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品茶夜談

生於美麗的杭州。小時愛在西湖邊上賞月納涼,品茶夜談。好詩詞,小說,和數學。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從此改變了我。風花雪月隨歲月遠去,政治,曆史成為了我的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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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連說人話的能力都喪失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社會心理分析)

(2015-09-08 12:07:36) 下一個

  導語:遺體炸碎還稱親屬情緒穩定——這是人話嗎?

  山東東營5日通報:山東濱源化學公司爆炸事故致13人死亡。部分死者遺體爆炸時形成碎片。通報最後強調:遇難者親屬情緒穩定。新華社痛批,通報措辭冷血,講的是“官話”,不是“人話”,是典型的維穩思維。目前該通報已被刪除。官話與人話,有何區別?中國人曆來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個個都像“雙麵人”一般,很少說真話,究其原因又在何?

 

  一、從“領導重視”到“情緒穩定”

 

  親人剛去世,部分遺體都被炸成了碎片,家屬情緒怎能“穩定”?如果連這都能無動於衷,豈不是違背常識?如此冷血的措辭,倒更像是給上級領導的邀功通報,講的是官話不是人話,典型的維穩思維在作怪。這個思維是如此:因為家屬情緒穩定,所以當地社會就穩定。你看,這裏發生如此重大安全事件,也沒有出現一點亂子,說明我們治理有方,應對有效,實在是大功一件。如此一來,官員們的烏紗帽就“穩定”了。

 

  現在官方的通報,越來越沒有人味兒。這個“情緒穩定”的通報,不得不令人想起“領導重視”的通報。今年1月的哈爾濱通報火災,全文共585字,“領導高度重視”竟然占258字,將近半數文字獻給那些無所不能的領導們。一次火災也能拍馬溜須至此,實在讓人佩服到五體飛天之境,想想都要醉了。問題是,既然領導如此重視,怎麽可能頻頻發生火災?怎麽會造成5名消防員遇難、14人受傷的慘劇。重視有領導排排坐,那麽問責會不會有領導分果果呢?想必這個時候大家都是避猶恐不及。

 

  如今中國社會已走上快車道,而政府宣傳部門包括傳統媒體,他們的思維依舊停留在上世紀,各類新聞通稿,都是麵目可憎:無不是領導指出、領導強調、領導要求……盡往領導臉上貼金,思維僵化,八股文章,官腔滿篇,出現了社會關注度高的突發性事件,還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不知廉恥地裸奔故我,往往不說人話,盡打官腔,說套話。就像這個東營官方通報,不知起草者和審稿者是否知道現在已是“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對任何新聞都可以品頭評足了,發表自己的看法,你如此裸奔,必成靶子,引來大家打臉。

 

  有人說,他們是不是腦子進水?怎麽連說個人話的能力都不具備?其實,並不是他們智商堪憂,他們拿出文憑來,至少也是本科畢業的;也不是他們缺乏經驗,他們察言觀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個個都已曆練成人精了。他們之所以選擇這麽做:一則為領導敷衍塞責;二則撇清自己的關係。這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有關,他們所處的環境,就是唯權力是尊,一切都由領導說了算,而領導麵對負麵消息,總想輕描淡寫,最好能由負轉正。如果他們連這一點都沒明白過來,怎麽還能在體製內混?正因為如此,他們炮製出來的新聞通稿,壓根就不是他們的心裏話,而是在套“八股”的文字遊戲。

 

  無論作為“喉舌”的新聞媒體,還是作為“筆杆子”的宣傳部門,其實都掌握在一個群體手中,而這個群體已掌控整個社會,並且取得絕對“話語權”。他們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為自己能有口飯吃,為自己能有遠大前途,決定了他們必須得言不由衷,“隻為領導唱讚歌,不為蒼生說人話。”要不然,他們的結局比較悲淒:不是卷鋪蓋走人,就是永遠原地踏步走。

 

  二、替誰說話還真是個大問題

 

  有人不禁要問:為什麽不說人話?要官方說人話難道會死?講政治和講人性是天然的死敵嗎?無論是黨員、官員、公務員,首先大家都是人啊,是人應該說人話才是。“理都懂,然並卵”,話是這麽說,做卻是另外一套。按照現行的話係,儼然有兩套:一套是官方說法;一套是民間說法,誠如前幾年鄭州市城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所言:“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裏,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替黨說話,乖,有糖吃;替民說話,打,有棒吃!不管是官方的新聞通稿,還是媒體的新聞報道,都必須得替黨說話,而且必須保證一切說法以官方發布為標準。

 

  其實,建國以來,中國新聞界一直把黨性作為最高原則。什麽叫黨性,理論上回答,黨性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的集中表現。對於辦報人來說,黨性的具體體現就是嚴格按照各級黨委的要求辦報——發什麽,不發什麽,包括版麵安排,一切都要聽黨委的:全國性新聞媒體,要聽中央的;地方性新聞媒體,在與中央保持步調一致的前提下,就得聽地方的。

 

  過去幾十年一直都這麽做下來的,所以很多報紙,現在翻出一看,就顯得非常荒唐:1955年的報紙,可以看到長篇累牘地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年的報紙,可以看到充滿“陰謀論”的論調,到處在知識分子中找出“右派”;翻開1958年的報紙,可以看到對“大躍進”的齊聲讚揚和放高產衛星的連連喜訊,實際上“大躍進”造成了許多人饑餓而死;至於文革期間的報紙,那更是不堪入目了,都變成一張張“大字報”了……可以說,自50年代到80年代的報紙,是真正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有良心的報人回頭翻翻報紙,無不感到羞愧難當。也正因為如此,有人開始反思了:到底是人民性重要還是黨性重要?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到底哪個重要,在中國高層就開展過激烈地爭論過。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就因為堅持“人民性”,提出了三個觀點:一是“人民性高於黨性”;二是“黨性來源於人民性”;三是“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

 

  結果這一反思,竟成為被批判的靶子,引來黨內著名“筆杆子”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痛加鞭撻,認為是在製造“精神汙染”,是在否定黨的領導。最終,胡績偉被逼得從社長位子退了下來。但是,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想貫徹“宜將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精神,還不想善罷甘休,要擴大化,妄圖掀起一場新的政治風暴,幸虧那時人們深受文革之害,已不想再折騰了。

 

  讓曆史照進現實,現在的新聞媒體是不是堅持人民性,開始說人話了嗎?現實是骨感的,我們依然看到鬼話連篇,謊言成性。不要說是政府官員,也不要說新聞工作者,甚至連普通群眾說真話、說人話也是件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會觸到國家痛經,或惹惱權貴,引來不必要的麻煩,禁言、關黑屋子,甚至有人身安全之虞。為了安全起見,大家都乖乖的,自我閹割喉結,寧可生活在像《皇帝的新裝》的童話裏,都在無關痛癢地說鬼話,或歌功頌德地說假話。

 

  誠如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所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麽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大家都覺得說人話,說真話,這是要出人命的,所以三思而後言,盡量不說真話,盡量不要言為心聲。

 

  官員也是人,是人都想說人話,但又不敢說真話,於是,必須會陷入內心的痛苦。為什麽官員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在中國當官,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其實是一副人格分裂的內心世界。“一入體製深似海,從此人話成以往”,體製之內,官僚之間沒有健康的人際關係,紛紛異化為“雙麵人”,人格已經嚴重撕裂:在私下場合,把各種弊端說得頭頭是道;而在公開場合,他們被迫一本正經的扮演衛道士的角色。久而久之,就抑鬱了,抑鬱嚴重,就縱身一躍成千古。

 

  三、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不說真話”已然成為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而這種社會心理往往是很難改變的。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這種大家不說人話、不說真話?筆者認為,這種社會心理屬於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不論是在醫學範疇,還是在政治學、曆史學範疇內,都存在一個生理學上的條件反射原則,即麵對外部強大的壓力,尤其是死亡威脅,所有生物都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服從。這造成的結果是,每一種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有被馴養的可能,可以這麽說,隻要是動物,就有被馴養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這個藩籬。

 

  人的基本需求是有一個底線的,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續,麵臨暴力的強權,隻有低頭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或許是源於本能反應。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它做什麽,它才會做什麽。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

 

  表現在我們人類社會中,統治者對其治下的臣民也是如此馴化的:就是通過各種暴力的體罰(如一整套誅連九族的懲戒性機製)、規範化的思想洗腦(如儒家三綱五常等統治思想)以及適時的小恩小惠(如加官進爵等籠絡人心的獎勵機製)而實現的,久而久之,就培養出大量“為綁匪打掩護”的順民、良民,他們比誰都需要一個皇帝,沒有皇帝也要創造出一個新皇帝來。

 

  拿個例子來說明吧,漢朝時,司馬遷因為在朝堂之上為李陵說了句人話,結果惹惱了漢武帝,“你真是個不知趣的家夥,不老老實實自我閹割掉喉結,竟敢直言不諱,好,我就是閹割你的小丁丁,讓你從生理上徹底告別喉結!”其他臣民見狀,哎呀,挺身而出說人話,風險如此巨大,教訓是深刻的,從此以後就兩股顫顫地“護著卵子”說話,都很知趣地從精神上閹割掉自己的喉結,最好能背上一個刀槍不入的烏龜殼,圍繞著像漢武帝一樣的權力者唱讚歌了,即“隻為君王唱讚歌,不為蒼生說人話。”

 

  中國曆朝曆代都是如此,對臣民馴化可謂孜孜不倦,久而久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越來越深,人們對擁有生殺予奪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傾慕與崇拜,他們是“聖上”,是“主子”,是“真龍天子”,是全民偶像,是萬千女性想要得到垂幸的“男神”。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心目中,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君王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既然一直都是這麽唱讚歌的,高呼著“萬歲萬歲萬萬歲”,那麽唱到上世紀,就很習慣地將“皇上”換成了“主席”。直到現在,我們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未有絲毫減輕,依然會情不自禁地齊聲喊“好支威有”,依然很自然地喊大大叫麻麻,依然很自然地感動得聲淚俱下。

 

  中國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其實就是為了一個生存,他們仰承權力,獲得個人的生存權,這是一種“求生”技能,也是一種“生存哲學”。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對謊言識別也具有超強的稟賦,中國人早已熟習格式化的謊言(套話)、善意化的謊言(情話)、禮節性的謊言(鼓勵話)和廢話性的謊言(官話),謊言與反謊言是生活中最習以為常的博弈,正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

 

  問題是,權力者為顯示自己永遠正確,不惜製造假話謊言;而仰承權力鼻息的民眾為了生存,都加入到說假話、鬼話的行列中來,那麽,我們這個社會誰還會進行個人思考?誰還會說真心話?誰還會替老百姓說人話?全國都浸淫在這樣一種語言環境裏,扼殺了民族的智慧,混淆了民眾的價值標準,導致整個民族的人格分裂。中國,變成了一個不敢說真話,也不能聽真話的國家。

 

  結語:其實,在權力麵前,我們都是一群可憐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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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白雲915LQB 回複 悄悄話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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