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科學家與導師分享諾獎的機會增多

今年的諾貝爾頒獎方式打破了一些常規，突破了我以前著磨出來的規律，特別是對導師與年輕博士生和博士後聯合授獎的默契。

 

以前我總結出了這兩點：首先成果通常是單個研究組做出的，沒有外麵組的競爭和分享諾貝爾獎的可能性。我這裏是指那項研究是獨立的研究，諾獎委員會也可能加入一位相關科學家讓他們三人分享。

 

另外一點就是，當時的年輕科學家必須在未來成為知名的科學家，因為諾貝爾委員會希望授予科學權威，既為自己臉上增光，也為未來的年輕科學家做出榜樣。

 

我可以隨便列舉些熟悉的受訓人與導師分享諾貝爾醫學獎和化學獎的情況，前麵是Trainees，資深科學家在後麵：Harold Varmus與J. Michael Bishop的癌基因；Georges Koehler和Cesar Milstein的雜交瘤；Linda Buck和Richard Axel的嗅覺受體；Brian Kobilka和Robert Lefkowitz的GPCR; Carol Greider和Elizabeth Blackburn的端粒酶; Katalin Kariko和Drew Weissman的mRNA疫苗。

 

這次授予Treg的外周免疫耐受打破了上述的兩條規律：多組人馬的聯合授獎和年輕科學家沒有成為傑出的科學家。

 

今年諾貝爾醫學獎是授予的日本免疫學家Shimon Sakaguchi, 以及美國分子生物學家Mary Brunkow和美國免疫學家Fred Ramsdell，這是聯合授獎無疑。

 

另外年輕科學家沒有成為傑出的科學家。 Mary Brunkow在獲獎論文中是第一作者，受最後作者Fred Ramsdell的領導。這兩位都不是著名的免疫學家，或許是因為在工業界的原因。我零星知道Fred Ramsdell, 但是Mary完全沒有成為領域裏有能力的學者。

 

這是我從Mary即日接受采訪裏看出的，她自己也承認早已離開了這個領域。我推測為了隨後的媒體采訪，她現在肯定在惡補這方麵的免疫學知識。

 

既然諾貝爾開了這個先例，他們隨後的演變原則是，他們在名額允許的情況下會聯合授予資深和年輕科學家。他們隻專注當時發現的重要性，即使年輕科學家未來職業發展不如意，諾獎委員會也會嘉獎他或她。

 

這是應該和值得鼓勵的，因為很多科學的原創性發現是年輕人做出的，很多情況下導師隻是提供主意和批評意見，他們更重要的功能是建立創新的平台。這也會讓年輕人做科學更有動力，在WashU醫學院己經出現第一作者與資深作者分享高達百萬美元發明紅利的情況。

文中有些照片來自我的研究生導師史良如教授帶著雜交瘤發明人Georges Koehler訪問中國的情形, 也存在我以前的文章中。Koehler是德國人，他去劍橋Milstein實驗室做的博士後。Milstein當時僅做骨髓瘤細胞內的免疫球蛋白的重鏈與輕鏈的分配，Koehler認為應該將免疫後的脾髒淋巴細胞與骨髓瘤細胞融合，去產生能夠識別特異性抗原的雜交瘤細胞。他與太太在聖誕期間看見雜交瘤分泌的抗體可以產生溶血斑後擊搖床慶祝，這個結果從此改變了免疫學和工業界抗體的製備。

 

Koehler加入Milstein實驗室的革命性工作也證實了阿肯森經常說的話，應該努力雇到比自己更聰明的人。

 

饒伯伯認為2050年中國的諾獎數量會超過日本，總數還是當時的獲獎人數？饒伯伯總存在文字表達的問題。如果是總數的話，中國應該補上日本現有的31個諾貝爾獎。從邏輯上推論，中國諾獎加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超過日本，況且日本科學仍然處於上升期，饒伯伯在高中和江西醫學院都沒有學好基本的數學與物理。

 

身為共產黨員的饒伯伯現在是否出狀況了？怎麽出現了胡言亂語，這時間與空間對人的影響也太大了。中國改革開放後，Caltech派教授去北京看望錢學森，發現他己經不怎麽會說英語了。饒伯伯現在不能到美國了，探親也不行？

 

饒伯伯怎麽可能這樣看問題，不僅沒有一些基本的數理常識，對國際政治的這些基本趨勢也不明白。美國不會停止阻止中國的崛起，川普因為中國禁稀土又加了100%的報複性關稅，而日本是更加地融入美國領導的西方聯盟。

 

饒伯伯的預測即使貓兒下台都難實現，還要求中國更加開放，以及維護法律的尊嚴。具體的指標是，中國從現在隻有幾百名美國留學生，發展到10萬美國留學生去中國留學。

 

同濟美國牛人：“我的預判，未來幾年免疫學不會再出現諾獎，司令和軍長們這輩子與此殊榮無關了[Sob]。免疫學我不懂，但諾獎有“領域循環”和發現“類型交替“授獎的規律還是看的清的。”

 

我的回複：“別忘了mRNA疫苗是2023諾獎，Treg是2025諾獎，隻差二年。還有2018年的免疫封閉療法的諾獎，頻率不低，還會有後續的醫學獎與化學獎。STAT完全可能從基因調控角度授獎，因為太重要了，覆蓋全身，腫瘤與神經都有。”

 

同濟美國牛人：“這樣會引發其它方麵軍造反的，不能所有的諾獎都給一野吧？三野不強，二野也可以啊！林彪的四野那就更不用說了，[Grin][Grin]。隻能以自己熟悉的事物打比方啊，免疫學的江湖圈子我還真的不太熟啊！”

 

我的有些引伸的回複：

 

你還真是受益於土共軍隊的紅利，不僅僅坐吉普車長大，你在高中時就可以用英文寫東西，這是我們鄉裏人無法比擬的。我從天門去武漢讀初中時，英語是張白紙。

 

免疫學是從微生物學分離出來的，現在也有好多係仍然是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真正將免疫學定義為一個學科的是德國和俄羅斯的倆位猶太科學家，Paul Ehrlich和Elie Metchnikoff，他們開創了體液或細胞免疫的概念，雖然這些分界定義的概念己經過時。他們作為免疫學之父是因為他們發現的免疫係統都可能與微生物無關，因為是一個內在係統，所以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

Paul Ehrlich是絕對的德國天才，他的側鏈理論幾乎預測了抗體和抗原以及TCR與抗原的結合。德國是盡出大咖的地方，當然那個年代他們是定義生物醫學的國家，相當於現在的美國。

 

你可能在同濟太不務正業了，像James Watson看漂亮女孩去了。你這個微生物專業的不懂免疫，怪不了同濟，同濟當年劉恭植、趙修竹和馮新為都是可以教很好免疫學的教授，當然他們幾乎沒有像樣的實驗室。雖然我是考的分子遺傳學研究生，但是我也很欣賞他們。同濟實驗醫學大樓是德國人資助興建的，裏麵有塊牌就是紀念Paul Ehrlich，我和泰迪媽媽還去裏麵看過，也算是同濟的德國特色。

 

與NK細胞大佬和我們前科主任Wayne Yokoyama聊天，他說幾乎所有疾病都與免疫係統相關，這個有些誇張，但是也八九不離十。原因是什麽呢？因為免疫係統作為自穩態homeostasis的動態係統，任何機體的病理變化都會觸發免疫反應。

 

風城黑鷹告訴我們張定宇患的ALS漸凍症是CD4+ T細胞介導的，還有同濟美國傑出校友鄒偉平即將到WashU談癌症的免疫機製與治療。你可能不知道免疫學對神經科學近期是呈現出入侵的趨勢，C1q可以讓錯接的神經元脫鉤。補體活化與調節異常可能與你創立生產邪說有關，以後你再發奇想時飛聖路易斯，在華大做個華大首創的PET。

 

學生與導師分享諾貝爾獎需要哪些條件？ 

 

雅美之途寫於2019年10月14日

Georges Koehler（右）和 Cesar Milstein（左）

朋友在群裏提出這個問題：如果王廣良在筆記本中記錄清楚自己的發現，以此證明自己的思想在先，是否有利於他與Semenza分享諾貝爾獎？

我覺得這是打官司的節奏，怎麽可能在同一組隱藏東西呢？這樣互信全沒了。中國學生剛到美國來，將實驗台清理幹淨，然後拿著加樣器默默發誓，自己要做篇Cell來。越這樣越做不出激動人心的科學，他們不知道科學的思想是碰撞出來的，應該多與同事討論與交流，在組會上多提出具有穿透力的問題。最終很細去追尋誰的ideas是無助的，因為很難說清楚，這就是李政道與楊振寧悲劇的由來。

諾貝爾獎的提名和最終決定誰獲獎都是在很友好的氛圍中進行的，整個過程高度秘密，雖然有些人也私自或在質問下透露出來，像提名屠呦呦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院士校友。西方同行評議候選人時從來不會看你的筆記本，大家隻關注你的文章、大會報告以及當事人寫的回憶文章。諾貝爾委員會真正關注你時，有時會請你去斯特哥爾摩做學術報告的。隻有調查可能做假時才會有人去測試像Baltimore實驗室的筆記本，那時已經走向對抗，沒有半點分享的可能了。

王廣良分享諾貝爾獎的最佳可能是成為教授後持續跟進HIF-1的工作，當然會友好地避免與前導師的直接競爭。Semenza似乎是個nice guy, 願意分享功勞，王廣良也會為人。諾貝爾委員會本身就應該以HIF-1單獨授獎，因為哈佛和牛津的分享者都不是原創而是跟進的，這樣王廣良就有可能與Semenza分享諾貝爾。如果中國出現像日本人那樣遊說斯特哥爾摩，王廣良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會更高，但是天朝怎麽可能為一個海外華人出力呢？

中國學生習慣說成果歸導師，那是長期寄人籬下養成的心理，另外華裔教授也容易不尊重學生的貢獻，其實在美國學術界的情況遠不是這樣的。諾貝爾獎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近親繁殖或者名師出高徒，我們華大出現過八位諾貝爾獎得主來自同一實驗室的記錄。讓我將學生廣泛定義為博士生和博士後，陳述三點奠定學生與導師分享諾貝爾獎的可能，以前我隻說了前麵兩點。這三點是通常的情況，但是我們永遠不能排除例外。

首先，學生沒有離開學術界，有進一步在學術界發聲的可能。學術界的教授沒有自己學生在工業界掙得多，雖然美國教授的薪水相當可觀，接近諾貝爾獎級別的教授更是如此，教授們也羨慕學生去公司掙Real money, 這裏指在公司掙到可以在加勒比海買小島的錢。但是大學裏有相當的學術自由，可以持續追尋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公司則要看應用前景。這裏著名的反例是克隆GFP的科學家因為失去資助，去阿拉巴馬車行賣車。他就永遠失去了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雖然Roger Tsien讓他重回科學界並邀請他出席了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從這點看王廣良幸運很多。

其次，導師需要有足夠的心胸，在不同場合回憶發現過程時，給學生功勞。沒有好的導師，幾乎一切免談。我都不知道與利根川進在瑞士發現抗體基因重排的日本博後，他現在還是否在科學界？當然這裏學生永遠都不能自己主動站在導師的對立麵，那學生肯定完蛋，所以學生的修養也十分重要。如果在外麵說在導師實驗室完成的工作而不提共同的智力貢獻，那是十分荒謬的做法，除非導師不是作者。這裏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為導師都是譽滿天下的科學家，你才剛剛開始，行話說你成為正教授之前永遠需要你的導師。華裔科學家有些人因各種原因在美國失意的例子，包括失去普林斯頓和耶魯的教授職位。

第三，就是需要幾乎是一枝獨秀，沒有太多的來自外校的競爭。這些師生共享諾貝爾獎的例子，幾乎都沒有另外組的功勞之爭：端粒酶（Carol Greider是Elizabeth Blackburn博士生），雜交瘤（Georges Koehler是Cesar Milstein博後），嗅覺受體（Linda Buck是Richard Axel博後）和癌基因（Harold Varmus是Michael Bishop 的Fellow)以及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的瑞士師生得主。沒有外校的其他組分別獨立完成相似的課題，這點十分重要。同校是合作關係，外校做同一課題則是競爭。僅在生物領域近期的師生諾貝爾獎得主，還包括授予發現動物具有識別方向的神經元，挪威當時的Moser夫婦科學家為英國科學家O'Keefe的博士後。

這裏講個不同獨立組的競爭讓華裔科學家失去諾貝爾獎的可惜例子。周芷在斷裂基因錯過諾貝爾獎時，她是作為冷泉港自己獨立的實驗室負責人與同在冷泉港的英國人Richard Roberts合作的，文章作為封麵發表在Cell上，周芷是第一作者，Roberts最後；但是MIT的Phil Sharp組也做出了同樣的結果，當時第一作者是Susan, 所以諾貝爾委員會隻取了Roberts和Phil Sharp。周芷確實是虧總了，她提供電鏡照片直接看到了基因切除內含子的事實，她完全應該分享的，華人首位女性諾貝爾獎得主應該是她。很顯然冷泉港工作的諾貝爾獎的推薦和備忘錄是James Watson寫的，他自己也間接承認了，諾貝爾獎的提名人有五十年的保密期。爭執發生後記者問Watson, 他說：“那Susan 怎麽辦？”。當然斷裂基因的諾貝爾獎也違背了我的第一條原則，沒有絕對的東西，因為記得頒獎時Roberts似乎已經去了新英格蘭的試劑公司。諾貝爾獎也授予很少的工業界人士，包括我們這裏孟山都的科學家，他做完報告我們還討論過。

今晨公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又出現師生配，並且還是夫婦。

Esther Duflo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MIT教授，法國人。她是繼印第安納大學教授Elinor Ostrom之後的第二位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uflo以46歲成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uflo的言論涉及相當的女權主義，但是她卻擺脫不了在生活和事業中男人的影響。她與同是MIT教授的印度裔丈夫Banerjee共同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獎，印度裔是她的博士論文導師之一。他們2015年結婚，但是2012年有個孩子。她於1999年得MIT博士，戀情應該在學生階段之後，不然印度裔老公的MIT教授職位難保。

今年諾貝爾經濟獎分別授予三位MIT和哈佛教授，使今年美國有八位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獎得主的印度人和法國人分別在母國完成基礎教育去哈佛和MIT讀的博士，隨後留在美國發展。再說一遍，當今的美國對世界智力之支配地位堪比當年的羅馬。

Carol Greider（左）和 Elizabeth Blackburn（右）。

Linda Buck（右）和 Richard Axel（左）。

Harold Varmus（右）和 Michael Bishop（左）。

John O'Keefe (左)，May-Britt Moser (中)和 Edvard Moser (右)，Moser獲獎時是夫婦，現在離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