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一家三口除了各自有自己的生日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生日,那就是每年的3月6日,那是我們連根拔起,漂洋過海,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大喜日子。
牛頓第8定律:學外語的一定要出國
18年前那個難忘的清晨,霧都重慶依舊沉睡輕紗薄霧中,波音飛機呼嘯著噴薄而出。沒人送別,無人知曉,既無牽衣頓足攔道哭,更無哭聲直上幹雲霄。我們仨就這樣靜悄悄地告別了生我養我的故土。
這不能怪我,得怪當年的出國熱。高考前,我本礦山子弟中學孩子王,帶著一幫孩兒們成天專跟ABCD過不去,上大學想都沒想就投錯胎誤入英語門,直奔英文係。
80年代國門初開,我們這些“英”字號大學生,更是向著大洋彼岸伸長脖子。那年月,學英語的都一門心思出國,初次約會不拿一本“托福”考試指南,自己都覺得丟份兒,跟人談話不提考“托福”你都不好意思,走路腋下不夾本“托福”壯膽,那都得靠邊行。學外語的要出國,像蘋果熟了一定要“砰”地一聲落地砸牛頓頭上一樣,都是自然規律不可抗拒。對我們這些中了“英語毒”的芸芸學子來說,無論是BBC和《美國之音》優美動聽的語音語調,《美國名歌101首》裏充滿了朦朧希望和追求的《月亮河》,還是英國詩人拜倫那碗“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雞湯,抑或是馬丁·路德·金那聲“我有一個夢想”的吆喝,乃至空巷美劇《加裏森敢死隊》和《大西洋海底來的人》,無不傳達一個信息:“過海去,飄洋去!去西方朝聖!去擁抱德先生賽小姐!”
畢業留校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把我送上了去往非洲前英國殖民地勞務輸出的路途,非洲離英美可不近,但畢竟我初出國門,開了些許眼界。
非洲歸來,我更動了出洋之心。這也不能怪我。誰叫叔本華當時不提醒我,告訴我人性的本質是“很少想到有什麽,總想到缺什麽”。本來,係裏每年跟美加兩國門羅教會合作,輪流選派老師赴美進修。1997年我參加係裏組織的“托福”考試,成績名列第一,副係主任喜氣洋洋地告訴我這位昔日得意門生:“最近最好不要出門,準備行裝出國。”殊不知,第二天係委會經過“綜合評估”選拔,我以0.5分之差落選,另一位教師踏上了本屬於我的國際航班。不久,係上宣布:“凡已踏出國門者均不得赴美進修,直到係上教師輪完為止。”這等於給我的公派美國夢判了死刑。
接下來,我3番自費留學美簽,次次被沉甸甸的拒簽章戳在心窩窩,後來也跟偷渡芬蘭的朋友聯係過,跟移民南非的學生通過話,跟僑居新西蘭的哥們見過麵,但都最終跟那些國家無緣。正迷惘,隧道盡頭亮光閃:先前留學挪威的朋友踏上了楓葉之國的土地;係上同事從新加坡勞務歸來,係裏聖誕晚會上,她邀我深情二重唱加拿大民歌《紅河穀》:“人們說你就要離開故鄉。。。”唱畢,在嘈雜的掌聲和叮當鈴聲的掩護下,她咬我耳朵:“明天,我們全家就要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就是那《紅河穀》的源頭?那個北緯N多度,寒冷廣袤,出門坐雪橇戴皮帽的國度?那個說什麽都先說英語,然後再用法語重複一遍的民族?就是毛澤東《紀念白求恩》裏麵那個高鼻子八字胡倔老頭的家鄉?
說我對加拿大知之甚少,也太低估了我一個英美語言文學教師的水平。我早在大學時代,就受教於一對加拿大教師夫婦,也譯過白求恩那篇名為“真正的藝術家”的短文,介紹過加拿大著名幽默作家裏科克的作品。留校任職校外事辦公室,我隨加拿大外教參加中國加拿大研究會,合譯過《加拿大百科全書》,譯過白求恩傳記,甚至發表過中國第一篇研究加拿大英語的論文。
然而,我們對大洋彼岸這片遙遠陌生土地的了解,事後顯得是那麽的蒼白無力。加拿大和中國差別之大,不僅僅是民用電壓那點區別:所謂最宜居要看你是誰,萬能定律不一定適用於他鄉異國;那些經過精挑細選的美圖隻反映了加拿大的一麵,照片照不出刺骨寒氣,照不到生產線上愁眉苦臉疲憊不堪的博士碩士教授。
遺憾的是,我對信息采取了選擇性的取舍。頂替我赴美的同事回來,感慨萬千地在眾人麵前宣稱:“在物質方麵,中國落後美國至少50年,在文明素質方麵,至少落後1百年!”分配到邊遠地區的同學上調到了我所在的係,成了同事,移民美國的同學急了:“連他都從農村中學調到了你的大學,你還不走?” 是呀,樹挪死,人挪活。抗戰勝利,父親隨我爺爺奶奶離京入川,醫士學校畢業後分到偏遠閉塞的煤礦,窩囊一輩子。他窮其一生示我:“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嶽父應和:“去吧,去闖洋關東,自古出得三峽天地寬!”回到家裏,妻子在枕邊吹風,說所在報社風在飄雨又在搖。風雨正交加,最後一根稻草壓了下來:女兒小學升重點初中考試以0.5分之差落第。我厚起臉皮向弟弟借款3萬,繳費將女兒送進了重點中學。顫抖著,我把沉甸甸的人民幣呈了上去。我明白:以我月薪7百,不出國,定會終生愧對我弟弟。
移民遠非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那時,我們身邊發生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個方向:加拿大!去不了美國,咱好歹混個街坊鄰居!
我們藝低人膽大,仗著“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精神撐腰,揣著田橫五百士的氣概,壯著“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膽兒,一咬牙一跺腳上了移民專機。
事實證明,沒有身曆其境,任何豐富想象都是貧乏甚至幼稚的,尤其在轉換國度移民他鄉時更是如此。套用洛夫的話來說,加拿大天叫那個蘭,地叫那個寒,淚叫那個鹹。
夜深,接機的朋友將我們仨連同6隻大編織袋統統扔進租好的地下室,匆匆離去,數小時後她還得打工養家。地下室昏暗,我和妻子睡在唯一一張床上,女兒睡地上,睜大眼,緊閉嘴。周遭一片漆黑,牆上掛鍾不厭其煩地走著,故意瘮人不安,大家心裏亂得慌。好不容易合上眼,半夜醒來饑腸轆轆,口渴難當,卻不知能喝的水可以自來。熬到天亮,朋友偷空溜出來帶我們去超市買菜,盡管薑都隻買一小塊,但也花出國內一兩個月的生活費,我們體味到匯率猛於虎的硬道理。
說是“窮家富路”,但我們帶銀子不多,且一分一毫都是借的,包括借錢買機票。不吃不喝可以,每月6百50加幣的房租怎麽省?第二天清晨,妻子咬咬牙,迎著凜冽的寒風到縫衣廠應聘清潔工。在國內,妻子上班前總要翻箱倒櫃,漂亮正裝試個遍,還要搖醒我求好評,還得回答的有理有據。那天,她總算讓我睡了個好覺,直接披上女兒的運動服就出了門,真應了嚴歌苓那句話:“移民,這是個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對殘酷的環境做出最逼真的反應。”
心急火燎到了縫衣廠,女老板說:“哎呀對不起,我已答應別人明天來上班。”妻子紅了眼說:“您何不讓我試試工?”說著操起掃帚,三下兩下就把滿地的布頭線頭連同矜持斯文一掃而光,女老板樂了,眼沒了。就這樣,地下室是有的住了。後來,妻子轉戰化妝品廠,生產線上包裝口紅,一天下來瞅著我做的回鍋肉滿口生津,手卻捏不住筷子。。。
一開始,我在妻子工廠隔壁的廚具廠打工,後來當清潔工,又去了一元店任庫管。出國前以為把一切困難都估計到了,後發現不盡然。以為當過知青,礦工,吃苦耐勞不在話下,在倉庫裏扛起一箱又一箱貨物,我發現曾幾何時光陰背叛了我,年齡已成敵人。出國前辦護照,女辦事人員驚訝得拔牙似地張大嘴:“43歲出國的我沒見過。”一個人在昏暗寂靜的倉庫揮汗,我常想起那張誇張的嘴,想起不久前從門口橋上縱身一躍的“清華”美國雙料博士,想起我們仨在國內的幸福生活:我在大學任副教授,一周僅6課時,外加寒暑假;妻子在報社任編輯兼記者,風光八麵;女兒在重點中學當班長。
白天胡思亂想,夜裏我就在網上發帖:“我非哈姆雷特,但去與留,確是我家的一個問題,請方家指點。”清晨起來,發現網上“去”派與“留”派你來我往,殺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
“去” “留”之戰延續數周方息,其中一位網友的話說得最透徹:“為自己就回去,為孩子就留下。”我們選擇了“留”,因為都說加拿大是孩子們的天堂,盡管是我們的戰場,誰叫犧牲奉獻是中華民族的名牌產品呢?何況打道回府,欠的債一輩子還不完,我的算術雖然是體育老師教的,但這個賬掐指會算。
留是留下來了,但沒預料到移民孩子麵臨的衝擊。我和妻子都是教師出身,卻忽略孩子的教育。在國內,我成天忙著寫論文譯書,以伏案背影麵對孩子;妻子當教師時心裏隻有學生,免費把一群群差生請到家補課,卻忽略自己孩子,當上記者更是滿天飛,女兒眼中的母親是拎包出門的樣子。我們以為矛盾和困難會因出國而一“出”百了,卻發現出國並不能演繹勝利大逃亡。
青春期的孩子敏感叛逆,移民異國他鄉的孩子更甚。一下飛機,女兒變得舉目無友,加上語言不通,故而經常逃學,(此處省略50餘字)。學校打電話,要把女兒送特殊管製學校,我們才如夢初醒。女兒生日那天,我買來一小塊披薩當生日蛋糕,她未及張口早已梨花帶雨,說要等媽媽。。。次日開畢業舞會,女兒穿著國內帶來的運動服,站了一夜無人邀她共舞。。。一天傍晚,女兒再次與我們爆發爭吵,一夜醒來人去室空。。。
找不到女兒,又找不到專業工,我們不知柳暗花明的那個村莊在哪裏,開始質疑當初的選擇:在國內,我再誤人子弟,也會誤入教授之列,妻子會品著茗,坐上資深編輯的頭把交椅。。。妻子一生堅強,白日裏嘴裏不說,半夜常常邊哭邊說夢話:“我要回家。。。回不去了。。。”
正困惑間,我的教師執照終於頒發下來。我開始漫山遍野代課。冬天第一場暴風雪下得昏天黑地,我駕車下坡錯過路口,忙扭頭看地圖,方向一歪,急忙中往回猛打,再打回去,說時遲那時快,砰的一聲巨響,車撞電杆,氣囊爆出。我滿臉是血爬出來,熱血淌在冰冷的雪上,血白雪紅美輪美奐。含淚讓拖車把舍身救我的小白車拖走,我擦幹血跡,趕緊迎著風雪踩一腳淺一腳趕到學校,然後深呼吸,抖擻精神,登上講台。。。眼看代課無法盡快改變我家窘境,我不得不撇下妻子在多倫多打工,隻身到亞伯尼原住民保留地任教。臨別,我和妻子彼此鼓勵:“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
那兩年特別漫長:出了國來本來就舉目無親,一家人還分居各方,關鍵女兒還生死兩茫茫。就在節骨眼上,我的“發動機”又出了故障。醫生說熬夜生活不規律,酗酒抽煙,或壓力是誘因。我心裏明鏡似的:除了壓力山大,那些壞毛病都跟我無緣。不久,我駕雪地摩托穿越冰麵時墜入亞伯尼河。。。
那年月,我常立於詹姆斯灣亞伯尼河畔,沿著鄉間小道眺望故鄉,耳邊響起約翰·丹佛那熟悉的歌聲“鄉村路帶我回家”,眼前浮現出國前的幸福時光,浮現出那個酷似瓊·貝茲的美籍外教,難怪她半隱狡黠別有用心地跟我二重唱《離鄉五百裏 (Five Hundred Miles),又名旅人悲歌(Railroaders’ Lament)》:“你若將那列車眺望,便知我已去向遠方,隻留下汽笛聲聲萬裏長(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天很寒,我淚很熱。。。
笑到最後?
上帝閑來喜歡把門關來開去:我後來終於混跡於多倫多教育局某校,女兒也浪子回頭,回到加拿大,先完成專科學習,又一鼓作氣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多倫多大學,成家立業,並依帝王之選(|King’s choice)育出一男一女,達到了哈金所謂A Good Fall (落地生根)的境界。
每每看到外孫們幸福可愛樣子,我常常想起當年出國移民的情景。如若人生可以倒帶,我會不會重來,如若人生有重置建,我會不會後悔移民?是要篤信波普爾的忽悠,認為“如果我們過於爽快地承認失敗,就可能發現不了自己曾經非常接近正確”?抑或還是聽信赫拉克利特之讒言,認定“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跟在哈金後麵相信“抵達比回歸重要”?我常問自己。
問到最後,我覺得人生有些問題需要一生甚至兩生三生來回答,而我會讓《離鄉五百裏》陪伴我,耐心靜靜地躺在某個地方,等待,再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