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已經與新冠病毒共存

又到了聖誕時節，當年在疫情的高峰期，我總是這樣對讀者或民眾鼓勵，活到春暖花開的季節就是我們戰勝新冠病毒的時候。如今距離新冠疫情最初的大規模暴發已經過去五年多了，我們可以相對從容地說，新冠病毒感染已經演變成為一種可以與人類長期共存的病毒性疾病。

 

今天的現實是，社會中仍然會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的零星病例，但已不再具備引發全球性大流行的條件。其根本的原因在於，人群中已經建立起了相當程度的免疫屏障。無論來自疫苗接種與自然感染，或者二者疊加形成的群體免疫，使病毒的傳播力、重症率和對社會的衝擊都顯著下降。

 

我們需要明確的是，與病毒共存這一判斷隻在五年後的今天成立，而不是在疫情的早期。因為在當時，新冠的病死率約為 1%–2%，同時具有極強的傳播力。在疫苗尚未成熟、全球大量人口仍沒接種疫苗、尤其是中國當時的疫苗保護力有限的背景下，輕率地提出與病毒共存，在公共衛生層麵是相當危險的，並不是一個可以承受的政策選項。

 

在當年的輿情漩渦中，也出現了一些極具爭議的人物與事件。例如當時圍繞張文宏的學位論文，曝光出存在大段抄襲的問題，而且是係統性和成段落的搬運。這一事實被揭露後，居然還有人為其辯護，聲稱抄襲的部分並非主體內容，這種說法在海外學術環境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應該因此對張文宏在中國防疫中的努力作全麵的否定。張文宏在新冠防控中所發表的觀點和給出的相關建議，仍有相當一部分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擔當和勇氣上，他是明顯比喬治高做得好的人物。

 

《現階段中國與新冠共存是危險的》

薩斯病毒神秘地消失了，原因是什麽我們不知道，但是新冠病毒似乎會常駐。

新冠突破季節，遍布南北半球，對任何人種都易染，美國包括鹿在內的野生動物都有新冠病毒，幾乎防不勝防。新冠病毒自然會長期伴隨我們，但是在疫苗過關前，談及是否應該與病毒共存是需要相當小心的。

張文宏在哈佛留過學，喜歡說實話，我們當然欣賞他。張文宏的很多做事風格受到了美國人的影響，他在中國現今的語境中能夠說到這種程度，已經是十分不容易的。

張文宏最近關於與病毒共存的言論引起了巨大的討論熱潮，但是他在說話時也是有隱言的。張文宏知道中國疫苗的質量讓人擔心，但是他也隻能將進口車來比成輝瑞的優質疫苗。

大家在選擇與誰站台時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疫苗的質量。在使用低劣疫苗的國家談與病毒共存是十分危險的，特別是對一個死亡率仍然在2%左右的傳染病。

雖然在疫苗的議題上，我失去一個公眾號，自然損失不少，但是現階段我是反對中國像美國這樣開放的。我想看過滅活疫苗和mRNA疫苗所刺激的不同抗體滴度的專家，都會得出與我類似的結論。

我十分不欣賞國內的全民核酸檢測運動，也不認同清零的政策，但是我同樣不讚成在疫苗不過關的時候全麵開放，有限的隔離是現在中國所必須的。

關於是否應該打加強針的問題，現在三針確實比二針刺激的抗體水平高幾倍，所以相應帶來的保護效果也要高很多。現在的擔心是隨之而來的可能ADE，它們多發生在滅活疫苗所誘導的非特異性抗體，通過Fc受體和補體受體。雖然研究發現mRNA疫苗刺激的中和抗體也可能產生ADE，那是通過抗S蛋白的NTD。現在我們都沒有在群體範圍內看見ADE, 但是美國和西方是有大量感染為數據來源的，中國現在還沒有，所以要小心些。

最近曝出張文宏的博士論文存在抄襲，這或許是他的對手挖出來的。大概的情況是他的博士論文在綜述部分抄襲了別人的論文，據說是整篇搬用別人的文字，達3000字之多，他是在沒有注明的情況下完全據為己有。

這屬於純粹的抄襲，雖然不是實質論文的數據。或許是因為他畢業的2000年的國內學術仍然不規範，但是發生在上海醫學院或複旦大學，在中國與西方最接軌的地方，實在說不過去。美國定義抄襲是6個英文字相同就算，並且抄自己的文字也不允許。專業機構可以使用計算機軟件識別抄襲，有次搜索結果令華大的心髒科主任也難堪，因為發現他抄了自己文章的引言或結論部分，這因此使他上了Science的新聞報道，他辯稱：“我真是喜歡我以前的描述”。

在文章或任何場合，引用任何人的原始文字都必須打引號，如果用自己的話複述例外，這是我長期的做法。我以前引用自己以前的文字也長期打引言，現在不這樣了，一則太麻煩，更重要的是影響文章的流暢性，所以應該可以拿來用，當然這隻是我的博文標準。

美國如果發生張文宏的這種情況會導致博士論文的取消，波士頓大學對馬丁·路德·金的博士論文的大幅抄襲事實的處理是這樣的：因為名氣太大不能使金博士變成金牧師，所以波士頓大學將金的博士論文放圖書館，但是將抄襲部分標出，讓學生從中引取教訓。

張文宏的走紅是從說出“讓共產黨員先上”開始的，他的表達能力超強，我至今沒有看到他在新冠科研裏做了些什麽。當然另一位英雄鍾南山最火的是在央視說出“新冠可以人傳人”，這句很簡單的事實還是武漢的醫生希望從他的口中說出的，以此可見中國的世道已經低落到什麽地步。

現在引用兩位上海醫學院校友對此問題的觀點：

“這個若是真的，不可原諒。華山醫院傳染病學科的創始人戴自英教授（英國牛津博士）在，絕對通不過的“

“人怕出名豬怕壯啊！沒有讀過他的博士論文，無法評價。他是華山醫院傳染科自己培養出來的專家，滬上本來就相當有名。雖然此前並沒有專門針對SARS的研究，新冠疫情後領導上海防疫，成績卻是可圈可點。更由於口才了得，聞名全國。我們是同級不同班的校友，本科期間有不多的幾次接觸，他非常聰明，同時待人熱情，謙虛。依據個人印象，我對他的人品方麵絕對是肯定讚賞的”。寫於2021年08月14日。

 

在新冠疫情的宣傳戰中，中國方麵幾乎是不擇手段的。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手段，隻要有利於輿論導向，都可以被他們動用。但是對國內民眾而言，他們是封號的封號、禁言的禁言，形成了一整套高度熟練的輿論控製機製。

 

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實是，中國大陸社會長期普遍存在崇洋心理。正是基於這個心理預期，中國官方媒體竟然編造出一位所謂的瑞士科學家為中國疫情背書與辯護，而他卻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虛假學者。

 

這種行為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宣傳失當，而是公然製造學術虛假與濫用西方權威符號，其做法之粗糙與動機之功利，達到了令人羞恥的程度。

 

《瑞士最近有位生物學家很關心中國》

最近一位瑞士的生物學家火了，這位科學家對世界衛生組織要求重新調查新冠源頭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的評論被中國的《人民日報》等重要官媒廣泛引用。

 

這位瑞士科學家在推特上隻發了一條短信就風糜神州，他隻有三位推特朋友。科學家都以自己的貢獻能夠造福人類而高興，但是這位瑞士生物學家連高興的功能都沒有。因為他是一位沒有情感的假人，連機械人都不是，可謂山寨大地的又一項傳奇，

這真是欺負老實的瑞士人，以為瑞士是中立國所以天朝派人編了一個瑞士生物學家Wilson Edwards，然後出口轉內銷。以洋人來為自己撐腰，這種事件經常發生，他們曾經偽造耶魯校長的發言，弄得耶魯校方必須澄清。

 

這次也迫使瑞士大使館發表聲明，稱整個瑞士國都沒有一個名字為Wilson Edwards的人。考慮到也有外國科學家在瑞士成就生涯，瑞士大使館進一步陳述瑞士境內沒有這位生物學家, 他確實使用的牛津圖書館為推特圖像。這次天朝的臉丟大了，瑞士大使館公開要求中國刪除那些假帖子。

 

我早就建議大陸在招聘外宣人士時，應該至少要求他們是美國頂尖文理學院的畢業生。既然要編出瑞士生物學家也應該找那些德裔、法裔、意大利裔或瑞士土族裔的姓氏，那才是瑞士的民族組成。

 

這Edwards純粹是英國裔姓氏，在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多見，在瑞士沒有，況且Wilson多是姓氏，名則不多見。Edward為名，變成姓需要在後麵加s。記住了沒有？雇騙子都應該至少是Swarthmore，Pomona，Reed或Smith學院畢業。寫於2021年08月11日。

 

當時新冠感染率和住院率都已經出現顯著下降，美國疫苗接種正在發揮非常明顯的保護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民眾是否應當接種輝瑞疫苗的第三針？結論應當是肯定的。

 

所謂完整的疫苗免疫，並不僅僅是完成前兩針，而是三針接種構成的基礎免疫程序。隻有完成這一免疫程序，才能獲得相對穩定且較高水平的免疫保護率。

 

盡管如此，美國的大學校園仍然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環境。由於學生高度集中和社交頻繁，病毒傳播的風險始終存在。當時在杜克大學就出現了多起學生群體性感染的案例，說明即便在疫苗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疫情防控仍然需要麵對嚴酷的現實。

 

《圍繞新冠mRNA疫苗第三針的爭論》

美國現在仍然處於新冠Delta突變株的高峰期，但是美國Scripps轉化研究所的專家Eric Topol認為，美國在新病例和住院病人都在好轉。我查了一下，今天新病例是21萬，從28萬的高峰已經降了不少，希望這個趨勢能持續。

 

美國現在是在與新冠共存了，我很不喜歡使用“新冠流感化”來形容現在的疫情，因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病毒。流感病毒的突變率要高得多，新冠的RNA依賴性RNA聚合酶的糾錯能力強很多，整個酶的大部分單位是起修飾或監視作用的，所以相對於流感和艾滋病毒，新冠病毒的突變率要低得多。

 

我經常來隔壁的藥學院餐廳吃飯，現代建築也繼承了哥特式追求與上帝交流的空間。學藥學的亞裔學生不少啊，這是很好的職業，我有學生在這藥學院從本科一直讀到PharmD藥學博士項目。這裏人來人往，談笑自若，與以前對新冠的恐懼大不相同了，我不會覺得美國會對疫情進行任何的重大限製，雖然鼓勵大家戴口罩。

 

在開學的頭一周，著名的杜克大學就爆發感染：304位本科生，45名研究生和15位職工感染新冠，在他們中間隻有8人沒有打過疫苗。應該以前就有疫苗令，美國大學都有。杜克每年本科生乘上四年的總數是：1740 X 4 = 6960, 304/6960=4.3%突破感染率，有點高，但是也是臨床試驗95%保護力的範疇。還要考慮杜克是名校裏的Party school, 球類運動厲害，杜克比耶魯和華大的感染都嚴重，反向的爭辨點則是華大取消了上學期還實施的每周測試的規定。

 

從杜克這麽多爆發感染看，疫苗的作用仍然強大，因為絕大多數無症狀，隻有少數人有感冒症狀，沒有任何人需要住院治療。前段時間朋友告訴我，UNC在一個大班裏也出現三十多人感染，也是輕症。

 

杜克決定進一步采取措施：全校口罩令，室內外都必須；教授可在未來兩周上網課；學生室內集體學習將被限製；全校疫苗令。這些趨嚴的措施也引起了反彈，認為限製了他們自由的人們發起簽名抗議。

 

保護學生還是十分要緊的，中國家長可能會徹夜難眠，美國的國際學生家長向我說，別人說他們把孩子們往危險的地方送。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那麽緊張，抵達美國後再加打二針輝瑞疫苗應該能行。

 

關於是否應該打第三針的問題，我經常遇到，本來是一個學術問題，現在己經政治化了，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是一個跟著證據走的人，永遠對新實驗或試驗感興趣，也麵對新證據而修正或優化自己的認知。

 

我們來說說關於打第三針的正反兩方麵的證據與發展：

 

可以看德國人的論文影印本，可以被看做是呼換打第三針疫苗的最強數據，抗體與特異性T細胞在疫苗第二針注射六個月後都是急驟的下降。但是我們還需要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這僅是測定的人對疫苗的反應，不是疫苗接種人群對新冠活病毒感染的反應，所以這些測定不能檢測麵對病毒再次攻擊時，我們的記憶B細胞和T細胞的反應，我的預測是，被疫苗刺激後的機體是會有很長時間的免疫力的，不然無法解釋突破感染的反應都那麽輕。

 

以色列已經對所有年齡段開放打第三針了，他們開始是對60歲老人打加強針，現在全麵放開了。我們沒有看到大規模的副作用的報道，當然長期的副作用還有待觀察。以色列對自己民族的生存特別在意，所以在很早看見苗頭不對後就實施從老齡人到年輕人的疫苗注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世界大規模人體試驗的現場，我們都期望看到更多的數據。

 

以色列現在新病例確實在創新高，但是重症住院人數已經首次出現下降，從751 降到675。我們可以說，疫苗對常規新冠病毒具有很強的保護力，但是對Delta的保護力明顯下降。疫苗刺激抗體的保護力大概是六個月左右，對他們來說突破感染率的病例多是因為打了疫苗的人多，因為沒有對等比較接種組和非接種組，所以從數學上不能說明疫苗作用低。這是隻看疫苗防止感染，如果看防止住院和死亡，疫苗作用更大。

 

對疫苗第三針的反對聲音出現在美國的政府層麵。拜登和CDC主任Walensky是主張打第三針的，但是近期FDA主管疫苗的主任Marion Gruber和副主任Philip Krause雙雙辭職，他們在這個敏感時刻的離去讓人們充滿猜測。我對Gruber博士有印象，因為在FDA公開審核輝瑞疫苗緊急使用申請時她就在現場，她是在FDA工作了30多年的資深疫苗審核專家。他們沒有直說離開FDA的原因，但是外界推測是不同意白宮推行在九月份打疫苗加強針的計劃。

 

關於mRNA疫苗的副作用，我想談談我所知道的科學。疫苗製備的S蛋白刺激產生抗體後是會被降解的，不排除會與ACE2結合，造成某些副作用，但是很少造成組織損傷，有些人使用新冠病毒的組織圖片來說明疫苗的危害，那是完全錯誤的混淆視聽。

 

mRNA疫苗經肌肉注射後，很快就被當地組織攝取，這是納米材料的傳遞特性與功能，然後在那裏合成S蛋白。

從華大Eli Ellebedy的實驗看，他們隻看到局部腋窩下的淋巴結腫大，沒有全身淋巴結腫大的發現，所以合成的S蛋白的絕大部份是通過淋巴循環去免疫器官淋巴結的，應該很少去了血液。至於打了疫苗後mRNA及其合成的S蛋白在全身的分布，現在沒見詳細研究報道，這需要做標記實驗，不是那麽容易做。S蛋白與ACE2結合後是需要其他蛋白酶輔助才能進入細胞的，新冠病毒有這些酶係統，但是mRNA疫苗製備的S蛋白沒有。所以疫苗會有一些輕微的副作用，但是不能像完整病毒那樣致病。

 

最後回答朋友的這個問題：

 

“既然這些變異病毒均是逃避抗體的產物。那我們廣泛的群體打疫苗，是否是促進變異病毒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呢？因為最早大量出現變異病的英國，不就是一開始不主張戴口罩隔離等措施，說是要形成自然的群體免疫（感染後就會產生相應的抗體）。若是這樣，不就有點像亂用抗生素後所產生的耐藥菌種嗎？”

 

我的回答：“與抗生素耐藥是兩碼事。你問的是免疫耐受的問題，免疫係統對某些抗原和組織的無反應性，這種耐受的出現如果是針對自己組織，為機體防止自身免疫病的基礎，因為與自身抗原反應的淋巴細胞被清除了。

 

但是耐受也有壞的作用，那就是同樣對感染的病原微生物變成了沒有免疫反應能力，耐受分中央耐受（胸腺與骨髓）和周圍耐受（淋巴結等器官), 機理不同。如果重複存在小劑量的抗原刺激機體就有可能產生耐受，多是外周淋巴結的耐受。這就是重複打同種疫苗不好，但是應該鼓勵打針對變異株的疫苗。

 

機體會對沒有出現變異的病毒株產生耐受，多次感染或重複注射同種疫苗都有可能誘導這種耐受。但是機體不會對變異株產生耐受，因為是麵對的全新的抗原。人的免疫係統能夠產生數以億計的特異性抗體，通過重鏈的VDJ重排，所以原則上隻要能弄到突變株的疫苗，就可以對付病毒，這是與抗生素耐藥很不同的。

 

麵對新病毒或突變株，免疫係統可以產生幾乎無限的抗體。至於在疫苗防疫，那要看科學家是否能及時設計出新疫苗”。寫於2021年09月03日。

 

當時，美國政府內部對於是否應當接種第三針及後續加強針，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爭議。一部分人對此持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相關證據尚不充分。這樣的分歧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也應當被允許在公共領域中討論。

 

綜合輝瑞疫苗在以色列和美國等地的真實世界數據來看，接種第三針是必要的。它並非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完整建立免疫力的重要一環。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意見的存在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正是這種基於證據與允許質疑的討論機製，體現了公共衛生決策在民主社會中應有的理性與透明度。

 

《美國健康高層認為疫苗加強針需要縮小範圍或者推遲》

美國這個國家的好處是，總會有不同的聲音製約政府的行為，有時甚至政府內部都存在製衡。這裏的重要原因是因為美國是個自由的社會，上級很難對下級采取終級的報複措施，充其量雇員可以辭職不幹，照樣能活一場很好的命。

 

前幾天傳出FDA負責疫苗審批的主任和副主任前後辭職，今天《紐約時報》又報料，美國健康部門的現任高級官員不同意白宮實施的全國範圍內的疫苗第三針的加強計劃，他們引用的理由是現在的證據不足。

 

拜登在八月份宣布的白宮計劃是在九月二十日將對幾乎所有美國人開放注射新冠疫苗的加強針，原則上是打了第二針8個月或更短時間的人群都可以打，FDA完整批準輝瑞疫苗也為這個行動掃除了障礙。

 

現在是鼓勵打疫苗的左翼媒體《紐約時報》首先發難，各大媒體今天都紛紛轉載，給出的原因是缺乏足夠的數據，這必將對白宮的計劃造成衝擊。

 

根據NYT的內部消息，FDA代任局長Janet Woodcock博士和CDC主任Rochelle Walensky博士在與白宮疫情主管Jeffrey Zients會談時表示，他們將會在未來數周決定是否能給輝瑞疫苗的接種者提供加強針，或者隻從他們中的一部人開始打加強針。

 

這等於是勸說白宮不要對所有夠條件的美國人打加強針，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媒體沒有得到Jeffrey Zients的反饋意見，但是白宮發言人稱：“我們任何時候都會遵循科學”，白宮也強調加強針是需要FDA批準的。

 

FDA代理局長Woodcock博士在私下表示，在數據沒有經過仔細審核的情況下確定全麵打加強針的具體日期是危險的，她直指白宮設定的九月二十日開打的日期。FDA 顧問委員會的一位重要成員，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疫苗教育中心主任Paul Offit 教授說：“沒有很強的理由支持打第三針”，我對他在審批輝瑞疫苗緊急使用的FDA聽證會上的專業發言印象深刻。

 

還有人認為，隨著時間的延長，當更多的數據沉澱後，我們可能看到輝瑞疫苗或許沒有現在這樣對重症和死亡如此有效。

 

FDA定於九月十七日開會公開審核輝瑞關於第三針的申請資料，不知是否為網上直播。現在輝瑞要求的是給16歲以上的人打加強針，FDA可能在年齡上也會設限。

 

從現在得到的資料看，申請打第三針的比較全的資料為輝瑞公司，他們在上周已經完成了向FDA的申報，而Moderna才剛剛開始。除了輝瑞自己的數據，最為重要的輝瑞數據來自以色列，那些超過百萬人的現場試驗數據證明輝瑞的加強針十分有效，他們已經使疫苗加強針接種人群的傳播指數降低到小於1。

 

美國監管機構稱Moderna的數據並不完整，他們也無法確定Moderna疫苗第三針的劑量，因為Moderna的劑量是100微克，輝瑞隻有30微克。強生的有些證據根本沒有報上來，我想FDA是不容易允許腺病毒疫苗再打加強針的，因為載體的免疫原性的問題。

 

現在美國每天死於新冠的人數是1500人，白宮當局顯然有些著急。朋友問華大負責ICU的主治醫生那裏的情況如何？該醫生說死的人很多，通過他經手去世的病人全部都是未接種疫苗的，至今他手上的在ICU的突破感染隻有一位，還是位器官移植病人。我與正在做自身免疫病患者對疫苗的反應的研究的專業人員有過交流，他們也認為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現階段最需要加打第三針。白宮將加強針應用到普通大眾身上可能是有些用力過猛，即使以色列也是從60歲以上逐步推開的。寫於2021年09月07日。

 

當時穀歌封麵專門紀念發明斑疹傷寒疫苗的波蘭科學家Rudolf Weigl，在新冠疫情仍未遠去的背景下，紀念疫苗專家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實這位疫苗專家在免疫學界的知名度並不高，至少在我們這些受過免疫學係統訓練的人中，很少人知道他。

 

談及最早的疫苗，幾乎所有人都會首先想到英國科學家Edward Jenner。他通過牛痘接種預防天花，既有清晰的實驗邏輯，也有充分的曆史記錄和可重複的實踐證據。

 

其實史料顯示，疫苗的原始概念和接種的實踐在古代中國就已經出現。對中國的關鍵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而是在於貢獻界定長期不清。中國史書中對疫苗或免疫理論的係統性記錄極為有限，對個人原創性貢獻的明確標注更是罕見。

 

中國文化中長期推崇中庸之道，突出的特征就是“槍打出頭鳥”。一旦有人聲稱自己創造了什麽，往往首先麵對的是嘲笑而非認可。中國文化其實是兩個極端，很多人是不聞窗外事的埋頭做學問，而張揚的人則是毫無成就的時候天天吹牛，似乎呼口號就可以得諾貝爾獎，這兩類人形成了一種極端而畸形的對照。

 

從更深層次看，這與中國曆史上對私有產權的不尊重密切相關，鼓勵個人原創的基礎首先需要弄清楚功勞的歸屬。中國文化在許多事情上都被“和稀泥”式地混在一起，誰是真正的貢獻者往往說不清，也不被深究。這與西方科學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的文化就是以鼓勵個人獨立與創新為特征的。

 

在西方非常注重對曆史過程的詳細記載，英國鄉村醫生Edward Jenner用牛痘痂皮為男孩接種，接種醫生是誰與被接種的孩子是誰，都有清楚的曆史記錄，成就被明確地歸屬於個人。那位英國男孩為科學敢於嚐試新疫苗，也應該被世人永遠銘記。巴斯德在研製狂犬病疫苗後，直接在法國科學院公開展示其成果，成功與失敗所導致的榮譽與風險都被公眾與同行目睹。

 

正因如此，諾貝爾獎委員會在評價中國科學家的原創貢獻時，常常麵臨製度與文化所帶來的挑戰。大家都知道青蒿素的工作來自中國，但是卻很難界定清楚個人的貢獻。

 

近些年，中國開始嚐試將美國以 PI（首席研究者）為核心的科研體係引入國內，強調署名規範，並且在論文中清晰標明各位作者的貢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進步。論文中對功勞的明確標注，本身就是科學製度成熟的標誌，也是因為在美國出現功勞之爭的產物。

 

歸根結底，在中國最關鍵的仍然是寄希望文化層麵的進步，對科學與政體都是如此。觀念的更新，才能推動製度的改進；而製度的改進，才能真正帶動科學與文化的更新與發展。

 

《穀歌Doodle慶祝疫苗科學家的生日》

我總有寫不完的文章，講不完的故事，雖然有時會慢那麽幾拍。幾天前，美國穀歌使用這個Doodle紀念波蘭醫生或免疫學家Rudolf Weigl的138歲的生日。

他是疫苗專家，曾經製備出人類首個對班疹傷寒的疫苗。虱子能夠傳播班疹傷寒的病原微生物Rickettsia prowazekii，而Rudolf Weigl正是通過虱子製備出的有效疫苗。

以前的歐洲大陸都是羅馬教皇統治的小幫主區域，歐洲在三十年戰爭前的國家概念很弱。神聖羅馬帝國之後歐洲才有些稱為國家的政治實體，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加速了這種趨勢。即使這樣，歐洲的國家仍然隨著戰爭而不斷變更。

以Rudolf Weigl為例，他說的是德語，姓名也是德國的。他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的小鎮Przerów，現在卻屬於捷克。他的父母為非猶太的奧地利人，繼父是波蘭人。隨著國家在戰爭中的變遷，他又變成了波蘭人，長期在波蘭Lwów大學從事研究。他在二戰中雇猶太人幫他養虱子，用於製備疫苗，他的疫苗在那個時期至少拯救了5000人的生命。

諾貝爾獎擁有50年解密提名過程的規定，Rudolf Weigl 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但是他在1930至1934，以及1936至1939，每年都獲得過諾貝爾獎提名。

在2060年左右，當史料可以從諾貝爾檔案解密後，我們將會得到證實，中國唯一的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是聖路易斯華大校友和美國NAS院士Louis Miller提名的，提名過程得到了華裔科學家蘇新專的幫助，所以別忘了首位中國諾貝爾獎得主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獲獎的。

現在比較公認的疫苗實踐來自英格蘭醫生Edward Jenner, 他將接種了牛痘的人曝露在天花的環境裏，發現他們能夠扺抗天花的感染。

在1796年的5月14日，Jenner醫生給自己園藝工人的8歲兒子James Phipps的雙側手臂接種了牛痘水泡殘留物，這些物質來自一個感染過牛痘的擠牛奶女工Sarah Nelmes。這是人類首個寫進論文的減毒疫苗，因為男孩接種後出現發燒和身體不適，但是感染沒有全麵發展。Jenner的科學之處在於他隨後給這個男孩注射了可能導致天花的物質，男孩沒事；Jenner再次注射，男孩也安然無恙。

因為他實施的是正規的科學實驗，這就是為什麽EwardJenner有時被稱為免疫學之父的原因。我不認同這稱呼，因為後續的德國和俄羅斯猶太人更值得這榮譽。但是在疫苗成為熱點的今天，我們不能不向英國男孩James Phipps致敬，正是他的勇敢才有我們的今天。

古老中國的疫苗實踐比英國Edward Jenner早幾百年, 中國的實踐在1400或更早。Jenner也不知道疫苗背後的科學，當時沒有抗體的概念，巴斯德提出過一些錯的解釋疫苗作用的原理。中國古書裏就試圖解釋疫苗，很早就有實踐，中國人吃虧的是與代表先進文化的西方社會脫節，在話語權和文化上一直處於劣勢。

疫苗是中國老祖宗發明的，這個概念已經開始被西方免疫學界接受，華大教授Ken Murphy主編的世界最著名免疫教科書有所觸及，但是還很不夠，他也說了中東地區的貢獻。

疫苗是中國古代人對世界醫學科學的貢獻，有人可能說這是中醫的功勞，我不這麽狹隘的認為，因為我們的現代醫學都是從遠古的年代進步來的。沒必要分什麽中醫與西醫，我們沒有聽說過英醫、法醫、德醫或美醫的說法，世界都在進步，何必這麽固步自封呢。寫於2021年0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