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品茶夜談
生於美麗的杭州。小時愛在西湖邊上賞月納涼，品茶夜談。好詩詞，小說，和數學。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從此改變了我。風花雪月隨歲月遠去，政治，曆史成為了我的新寵。
正文
國家是人民的，這是文明國度裏的百姓堅信不疑的事，可是，已經生活在民主共和國的中國百姓，不知道這個理，國家公職人員更不知道國家也有平頭百姓的一份，而且是最大的那一份。中國百姓，包括公家的人，對這件文明事的認識，沒有比封建君主時代好多少。
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的首要標誌是，國家由某個帝王個人私有的，成為了人民公有的。中國人是在封建君主的嗬護下，生活時間最長的民族之一。看中國的史書是最乏味的事，幾千年來，皇權變來變去，其中雖然不乏盛世名君，但他們的本質是一樣的：舉竿而起的，都是流氓無賴；結黨奪權的，都是奸臣賊子。也就是說，中國幾千的古代文明，是這些缺乏道德的人爭坐龍椅的結果。我猜想，如果沒有鴉片戰爭，沒有“列強”的入侵，中國的曆史還會這樣無聊乏味地繼續下去，也不會出現孫文那樣的人。可惜的是，我們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如果像印度一樣有過全殖民地的日子，也許我們會比現在更懂一點文明的東西。一個“黑公交強奸案”，可以激怒百萬印度人民走上街頭；我們無數幼女遭“校長開房”，大家表現得很淡定。確實沒有什麽好激動的，殺人、搶人、騙子、小偷、妓女、小三、腐敗，等等，社會上最醜惡的東西，什麽不是中國第一？中國人自然無法理解印度人為什麽這麽氣憤。我們同是文明古國，相差為什麽這麽大呢？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百姓知道納稅是要讓政府為自己盡義務。中國的大頭百姓，不遇到需要擊鼓喊冤的事，對衙門官吏總是“敬而遠之”，盡可能躲避著不發生關係，怎麽可能知道政府有為百姓盡義務的事。中國百姓對國家免收農民稅，發放低保，感恩戴德，都頌揚道：遇上了皇恩浩蕩的好社會了！而納稅這件事，百姓雖然有偷稅漏稅的動作，但他們深信這是自己對國家的義務，不知道國家同樣有義務給他們盡可能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還以為社會福利是公職人員才能享有的東西。我60歲的父親對我說：“你們這些年青人，不知道好壞，中國什麽時候有過這樣的好社會？”父親顯然是跟封建社會對比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他不知道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文明社會應有的東西。
何況，在君主時代也沒有不想對子民表示仁慈的皇帝——誰不想做被千古傳頌的明君。北宋政府在首都開封設四家“福田院”，每院幾百住房，凡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貧破家者、無人奉養的老人，均可免費居住，不限年月，政府供應一日三餐。南宋增設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院。居養院提供住房保障，安濟院提供免費醫療，漏澤院負責安葬無主屍體。可見萬惡的封建社會也想體恤庶民。惹怒百姓的絕不是皇帝，而是下邊的貪官汙吏。皇帝隻需各地交一錢的稅，就可以過驕奢淫逸的日子，下邊卻向百姓收10錢，百姓怎麽可能沒有怨言。有怨言才會有“焚書坑儒”的殘暴。現在我為國家擔心的是，如果民眾終於從幾千年對國家固有的認識中醒悟過來，明白了國家有這樣的義務，我國這等低水平的保障，會不會引起百姓貪得無厭的不滿情緒？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政府會隨時隨地為民著想。中國官吏們，更是缺乏“國家是人民的”這樣的認識，他們耀武揚威地管理著百姓，以“百姓必須怕我們”的心態處理問題。那個萬惡的舊社會，書上說的，電影放的，百姓老是受到欺壓。城管沒有“衙門作風”怎麽會把自己搞成了眾矢之的？如果城管把百姓當成供養他們的衣食父母，就應該在砸爛小販的飯碗之前，為他們考慮好符合城市管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隨意剝奪人家低微的生存權。比如說，為他們建設不用交費的市場、攤點，在新建的小區內合理設置這些功能。不要讓他們因為沒有地方擺攤，或交不起市場管理費，不得不占道謀生。小販縱然有錯，但都是生活逼出來的，百姓的生計都有問題了，國家難道沒有責任嗎？做這樣的事，是為百姓謀生存的路子，這應該比我們花大力氣搞社會保障房重要一點。百姓生存都成問題了，要漂亮整齊的街道幹什麽？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政府知道不能忘自己公仆的身份。可是，平頭百姓和公職人員實行的是不同的社會保障製度，公職人員的醫療、養老等各種社會福利，和平頭百姓有天壤之別。公職人員不交一分養老錢，退休時也能領到和工資差不多的高額養老金。國家公職人員的工資是城鎮居民的一倍，如果計算成全國水平超過6倍，加上那些不在工資花名冊上的收入和福利，恐怕還得增加幾倍。這相當於，管家管理著主人的錢，過著比主人還優越的日子。真不知道，人民是主人，還是仆人？在歐美等人民作主的國家，國家公職人員和平頭百姓實行同一保障製度，公務員領到的工資也不會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因為政府認為，這樣做主人才不會有大意見。而中國的屁民，將這樣的不公平當成天經地義的事，因為我們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生活過來的——衙門的人高高在上，沒有什麽不妥，怎麽可能為此鬧意見。
“百姓應該感謝黨”，“政府養活了13億人”，這種誰養活誰都搞不清楚的話，就是源於公仆顛倒、不把人民當國家主人的認識。現在我們對富人的收入有意見，對公職人員這個有公民特殊待遇的群體卻視而不見，這是媒體陰謀引導的結果。我國每40個人要養活一個公務員，用於這個龐大群體的行政費用，超過25%的GDP，印度僅6.3%。中印相差之巨，令人驚歎。主人為了養活這些仆人，感到太累了——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百姓知道自己應該有怎樣的權利。中國百姓雖然模糊地知道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人民的，但在這個人民作主的國家裏，他們從來不關心自己應該擁有什麽，特別是不關心應該擁有什麽權利的問題。公仆們說中國人民已經當家作主了，他們也就認為當家作主了，從來沒有懷疑過，因為他們都認為，這比萬惡的舊社會好多了。所以，他們對本來早應該享有的保障，差不多到了雙膝跪下磕謝的地步。他們不知道，那個有很多貧民窟的印度，60年前就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而中國太多的不幸家庭，為了高昂的醫療費傾家蕩產、哭天喊地，更多的人隻能躺在自家的床上等死。
中國百姓對國家最正確、而且是唯一的認識是，要向國家納稅，這是幾千年來沒有改變過的認識，他們不知道，可以向政府理直氣壯地問：“你們是如何花我們的花的？”，也不會像其它國家的公民一樣訓斥官員：“你們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更沒有見過，哪個人民不滿意的縣長，被人民舉一舉手就攆下台的。如果人民當家作主了，人民才不會讓他們敷衍了事地公開“三公經費”，才不會讓他們對官員財產公開久拖不決。
曆史舉竿而起的大規模反抗，都必須具備民不聊生的條件。如今中國人的奴性比陳勝吳廣時期，更讓人失望。三年大饑荒餓死3755萬人，文革時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中國人仍然可以默默忍受。中國人至今不知道這件文明的事，與文革這段不可思議的曆史有很大的關係。文革把中國人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一點民主意識，全部抹殺了。中國人隻要不來強拆自家的房子，什麽都可忍氣吞聲，對地政府隨意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他們還會麻木不仁地說：“應該顧全大局”。也不會為往自己頭上澆汽油自焚的人，發出同情的呐喊，學著印度人一樣走向街頭。因此，那些為非作歹、草菅人命地方政府官員，才會如此放肆。他們汙辱《憲法》和《刑法》，製造殘忍的“截訪”，對上訪者毆打拘禁，限製自由，送精神病院，勞動教養。如果人民真的作主人了，應該把來訪群眾當家人對待。人民作主的國家，政府應該經受得住人民惡毒的辱罵，官員應該有百姓扔臭鞋也能微笑的胸襟，而我國地方政府卻將那個恐怖的“顛覆罪”，隨意強加在毫無反抗力的屁民頭上。
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的首要標誌是，國家由某個帝王個人私有的，成為了人民公有的。中國人是在封建君主的嗬護下，生活時間最長的民族之一。看中國的史書是最乏味的事，幾千年來，皇權變來變去，其中雖然不乏盛世名君，但他們的本質是一樣的：舉竿而起的，都是流氓無賴；結黨奪權的，都是奸臣賊子。也就是說，中國幾千的古代文明，是這些缺乏道德的人爭坐龍椅的結果。我猜想，如果沒有鴉片戰爭，沒有“列強”的入侵，中國的曆史還會這樣無聊乏味地繼續下去，也不會出現孫文那樣的人。可惜的是，我們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如果像印度一樣有過全殖民地的日子，也許我們會比現在更懂一點文明的東西。一個“黑公交強奸案”，可以激怒百萬印度人民走上街頭；我們無數幼女遭“校長開房”，大家表現得很淡定。確實沒有什麽好激動的，殺人、搶人、騙子、小偷、妓女、小三、腐敗，等等，社會上最醜惡的東西，什麽不是中國第一？中國人自然無法理解印度人為什麽這麽氣憤。我們同是文明古國，相差為什麽這麽大呢？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百姓知道納稅是要讓政府為自己盡義務。中國的大頭百姓，不遇到需要擊鼓喊冤的事，對衙門官吏總是“敬而遠之”，盡可能躲避著不發生關係，怎麽可能知道政府有為百姓盡義務的事。中國百姓對國家免收農民稅，發放低保，感恩戴德，都頌揚道：遇上了皇恩浩蕩的好社會了！而納稅這件事，百姓雖然有偷稅漏稅的動作，但他們深信這是自己對國家的義務，不知道國家同樣有義務給他們盡可能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還以為社會福利是公職人員才能享有的東西。我60歲的父親對我說：“你們這些年青人，不知道好壞，中國什麽時候有過這樣的好社會？”父親顯然是跟封建社會對比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他不知道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文明社會應有的東西。
何況，在君主時代也沒有不想對子民表示仁慈的皇帝——誰不想做被千古傳頌的明君。北宋政府在首都開封設四家“福田院”，每院幾百住房，凡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貧破家者、無人奉養的老人，均可免費居住，不限年月，政府供應一日三餐。南宋增設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院。居養院提供住房保障，安濟院提供免費醫療，漏澤院負責安葬無主屍體。可見萬惡的封建社會也想體恤庶民。惹怒百姓的絕不是皇帝，而是下邊的貪官汙吏。皇帝隻需各地交一錢的稅，就可以過驕奢淫逸的日子，下邊卻向百姓收10錢，百姓怎麽可能沒有怨言。有怨言才會有“焚書坑儒”的殘暴。現在我為國家擔心的是，如果民眾終於從幾千年對國家固有的認識中醒悟過來，明白了國家有這樣的義務，我國這等低水平的保障，會不會引起百姓貪得無厭的不滿情緒？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政府會隨時隨地為民著想。中國官吏們，更是缺乏“國家是人民的”這樣的認識，他們耀武揚威地管理著百姓，以“百姓必須怕我們”的心態處理問題。那個萬惡的舊社會，書上說的，電影放的，百姓老是受到欺壓。城管沒有“衙門作風”怎麽會把自己搞成了眾矢之的？如果城管把百姓當成供養他們的衣食父母，就應該在砸爛小販的飯碗之前，為他們考慮好符合城市管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隨意剝奪人家低微的生存權。比如說，為他們建設不用交費的市場、攤點，在新建的小區內合理設置這些功能。不要讓他們因為沒有地方擺攤，或交不起市場管理費，不得不占道謀生。小販縱然有錯，但都是生活逼出來的，百姓的生計都有問題了，國家難道沒有責任嗎？做這樣的事，是為百姓謀生存的路子，這應該比我們花大力氣搞社會保障房重要一點。百姓生存都成問題了，要漂亮整齊的街道幹什麽？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政府知道不能忘自己公仆的身份。可是，平頭百姓和公職人員實行的是不同的社會保障製度，公職人員的醫療、養老等各種社會福利，和平頭百姓有天壤之別。公職人員不交一分養老錢，退休時也能領到和工資差不多的高額養老金。國家公職人員的工資是城鎮居民的一倍，如果計算成全國水平超過6倍，加上那些不在工資花名冊上的收入和福利，恐怕還得增加幾倍。這相當於，管家管理著主人的錢，過著比主人還優越的日子。真不知道，人民是主人，還是仆人？在歐美等人民作主的國家，國家公職人員和平頭百姓實行同一保障製度，公務員領到的工資也不會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因為政府認為，這樣做主人才不會有大意見。而中國的屁民，將這樣的不公平當成天經地義的事，因為我們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生活過來的——衙門的人高高在上，沒有什麽不妥，怎麽可能為此鬧意見。
“百姓應該感謝黨”，“政府養活了13億人”，這種誰養活誰都搞不清楚的話，就是源於公仆顛倒、不把人民當國家主人的認識。現在我們對富人的收入有意見，對公職人員這個有公民特殊待遇的群體卻視而不見，這是媒體陰謀引導的結果。我國每40個人要養活一個公務員，用於這個龐大群體的行政費用，超過25%的GDP，印度僅6.3%。中印相差之巨，令人驚歎。主人為了養活這些仆人，感到太累了——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
國家屬於人民的社會，百姓知道自己應該有怎樣的權利。中國百姓雖然模糊地知道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人民的，但在這個人民作主的國家裏，他們從來不關心自己應該擁有什麽，特別是不關心應該擁有什麽權利的問題。公仆們說中國人民已經當家作主了，他們也就認為當家作主了，從來沒有懷疑過，因為他們都認為，這比萬惡的舊社會好多了。所以，他們對本來早應該享有的保障，差不多到了雙膝跪下磕謝的地步。他們不知道，那個有很多貧民窟的印度，60年前就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而中國太多的不幸家庭，為了高昂的醫療費傾家蕩產、哭天喊地，更多的人隻能躺在自家的床上等死。
中國百姓對國家最正確、而且是唯一的認識是，要向國家納稅，這是幾千年來沒有改變過的認識，他們不知道，可以向政府理直氣壯地問：“你們是如何花我們的花的？”，也不會像其它國家的公民一樣訓斥官員：“你們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更沒有見過，哪個人民不滿意的縣長，被人民舉一舉手就攆下台的。如果人民當家作主了，人民才不會讓他們敷衍了事地公開“三公經費”，才不會讓他們對官員財產公開久拖不決。
曆史舉竿而起的大規模反抗，都必須具備民不聊生的條件。如今中國人的奴性比陳勝吳廣時期，更讓人失望。三年大饑荒餓死3755萬人，文革時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中國人仍然可以默默忍受。中國人至今不知道這件文明的事，與文革這段不可思議的曆史有很大的關係。文革把中國人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一點民主意識，全部抹殺了。中國人隻要不來強拆自家的房子，什麽都可忍氣吞聲，對地政府隨意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他們還會麻木不仁地說：“應該顧全大局”。也不會為往自己頭上澆汽油自焚的人，發出同情的呐喊，學著印度人一樣走向街頭。因此，那些為非作歹、草菅人命地方政府官員，才會如此放肆。他們汙辱《憲法》和《刑法》，製造殘忍的“截訪”，對上訪者毆打拘禁，限製自由，送精神病院，勞動教養。如果人民真的作主人了，應該把來訪群眾當家人對待。人民作主的國家，政府應該經受得住人民惡毒的辱罵，官員應該有百姓扔臭鞋也能微笑的胸襟，而我國地方政府卻將那個恐怖的“顛覆罪”，隨意強加在毫無反抗力的屁民頭上。
為何’愚民太多‘，實則苛政猛於虎也。幾十年如一日的黨媽，愛’國‘宣傳教育，民不愚都難。LZ博文正是抨擊此醜惡行為的檄文。
寬義的公務員是指，行政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數量為1053萬人。
官民比
美國1∶12；法國1∶12；日本1∶28；英國1∶125。中國有兩種情況：狹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256，而寬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122。
中國財政供養人員包括行政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其數量為4000多萬人，比以狹義和寬義兩種方法統計的公務員人數要多得多，大約分別多3500萬人和3000萬人。
財政供養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美國1∶12；法國1∶12；日本1∶23；英國1∶24；
中國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