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遊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遊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黨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隻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隻準相機襲擊偽軍和隻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隻圖發展和擴張，從來隻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不了解這個症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及其中共一係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複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雲雲。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麵，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係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製止，仍悍不遵命，複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雲雲。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製裁，而統帥部初未采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製，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係。若幹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借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隻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麵，共產黨在陰麵，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裏對他們說：“哪裏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曆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辛灝年

[金韋]

韋崗戰役應是伏擊日軍，而七戰七捷則是國共內戰時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