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品茶夜談
生於美麗的杭州。小時愛在西湖邊上賞月納涼，品茶夜談。好詩詞，小說，和數學。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從此改變了我。風花雪月隨歲月遠去，政治，曆史成為了我的新寵。
正文
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80年代電影《芙蓉鎮》結尾處，在政治運動中混得風生水起吃香喝辣的地痞王秋赦已經瘋掉，他敲鑼過市，興奮地高喊著：
“運動了！運動了！”
當時許多人認為這隻是瘋人瘋語，不幸的是30年後的今天，謝晉導演的預言正在上演。在二十一世紀，那些一心想升官發財的文痞五毛們把“運動了！運動了”的銅鑼越敲越響。
這一意味深長的影像長時間地閃爍在中國的政治天空裏，人們時不時會想到政治運動頻仍而讓人膽戰心驚的歲月，也會對那些整人殺人逼人自殺和家破人亡的政治運動是否會再來心有餘悸。
最近，這樣的瘋鑼再次響起，繼《遼寧日報》發表批判高校教師“呲必中國”之後，201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的求是網發表了署名徐嵐的文章《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裏？》（以下簡稱“《高》文”），表示遵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聲稱“要肅清高校的負能量，……讓這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敢抹黑，不能抹黑，不易抹黑。”並點名批判賀衛方、陳丹青──“賀衛方在微博中大談憲政，陳丹青在其微信公眾帳號以《大家別去美國！一個愚蠢而落後的國家》為題，內容卻是對美國的過度美化，誘導效果可見一斑。”將他們作為“高校負能量”的典型代表。
對於大致了解中國政治運動史的人來講，《高》文的這些論調並不陌生，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有基本相似的程序與結果。比如幾乎總是先由黨政部門發紅頭文件，聲稱敵人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要嚴厲打擊他們雲雲。雖然“我們”是誰不一定清楚，但敵人是誰一定是清楚的，也就是說，我說你是敵人，你當然就是敵人，如果你不是敵人，我怎麽會認為你是敵人呢？接著是輿論動員，黨刊黨報上大字報社論，無論點名或不點名，反正接著運動就來了。
中國幾十年間的人道主義災難之發生，有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秩序的闕如與踐踏，許多遭到迫害和殺害的人們是在完全沒有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受難的。自從1949年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之後，中國就進入無法無天的時代，竟以出現人口數的比例來確定要鎮壓和迫害的人數指標，例如鎮反時期的1.2─2.2‰鎮壓指標，反右時的5%劃右指標，許多地方為了湊夠人數完成指標，以至肆意誣陷他人以自保或邀功，這種荒謬的恐怖主義暴行也延續到1983年的“嚴打”。
今天的中國，雖然法治尚未正式進入軌道，民主政治也還很遙遠，但人們已經自發地在朝著正常治理的方向努力，通過踐踏法治來尋求治理不但南轅北轍，而且也會遭到反對──即使發動者可能依然會獲得暫時的無限風光，但它絕不可能持續。
賀衛方教授和陳丹青們，之所以獲得如此眾多的共鳴，是因為人們看到現實中幾乎無所不在的醜惡，並且思考消除這些醜惡之道。賀衛方陳丹青們是這個社會最寶貴的批評與建設力量，倘若共產黨不能忍受這些批評，不能容忍正常的議政，反而利用暴力和謊言來打擊骨鯁之士，那就有重回亂局的危險。再者，彼時那些大大小小的康生、姚文元們，也早已被曆史和現實雙重拋棄，即使官方不許人們回顧曆史，但正常人沒有人會將康生、姚文元這些政治惡棍視為政治楷模，而隻會輕蔑地鄙視他們。今天如果還有誰想要步他們的後塵，一要做好不可能永坐勝台的心理準備，構陷人者往往也被人構陷；二要做好即便安度此生也會死後臭名遠揚的心理準備。
幾家重量級黨刊黨報這幾年已多次對一些參與公共事務或發表公共議論的公民做出過康生式的政治指控。我不知道這些黨報黨刊的負責人是否了解曆史：政治運動向來迫害無辜消滅優秀，製造人群無謂的自相殘殺，而且每次政治運動中踴躍整人的那些流氓地痞往往也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被整，被殺者也大有人在。
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著名翻譯者巫寧坤先生，曾經寫過另一部同樣著名卻無法在大陸出版的回憶錄《一滴淚》，全麵回憶了自己被整的數十年非人生活，他曾寫到過一位參與過批鬥他的同事法語係徐教授的懺悔：
“……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隨大流，胡說八道坑害你，實在卑鄙。我更對不起我親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劃為右派，我跟他斷絕關係，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為了保護自己，一個人能墮落到什麽地步！”
回憶錄中雖然沒有交代這位徐教授有沒有挨過整，但那時候一位法語係教授在那麽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從未挨整的概率是相當低的。
眾所周知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裏，原胡風的朋友舒蕪反戈一擊直接置胡風於死地，雖因反戈賣友有功而暫避厄運，但沒過幾年依然無法逃脫被右派的命運，雖然那時如胡適之先生所言是連沉默的自由也沒有的時代，但畢竟像舒蕪那樣主動交出私人信件踴躍參加整人實在是無法原諒的；而整胡風的主將周揚，這位中國的日丹諾夫就更不必說了，他整了那麽多人，後來自己也一樣挨整，而這才導致了他後來的懺悔。
1951年，後來被公認為“中國遺傳學之父”的李景均教授因不堪中國農業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樂天宇（行校長職，兼黨總支書記）的政治迫害而出走美國，後曆任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統計係教授、係主任、校座教授，以及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成就斐然，成為遺傳學史上重要的大家。而迫害者樂天宇則在文革期間也深受迫害，1969到1970年先後被送到廣西邕寧和遼寧興城接受勞改、審查、和批鬥，直到1978年後才平反並獲原先待遇。
韋君宜的回憶錄《思痛錄》可能是近20年來共產黨人裏最真誠的懺悔之作，書中她寫了政治運動中的大量故事，其中涉及她自己參與整人，例如三反五反時為了同事丁磐石的三五角錢而整他，韋君宜說：
“我，實在是從這時開始，由被整者變成了整人者，我也繼承了那個專以整人為正確、為‘黨的利益’的惡劣做法。這是我應當懺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記在這裏。”
她還記述了反右時何其芳的表現：
“何其芳說：‘不能劃陳湧（右派）。如果陳湧該劃，那王秋耘也該劃。’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而眾所周知，何其芳在胡風案中出力落井下石，但他並沒有因此就逃脫了厄運的降臨，在文革中一樣遭迫害。
在韋君宜的書中，最讓人難以同情也難以譴責的一個人是李興華，他“原是天安門前警衛部隊的幹部。他出身很好，曆史純潔，19歲進解放區，很快入了黨，參了軍。他調來的時候才26歲，……他雖然是個編輯幹部，可凡是那些搞專案、審訊性談話，或單位裏專別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頭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調跑腿，都不辭勞苦。他的心是純潔的。他幹的一切，他都認為符合真理，是應該幹的。”
結果到了1957年，這位忠心耿耿、勤勤懇懇無惡意整人的李興華也因指標的原因而被“平衡”為右派，下放到農場勞改，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李興華雖然獲得平反，但不久即罹患癌症去世。
……
類似上述這些故事，昨天你整我，今天我整你，明天他整我，後天他們整他，幾乎人人都會不同程度地輪流挨整，這比霍布斯所謂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殘酷百倍，因為它是“所有人迫害每個人的屠戮”……這無窮無盡的整人鏈條在毛時代實在是太司空見慣了──近來陸陸續續曝光的重慶黑打問題也是一個典型的整人鏈斷裂後崩潰的現世報案例（可悲的是，現在調查組的調查程序就合法了嗎？）早在重慶黑打風生水起光芒四射之際，就有無數人反對他們踐踏法律程序的暴政，也恰是賀衛方教授寫了那篇著名的長文《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兜頭潑了重慶當政者冷水，告誡破壞法治者可能最終也會受自己手段之害，果不其然，墨香未盡，薄王落馬，重慶黑打即成明日黃花。一切懷有政治運動可以整人不整己的幻想，不僅是人格低劣的妄想，也是鼠目寸光的短見。
宮廷政治裏，隻有永遠的利益，絕無永久的道義和友誼，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最基本的常見現象。那些為政治運動做打手的宣傳官員，給別人當馬弁之前，通常都會急切地評估自己平步青雲的運氣，但通常會忘了衡量自己擋災避禍的能力而跌落塵埃。雖然，我可能也會在政治運動中被整被肅甚至被殺，但我不會覺得冤枉，不會為此不值，不會因此看不起自己，而那些靠著整人向上爬，最後跌下來摔死的人，在落地之前難道不會有追悔莫及的閃念嗎？
在王秋赦的鑼響起之際，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的政治運動員們不妨重溫下他們前輩韋君宜大姐下麵這段沉痛之語：
“我想，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盡情去寫，寫寫這些年都搞了些什麽運動，寫了些什麽文章、那真要清夜捫心，不能入睡了。”
生活在西方，做著口頭毛左，其實隻是一種娛樂而已。
文章所說極是。
其實，從文學城的留言看，毛左的勢力也是很大的。這些人，他們或者出於無知，或者出於陰毒的心理，時常敲響著王秋赦的鑼：為文革平反，為江青塗脂，為血腥的、慘無人道的毛式階級叫好，恨不得文革卷土重來。一切在文革後被丟進曆史垃圾堆的東西，又都被翻了出來，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