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大學: 燕大之後，再無燕大

出版年: 2013-7-1
杜君立

    在過去的大學裏，有過豐富的校園生活，有過教授治校的漫長歲月；演講是自由的，講課是自由的；沒有統一教材，不必講自己不願講的東西；學生可以批評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學生；教授是自由流動的，不用看校長的臉色，合則留，不合則去；職稱是真正的學銜，由校長說了算，真有水平，沒有學曆也可以，在這所大學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學可能你連一個助教也當不上，沒有終身製，沒有鐵飯碗。那時的教授和學生也不滿意他們的生活，他們依然在為更高的理想而奮鬥。這一切後來都消失了，好象沒有發生過一樣……——謝泳

    當現實困惑越來越多時，人們往往會從曆史中尋找智慧。近年來，隨著晚清史和民國史的升溫，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從蔡元培到胡適》和《陳寅恪與傅斯年》之後，嶽南耗時8年寫作的170萬字巨著《南渡北歸》再次掀起狂潮。往事並不如煙，從這些回首百年的曆史滄桑中，當下的人們更容易看清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坎坷之路。

    作為一本典型的民間曆史文本，陳遠《燕京大學1919—1952》是對塵封已久的燕京大學的一次成功打撈；雖然很多曆史檔案仍被封禁，但來自親曆者的口述史卻增添了另一種真實與鮮活。

    作為知識分子的發源地，大學在西方有超過1000年的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麽古希臘才是西方大學的真正源頭，從蘇格拉底的思辨到亞裏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圖的烏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學院來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們將建於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學視為世界最早的大學。在中世紀，大學如雨後春筍一般，先後傳播到法國、英國，之後再到德國和俄羅斯，後來又到了美國。早期的大學多是自治團體，它既不隸屬於教會，又不受製於政府，有相對的獨立性，其目的就是為了自由的研究學術。博洛尼亞大學甚至有獨立的審判權。

    大學是一種理想的傳統，因為大學，知識分子成為一種職業。無論是私立、國立還是教會大學，他們一般都保持著獨立管理和學術自由，即使在接受外來資助的情況下。巴黎大學由原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學校發展而來，教授由教會發給薪俸；學校的管理人員由取得博士和碩士學位的人選舉產生。英國的大學沒有一個是國立的，他們都是私人組織的團體；它們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獲得大量補助，但是政府發給補助並不附帶嚴厲的條件，也不以約束為交換。可以說，正因為有了這種自治的傳統，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為一種社會力量，從而引發了一場接一場的思想革命。換句話說，沒有這些大學，就不可有有後來的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

    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基督教與現代大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作為一個清教徒創立的國家，美國的大學大多為教會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魯和康奈爾等大學，這些大學的曆史甚至遠遠超過美國的曆史。中國具有相當悠久的曆史，但卻缺乏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所謂的稷下學宮、太學、國子監等高等書院以儒學教育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養依附於皇權的統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稱通識教育）是美英大學的最大特點，比較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強調自由、獨立發展；這種體製下的大學並不是為了造就技術專家，隻是為社會培養受到較全麵基本訓練的優秀公民，大學就是啟蒙，賦予他們完整的自學能力和獨立精神，專業能力在大學畢業以後才開始培養。牛津運動的創始人紐曼甚至說認為“大學應該是培養‘英國紳士’的地方”。磨刀不誤砍柴工，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這種具有思想精英和貴族精神導向的大學傳統在中國很快結出了豐碩成果，至今亦令人無限懷念。

    從某種程度上，燕京大學是中國大學曆史命運的一個縮影，甚至更為典型和悲壯。作為一個由美國人創建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體現了大學這種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這也使中國大學從一開始就與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就是這種同步與合作的最好體現。

    1919年，匯文大學與協和大學合並成立了燕京大學。燕京大學的建設經費大多來自美國的個人捐贈。燕大雖是外國人所建，但幾乎所有的院係主管都由中國人來擔任，大多數教師也都是中國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國籍的教職員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長亦如此，這幾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個研究院，3個研究所，4個學院和19個科係，一時之間群賢畢至，如洪業、馮友蘭、吳文藻、雷潔瓊、周作人、陳垣、顧頡剛、錢穆、錢玄同、朱自清、謝冰心、許地山、齊思和等。

    燕京大學治學嚴謹，根據當時製定的教職員資格標準，1922年隻有4人被認定為教授。作為中國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學的新聞、法學和社會學等科係人才輩出，費孝通、瞿同祖、吳文藻等一代社會學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中，燕大社會學係成為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事實上，燕京大學並不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北洋大學、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學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
    

    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

    1898年，作為那場短命的百日維新的碩果僅存，京師大學堂打開了中國大學的大門。一群傳統時代的改革者試圖以這種帶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學堂，來取代科舉時代的書院。擔任總監督的孫家鼐雖是舊派學者，但他非常開明，經他推薦，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西學總教司。教學計劃包括英語、法語、俄語、德語和日語，還有天文學和數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這與傳統的儒學教育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在科舉體製下，這種新式學堂的學生仍來自傳統的秀才和舉人，他們等待將來在科舉考試中得到功名，然後去做官。因此這些所謂的“大學生”，完全是一副候補官員的作派；比起“無用的”西學來，他們更喜歡吃喝嫖賭。1905年，延續千年的科舉被廢除，徹底斬斷了大學與官場之間的臍帶。

    1912年清朝遜位，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作為中國近代西學的開創者，大思想家嚴複被袁世凱總統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嚴複對西方近代文明有著深刻體驗和理解，他用了僅僅半年時間，就把這一前清遺物改造成一個真正的近代教育機構。在嚴複的力主下，外語和近代科學方麵的能力被視為合格大學畢業生的標誌。他不僅聘請了更多的外籍教師，還鼓勵師生用英語上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對嚴複來說，他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將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名正言順的表示這是一所近代大學，而不是傳統的進仕之路。遺憾的是，作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嚴複在一片圍攻中黯然離開北大。

    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大學其實是從一批傳統士子手中發展起來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的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和光華大學校長張獸鏞等，這些開路者全部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但他們卻都非常開明，對世界潮流和現代教育有著清醒的認識，這使中國大學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與世界接軌。可以這樣說，正是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後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夠通過辦一所大學來引導一個國家和時代的變遷。”（杜威）

    1916年，蔡元培結束了長達7年的留學生涯從德國歸來，將北大帶入一個全新的時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願，要讓20年後的北大達到柏林大學的水準。與嚴複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徹底跳出了中國傳統教育的思想束縛；在後來的曆史中，蔡元培幾乎成為中國大學和學術自由的象征。“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他不僅網羅了陳獨秀和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領袖，也請來了辜鴻銘和梁漱溟這樣的奇人，而梁隻有中學學曆。蔡元培認為，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證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以“兼容並包”的寬容精神，“學術自由，學校自治”，積極維護學術的尊嚴和知識的自由，這在中國教育史上不僅是空前的，也可以說是絕後的。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不僅得到蔡元培的庇護，還得到了他的資助，這份非學術性的私人雜誌影響巨大，為一場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從北大迅猛地擴展到校外。最終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蔡元培為此不得不引咎辭職。
    

    因為五四運動，北大不僅僅隻是一所大學，它改變了一個社會和國家。這些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不僅是舊傳統的破壞者，更是現代思想的啟蒙者，他們通過對社會和政治的積極介入，將新思想和新希望帶給更廣泛的中國民眾。

    從曆史來看，“五四運動”是非常幸運的，這些愛國青年之所以敢於走上街頭，是因為他們確信其精英的社會地位能使他們免於暴力襲擊，事實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門遊行中沒有一個人被殺，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並維持秩序。但之後，他們失去了暴力豁免權。1926年3月18日，舉行抗議遊行的大學生受到段祺瑞衛隊的襲擊，魯迅為此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在以後的歲月裏，有更多的學生和學者被殺害。1927年以後，大學生的抗議被視為非法活動，五四精神就這樣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過五四運動，還有一件改變曆史的事件也與北大有關。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進德會，對知識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吃肉。當時擔任文科學長的陳獨秀依舊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這讓蔡元培極其尷尬。迫於壓力，蔡元培於1919年3月26日夜開會，決定取消學長製，同時還給陳放了一年長假，這等於將陳獨秀暫時革職放逐。胡適後來說：“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

    此後月餘，五四運動爆發，不再擔任教職的陳獨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親自站在大街上發傳單。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陳獨秀被當局逮捕。雖然3個月後陳獨秀被保釋出獄，但北大已經回不去了，他隻好南下上海。

    在法租界，陳獨秀邂逅共產國際的代表，雙方一拍即合。經過一年多的籌劃，改變中國現代史的中國共產黨就這樣在陳獨秀和李大釗手中誕生了。作為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將張申府和毛澤東發展為第一批黨員，張和毛都曾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張申府又發展了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張也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毫無疑問，這群北大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始作俑者。

    當年毛因為“職位低下”，在北大幾乎不被“當人看待”，甚至挨過五四運動領袖傅斯年的一耳光。時過境遷，代理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再次與毛邂逅，是在延安的窯洞中。傅對毛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回以唐代詩人章碣的《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炕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傅斯年離開延安後，發表了《中國需要政府》一文，預言如果延安奪取政權，中華民族將有一場災難，尤其是文化領域將會有一場劫難。數年之後，毛在新年社論中寫道：“帝國主義為了統治我們，給我們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區別於舊式文人的新的大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始終駕馭著他們中的少數精英，如：胡適、傅斯年、錢穆。”
    

    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

    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30分，來自13個大學的3000多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最後到達的是北大學生，《北京全體學生宣言》成為這次運動最著名的綱領性文本，他的起草者是北大三年級學生羅家倫。五四運動之後，羅家倫出國留學，在美國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曆史和哲學。9年之後，31歲羅家倫回國，成為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

    1909年，美國基於文明和良心，決定將庚子賠款分39年退還給中國，但定向於現代化教育，要求中國每年選派100名學生到美國大學學習；為此專門成立了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現代大學教育以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的成立為標誌；僅用了10年時間，清華已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學。

    “大學裏知識的發源地，就在圖書館和實驗室裏。”在某種程度上，羅家倫繼承了蔡元培的自由精神，他為清華大學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體製。在1930年代，清華大學遠比北大要自由得多。五四一代在清華大學延續了另一種傳奇，特別是學術批判精神。用陳寅恪的話說，清華精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與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是分不開的。可以說，沒有清華大學，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以清華大學為平台，美國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培養了大批知識精英。這些來自傳統私塾的留學生背井離鄉，在大洋彼岸發奮苦讀，完成學業後再回國服務，很少有滯留不歸者。胡適是第二期的庚款留美生；當時胡適貧困潦倒，若不是官費留美，他或許一生隻能在賭場裏跑堂。胡適於1910年去美，1917年回國發起新文化運動。一般留學時間為10年，1920年以後，清華留美學生陸續進入歸國高潮期。這些掌握各種世界前沿科技和思想的學者專家，對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著名曆史學家雷海宗於1922年從清華留美，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曆史和哲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於1932年回清華任教，此後輾轉西南聯大，又將更多的人領上學問之路。何炳棣就是他的學生之一，在西南聯大畢業後留美。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於日軍之手。國民政府並沒有因為戰爭而放棄教育，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一起南遷至昆明，聯合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8年抗戰，這所戰時大學不僅是中國最好的大學，而且達到了中國大學的巔峰。作為西南聯大的主力陣營，清華大學賦予其強烈的西方色彩，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兼容並包，這些現代大學精神在西南聯大變成現實。“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聯大紀念碑碑文》）。

    這個群星燦爛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既具有堅實的傳統教育根基，又不乏現代學術能力，這種中西貫通、博大精深的學術功底可謂空前絕後。早在清華大學設國學研究院（1925年）之時，就要求被聘任的導師“通曉中國文化之全體”，並對外國文化有相當的了解。當時的名師多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像王國維、朱光潛、馮至等人，既講授西方哲學、美學，也講中國古典文學。
    

    更為可貴的是，西南聯大這座民主堡壘孕育了整整一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由和民主不僅是一種追求，更是一種傳統。雖然聞一多李公樸被暗殺，但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言論自由。政治學係主任張奚若在演講時說：“現在中國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1941年，哲學教授賀麟在《學術與政治》一文中寫道：“我們必須先要承認，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一個學者爭取學術自由獨立的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隻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麽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

    對一所大學來說，它最大的價值在於教授。西南聯大無疑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僅專業精進，而且品德高潔，既有傳統的“士”氣，又有現代知識分子精神。他們並沒有局限於學術的象牙之塔，而是充滿家國情懷。儲安平的《觀察》周刊之所以影響巨大，正因為擁有一群為其撰稿的大學教授。這些知識精英以其真見卓識和大仁大義，頑強地支撐起一個民族的思想與精神。

    對知識分子來說，人格獨立是其存在的前提，正如學術自由是大學存在的基礎。雖然時局動蕩、武夫當道，但在一種盡管有些殘缺的民主政體下，當時的大學竟然不可思議地成為一個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國。這些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不僅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而且可以自由流動。有錢，有自由，人也就特別有誌氣，有尊嚴感。當時教育部要求，西南聯大擔任大學行政職務的所有教授必須加入國民黨，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堅決拒絕。教育部又決定給每位擔任行政工作的教授發一筆“特別辦公費”，再次被拒絕，他們認為這對沒有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是不公平的。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西南聯大也有訓導處，但對學生的管理，主要還是通過學生自治會、學生社團和學生的各種自主活動進行的。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教育象征著未來。“無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輩不圖，國家將來必蒙其禍”（胡適）。對捉襟見肘的民國政府來說，教育支出是僅次於軍費的第二大財政開支，超過政府行政費用。蔣介石說：“這一戰，一是為爭取民族生存，二是要改造我們民族，複興我們國家，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看到戰後。”如今回首那段崢嶸歲月，即使在最危急和最艱苦的年代，人們也沒有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和信心，將教育絲毫沒有放鬆，甚至沒有多少實用價值的人文學科也得到同樣的重視。竺可楨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大學培養的是領袖型人才，要使大學生能擔當得起日後建國的重任，單教他們具有專門技術是不夠的。”

    司徒雷登的悲劇

    從啟蒙運動到工業革命，洪堡創建的柏林大學將研究和教學結合起來等，這被認為是現代大學的開端。出自柏林大學的蔡元培後來將這種理念帶到北大，使中國大學迅速步入世界主流。進入20世紀之後，美國崛起，大學開始從教育機構和研究中心轉向服務社會，現代大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如果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北京大學，那麽沒有司徒雷登也就沒有燕京大學。相對於蔡元培的北大，司徒雷登的燕大正體現了這種服務社會的新理念。“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

    從一開始，燕大就來自於社會，它完全是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用自己的誠意募捐建立起來的。他們前後10多次赴美，共募集資金2000萬美元。“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司徒雷登的這句話不免讓人想起中國的武訓。

    司徒雷登剛接到校長聘任書時，燕京大學隻有20幾個教授和不到94個學生，甚至連校舍都沒有。在接下來的10年裏，從選址、設計、建設、籌資、組織到管理，司徒雷登奔波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共募集資金2000萬美元。1929年，一座美麗絕倫的現代大學就這樣篳路藍縷的誕生了。它既有亭台樓閣的中式風格，又不乏最現代的管理水準，這裏的一切都是新的，無論硬件還是軟件，燕京大學都達到一流水平。

    司徒雷登常常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他其實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世界公民，他堅持的理念是普世的人性。他當燕京大學校長時，能記住燕園裏每一個教職員，包括一名普通的園丁。

    司徒雷登提倡學術自由和思想包容，超越宗教信仰和政治傾向，不惜重金延請名師，徹底擺脫了傳統教會大學的局限，“我的任務是讓老師盡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在燕大，無論是中國老師還是外國老師，不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都能互相尊重，平等共處，“燕大一家”體現是是一種世界精神。司徒雷登要求燕大的學生既中國化，又國際化，對政治既能寬容對待，又能直麵現實。即使在白色恐怖最嚴厲的時期，馬克思和共產主義仍是燕大師生一種重要的課題。從五四運動直到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北平的街頭總少不了燕大學生的身影。

    在“3.18慘案”中，燕大的魏士毅被殺害，司徒雷登親自主持了追悼會，為在燕大校園為她立碑紀念。“9.18事變”後，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京大學師生走上街頭，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34年，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燕大學生一邊宣布罷課，一邊組織請願團奔赴南京。聞聽此事，正在美國的司徒雷登急急趕回，有人以為他會勸阻學生，不料他說：“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大的學生是否也去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答複‘是’，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七七事變後，北平的大學都被日軍占領，燕京大學成為一座自由的孤島，華北地下抗日活動在這裏得到秘密的保護，為抗日後方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和急需物資。日本憲兵每次欲進校搜查，都被司徒雷登擋在門外，一些燕大學生在校外被捕，也總是被從日本人那裏救出來。

    從1934年4月起，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燕京大學做了兩年新聞係教授，他在這裏結識了史沫特萊和中共地下黨。1936年6月，斯諾向司徒雷登告別，前往陝北采訪。《燕大周刊》率先連續發表了來自斯諾的《毛澤東訪問記》，這是國內中文報刊對中共的第一次公開報道。作為第一個采訪中共的西方記者，在以後的歲月裏，斯諾一直是中共的座上客。

        1941年日美開戰，燕大終究被封，司徒雷登也身陷囹圄。在長達三年多的牢獄中，司徒雷登把自己在中國的大半生寫作整理成文字，這就是後來的《在華五十年》。1945年二戰結束，司徒雷登重獲自由了，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卻以失敗而告終。1946年，在馬歇爾的推舉下，司徒雷登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當時胡適剛剛卸任中國駐美大使，回到北大做校長，司徒雷登卻走上了一條相反的道路。

    司徒雷登是一個虔誠而寬容的基督徒，也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但他卻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可惜他的一切努力都歸於失敗，內戰全麵爆發。司徒雷登為此深感自責：“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作出讓步。”

    1949年4月，解放軍占領南京，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大使都跟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隻有司徒雷登還留在這裏，直到8月2日被迫離開。這次離別不僅是離開了南京，而是永遠的離開了中國。6天之後，中共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作為美國大使的司徒雷登被諷刺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這後來的日子裏，這篇文章被列入教科書，成為每個中國人必讀的名篇，“司徒雷登”這個名字以這種不幸的方式在中國流傳……

    回到美國後僅3個月，司徒雷登就一病不起，3年後辭去大使職務，又在病榻上度過了最後10年，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中國古語說落葉歸根，對司徒雷登來說，中國才是他魂牽夢繞的故鄉，那裏埋葬著他的親人。司徒雷登臨終留下遺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燕園。雖然作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沒能實現這個遺願，但作為燕大教授的斯諾卻得到了如此“殊榮”。1972年，斯諾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運抵中國，安葬於燕園。

    1954年，《在華五十年》在美國和台灣出版，1982年，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了這本回憶錄。作為一個深深介入到中國曆史的社會活動家，司徒雷登對中國既充滿熱愛和同情，又有深邃的洞察和遠見：

    我看到一場偉大的鬥爭正在進行著，所爭執的問題對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和全人類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是讓無神論的、無情而專製的共產主義製服並統治世界呢，還是讓政治、經濟、社會的民主原則和實踐……成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呢？共產黨人已經宣布了崇高的社會目標，然而他們所遵循的卻是“隻要目的正當，任何手段都可使用”這個不道德的原則。他們已把欺騙發展成一種高超的藝術；他們依賴武力、詐騙和虛偽。在他們看來，倘若把人類投入苦難與毀滅符合他們的目的的話，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這樣做。……我不相信任何一個一味追求唯物主義和對一切批評與反對意見實行暴力鎮壓的政權或製度能夠長存。

    對司徒雷登來說，5年大使的失敗，遮蔽了長達27年的燕大榮光，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悲劇。在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裏，不僅司徒雷登成為禁忌，連燕京大學也被悄無痕跡地從曆史中抹去。直到半個世紀後的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來到北大，“這個校園過去是美國傳教士創建的燕京大學的所在地，……1919年6月，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準備在此地發表第一次畢業典禮演說。在指定時刻，他出席了，但是卻沒有學生露麵——為了振興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學生全都上街參加‘五四運動’去了……”

    燕京大學和司徒雷登就這樣再次回到中國。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於杭州，這裏也是他的出身地。墓碑上用中英文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大學的終結

    雖然北大清華等名校大大推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但掌控現代中國的命運卻是兩所不起眼的“大學”，它們是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和共產黨的延安抗大。在一個後帝國時代，決定中國命運的是一群軍人而不是知識分子。

    1946年，國民黨、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其他民主黨派就戰後中國的政治前途，在重慶舉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最後達成《和平建國綱領》。但不幸的是，政治很快就被戰爭取代。3年之後，作為戰爭的勝利者，共產黨單獨召集民主黨舉行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根據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共與其他民主黨建立了一個新的聯合政府。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中共是少數派，超過半數的委員由民主人士擔任，這些民主人士以來自大學的知識分子為主。經張奚若提議，新國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大教務長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在首屆政協選舉國家主席時，576名委員中，隻有燕大的張東蓀投了毛的反對票。

    1948年12月，正逢北大50年校慶，在校慶前三天，胡適不得不離開北平南下。在南京舉行的紀念會上，胡適潸然淚下：“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實在沒有麵子再在這裏說話……”1949年，即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在這一年發生改變。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記錄了一代人的困惑：走，還是不走？許多知識分子的悲劇就在那一刻注定了，“一滴水怎麽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胡適走了，傅斯年走了，羅家倫走了；馮友蘭沒走，錢鍾書沒走，馬寅初沒走；季羨林從香港回來了，陳寅恪從英國回來了，老舍從美國回來了……早年畢業於燕京，後又回燕京任教的“老燕京”侯國聘先生，像當年的王國維一樣選擇了投湖自殺；而燕大校長陸誌韋卻迫不及待的請求新政府接管燕大。

    漢娜·阿倫特認為，大學教育的知識隻是“如何充實某種思維方法”。當大學決定了教育應該為國家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也就背叛了學術和科學的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於自殺。在1949年底舉行的全國第一屆教育工作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長的馬敘倫把新中國教育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中國大學開始步入蘇聯帝國的覆轍。

    從1949年到1950年將近兩年的時間，所有的大中小學教師都在接受一場政治學習運動，公民課被取消，博雅教育在中國被徹底終結。在學校穩定之後，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開始了。“這種對靈魂的改造像是腦葉切除術，有時是極端的粗暴行動，還有就像輸液，把一種恐懼的藥液輸入身體裏”（萬方）。學校停止上課，學生們被動員起來揭發他們的老師和校長。緊接著，高校教師和數十萬知識分子作為土改工作隊隊員下鄉參加土改。

    1951年底，燕大被改為國立，毛親自給陸誌韋簽發了校長任命書，並題寫了“燕京大學”的新牌匾。這張任命書和新牌匾墨跡未幹，一場天翻地覆的“院係調整”就讓其變成紀念品。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所有教會大學都被徹底拆分並入其他院校，而且連名字都被取消了。“舊中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那些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的外籍教授，大都被當作“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者”驅逐出境。

    在這場政治洗牌中，北大鳩占鵲巢，從沙灘遷入燕園，燕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博雅當年捐建的博雅塔成為北大的新地標。毛澤東用他那放蕩不羈的毛筆字統一了幾乎中國所有大學的LOGO。全國高等院校從211所縮減為182所，綜合性大學從55所銳減到13所，所有的私立大學都被取締，教育實現了徹底的國有化；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被統統取消，財經和法學等僅有少量保留。1949年之前，全國各大學共有20 多個社會學係，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社會學卻沒有了。費孝通在中南海的一個會場上向毛苦苦哀求，希望給社會學留點苗苗時，毛的手勢和語氣都非常幹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大學還是要辦的，不過我說這裏說的是理工大學。”調整後的中國大學幾乎成為一個“又紅又專”的高級技工培訓基地，工科占主導地位，基礎性的理科和思想社會人文類被大幅削弱。文法商科大學生以前要占在校生的一半，如今被徹底邊緣化，驟減到不可思議的9.6%。

    最為不幸的是，“教授治校，學術獨立，言論自由”的現代理念本來已經在中國大學已經紮根發芽，一夜之間即被辣手摧花。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被從結構上和體製上徹底打散。作為西南聯大主體的清華大學被強行改成工科大學，大批知識分子被圈入政府直接控製的社科院，與青年一代隔離。在大學每個班級都設立了政治輔導員。所謂的“科學院”從屬於宣傳部；在“宣傳”麵前，科學也就不存在了。從來視自由為生命的知識分子不僅失去了職業上的自由，民間報刊的禁絕也取消了思想表達的自由平台。顧頡剛在50年代的日記中寫道：“到京8年，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製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

    1954年，《共同綱領》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取代，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拉開帷幕；民主黨派被徹底改組，聯合政府洗去彩妝，恢複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1957年，曾昭掄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長職務，成為“大右派”，10年後孤獨的死去，他的夫人俞大此前自縊而亡。隨著合作化、反右、大躍進、社教，直至文革等一係列運動的持續深化，中國徹底取消了文官製度，權力重歸世襲化；不論是做官還是謀生，參軍成為大多數人唯一的上升通道。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如果說反右運動敲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喪鍾，那麽接下來則是一場盛大葬禮。林昭被處決，聶元梓成為英雄，曾經領導了五四運動的北大又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紅衛兵”誕生於清華大學，這個曾經培養出許多物理學家的大學將最有才華的物理學教授徐璋本送進監獄，包括饒毓泰、翦伯讚在內的數十個著名教授自殺身亡。翦伯讚自殺時，他口袋裏還裝著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與“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的傅斯年，這對當年柏林大學的同學，歸國後一個在北大，一個在清華。1949年，陳寅恪與傅斯年做出相反的選擇；20年之後，一代學貫中西史學大師在批鬥中竟被活活折磨死。

    這場鏟除一切文化和文明的浩劫雖然沒有取消大學，但終止了高考。“讀書越多越反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由權力選拔的“工農兵學員”來到大學“停課鬧革命”，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革命小將們將“反動學術權威”押上批鬥台，將“牛鬼蛇神”送進牛棚。這些曾經的大師如今“隻是一頭被趕赴屠宰場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驅使”（季羨林）。家破人亡的張東蓀終於慘死在監獄；跟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他的學術生命早在1949年就已經結束。作為中國物理學的泰鬥級人物，葉企孫淪為乞丐，穿著破棉鞋，遇到自己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風燭殘年的熊十力穿著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長衫，終日遊蕩在街頭，口中悲歎：“中國文化亡了！”

    隨著文革的結束，進入後毛時代，中國大學和知識分子迎來了一場艱難的複蘇。知識從某種程度上代替了出身，精英階層的構成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恢複高考30多年後，大學的數量和每年的招生數量增加了數倍至數十倍。大學從技術精英教育變成了為了“地上麵包”的大眾職業培訓。教育產業化，高校市場化，管理官僚化，擴招，圈地，兼並，改名，從學校改為學院，從學院改為大學。大學越來越像官場，越來越像公司，販賣官位和文憑，“招天下英才而毀之”（資中筠）。教授被稱為“領導”或“老板”，“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誌，而是工資的一個級別，一個分配住房的資格，再加上一個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而已。”像王立軍毛新宇孔慶東方濱興這樣的博士和教授成為這個大學時代最傑出的標誌。

    當年在窮山惡水茅屋瓦舍間，西南聯大仍不失為世界一流的大學，正如梅貽琦所言：“大學者，非有大樓隻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如今的大學，隻有大樓，沒有大師。隨著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加上“近親繁殖”，當年那些學貫中西、具有世界背景的通才大師已經絕跡。中國的大學、教授、以及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在數量足以傲視全球，但不幸的是，也僅僅在數量上。據說中國現有博士5萬，碩士40萬，本科690萬，均大大超過美國，但中國的教育實力卻隻是美國的12%。第一個來到中國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曾說：“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純正的品性。……他們中的大多數隻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注於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曆史是對現實的諷刺。“畝產萬斤”的錢學森臨終時遺言：“為什麽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後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1000多年前，大思想家韓愈寫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