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吉祥雨
北美吉祥雨
越了洋，移了民，習慣了天天早上衝涼，習慣了日日換內衣內褲，習慣了喝涼自來水，習慣了凡事先打電話預約，習慣了講話低分貝，習慣了張口一個Please閉口一個Thank you，甚至習慣了掩嘴打哈欠衝著胳膊打噴嚏，唯有中國胃難改。
好吧，我承認：作為研究外國語言文化的專業人士，我是不及格的。不過這不能怪我，怪隻怪大學課本上那篇英語散文太精彩。文章惟妙惟肖地描繪了一件有關奶酪的趣事：盛夏，一位乘客將一塊心愛的成年奶酪（相當於奶豆腐）悄悄帶上了擁擠不堪的火車，於是臭不可聞的奶酪把眾人熏陶得人仰馬翻。從此，我埋下了對西方食品的深深成見。來到西方，咱雖一直在奮力歸化，尤其是入籍之後，但江山易改飲食習慣難移，國籍變了，“胃”籍依舊，始終覺得西餐說愛容易吃起難。
首先，西方食物原料加工簡單，尤其是肉食大多切成大塊，似乎烹調者時間特緊任務特重。中餐則非常講究刀工，可把原料加工成細小的絲、丁、片、末等刀口。實際上，中西方食材加工孰粗孰細從刀具就可以蓋棺定論，西餐的烹飪刀具左看右看都像是鉛筆刀的加強版，用來削削土豆什麽的還行，要刨絲切片什麽的就勉為其難了。
另外，西方食品的烹飪方法也較單一，而且往往是巧婦不為無烤箱之炊，把個烤箱當成咱們的炒鍋反複倒騰，不像中餐涼拌、炒、爆、溜、煸、蒸、熬、煮、燉、煨、燴、氽、涮、燒、焯、鹵，變臉有術。我第一次外出開會學習，饑腸轆轆之際，好容易得以開洋葷。結果供應的肉食是大塊大塊的煮雞腿，大坨大坨的煮牛肉，蔬菜則是大塊大塊的煮土豆，味道單一，不外乎鹹味或咖喱味，品相也難看，色香味全無，而主食除了麵包便是意粉，或者是吃起來很奇怪的大米，我隻好塞一口飯菜灌一口可樂，強咽下一頓並不可樂的可樂餐。
西方食品的味道也跟中國的食品味道有不同。第一次同事帶菜聚餐（potluck），我看到餐桌上一盤綠色蔬菜色拉，覺得秀色可餐，於是追隨“吃草”健體之風，毫不客氣地夾很多放在盤中，不料裏麵的色拉醬酸得我叫“酸”不迭。第二次聚餐，看同事吃土豆色拉津津有味，於是我也拚死吃河豚，吞下一口卻發現味道莫名其妙，故而轉戰希臘色拉，豈料裏麵的菲達奶酪（Feta Cheese）看上去像豆腐，吃起來卻鹹鹹的，嚼起來滿口鑽。盡管我有時也入鄉隨俗，吃餅幹夾車打奶酪(Cheddar Cheese)，甚至用車打奶酪下葡萄酒，但菲達奶酪始終沒能入我胃。以前從電影上看上去以為火雞很香，一次去同事家過感恩節，就著麵包吃火雞。那火雞並不焦黃香脆，吃起來隻是一個鹹味，那肉汁蘸醬也是隻有一個鹹味，想就著威士忌一口吞下火雞肉，卻發現威士忌一點沒有中國酒的甘醇，喝起來一股橡木桶味，趕快夾一片蘑菇搪塞，又發現是用黃油煎成，蘑菇香隕處隻剩濃濃的黃油味。
就連餐館裏的西方食品，其味道也不像中餐，沒有蒜香，麻辣，醬香，魚香，糖醋等變化，比較單調，難以與我們的口味契合。當年我去印第安保留地任教，飛機因故改期，航空公司安排我們在市裏旅館住下，一人發一張12加幣的餐券。拿著餐券，我來到餐館，點了一份麵包，一碗湯。湯上桌，跟我想象中透著肉香的清湯大相徑庭，濃濃的，黑黑的，裏麵不知放了何物，很苦，像加了奶油的濃縮涮鍋水。我對著湯發呆，餐館老板走過來，關切的問：“有什麽不對嗎？”我忙答：“沒事兒，沒事兒。”隨後低頭喝下苦“果”。
門口有家有名的紅龍蝦（Red Lobster）海鮮餐館，多少年過其門而不入。一天，為款待不講中文的女婿，終於鼓起勇氣邁進店門。女婿點了幾款龍蝦，原以為龍蝦一定跟中餐館一樣做得香味撲鼻，豈料龍蝦浸在又厚又膩的奶酪中，而且還少鹽少味，一點沒有海鮮的香味，吃得人滿嘴奶酪，膩得化不開。女婿吃得龍飛鳳舞，問：“怎麽樣？不錯吧？”我吃得翻腸倒肚，還不得不點頭稱是。
西方飲食色香味形欠奉也就罷了，更要命的是讓人常常吃不上一頓熱乎乎的飯菜。有次學校為我們提供晚餐，我有點小興奮，結果發現來者是三明治。三明治直接來自冰箱，而且隻有三種口味，一種是夾冷雞肉或者火雞肉，看上去沒有胃口，還有一種是夾雞蛋，煮熟的雞蛋搗碎夾在麵包裏實在難以下咽。我不死心再繼續看，第三種是夾金槍魚，那金槍魚搗成糊狀，使我想起早上給家裏小貓小狗喂的金槍魚罐頭。好容易閉著眼睛就著橘子汁吞下兩片橘子味冷藏三明治，心裏卻惦記著蔬菜，結果發現芹菜，花椰菜，西蘭花，柿子椒，胡蘿卜切成條放在塑料大盤子裏。雖說那些蔬菜平常也都在咱們的食譜上，咱們可從來不生吃的呀。眼見得同事們一個個抓起冷冰冰的蔬菜，蘸著白色蘸醬一個勁往嘴裏塞，嚼得嘎巴嘎巴地，津津有味，像兔子吃草一樣，更有甚者把幾個小胡蘿卜並排往嘴裏送，邊吃還邊喝剛從冰箱拿出來的冷牛奶，我全身都涼了。好容易挨到晚上回到家中，我立馬炒一盤綠油油的小白菜，就上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下肚，這才緩過勁兒來。坐下來打開電視，上麵正播放公益廣告，要我們為無家可歸者捐款獻愛心，讓他們睡暖床，吃熱飯。我尋思：都說西方社會講究誠信，可為什麽一說到吃就說一套做一套呢？
不僅西方和東方的肚皮有冷熱之分，西方的食材也跟東方有別。所謂“南米北麵”，我們中國人以大米麵條等為主食，西方則多以麵包為主食。剛參加工作時，我看同事中午帶塗上花生醬果醬的麵包，或者三明治，或者去賽百味買一條長麵包，吃得很享受，於是有樣學樣，結果吃了一整天中國胃都在燒，喝再多的水都澆不滅。一次同事帶來暗綠的羽衣甘藍(Kale)色拉，說是好萊塢明星格溫妮絲·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推崇蔬果汁排毒法，認定蔬菜是深綠的好，同事帶來的羽衣甘藍色拉裏還拌有切成小塊的蘋果。我見到的羽衣甘藍都是朋友客廳的盆栽，而且我們從來不把水果當菜吃，現在要我吃盆栽，還要伴著酸甜酸甜的蘋果粒兒，實在有點逼良為娼的感覺。後來，我本著洋為中用兼收並蓄的原則，硬逼著自己嚐了嚐，當時就覺得上了格溫妮絲·帕特洛的當。
其實對我來說，東西方舌尖上的衝突遠非始於北美，也非始於當下，早在幾十年前就在非洲戰場拉開了序幕。那時春節，我們誠邀英國監工品嚐火鍋。麵對不斷沸騰的大鍋裏黑乎乎的不知名食材，年長的監工望而卻步，隻是矜持而又不失禮貌地答道：“唔，看上去真有意思。”年輕無懼的監工撈起一片毛肚，左嚼右嚼，然後皺起眉頭說：“喔，嚼起來像橡膠。”然後又夾起一塊筍幹，嚼嚼說：“唔，吃起來很奇怪喲。”
事實上，中西飲食的衝突之巨連愛神都無力化解。我的大學同學與美國白人結婚，多少年來兩人同榻共眠，但分而食之，基本吃不到一塊，每次買菜都是各買各的食品，她買中餐的食材調料，先生買西人的半成品食品，我同學從不吃先生的食品，先生為表愛心每周象征性地吃一頓她做的中餐。
按理說，飲食本是一切人類生存的必要前提，奈何東西方對飲食的觀點和態度、飲食內容和飲食特點等方麵存在顯著差異，造成東西方飲食文化碰撞。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拉孔在《什麽是文化》一文中指出,“一個人的飲食當然要受到其獲得食物種類的限製,同時也要受到文化的製約”。飲食與文化密不可分。不同的民族締造了不同的飲食文化。隻有在各自的文化中,人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其飲食內容和飲食習慣。彼得·法珀和喬治·阿門拉戈斯也指出：食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一個社會的凝聚，食物與深層的精神體驗緊密相聯。“黑猩猩之母”珍·古道爾也在《收獲希望：帶著思考進食》一書中指出：“我們的口味最初是由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文化、家庭和時代等因素決定的”。當今世界，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落，然村民們卻以胃為壑，劃界而食，難怪為獻媚食客，國外的中餐館不得不推出莫須有的“左宗棠雞”，口味也分“人吃的（華人吃的）”“鬼吃的（歪果仁吃的）”兩種，國內的洋快餐巨頭麥當勞和肯特基也不得不推出蓋澆飯等中餐。
其實，何況東西方，即使同屬東方，各國飲食習慣也不相同。我的印巴同事做得一手好薄餅，又香又鬆軟，但每每非用薄餅裹著黃咖喱熬製的鷹嘴豆（chickpea）吃不可，略帶甜味的白咖喱我還可以對付，但從來吃不慣黃咖喱，紅咖喱，吃不慣她用黃咖喱熬製的鷹嘴豆。從小到大到老我都對中國煎餅情有獨鍾，是華人超市中式煎餅的擁躉。一次買回的煎餅發了黴，妻子見西人超市有印度燒餅，看上去金黃可口，買回來我一口咬下去，又辣又衝，有一種難以言狀的味道，原來裏麵除了幹辣椒，還加了藏紅花，茴香，葛縷，黃芥末，葫蘆巴，石榴籽等稀奇古怪的調味品。藏紅花為名貴藥材，以名貴藥材為食，怕是隻治病不好吃，治好了病委屈了胃。我的伊朗同事跟我們一樣以大米為主食之一，但她喜歡把胡蘿卜，葡萄幹放在大米裏煮，還喜歡煮米飯放油，有次請我們品嚐米飯，上麵還撒了金黃色的藏紅花，幾千加幣一小瓶的藏紅花雖然高貴，奈何咱的中國胃高攀不起。
羅馬哲學家Lucretius早就提醒我們道：“一個人的美食是另一個人的毒藥”。林語堂先生將完美人生定義為“住英國房子，坐德國車子，穿法國衣服，娶日本太太，吃中國菜”，咱不敢奢求，隻要最後一條就好。食色性也，胃卻有別，尤其是成年人的成品胃，誰叫胃是離祖國最近的地方呢？
人在兒童時熟悉的食品，有的是十分粗糙因為物資匱乏，有的是因為缺乏製冷設備而不得以的醃製品，但是人成年後條件改善了，仍然會思念這些食品。大歲數人都這樣。所以搶占餐飲市場要從兒童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