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品茶夜談
生於美麗的杭州。小時愛在西湖邊上賞月納涼，品茶夜談。好詩詞，小說，和數學。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從此改變了我。風花雪月隨歲月遠去，政治，曆史成為了我的新寵。
三年餓死幾千萬，一場毫無意義的爭論
毛粉不堪一擊
討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不是餓死了幾千萬，就像討論八年抗戰是否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成立於1949年一樣荒謬絕倫，因為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實。
幾百年前的事情引起爭議很正常，因為當事人和知情者都已作古，無法調查；烏拉圭、阿根廷的事情弄不清楚也很正常，因為離我們太遠了，不便調查。發生在我國的，大批親曆者、見證者還健在的事情弄不清楚，豈不是侮辱中國人的智商？更何況是涉及幾千萬生命的大事？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隻要認真對待，實地調查研究，結合其它史料，真相一定能浮出水麵。
餓死幾千萬，黨中央是清楚的，也是承認的。
《中國共產黨曆史》（以下簡稱《黨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要知道，從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萬人。1960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1000多萬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數應在1000萬以上。這還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數字。
除了《黨史》，正規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其他著作也承認大量人餓死，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國》和《曲折發展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災害長篇紀實》等等。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
前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
有人說餓死幾千萬是“某些西方敵對勢力炒作”的、“企圖動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是無稽之談。我們黨是擁有60多年執政經驗、8000多萬黨員的成熟大黨，怎麽可能連當代發生在自己國家的特大事件都弄不清楚？如果有人認為弄不清楚，他才是真的“企圖動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連這都弄不清，怎麽有能力建設國家？怎麽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還有人說餓死幾千萬是“重大謠言”，其想象力讓人歎服。《黨史》經過中央審查批準，《黨史》的表態就是中央的表態，難道中央竟然幼稚到相信抹黑自己的“重大謠言”的程度？《黨史》曾經報送百餘位領導和專家學者審查、討論（毫無疑問他們是中國最高級別的領導和最權威的專家），難道他們也被謠言欺騙了？《黨史》還征求了中央許多重要部門的意見，以及各省省委的意見，難道他們也都聽信了謠言？出版社追隨“某些西方敵對勢力”傳播“重大謠言”，不怕犯政治錯誤？
這樣一個“某些西方敵對勢力炒作”的、“企圖動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謠言，居然騙過了黨中央，騙過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騙過了專家學者，騙過了中央許多重要部門，騙過了各省省委，完全是人間奇跡啊！
所有中央領導和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親身經曆過“三年自然災害”，有些就是來自安徽、山東等重災區。難道他們想了解實情還要通過“某些西方敵對勢力”？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把天下人當傻子？
餓死幾千萬，有無數具體的例子可以作證，比如安徽省鳳陽縣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34口人，死去30人。像這樣有名有姓有精確地址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人說“典型事例畢竟不能代替全貌，因為也可以舉出更多的並未餓死人的不同典型”，這話說得莫名其妙，沒人說過典型事例能代替全貌。但是如果典型事例俯拾即是，足以反映全貌，因為如果餓死幾千萬是“謠言”，絕對舉不出那麽多例子。
此外，還有數不清的各種證據：親曆者口述史、訪談，新華社記者回憶，學者研究成果，前政府官員回憶，地方誌，解密資料，中央調查報告，等等等等，數量之多，已不能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網絡上讚同“幾千萬”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餓死幾千萬是“謠言”，那麽這就是一場“全黨動員，全民動手，群策群力，密切配合，積極響應，廣泛參與”的轟轟烈烈的造謠運動！
那些否認大饑荒的人，我不信他們沒有看過這些資料。但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你把大把大把的資料親自交他手裏，他也會閉上眼睛不看，下次辯論，他仍然說“你說餓死幾千萬，為什麽拿不出證據？”
這樣一個再明確不過的問題，為何爭論不休？因為有一部分人，不願接受事實，偏要編造種種理由，千方百計予以否認。在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孫經先教授，他“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其理論核心是戶口“漏報”和“重報”。
該理論根本不值一駁。
首先，它無法對那麽多證據進行合理的解釋。完全有理由相信，孫經先及其擁護者肯定看過那些證據——而且不止一遍。但是他們采取了鴕鳥戰術，裝沒看見，因為他們既無法證明那些證據是假的，又無法用自己發明的理論解釋。理論和事實矛盾，你說是事實錯了還是理論錯了？就是孫經先本人，對這個理論的謬誤也是心知肚明的。
其次，駁“倒”的前提是它得先“立”起來，立都立不起來，談何駁倒？你有必要打“倒”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嗎？
為什麽立不起來？因為他拿不出任何證據，也沒有任何證明過程，全是猜的。他說“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舉幾個例子還不是易如反掌？某年某月某人從甲地遷往乙地，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成為有雙重戶籍的人。某年某月某人從市鎮被精簡並注銷戶籍，但他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他的《還曆史以真相》一文，洋洋灑灑224頁，一個證據也沒有。不但沒有任何具體實例，也沒有任何文獻資料，總之證據數為0。
這樣的“理論”，我一天能發明幾百個！
孫氏理論，也不符合常識。
3010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1072萬人重報戶籍，超過三分之一，可見這是多麽輕而易舉。顯然，另三分之二要想重報戶籍，也能輕易辦成。如此說為真，則有兩種可能：全國的戶口管理人員都不懂業務，被鑽了空子，或者全都失職瀆職。這顯然是對廣大戶口管理人員的汙蔑。
他說：我國在1960年前後進行了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工作，1964年進行了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1912萬虛假戶籍人口的戶籍在這兩次戶籍整頓活動中被注銷。這顯然不合常理：既然1964年就發現了“虛假戶籍人口1912萬”，並修正了錯誤，為什麽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1949—1982年每年戶籍統計人口數據時，還要采用未經修正的錯誤數據？
他的唯一理論依據也是不成立的。他說：1955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製度的指示》規定：“遷入（包括婚入）：全戶或者個人遷到新住地的時候，……交出遷移證或者繳驗其它證件……後，登入遷入登記冊。”這一規定存在明顯的漏洞，這就是：在辦理戶口遷入時，可以不繳驗遷移證，這就表明在遷移時可以不在原居住地辦理戶口遷出手續，就能在新居住地辦理戶籍遷入，隻要能有“其它證件”。這就為這一時期出現大量人口重報（含虛報）戶籍提供法規上的可能性。
孫經先想當然地把“其它證件”當成“其它任何證件”了。他認為隻要有了“其它證件”，就能重報虛報戶籍了。但是戶籍管理人員不會這麽傻。你拿學生證、畢業證、結婚證、準生證、預防接種證、黨員證、老人證、殘疾證、借書證、工作證、教師資格證試試？它們也是“其它證件”，但都沒有遷移證的效力。如果在實際操作中，這些證件管用，誰弄不來“其它證件”？豈不是人人可以重報虛報？
眾所周知，第一手資料（也叫原始資料）可靠度高，說服力強，是研究社會科學的首選。隻有在尋找第一手資料十分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情況下，才會采用其它資料。“三年自然災害”過去不久，搜集第一手資料易如反掌。但是孫經先和所有否定“3000萬”的人，斷然放棄尋找第一手資料，一頭紮進圖書館，和統計數字死磕到底，這真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說怪也不怪，知道了孫經先們的“研究”目的，就會明白他們為什麽這麽做了。據孫經先自己說，“為了揭露‘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就必須對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確、符合實際的分析”，可見他的目的就是證明“餓死3000萬”是荒謬的，這是典型的結論先行，先下結論，再找論據。由於第一手資料不符合他的要求，他果斷舍棄了。由於犯了學術研究的大忌，所以漏洞百出，鬧出天大的笑話。
更加可笑的是，這樣荒謬的理論，居然得到某些人的高度評價。不知我這篇文章，能改變他們的看法嗎？
估計很難，他們會捂住眼睛不看的。
這場毫無意義的爭論，還將持續下去。
而據洛杉磯時報（見鏈接），中國政府的數字是自1949至1976，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是1500萬到2500萬，實際數字估計在6000萬到8000萬。該報導也有二戰的非戰爭死亡人數，包括死在斯大林手下的。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加起來，不如毛澤東的多啊！
http://www.paulbogdanor.com/left/china/deaths2.html
其實，哪怕就算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就能說明這數字不夠大了？就像有人特別強調6.4 在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一樣。這類人知道別人說的都是事實，卻在那裏自作聰明的擾亂視聽。五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