二次“共產風”又刮起來，還夾帶著瘋狂的“反瞞產”。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樣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征購糧，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發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廬山會議以後，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為止，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隻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如此凶狠的反瞞產，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喂牲口的飼料，盡數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了，最嚴重的村子八十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麵積蔓延，農民開始大量外逃或餓死。”（鏈接　　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

　　在甘肅通渭縣，“1959年8月開始“反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10月18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揭發批判縣長田步霄等“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頑固不化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準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批判屍體。

　　一方麵閉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麵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到現場講話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征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裏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

　　會後，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麽拿什麽，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裏擋住，哪裏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裏。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群眾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裏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定西分院：《關於對通渭搞勞教隊的情況檢察報告》，[60]檢二字第054號，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和學生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50多枝和土槍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0]364號：《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1960年4月）”

　　在山西壽陽，“山西壽陽事件：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中央製止，經曆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設時期，在一個縣內，因個別領導的錯誤決策，在短短三個月內，造成如此巨大的人為死亡事件，不僅在全省，就是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黨的政策和威望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度困難，生產無法組織，一時間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

　　從這些資料裏大家可以看到當時農村的“反瞞產”的本質和殘酷，以及人類在恐懼和貪婪的驅使之下很快會變成野獸。

　　大麵積餓死人的慘劇從1960年春就開始慢慢揭露，最早的是河南信陽事件，後麵有甘肅的通渭事件，中寧事件（當時寧夏屬甘肅），山西的壽陽事件，還有安徽無為事件等等。當我閱讀這些資料時，幾個情況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慘劇被推到國民黨反動派頭上，從地委書記以下都被打成了“反動派餘孽”。“1960年12月，當時的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有這樣的句子：“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複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試圖將餓死人的事件嫁禍於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和富農。

　　毛澤東在看完中央工作組調查報告後借口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分子當權的結果。他提出，信陽地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毛在召集各級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信陽事件定性說：

　　“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複，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複，實行階級複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他進而推論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隻是程度不同。”

　　時任河南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的張樹藩在《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頁中寫道：“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八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二十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麵徹底的大奪權。”

　　同樣在甘肅通渭大量餓死事件被暴露後，“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縣委擴大會議結束的當晚，立即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向全縣宣布“以席道隆為首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嚴重違法亂紀分子，勾結一起所造成的惡果。號召全縣廣大群眾和幹部，一起起來向壞人壞事作鬥爭”。”“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0]364號）。中共中央的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對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複辟資本主義的政策。”。（這些文件由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中披露）

　　當然誰都知道這不過是毛澤東推卸責任的說詞，因此在幾年以後這些被判刑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們都被放了出來，或任閑職，如通渭縣的第一書記席道隆最後就在甘肅定西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並一直享受國家退休幹部待遇。（楊繼繩采訪）那些在一線衝鋒陷陣，為毛澤東賣命的地區、縣委書記們不免有兔死狐悲之心，對毛澤東的不滿自然會體現在行動上。我在搜尋“七千人大會”資料時，發現在百度百科上有這麽一段講述為什麽有這樣一個大會的原因。（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

　　“自1960年河南、山東、甘肅問題爆發以來，省以下都在考慮如何使農民吃多點，農業恢複快點。過去是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因而中央在落實糧食征購、上調指標時深感困難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糧食隻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問題全麵告急。有鑒於此，中央一方麵精簡城鎮人口，一方麵計劃1962年向全國征購糧食820億斤（其中上調150億斤），比1961年多征100億斤，結果下邊反映十分強烈，表示無論如何很難完成。怎麽辦？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誌開會，但沒有解決問題。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提出一個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打通思想。鄧小平覺得這也是一個辦法，可是來那麽多人，吃飯怎麽辦？他順口說了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

　　這次會議，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雖然在接受上調任務時，表現得有些畏難情緒，但畢竟接受了150億斤的盤子。負責糧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釋重負，他高興地說：討論得很好。首先一條還是現在到明年六月怎麽過的問題，搞得不好，城市裏開不了飯。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現在知識分子和幹部病得很厲害。

　　11月12日晚上，鄧小平等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提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認為大家提議打通思想，開地委書記會議有道理。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了。幹脆把縣委書記都找來，要開就開個大會，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總結經驗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這幾年各省隻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對地方隻要求改，可以不做檢討。會議搞十天，大會套小會。毛澤東還說，他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誌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就這樣，1962年初，中央要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的事情，在毛澤東那裏定下來了。”（鏈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92.htm）

　　從上麵的引文我們可以讀出這樣幾個信息。第一，各地幹部不再爭相虛報糧食產量，因為他們知道這樣他們也會倒黴，毛澤東的話不是很管用了。第二，毛澤東不得不承認中央有錯，但還想沿用過去的老套路，希望通過延安整風的辦法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事實上毛澤東在7千人大會上做的道歉不過是認為自己不知情，責任主要還是推在執行者身上。但這樣的道歉並沒有得到與會者的認可。與會者不敢與毛澤東公開說毛澤東的道歉不夠，就轉而向毛澤東的幾個骨幹開火，使得這些人先後被撤職。第三，在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對自己在黨內高級幹部的威信已不自信（估計毛澤東對高饒事件和反右事件中吃的虧還心有餘悸）,但對自己在下層幹部中的威信還是很自信的，寄希望擴大與會人員範圍，讓底層的幹部參加會議以抵消劉周在中高層幹部上的優勢（文革利用更低層的人打倒毛澤東不喜歡的官僚階層雛形，根源可回溯到毛澤東在1927年利用鄉村流氓打倒鄉紳的做法）。

　　不曾想，在大會上，劉公然向毛澤東叫板，否認毛澤東一直強調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說法（即錯誤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實際是直指毛澤東是禍首了。而讓毛澤東驚恐的是，與會代表們幾乎都默認了劉的說法。省委書記中毛澤東的幾個主要支持者如吳芝圃（河南）、曾希聖（安徽），張仲良（甘肅）、李井泉（四川）受到了集中攻擊，這時，隻有林彪跳出來支持毛澤東。可以說，沒有軍隊的堅定支持，毛澤東是撐不過這場風波的。劉周失去了彭在軍隊裏的影響力，已經沒有戰勝毛澤東的可能性了。

　　當然，此時的劉周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還在全國布局，希望把毛澤東重新推上高高的神壇，不要亂說亂動，自己掌握實際的權力。（說心裏話，這劉周與毛澤東共事這麽多年，仍然看不出毛澤東的嘴臉，不知權力爭鬥的殘酷，實在是智力、曆史知識都有限）。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也對全國掌握實權的幹部們從上到下統統失去了信心，這也許就是為什麽毛澤東在文革中要打爛除軍隊外所有機構，讓造反派奪權的真正原因。因為這幫經過十幾年嚴格洗腦的年輕人已完全將毛澤東看成了神，毛澤東可以完全控製他們。毛澤東希望通過這些被洗腦徹底的信徒們徹底掌握國家的機器，貫徹自己的意圖，使中國真正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劉通過造神而上位，但他不知道，神一旦上位，就是需要祭品的，這造神之人往往會成為最大的祭品。否則，很難解釋毛澤東為什麽要摧毀所有的權威機構，自毀長城，迫害為他賣命的各級幹部的奇怪行為。

　　從上麵的引文中我還注意到，當時“中央計劃1962年向全國征購糧食820億斤（其中上調150億斤），比1961年多征100億斤”。而在1961年，國內很多工業項目下麵，大批人員回鄉，這就是著名的“下放”（這個詞已是我童年裏經常聽到的詞語，父母的很多同學、同事、老鄉曾經曆這些遭遇）全國有1千萬人返鄉務農，這說明1962年需要糧食供應的人口至少比1961年少，而且大量工業項目下馬，需要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的原材料也應大大減少，所需糧食應該大量減少才是，為什麽不減反增，還需要比1961年征調更多的糧食？多征調的糧食明顯不是為了供應增加的城鎮人口的，而且，當時各級官員都知道大麵積餓死人，卻還要不顧民眾的生死征調更多的糧食，這不是明顯的讓更多的農民餓死嗎？

　　前文中在談原子彈所耗費的資金時，引文中曾披露1962年當局曾討論是否原子彈下馬，說明原子彈研製所需資金極大（前文已分析過了），已經讓當局難以為繼了，因為為了籌集這些資金（硬通貨，以便在國際市場上支付購買研製原子彈所需原材料），中共隻有增加農副產品的出口以換取硬通貨。而1961年已經大量餓死人，還要不要繼續征調糧食，加大出口力度才是1962年當局討論的原子彈是否下馬的主要原因。而這增調的糧食必然是為原子彈研製籌措資金，否則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毛澤東知道，手裏有了原子彈，就有了在國際上討價還價的籌碼，就有了做共產世界領導的本錢，他的權力才有更好的保障。

圖55　已廢棄的青海原子彈基地大樓

圖中是青海海北州海晏縣原子彈研製基地的主辦公大樓，我在2010年夏天訪問這個被廢棄的基地時，這幢建於50年代末大樓裏老式電梯還在運行，樓體牆厚達半米，曆經50多年的地板依然完好無損，可見當時的做工，材料多麽精良，耗費是多麽巨大。如今整個金銀灘依然遍布當年的實驗設施，有獨立的電廠，還有獨立的生活區，規模極其龐大。

　　從時間上看，1960年初已發現大規模餓死人現象，為此在1960年就先後處理了山東、河南、甘肅三省的一把手。可以肯定，毛澤東、劉、周是知道實際情況的。而在接下去的1961年、1962年中，一是繼續采取公社化政策，大辦食堂，綁住農民的手腳，紮住農民的嘴，二是繼續加大糧食征調量，這基本是有意要加大死亡數量的路數。我在查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1960年前後的曆史時發現，曾在1961年初在安徽省試行包產到戶，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到1961年秋，安徽糧食產量增加了近40%。曾在采取這一行動征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同意在小範圍內悄悄地進行。但在1961年12月，毛澤東要求曾取消這一政策，曾居然不同意，認為農民剛好一點，還是讓農民接著搞。結果曾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在轉年的7千人大會上遭到猛烈批判，被免去安徽第一書記的職務，理由就是省內餓死的人多，搞包產到戶。而安徽餓死人很多這件事其實在1960年就有大量事實披露，但曾非但無事，還接替同樣因為餓死人多而下台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兼任兩省的省第一書記，可見曾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

　　從毛澤東對曾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農民的死亡是無動於衷的，對能增加農民存活機會的辦法不感興趣，毛澤東更關心的是別的東西。楊繼繩在《墓碑》中計算出，大饑荒餓死3700萬人以上，少生了4000多萬人，兩項相加已達到8000多萬，加上曆次運動被殺的人，離一個億就不遠了。曾經網上傳說的《中蘇秘密協定》中規定中國需要減少一億人口的目標似乎已經達到，難道說真有這個協定？

　　總結起來，農業上的錯誤政策及體製造成了農業生產效率降低，產量下降，而窮兵黷武，耗費大量資金資源打造核武庫，以至於民生凋零，餓殍遍地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在90年代末發生在北朝鮮的大饑荒和中國的大饑荒如出一轍，而當局的冷酷、殘忍讓我現在想來還是不寒而栗！至於是不是有意要這樣做，以達到減少一億人口的目的，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但從1961、1962年中共的政策來看，是符合這種猜想的。

　　另一個引起我注意的現象是那些最先暴露，也揭發最深的大饑荒事件的省委書記都是毛澤東的愛將，而既是毛澤東的愛將，同時又和劉周陣營中的主將鄧小平關係良好的四川第一書記李井泉雖然罪孽深重（四川一省餓死人數就過千萬，超過全國餓死總數的四分之一）則不僅被揭露的晚，而且在事件披露出來後還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在七千人大會上李遭到嚴重攻擊，與會代表強烈要求追究李的責任，而後鄧親自參加對李的批判會，保李過關。由此我對這幾個事件的過程和背景做了一番研究，從中發現了事件背後劉周勢力的背影。

　　前麵提到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聖治下的安徽，1960年死亡人數不少於山東，沒有被劉周勢力打擊（周早知安徽大量餓死人）反接替了舒同的位置，身兼兩省一把手，原因不僅是曾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同時也因為這曾希聖是周長期的部下，原軍委及南方局的幹部，周是不會選曾開刀的。

　　反過來，河南的吳芝圃就沒有那麽幸運了。我們先看看河南信陽事件是如何爆發的。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1960年2月，內務部派一位處長前往信陽視察災情。被停職的張樹藩複職並陪同到息縣和淮濱視察災情。所到之處哀鴻遍野，舉目淒涼，很多村莊無人煙。處長向張詢問，災情嚴重，是否有死人狀況，張回答有，而且應該不少。隻是由於自己1959年9月後一直被批鬥，對全區狀況不了解，估計餓死在20到30萬人之間。這位部長感覺事態嚴重，立即進京匯報。與此同時，衛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聯合發送的關於固始縣病情和災情已經致死五萬多人的電報。

　　內務部領導聽取報告後，立即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報告，習隨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此時，衛生部將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的電報也轉報中央監委，信陽事件由此初步揭開。4月，吳芝圃對路憲文說，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由路憲文做檢討，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被逮捕法辦，以向“中央交代”。

　　與此同時，董必武派李堅、李正海前往信陽調查，調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層層阻撓，但他們排除萬難，深入基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初步調查後有據可查的餓死人數為七十多萬。調查組回到北京，向中央監委、中組部主要領導匯報。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提交了一份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將其呈送與毛澤東。26日，毛批示道：“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周恩來，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信陽事件的書麵報告。26日，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河南省委負責人匯報信陽事件後，“大家十分震驚”。周恩來隨後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進行進一步調查。

　　11月6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安子文匯報河南問題。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及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群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毀滅性破壞。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九十人小隊，隻剩下三十多個人了。

　　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的死亡人數為38萬，信陽地方誌統計的死亡人數是48.3萬。時任中央調查組處長的李堅和李正海兩人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是105萬。1961年1月13日信陽地區呈報中央最後一次統計數字顯示：全區總人口808.6526萬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數107.0321萬人，占到總人口13.2%。

　　事件被揭露後，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承認信陽地區非正常死亡人數是100多萬，承認他“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過吳芝圃沒有受到嚴重處分。吳芝圃最終死於1967年。1979年，吳芝圃獲得了平反。

　　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誇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矛盾，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的作法。中央批示並肯定這個報告，並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發展。

　　這裏麵可以看到，事件被揭露是從國務院係統開始的，習仲勳和董必武是發動者，這兩人與周的關係非常親近。李富春在法國時就是周的夥計。當1962年毛澤東指使康生出麵，假小說《劉誌丹》之事攻擊習之時，周出麵保護了習，使習避免歸於“敵我矛盾”，而後能夠東山再起，要不然當朝太子怕也是別人了。而王從吾、徐子榮、安子文全部是劉的人馬。在文革中徐死於非命，王、安兩人都被關押十年。毛澤東不過是在劉周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處罰了吳，但還是要維持自己的麵子，吳被免去省委第一書記，平級調任中南局任管文教的書記。

　　我們再來看看同樣聞名的甘肅通渭事件是如何爆發出來的。楊的《墓碑》中是這樣敘述的：“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經中共中央指示，甘肅省委對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看，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說：“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三個萬歲”即“三麵紅旗”。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李坤潤2月19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製上實行四級製，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1959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饑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告中批評這個縣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深入，將自己的錯誤暴露出來，因此在去年10月縣委擴大會議上，隻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後，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1960年3月10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78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劃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是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子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係列複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製止打人抓人方麵起到了一些作用，也發放了一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成的，省委工作組卻大反右傾，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縣的死亡人數相當於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施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曆年來在鎮反、審幹、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一係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麵，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麵貌不會改變。”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

　　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0]364號）。中共中央的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對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複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還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資。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1200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複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142萬元，無償投資270多萬元，購買了牲畜4700多頭，添置修補農具4萬多件。工作組還在口糧、棉衣供應，疾病治療等方麵做了安排。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麵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誌》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麵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吃的問題。”這一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隻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農作物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麵的一次會議。蘭州會議是1960年12月開的，正是在毛澤東批示信陽事件之後。毛澤東在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認為信陽的問題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要搞“民主革命補課”。蘭州會議認為，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

　　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有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裏。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一貫道等24名，占15.2%，30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曆史問題的人8名，占22.6%。”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麵的奪權鬥爭。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1962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在各地餓死人問題上減輕了地方幹部的責任。1962年5月13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訪時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我們可以看到，通渭事件發起的時間和河南信陽事件是一樣的，都是在1960年春節前後，過程也差不多。來自北京的壓力是不是來自國務院或中監委，文中未提，但肯定不是來自毛澤東。到1960年12月前，基本是按毛澤東定的調進行處理，反右將責任推到當地幹部頭上，而且這些幹部還是國民黨（用時髦的話說，這國民黨真是躺著也中槍）。甚至當地幹部采取的一些救命的辦法（保產到隊，開荒種糧等這些方法後來劉周在調整期也同樣做，又變成好的了）也被作為罪狀。真正事件得到處理的是在1960年12月西北局的蘭州會議上，張仲良被當場免去省委第一書記，改任第三書記，全麵救助才開始。而這時的西北局第一把手正是劉的嫡係劉瀾濤。

　　最讓我驚訝的是在查找資料中，看到這期間還有一個“山西壽陽事件”，事件官方描述是這樣的：“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中央製止，經曆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設時期，在一個縣內，因個別領導的錯誤決策，在短短三個月內，造成如此巨大的人為死亡事件，不僅在全省，就是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黨的政策和威望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度困難，生產無法組織，一時間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實後，撤銷了王之一黨內外一切職務，改組了壽陽縣委、宗艾公社黨委，查處了133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幹部，追究了35名嚴重違法亂紀人員的法律責任，其中王維、蘇景雲等四名罪大惡極的刑事犯罪分子被處以死刑。”

　　現在我們知道，在那個時期，一個縣死亡349人已經是非常少了，而這樣的事件被挖掘出來成為一個全國聞名的典型，實在費解。我查了一下當時的山西省第一把手的姓名，陶魯笳，原北方局幹部，劉的部下。

　　在1960年底同時被處理的省委第一把手舒同屬於紅一方麵軍係統，也和劉周沒有很深淵源，所以很快被拋了出來，也成為毛澤東劉周惡鬥的第一批犧牲品。

　　同樣在這一時期執行激進路線，發掘出“反瞞產”血腥政策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盡管在富饒多產的廣東也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看過一個材料，原紅四方麵軍的軍長何畏也在廣東老家餓死），難民湧向香港，造成了國際影響極大的逃港事件，因為與劉關係良好也安然無事。

　　綜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劉周對下麵的現狀實際了如指掌，當他們覺得時機成熟以後，有選擇地挑選毛澤東的親信掌管的省份進行揭露，以打擊毛澤東。毛澤東在這種有組織的打擊揭露之下，不得不節節退讓，以至於在7千人大會上道歉，從此也交出一線指揮權，劉周人馬重新走上一線，這一回合以劉周大勝結束。（但在這場鬥爭中投靠劉周勢力的大員們在文革中就沒有那麽幸運了。陶和曾被整死，李、張、舒雖然也被批判，但無性命之憂，都安然度過了文革。吳在1967年死於醫院，沒受多大衝擊）有的讀者肯定會說，我在用陰謀論看待我們偉大的革命領袖，他們這樣做完全是要救命於水火。以我讀過的資料來說，劉周二人對別人的生命也是很漠視的。我在凱迪網上看到一篇吹捧李井泉的文章，資料很詳盡，出處應該是可靠的。原文如下：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壩賓館召開工作會議，討論調糧的問題。會開到一半，李先念從北京來電話要糧，李井泉請一位副省長去接電話，並請他向李先念說明，四川現在確實有困難，已經調不出糧食了。李先念執意要李井泉來接電話，要求四川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調糧命令，並轉告說，中央領導認為，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造成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麵的影響要小一些！作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你那裏是國務院，我這裏也是個小國務院嘛！”

　　據在場的同誌回憶，李井泉接電話回來，臉色很難看，嘴唇還在發抖。他原封不動地傳達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從大局，一定要調糧！

　　四川省委經反複研究討論，隻有再調“死角糧”，從川東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往外調。為此，國務院專門派來糧食部的一位副部長坐鎮廣元，調來幾百輛卡車，向外運糧。”注意，這裏講的是1961年初，全國糧荒死人已是普遍的情況，劉周早已心知肚明。年初，正值春荒階段，從任何地區調糧都意味著那裏的人得餓死。不是去海外購糧渡荒，不是停掉核武器實驗節省資金，而是要求從早已大量餓死人的四川調出糧食，沒有比這更殘酷的行為了。而四川省委決定調“死角糧”的說法更讓我驚悚，這句話真正的含義就是：把交通不便，外人難以了解地方的糧食調出，因為那裏的人死了也沒人知道！作為人是很難做出這麽冷血的決定的，但這些人做到了！我可以想象，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被餓死的人一定很多，有知道情況的網友可以提供情況。

　　周的冷血還可以從同一篇文章中讀到：“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卻過著“隻見豬兒跑，卻吃不上豬肉”的緊巴日子。那時，中國工業尚不發達，給蘇聯還債主要靠農副產品，而糧食產品價格很低，隻有靠大量出口生豬和肉食品。為此，數千萬頭川豬源源不斷地運往蘇聯。

　　為了保證出口，毛澤東帶頭不吃豬肉。周恩來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向全體同誌宣布說：從明天起停止吃豬肉，起個示範作用。李井泉立即打電話給省委，轉告這一情況。他說：“我們四川要大力支援國家外調生豬和肉食品的任務。各機關、企業、軍隊吃肉標準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壓縮。”

　　當時，四川農民的年均口糧已經降到最低限，增加養豬，勢必增加糧食消耗……周恩來聽到李井泉有關飼料糧不足的情況匯報後，先後調撥了10億斤專用糧，支持四川大力發展養豬事業。1959年底，四川生豬存欄數達3167萬頭，1960年增長到6424萬頭，翻了一番還要多，創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於嚴重缺糧，四川全省的生豬圍欄數已經下降到1250萬頭。注意這個數據，“1959年底，四川生豬存欄數達3167萬頭，1960年增長到6424萬頭，翻了一番還要多，創曆史最高水平。”而1959年到1960年恰恰是全國，也是四川餓死人最多的時候。蘇聯逼債現在知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當時的蘇聯不但沒有逼債，而且主動向中國提供無息貸款買糧食救災，但被毛澤東拒絕。

　　人可以餓死，豬不能不養。中國人的命在周的眼裏是輕於豬肉、茅台的！所以1960年劉周選擇山東、甘肅、河南發力，不是他們不忍見到人民的死亡，而不過是看到了一個打倒對手的機會。劉在7千人大會上猛烈抨擊曾希聖的包產到戶政策，在安徽、甘肅、河南采取的整頓措施甚至比以前還左，農民並不比之前更好過，1961、1962年照樣有大量農民死亡。直到1963年，情況才開始好轉，1964年大饑荒才完全結束。很巧，這一年，原子彈也爆炸成功。我推斷，1963年應該是隨著原子彈研究接近完成，資金需求增幅逐漸減少，到1964年基本停止增長，老百姓才終於有可能吃碗飽飯了。至於關於天氣，關於還債，關於天真造成大饑荒災難的說法，都是些騙人的鬼話。

　　關於毛澤東在60年代不吃豬肉的事是真的，不過人家開始吃牛肉了，當然魚、海鮮還是毛澤東的最愛，水果也同樣少不了。被忽悠當然是中國子民的特權。

　　重新被供上神壇的毛澤東怎會甘心大權旁落，冥思苦想之後，不待饑饉過去，毛澤東在1962年就發起了反擊。這就是大家不太所知的社教和四清運動。

　　從上麵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劉周是盡力把動蕩控製在農村幹部以下，即他們的官僚隊伍之外，因為他們知道這支官僚隊伍是他們的依靠。而毛澤東發動“社教”的真實意圖是利用群眾對官僚隊伍的不滿（這種不滿本來就是執行毛澤東的命令引起的，而毛澤東經常性的將官員拋出作為替罪羊，使得這支官僚隊伍對毛澤東心生厭恨）奪回控製權。劉的這種做法如何能讓毛澤東滿意，盡管他們對待生命的態度上根本沒有區別。

　　矛盾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爆發。到了12月28日，戲劇性的一幕出現，毛澤東拿著《黨章》和《憲法》出現在會場，（寫到這，我也忍不住要笑了，毛澤東居然會根據憲法索要權利！）對不安排他到會並發言大為不滿，說他是黨員、公民，有說話的權利。（劉在1967年也學了這一招，可惜，劉忘了，毛澤東拿憲法、黨章有用，是有槍杆子在手，黨羽盡失之時也用這一招隻是會徒增笑柄）。

　　這件事情的起因是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本是趁三屆人大會議由劉主持，鄧小平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而且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講話時插話，毛澤東隻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讓毛澤東忍無可忍的是，沒有請示毛澤東，也沒讓毛澤東出席，會議居然就結束了。毛澤東大發雷霆，召回已在歸途的各省書記們，繼續開會。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作了檢討。說自己對毛澤東不夠尊重。接下來毛澤東對過往“四清”工作的所有政策進行了指責，全然不顧這之前所有政策都是得到他的支持和批準的，弄得中共從上到下的官員們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工作才好。（毛澤東的出爾反爾，賴皮打滾的流氓勁盡顯無遺）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走資派，這個大家在文革當中耳熟能詳的名詞）

　　《二十三條》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成為新的“四清”目標。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澤東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從而構成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獨特景觀。寫到這我想起了雷鋒在汽車駕駛室裏學毛選的照片。劉文學拚死鬥地主，劉文彩水牢收租院等極度宣傳仇恨、暴力的文學作品也在全國大肆宣揚，文革的血腥種子又得到了更多的養料。

　　雖然名義上毛澤東取得了勝利，甚至毛澤東在黨內的高層會議上對劉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劉源等著《曆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這樣街頭混混說的話。但實際上，1965年初的毛澤東是打不到劉的（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呐！），不僅如此，矛盾公開化以後，“社教”，“四清”也處在偃旗息鼓狀態。除了大家裝模作樣天天學毛選以外，1965年中國大地實際處在較為平靜的狀態。處於這種全體官員軟抵抗之下的毛澤東也是有苦說不出，知道自己又被架上神位供了起來。

　　“社教”實際上是毛澤東希望利用被洗腦的農民和工人對官僚們的厭恨以及對自己的崇拜，從劉周手中奪回權力的又一次嚐試。盡管失敗，但毛澤東成功的把一個概念植入了中共的理論體係當中，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這個概念的含義就是即使你出身好，功勞高，同樣可以成為共產主義的敵人。當然，是不是走資派要由權力占有者決定。1965年的毛澤東還沒有這種絕對的權力，劉周更沒有，毛澤東在床榻歡愉之餘思索著登上絕對權力之路。毛澤東曾在1970年12月28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73頁。），當然如何加強自己的力量，削弱對方的力量，最終搞倒對方，是這段時間毛澤東的主要工作。

　　1965年雖然在普通民眾的眼裏是難得稍微平靜一點的年份，但實際上卻暗湧著洶洶的浪濤，這浪濤最終在1966年將整個中國大陸拍碎，中華民族幾乎承受了滅頂之災。我先給大家列一下文革發動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之間的大事記，一方麵有利於不太了解文革史的朋友有個全局概念，另一方麵也讓大家有個線索。

　　1965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我們看到，雖然毛澤東竭力想另辟戰線戰勝劉，結果新戰線的發令槍還是掌握在劉的手裏，整個文革領導小組裏隻有康生是毛澤東的親信，可見毛澤東在1965年7月對中共高層人事任命的影響有限。

　　在這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指導下，很多現在看來很左的，很模式化的文學、電影作品遭到了嚴厲批判。其中有《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鋪子》、《抓壯丁》等。上麵列的電影很多當時根本沒有被允許公映，隻有《早春二月》獲得了在全國57個城市放映的機會，但並非因為它通過了審查，而是被當作大毒草，供全國批判之用。（當然，文革以後，這筆賬自然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頭上，雖然那時他們對這些批判根本插不上嘴。）

　　1965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撤職，楊曾任紅三軍團政委，與彭德懷、劉少奇共事，後來又成為劉的副手，負責中共北方局，長期擔任中辦主任，是毛澤東的親信。楊被發配到廣州當省委書記處書記，12月到廣州，三個月後又被貶為肇慶地委副書記，轉任山西臨汾地委副書記。後楊又被歸為“彭陸羅楊反黨集團”，給出的理由主要是“竊聽毛澤東案件”（建議大家上網查查）同時說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係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那竊聽事件發生在1961年，毛澤東在1965年底拿出來說事，其意味深長，後麵我還會給大家解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吳晗，說《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而吳晗正是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彭真的親信，這篇文章實際直指劉的大將彭真。

　　1965年12月，羅瑞卿總長職務被撤銷。這羅瑞卿本是毛澤東的親信，到達陝北後任第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局長，1949年後任公安部部長，長期負責毛的安全，在1959年毛澤東打倒彭德懷以後，被毛澤東推薦接替彭的親信黃克誠擔任總參謀長。在此之前，廬山會議後一直賦閑在家的彭德懷在1965年9月被毛澤東召見，然後被發到遙遠的四川去視察國防工業及工事建設。（在此之前，本來就與彭德懷關係不錯的劉曾提出讓彭出來工作）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楊出身紅一方麵軍，是林彪的長期下級，在華北軍方有很大的影響力。

　　作為反擊，文革五人小組於1966年2月製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之前文革小組批判其它文化作品時實際和批海瑞的手法是一樣的，現在卻說起要以理服人了。（我想起那個城管要趕一賣藝的武僧人，武僧人不走，城管仗著人多，抄家夥要打，武僧人一頭拍碎一塊磚，然後城管說，出家人要講道理，不要打打殺殺的段子了）。

　　作為反擊的反擊，2月2日至22日，在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到3月底，毛澤東直接出麵批評《二月提綱》；提出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委！”此時劉正帶著夫人在國外訪問。

　　4月10日，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

　　4月9日、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判彭真的“一係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為成員，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因為在1966年5月16號公布），批判《二月提綱》。並改組了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彭真徹底垮台。

　　4月24日，杭州會議基本上通過《五一六通知》，並決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正式通過這個文件，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時任中共宣傳部長，劉派大將）、楊尚昆四人作出組織處理。在這個會議上，剛從國外回來的劉主持了會議，並對彭真親自作出了處理。

　　5月16日，會議正式通過了《通知》，官史上把這一天算做文革的開始。

　　有意思的是，在會議期間，5月8日，《解放軍報》（注意，是軍報而不是《人民日報》）發表江青組織寫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寫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兩篇文章宣布：鄧拓、吳晗、廖沫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是反黨工具；號召：“我們一定不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5月18日，身為北京市書記處書記，《人民日報》社長總編的鄧拓自殺；5月23日，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自殺。

　　吳晗後死於1969年，百度百科上是這樣描寫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隨後於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頭發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於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於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相對吳晗的命運，鄧拓的自殺無疑是明智之舉。“三家村”集團中隻有官職較低，與毛澤東較少過節的廖沫沙熬過了文革。田家英自殺是因為毛澤東懷疑田投靠了劉，解除了田的秘書職務。深知毛澤東整人手段的田立即自戧，不枉一世聰明，免受了很多苦楚羞辱。

　　與大部分人所知的文革有所不同的是，從1966年5月16日到8月初，劉、周、鄧是文革的實際主持人。毛澤東一直到7月中旬才回北京，在外麵呆了8個月。劉周鄧在主持文革期間，除了搞倒了內蒙古的一把手烏蘭夫以外，還在各省對文化教育方麵的負責人進行了猛烈攻擊，一大批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係統的幹部被打成“黑幫”、“三家村”，然後再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鬥的。主要形式就是從中央各部派遣工作小組到各個單位接管權力，各個單位原來的當權者靠邊站，工作組發動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批鬥當權者和出身身份不好、或敢於提出不同意見者，其形式一如土改、延安整風、反右。甚至比照50年代末的整風反右提出了打右派的比例。

　　以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蒯大富為例。從5月到7月他是被工作組批鬥的對象，甚至被關了起來，當工作組撤出後他才被放出，成為全國出名的學生領袖。這一期間有為數很多的學生，教師被打成右派關押，批鬥。

　　到8月，事情起了戲劇性的變化。1966年7月18日在外麵晃蕩了8個月的毛澤東回到北京，馬上指責劉鄧向學校派工作組的事，雖然這些事都是事先請示過他的。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在8月4日，毛澤東在會上指責劉在北京“鎮壓群眾運動”，並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衝口而說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648頁）

　　8月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將矛頭對準劉鄧。

　　8日，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使文革進一步發動合法化。

　　接著毛澤東提出改選政治局，劉從常委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則由第六位直線上升至第二位，顯然是接班人位置。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其後就隻稱林彪為副主席，其他劉、周、朱德、陳雲4人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林彪就成為了毛澤東當然的接班人。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8月18日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劉作為中共領導人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麵前。從此陷入軟禁。

　　此次，毛澤東在中央上層戰勝了劉鄧，但周依舊保持第三號的位置。

　　1966年8月，北京開始出現紅衛兵打死人事件，在警察的縱容、甚至是配合下北京數千平民被打死，這些打人者中不乏文革結束後以被迫害者麵目出現的高幹子弟。打人風潮也從北京蔓延全國，有兩年的時間，全國的學校停課，學生們以造反為職業。

　　從1966年8月18號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1300萬紅衛兵，引發全國性的大串聯。到1967年8月，各地無法承受大批人員旅遊的成本，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串聯活動才基本上結束。紅衛兵運動在全國開展。

　　1967年初，造反派和紅衛兵在各地的奪權，造成了很多混亂，各派之間從爭吵到打罵，最後發展到真槍實彈的戰鬥。著名的文革“武鬥”從此爆發並持續了兩年，我看到的資料裏，陝西寶雞的武鬥在1969年2月才結束，死傷人數近5萬人，死傷人數最多的廣西南寧422事件死亡人數居然超過10萬人，讓人瞠目結舌。參戰的各派都是高呼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口號相互砍殺、射擊，和歐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高呼為了上帝互相掐脖子、砍腦袋一個樣。

　　1967年1、2月間，在中共軍委會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餘秋裏、穀牧等人，當著中央文革成員的麵對文革發展發表不滿言論，主持會議的均為周恩來。雖然毛澤東出麵從2月22日起至3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會，以“資產階級複辟逆流”的罪名指責參與發言之人，此後，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這被稱為“二月逆流”。但參與者並未受到很大傷害，且1971年林彪出事後，毛澤東給這些賦閑在家的人重新安排了工作。

　　1967年7月20日在武漢發生轟動全國的武漢“七二O”事件。武漢軍區的軍隊抓捕毛澤東的代表王力，而毛澤東就在王力住處旁。周恩來化裝飛往武漢，陪同幾乎不乘飛機旅行的毛澤東飛往上海。

　　1968年3月，發生“楊餘傅”事件。楊成武（代總參謀長），餘金立（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軍區副司令，北京衛戍區司令）被撤職逮捕。林的另一個親信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在林彪主持下改組了軍委辦事處，另成立辦事組，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任組長，其成員都是林的親信。其後，辦事組代替了軍委。從4月1日起，軍隊重要文電不再抄送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等人。

　　到1969年春，毛澤東達到了基本控製全國的目的。四月，毛澤東召開了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成了真正的上帝。與會代表流著眼淚，狂熱的喊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享受著至高無上的崇拜，毛澤東在此刻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峰。

　　在以上簡約的概括裏，我們可以看到1965年中毛澤東又一次試圖利用“文化革命”的名義來掌握權力，但還是失敗了。但在65年底到66年初的發力卻成功了。是什麽原因促成了毛澤東的這次成功，所有的官史中都是語焉不詳，都以黨內生活不正常為說法。問題是，人還是那些人，組織也沒變，是什麽原因使毛澤東忽然能夠在1966年2月派出自己的妻子直接向劉派大將彭真發起攻擊，而不懼過往的失敗。

　　如果仔細考察這段時間各種力量的此消彼長，在毛澤東、劉、周三種勢力中，劉派被徹底打敗，毛澤東派力量大漲，隻有周的勢力沒有什麽變化，周的親信大將幾乎都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所謂“二月逆流”中出頭的，不是國務院係統的巨頭，就是周留法期間的好友。在毛澤東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如此公然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卻能全身而退，說明周的力量是為毛澤東所忌憚的。可以說，“二月逆流”是周派勢力對毛澤東的一次示威，盡管過後這些人形式上賦閑在家，但實際影響力還是在的。以至於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後毛澤東還要讓林斷掉幾位元帥的公開信息渠道。毛澤東雖然找了他們很多麻煩，但卻一直不敢決裂，因為周派的力量不像劉派力量大部分限於黨政係統，而是行政和軍隊兩方麵混成。毛澤東一旦與之決裂，其反擊也是會很犀利的。更何況以毛澤東的權術習慣，在無必勝把握的情況下，毛澤東是不會動手的。現在我們還知道，毛澤東對林彪係統的軍人也是很提防的，在自己被洗腦徹底的新生代力量（以造反派、紅衛兵為主）能接手之前，毛澤東還要留著周製衡林。這可以解釋周派人馬為什麽能在劉派人馬被清洗以後繼續存活的原因。

　　結合從1954年高饒事件以來的曆次鬥爭及結果，我隻能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之所以在1966年初敢對劉派下重手，一定是得到了周中立甚至是支持的許諾。因為以往的經驗告訴毛澤東，他不可能同時打倒劉周兩人。毛澤東在兩人中間，選擇了勢力較弱，野心較大的劉下手，這完全符合毛澤東分而治之的慣用手法。從周在文革中的表現來看，周持的不是中立的立場而是支持毛澤東的立場。如果用此觀點去觀察文革裏的各類事件，就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很多以前雲霧繚繞的事件就會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在周是否支持毛澤東打倒劉這件事情上，幾乎沒有任何公開材料提供佐證。但毛澤東的秘書，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在回憶錄中都提到，中央不少人在毛澤東發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是劉，這些人裏麵也包括周恩來。但無論陳還王，在周對毛澤東的支持問題上卻大都緘口不語，很是怪異。想想其實也很正常，因為周派在文革以後把持了各個領域，誰還敢多說。

　　還原曆史，應該是這樣的：毛澤東的1965年7月在爭奪“文化革命”話語權再次失敗後，再次準備出擊。而這次他吸收以前的教訓，與周達成交易，集中火力攻擊劉。為了確保安全，毛澤東先撤換了掌握自己身家性命的中辦主任楊尚昆，原因是楊和劉的關係良好，而羅瑞卿與楊，彭真關係也很好，又掌控軍隊實際指揮權，也必須除掉。所以毛澤東翻出1961年的竊聽事件，無中生有，撤了楊的職，又命林彪以更莫須有的罪名批判羅。羅莫名其妙，憤怒之下跳樓明誌。

　　為徹底切斷劉和軍隊的關係，毛澤東還煞費苦心地將賦閑在家的彭德懷發到了偏遠的四川，以防劉彭聯係。所以在1966年底毛澤東取得絕對優勢以後，彭德懷又被揪回了北京，被整死。在掃除可能的後患的同時，毛澤東派自己的妻子回到上海，以上海為根據地發起攻擊，當劉和彭發起反擊後，毛澤東直接出麵反擊彭，而且還恰恰挑在劉攜夫人出國訪問之際。當劉回國，大勢已去。這時的劉為了與彭切割，斷臂自保，出麵主持了對彭的批判。彭真、陸定一被投入秦城監獄，遭受了十幾年的磨難，而羅、楊則除了被批鬥幾次，基本是在部隊營區，待遇截然不同，也可看出毛澤東真正的用意。

　　此時的劉仍然期望著用棄車保帥以及反右的手法控製局麵，將反革命的指控限製在中下層，保護自己。但毛周已聯盟，而且1966年的知識分子們已不再是1957年有自己頭腦的知識分子。這時的大學生、中學生都是經過十幾年的洗腦，完全被塑造成一麵是狂熱，一麵是仇恨的硬幣，旋即呼號著聽從神的魔棒砸向劉，而這座神恰恰是劉自己塑造的，這個笑話開的有點大了。大家可以查一下文革北京五大學生領袖的資料，除了北大的聶元梓以外，其他都是出身農村，學習努力，聰穎異常，聽話的孩子，從中可以看到神和魔真的隔得不遠。

　　毛澤東在南方，遙控著周及江青。當毛澤東回到北京，劉的好運就從此結束了。無論劉怎樣做，失去了周的支持，麵對他塑造出來的神，劉的命運隻能是走上祭壇了。

 

　　在接著談毛澤東和林的鬥爭之前，有幾件事要拎出來和大家聊聊。

　　從1969年開始，牽動幾乎所有中國城鎮人口的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展開。因為在這個時候，這兩千餘萬滿腔熱血，一心想聖戰的年輕人對於毛澤東來說，已經沒有了用處。城市經過兩年的摧殘，也沒有能力提供給這些年輕人足夠的就業機會。這時候，毛澤東提出了“廣大天地更有作為”的口號，讓這些紅衛兵們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按照共產理論，本來城市無產者是最先進的，現在最先進的城市無產者卻要跑到農村去接受按照共產理論是最落後的農民的教育，這個口號還被一個共產黨領袖堂而皇之地提出，可見當時的中國人已被洗的沒有自己的思想了。

　　如果大家在網上查上山下鄉，官史上也承認這一招本是從蘇俄學來的。因為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極大地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糧食供應不足，蘇俄不得不從城市組織人員下鄉進行生產，即減少城市糧食供應的壓力，又可以彌補農村生產力的不足，同時又是一種懲戒措施。

　　本質上，強迫性的組織城鎮人口回到農村進行農業生產本身，就是共產經濟政策失敗的一個表現。因為一個正常的社會，人員都是從農村流往城市，而不是反向。而為掩飾這種失敗，蘇俄為這類行動加入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詞語。這一招也被中共有樣學樣地照搬到了中國。

　　從50年代末，就有共青團組織的屯墾，比如江西的共青城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物，在60年代前期也有個別的青年到農村工作，比如著名的邢燕子。但大批的，成製度性地將城鎮年輕人踢進農村，則是從1969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77年。而當結束上山下鄉政策，下鄉知青又大批返城之後，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脹讓中共上層驚恐不安，生怕城市供應不足，計劃生育政策隨之提出，並嚴格貫徹至今，其危害必將在以後的數十年中體現出來。

　　可以說，計劃生育政策是上山下鄉政策的另一個變種，其本質都是因為共產政權本身無能且對國民的創造性進行限製，使得社會生產率極端低下，無法對增加的人口提供有效供給造成的惡果。本人較我的大姐比較幸運，在上山下鄉的高峰時年紀尚小。但計劃生育卻依然沒有躲過。雖然本人其實對多子多福抱有懷疑，但大規模的獨生子女家庭的存在是明顯有悖自然規律的事情，這些惡果到了我們這一代步入晚年時必然要顯現出來，我們一定會看得到的。

　　另外要談的就是在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奇特的社會現象。而正是這些社會現象與基督教教會形式上的相似性引發了本文寫作的動機。

　　最讓人嘖嘖稱奇的就是每一派都是在“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旗幟下向也是“誓死捍衛毛主席”的另一派發起血腥的攻擊。讓我想起天主教徒、東正教徒、新教徒們之間，呼喊著“為了上帝”相互敲腦袋、捅肚子的場景。

　　在文革中，學習毛選立竿見影見成效的神話到處流傳。這類神話文革前在部隊裏已廣為普及，如雷鋒，在文革中則廣為流傳。大致內容都一樣，就是以前某人多麽差，或某事多麽難，完全沒有希望，沒有辦法了，經過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忽然信心大增，找到方法，迅速解決了問題或使之變好。這和基督教裏麵信仰了耶穌，一切都是happy end的宣傳有異曲同工之妙。

　　雖然在文革中隻上了小學，但學了毛選就變好的作文可沒少寫。想想當年絞盡腦汁編假話的艱難，現在的我還在憐憫當年的我的辛苦！才讀小學的人啊，幾乎天天要先抹黑自己或親友，然後撒謊說學完毛選就變好了，難啊，可憐我的小腦瓜了！說不定我的白發多就是那時種下的病根呢！

　　政治學習從1949年以來就是中國的一大景觀，到了文革期間，越發多的時間被用來學習毛選，毛選成了中國版的《聖經》。在每個角落都要學毛選，學完了還要談感想，就像歐洲中世紀的查經班一個樣。那時全國的紙張都調來印刷《毛澤東選集》，基本是每人發一套，當時我以為不花錢。後來才知道其實都是單位花錢買的，稿費都進了毛澤東的個人賬戶，據說這個賬戶的金額當時高達數百萬人民幣，按照現在價值計算，乘以100，就是數億的個人財產。

　　敢情這毛澤東當年可是全國唯一的大富豪。允許全國用公款買自己的書，書款進個人腰包，現在看來應該是貪腐了，不過那時沒人敢說。

　　在1977年春天恢複高考時，連可以用來印刷考卷的紙張都沒有了，中央特批動用準備印刷《毛選》第五卷的紙張才對付過去，可想見這毛選印刷的規模有多大了。

　　就像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動不動就要說“上帝保佑”，胸前佩戴十字架一樣，在文革中毛澤東的語錄成了人們必須背誦的“聖經”。在1967、68、69年，每個中國人照相的標準姿勢是右手端捧一本《毛主席語錄》，左胸佩戴一枚毛澤東的像章。見麵說任何一句話以前先要說一句毛澤東的語錄。比如說你到商店買東西，你得對售貨員說：“為人民服務，我要買一塊肥皂。”，售貨員則回答：“要鬥私批修，五毛錢。”，你接著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給你一塊錢。”，售貨員丟一塊肥皂給你，說：“壞分子不打是不會倒的，找你五毛錢。”諸如此類。可笑的東西很多，那時太小，記不住很多，大家有時間可以收集，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圖58

圖中端著紅寶書，佩戴毛澤東像章的是我的兩個姐姐和我以及鄰居的孩子們。那年我4歲多一點。從圖中大家可以看出當時的偶像崇拜已到了何等地步，連四歲的孩子也逃不掉。

　　文革開始時本人才2歲，紅衛兵是沒份了，但到了後期紅小兵還是當了一回，木頭做的紅纓槍也扛了幾天。後來在歐洲還有美國看到他們的教會童子軍組織，還有他們佩戴的領巾，心裏基本清楚這少先隊、紅小兵是從哪裏學來的了。

　　在文革時期，出現了特別多的英雄，比如勇攔驚馬被火車撞死的軍人歐陽海，勇救落水群眾淹死的軍人李文忠（此人的紀念堂居然今天還掩藏在南昌市郊的一片民宅中），還有為搶救一根生產隊的木頭而被洪水卷走的知青金訓華，當然還有不計其數的在武鬥中壯烈犧牲的英雄。如果翻開歐洲中世紀宗教史，類似為上帝獻身的聖徒們也是比比皆是，難以勝數。

　　在文革中，最與中國傳統不符的，也是最讓現今中國人津津樂道的事就是全國人民大跳忠字舞，大唱紅歌。中國人除一些少數民族以外，絕大部分不善於歌舞。而在文革中，隻要有人的地方，從早到晚，必然是歌聲嘹亮，無論男女老幼都會來幾首。到現在，我還會哼《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雖然時隔40年，且我對這幾首歌深惡痛絕，但不自覺地有時還會哼出，可見那種幾乎24小時強製地灌輸功能是多麽的強大。如果讀者有幸參加西方基督教的彌撒，你們會看到音樂在宗教中的重要性，很多人去教堂會僅僅是因為那美妙的音樂。唱詩班、管風琴幾乎就是基督教堂的象征。而現在中國大陸軍隊中極為強大的文工團，其祖師爺就是蘇聯紅軍中的文工團。用音樂來做鼓動工作，是俄國人從宗教中搬來的，最後成為了文革中最強的洗腦工具。到現在，唱紅歌又成為某些人和團體手中的好東西，使得有些中國人可以為唱紅歌而不顧死去的親人，並且這樣的行徑被官方媒體作為正麵形象進行宣傳。

　　當然，任何洗腦的前提是控製信息源，就像基督教在中世紀的歐洲要銷毀除《聖經》以外的書籍，燒死敢於提出異議的人士一樣。文革中幾乎所有的文獻資料都被禁止閱讀，很多被焚毀，唯一能大量發行供人閱讀的書籍隻有《毛選》，提出不同意見的人被槍斃，比如遇羅克，比如林昭。除了少數紅歌外，全中國8億人民隻有8台樣板戲可以看。到後期，社會流行一些手抄小說，而這些手抄小說的作者還要被抓去坐牢，比如《第二次握手》的作者。最後，和中世紀的歐洲一樣，中國大陸成了禁欲的國度，很多年輕人因為調情，因為和自己的戀人親吻、做愛而被抓、判刑。記得那個時候法院的判決布告裏特別多強奸、流氓等罪名。

　　盡管現在我們知道偉大領袖和他的很多部下都是生活在花叢中的，但禁欲的生活卻一直是這個國度始終倡導的主流。這種思潮一直流傳到80年代初。在80年代的嚴打中，有不少案子是因為親吻了異性，或和幾個異性有性關係而被槍斃。這和中世紀時嚴格禁欲，但高級僧侶們性醜聞不斷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之，文革呈現了洗腦的高峰。從文革，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共產洗腦和基督教洗腦的高度相似性。所以當我在瑞士初次接觸基督教時，為這種相似性所震驚！當然，經過文革洗禮的我對這種洗腦擁有極強的免疫力，基本上是糖衣吃完，炮彈打回去！

 

　　總結性的文字寫完，我們還是再轉到偉大領袖的奮鬥史上麵。

　　如果翻開文革大事記，從1969年4月九大召開到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中共高層呈現難得的平靜。與中共高層的平靜相對應的卻是全中國的劇烈動蕩。不僅大批的前紅衛兵被以接受農民再教育的借口踢出了城市，而且大批城市居民、工人、幹部也被冠以“下放”的名義趕出了城市，僅僅北京城就有上十萬的幹部被遣送到分布在數個內陸省份，比如江西、湖北的幹校、農場中勞動。這種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向人口移動浪潮，除了被毛澤東用來懲罰政敵以外，也說明經濟政策的徹底失敗。這種人口逆向流動除了上述兩個原因外，還有一個就是軍事原因。

　　1969年3月突然爆發的中蘇珍寶島之戰，雖然規模很小，基本是連級規模的衝突，但在全國造的聲勢很大，以至於那時隻有5歲的我至今還記得英雄炮手楊林。雖然據說這場邊境爭執以中方勝利結束（這是中方的說法，根據是中方死亡人數少於蘇軍，沒有第三方證據。），一輛繳獲的蘇軍T62坦克還陳列在北京的軍博裏麵，但這場所謂的勝利幾乎引來一次差點毀掉中國的戰爭。

　　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蘇聯在珍寶島事件後憤怒異常（珍寶島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我始終是懷疑的。這條邊界線存在了幾十年，中共和蘇聯搞壞了關係也有好幾年，為什麽恰恰這蘇聯人就要在1969年3月中共要開九大之前來挑釁，關於毛澤東的幾次出兵，及對軍隊玩的權術，我還會在後麵專門講述，這裏就省略了。），隨即在新疆報複了一把，將中方的一支巡邏隊消滅殆盡。不僅如此，這時的蘇聯人決定動用戰術核武器消滅中國的工業中心及導彈核武器基地。當蘇聯人怕美國人誤會而通知美國時，（此刻蘇美兩國的數千枚導彈互相瞄準，一旦誤會，核大戰發動，世界可以毀滅很多次），美國人大吃一驚，在權衡利弊以後告訴蘇聯人，一旦蘇聯人向中國動用核武器，美國將向蘇聯發射核武器。蘇聯大怒，但山姆大叔的實力擺在那，蘇聯人惹不起，隻好悻悻罷手。那時的我還在跟著姐姐們後麵高興地看她們跳《北京的金山上》之類的革命舞蹈，實在沒想到全體中國人實際和死神幾乎是擦肩而過，而原因，就是毛澤東為了國內權力鬥爭的需要，輕佻地去挑逗北邊的龐然大物。

　　回想那時的中國發瘋似地挖防空洞，教大家如果原子彈爆炸，就要反向趴下，不看原子彈就沒事了。想想如此荒誕的軍事教程卻幾乎每周都要練習，現在我還能回憶起當時警報響起，大家跑出去玩的場景，如同兒戲，十分可笑，而實際危機是如此巨大，不禁冷氣倒抽。

　　我還記得當時的高音喇叭天天說毛澤東的語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很是佩服毛澤東的水平。大了才知道，這又是毛澤東剽竊劉伯溫給朱元璋的對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不過把築牆改成了挖洞，結果全國化巨資挖了很多防空洞，基本浪費，現在各個城市的塌陷也很可能與之有關。在山區挖了很多山洞，安置了很多軍工企業，號稱三線廠，這些廠在80、90年代基本全部遷回市區，浪費同樣巨大。

　　不稱霸可能有些年輕的朋友不知怎回事。毛澤東說不稱霸是因為搞不過蘇聯，當不成共產世界的老大，就自己創造了一個三個世界理論，將美蘇作為第一世界，西歐、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屬第二世界，中國領著其它窮國家是第三世界，雖然都是窮國，好歹中國（其實就是毛澤東了）也當回頭了。

　　為了做窮國的頭，銀子就得大把地化啊，比如坦讚鐵路，什麽歐洲的明燈阿爾巴尼亞，還有什麽朝鮮、越南，隻要說聲好聽的，銀子就給。誰都能用，就是中國老百姓不能用，不但不能用，還得把褲帶紮起來。記得每人那時每月定量供應二十來斤糧（小孩減半），半斤肉，幾兩油。油不夠，就買肥肉炸油。所以那時肉是很難吃到的，肥肉是很搶手的。煉油後的油渣抄辣椒已是難得的美味了。到現在，在外麵吃飯，我們這幫半大老頭還是喜歡點這個菜，當然總覺得沒那時香了。布也的憑票供應，不可能每年有新衣服，所以孩子們都穿過帶補丁的衣服。我說的這還是城市工廠居民的待遇，農村比這還艱苦，許多農民忙一年，年底掙得工分還不夠買糧的，吃鹽就隻能靠雞下了蛋去換。就這樣，廣播報紙上還整天說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這雞和雞蛋，還有農民種的自留地總是成為毛澤東的眼中釘。這就是“不稱霸”的背景。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出，這毛澤東說是不稱霸，其實是想當老大，隻是不能而已。

　　這樣折騰來折騰去，時間就到了1970年的夏天。此時在美國的壓力下，蘇俄人暫時罷了手。沒了外在威脅的毛澤東就看著林彪不爽了。到了8月廬山會議，毛澤東借著批判跟了他30多年的秘書，當時中共五人常委中的第三位人物陳伯達，向他的法定接班人開起火來。

　　官史說法是：陳伯達在林的唆使下倡議重新設立國家主席一職，被毛澤東識破，所以被打倒。而林因為搶班奪權的陰謀被識破，就準備謀害毛澤東，結果又被毛澤東識破，接著林在1991年9月13日乘飛機逃亡蘇聯，在外蒙缺油，迫降時起火身亡。

　　看了有關廬山會議設立國家主席的爭論材料，基本可以還原如下：實際上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對是否重新設立國家主席是沒有定論的，毛澤東可能本人想當，但又怕別的人笑話他打倒劉少奇就是為奪回這頂帽子，很是難聽，因此猶豫不定。林彪、康－生、陳伯達及毛澤東的親隨汪東興按慣例，從經驗中揣摩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想當，但不好說。所以林、康、陳、汪極力主張重設國家主席。下麵的中央委員們一看毛澤東的貼身重臣們都極力建議恢複國家主席，當然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意思，當然極力鼓噪恢複國家主席。

　　這時毛澤東看到林居然有這麽大的號召力，連陳、康、汪都支持林，就斷然采取了反方向選擇，將支持恢複國家主席的人打成反黨集團。但林及林的人馬毛澤東暫時還是不敢動的。一介書生的陳伯達就成了殺給猴子看的雞。雖然陳做了30年毛澤東的秘書，當時在中共5個常委裏排名第三，卻被毛澤東的一句話就成了壞人，撤職，關押。

　　今天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林彪出來說不讚成恢複國家主席，毛澤東肯定會指責林希望限製毛澤東的權力。因為那時的毛澤東已打定主意要清除林的影響，與林的關係良好的陳就成為了犧牲品。毛澤東放過同樣到處鼓動人們讚成重新設立國家主席的汪東興，直接將陳剔除出中共常委，關押起來。然後發動所謂批陳整風。矛頭直指林彪。

　　同時北京一把手李雪峰，及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出身四方麵軍）因為與陳關係良好而被撤職。《吳德回憶錄》http://www.lishi.in/html/lishiyanjiu/2012/0328/2552_4.html中還載有這樣一段事情：“在1970年12月開會批判陳伯達，株連到李雪峰、鄭維山。李雪峰緊張極了，派他的秘書回石家莊去燒有關的文件、檔案（李剛從河北省調任北京，家還沒搬過去）。李雪峰派秘書回去的情況，不知怎麽被人知道了，他的秘書還沒把文件、檔案銷毀，就被緊跟而來的人將這些材料全部沒收並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

　　毛澤東換上同樣是四方麵軍的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政委則由毛澤東非常信任的紀登奎（紀如何得到毛澤東的如此信任，我沒有看到任何材料）擔任，以策安全。然後集中力量對林彪進行攻擊。其後發生是事情一如文革搞倒劉少奇一樣，毛澤東遊蕩在中部、南部中國，周恩來坐陣北京。最後在1971年的9月13日林彪乘飛機摔死在蒙古境內。

　　林彪事件到目前依然是疑霧重重。從現在出版的林的幾個大將的回憶錄中看，如《邱會作回憶錄》《吳法憲回憶錄》《李作鵬回憶錄》，所謂叛亂是子虛烏有，根本沒有證據，林在軍隊核心指揮機關的這幾個人根本就不知道林的出逃，也沒有任何軍事準備。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沒有一個人能說的清楚。但有一點非常清楚，在這個事件中，周恩來又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因為從所有關於此事的回憶錄來看，周始終是處在第一線，針對林的任何指令活動都是由周下令或組織的，當然，這一切一定是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可以說，毛澤東在周的協助下，以宮廷密鬥方式解決了林彪這支快要吞噬母體的尾巴。周協助毛澤東，解決了劉少奇，解決了林彪，這時的周忽然意識到，隨著林的死去，他自己成了毛澤東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恐懼之中的周禁不住在紀登奎麵前失聲痛哭，讓紀驚恐萬狀。（資料出自周的侄女周秉德著、作家鐵竹偉執筆完成的《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在恐懼之下，周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周在1942年6月在重慶曾患膀胱膿腫住院）。本來膀胱癌是一種較容易治愈的癌症，前提是早發現，早手術。周的病基本是在第一時間發現，醫生們也上報到中辦，但毛澤東卻始終不同意給周做手術，美其名曰“保守療法”甚至對周及其妻子封鎖消息，讓醫生們大跌眼鏡。直到1973年3月，也就是發現患癌症10個月後周才被允許做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據周的侄女周炳德回憶錄記載，這次的檢查機會還是葉劍英拿著裝有周帶血小便的瓶子找毛澤東說理才爭取到的。

　　剛做完手術，從7月到11月底，毛澤東就連續兩次發動了對周的批判，給出的名義是政治局對周進行幫助，對周進行批判的人裏麵除了江青、紀登奎以外，還有剛剛複出的鄧大人。我看過《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作者：張佐良，上海人民出版社）裏麵寫道：這段時間的周曾有十多天在家寫材料，久坐不動，以至於腿都腫起來了。

　　在內給周開批判會，在外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幫著周得到治療機會的葉劍英也被批判，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到1976年2月也被毛澤東剝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職務。到1974年5月，毛澤東才同意允許給周做手術，這個時候已是癌症晚期，沒有任何醫術能救得了周了，死神的到來隻是時間長短而已。

　　1973年我已上小學三年級了，對批林批孔運動記憶猶新，因為那時忽然學了很多之前根本不讓學的古代文章。但那時的我實在不理解，這孔老二有什麽批判的，死了那麽多年不說，那孔家店在20年代就被五四新青年毀了，孔府也在文革當中砸了，70年代初的中國人沒幾個知道這個倒黴聖人了，怎麽又給拎出來了？到現在才明白過來，毛澤東的劍頭所指是周公，其實是批林批孔還要批周公。這還不算，接下去毛澤東又號召“批水滸，反對投降派”就差沒有指名道姓地點周的名字了。

　　記得那時我讀小學四年級，作為年級裏唯一讀過《水滸》的人也被推到台上講宋江殺閻婆的故事，那緊張，到現在還記得。我的緊張，下台就好了。周麵對這些運動，緊張就一直鬆懈不下來。沒有人能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下熬很多年的，周在極度緊張中終於在1976年1月走完了他的一生。盡管黨內的很多高幹直接要求毛澤東參加周的喪禮，毛澤東斷然拒絕。甚至讓人買來鞭炮在中南海鳴放。當然後來毛澤東的親信解釋說是元旦剩下的鞭炮，並不是毛澤東下令放的。

　　小時候，老師們告訴我們，周總理遺囑，要將自己的骨灰撒到他深愛的祖國大地上，那時我還感動地稀裏嘩啦的。現在想起來，又他媽上當了，人家是怕死後被人挖墳揚灰，我們還感動得眼淚鼻涕一起流，怎是一個悔啊！

　　再接著寫下去之前還要提一下毛澤東在林彪倒台之後在政治上玩的一些權術。在中央，文革的積極分子如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拔上高位，為了局勢不完全被這幫人控製住，毛澤東有選擇地讓一些過去劉的人馬出山，在權力機構中充當平衡器，使得雙方都需要自己的支持。鄧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重出江湖了。

　　前文說過，毛澤東喜歡在敵對陣營裏挑選次要角色，先置此人萬劫不複之死地，然後充當救星救出此人，說是不明情況，使得此人從此死心塌地跟從自己，最好的例子就是許世友，這一次毛澤東在鄧身上重新使用此伎倆的結果是被鄧看穿了。結果就是毛澤東的妻子，親信被抓，中國的曆史航船大大地拐了個彎。

　　毛澤東將這些當年被打倒的人放出來重新委以重任時，按習慣，將責任按慣例，推給了該死的失敗者，如林彪。到毛澤東死，他的繼任者照葫蘆畫瓢，也把責任推到了權鬥失敗者身上，這回輪到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從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了所謂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所謂老，就是文革前已是當權者的幹部，認錯較好，重新出山；中，實際是毛澤東或毛澤東派信任的掌權骨幹；青，就是靠造反上位的，年紀、資曆較輕的人。

　　當然最後，這老也好，青也好，還是要給這“中”讓路的，因為這才是毛澤東的核心。這個“中”就是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這個出生於1941年的年輕人在1968年27歲的時候就高就重兵雲集的沈陽軍區政委、遼寧省委書記，然後以毛澤東的聯絡員身份進京，代替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儼然是太子臨朝的架勢。毛澤東甚至將與毛遠新關係良好的原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調入中央，主持軍委實際工作，為毛遠新保駕護航。下麵這張照片是毛澤東死後，他所安排的下一任領導核心在他床前的集體照。從左往右依次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共8人。這8人手握手，居中為華國鋒、毛遠新。

圖63

華國鋒時任總理；毛遠新的公開職務隻是遼寧省委書記、沈陽軍區政委；張春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常委、PLA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一書記，同時還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王洪文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江青公開職務是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政治局委員；姚文元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宣傳組成員，《紅旗》雜誌總編，主管意識形態；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掌管全國的軍隊；汪東興時任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掌管禁衛軍。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華、毛二人是中心。江青在80年代審判她的法庭上曾透露，毛澤東留給華國鋒的紙條是“你辦事，我放心”，後麵其實還有兩句話，“有大事，找江青”。從這張圖裏麵也看得很清楚，江青儼然是監國的地位，姚文元是文膽，王洪文是文革的象征，張春橋是掌管軍隊人事及協助華做國務院行政工作，陳錫聯管外圍軍隊，汪東興管內衛。陳是毛推薦的，汪是毛澤東的鐵杆護衛，毛遠新具有最大的武力支持背景，據此，毛澤東本意將毛遠新安排為黨主席的位置的傳言我認為是可信的。

　　事實上，讓毛澤東的安排徹底翻船的原因，也就是陳和汪在葉劍英的溝通下，聯合華國鋒，內外軍力聯手，將其餘五人以宮廷政變的形式抓了起來。我看過一篇回憶錄，說抓江青的前一天，江青還催促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將她和汪東興等人入常委的事形成決議。沒想到第二天汪就帶人將她抓了起來。

　　記得小時候批判“四人幫”時報紙上說：毛澤東其實很討厭江青，到後來，甚至不準江青進入中南海。這也作為切割毛澤東和江關係的一個證據。大了才知道，毛澤東不讓江青進中南海是因為毛澤東經常和年輕女子在一起，江青的突然來訪經常搞得毛澤東的女友們東奔西藏，很是不爽，毛澤東下令汪沒有他的同意不能讓江青進中南海，至此，中央警衛團的人和江結下了梁子，有一篇回憶錄上甚至提到，中央警衛局的人在毛澤東死後紛紛議論，擔憂江青上台後會報複他們。

　　所以，當葉劍英聯絡汪東興，提議抓起江青時，汪立刻響應。否則，沒有任何理論解釋得通，為什麽汪要突然抓起江青。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華國鋒。從各種回憶錄看到此人能力非常有限，甚至毛遠新都向毛澤東抱怨華的能力（不然華也不會在後來被鄧奪了權啊）。而這個生於1921年的山西人卻在1949年以後從湖南湘陰縣委開始，一路地委、省委、公安部長、副總理、總理一路高升，仕途順利的一塌糊塗，文革中也根本沒有受到任何衝擊。我百思不得其解。

　　從90年代起，北京就有傳聞，說是華其實是毛澤東的兒子。我始終不相信。毛澤東是湖南人，華是山西人，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啊。後來網上言之鑿鑿地說，華實際是毛澤東在1920年在長沙開書店時，和一名父親是來長沙做生意的山西籍商人女兒結合的產物。1921年華出生後被送回山西親戚家養大，甚至中央在50年代中期還為華的事做了決定。進入90年代，還傳言有一次華曾經在毛澤東的紀念堂裏送上了署名“您的兒子”的花圈。但這一切沒有任何官方的文件證明，我們不能貿然斷言是真。但華的崛起，實在是令人生疑，僅僅是老實，是不足以讓毛澤東如此培養他的。

　　不管華是不是毛澤東的兒子，毛澤東希望在他死後權力保留在他的家族手裏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華是毛澤東的兒子，就不用說了。不是毛澤東的兒子，毛澤東選一個如此無能的人擔任總理，明顯的是要為毛遠新今後統領黨政軍所有大權留好空間。隻是毛澤東沒有料到，他放任生殖器的行為，造成了汪東興與江青的矛盾，這個矛盾使得汪與葉劍英聯手收拾了江青，順帶毛遠新也垮了台。華的無能最終讓本來毫無希望的鄧小平翻盤上台。中國的發展因為床幃之事發生如此之大的變化，不禁讓我啞然失笑。

[pc123]

寫得不錯，費了不少功夫查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