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154)
2015 (47)
2016 (67)
2017 (115)
2018 (85)
2019 (93)
2020 (173)
2021 (141)
2022 (166)
2023 (174)
2024 (219)
同濟美國牛人這樣提醒我：“今天應該寫點什麽東西吧？[微笑]”。
這家夥是個毛粉，似乎當年在美國也參加了，像熱血青年和耶魯前教授與海歸大佬傅新元在哥大廣場發表演講，與他發現的STAT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回複：“寫過很多，為終身難忘的事件，可以看博文。現轉MIT老爸鄭先生的紀念詩：
“老鄭短評 流逝的星
每年到了這個夜晚，
總要抬頭仰望天空。
那是天安母親灑落的淚珠，
化作一串流逝的星。
歲月終將掩蓋坦克的隆隆，
時間也會消融子彈的聲聲。
唯有那漫漫流逝的星，
永遠閃亮在我心頭。”
摘自我的文章：“最為神奇的是，六四發生多少年後，從學運中心的北大來華大讀博士的學生，她與華大教授談論六四時說自己隻是聽說，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感興趣。這令華大教授生氣到向我抱怨的程度，我們都深感共產黨的洗腦技術舉世無雙。我對那位教授的感受深表同情，因為我自己也經曆過。我與晚些出國的年輕朋友爭論，因為他在看了海外視頻後仍然認為是學生們殺士兵在先。他還是一位自由派的人士，我隨即放棄了去說服他的念頭””。
傅新元教授在哥大廣場。
國內朋友：“讀來令人淚目，這個日子現在都是禁區，以至於70後期的人都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們在2019年旅遊布拉格時，在一個公園看到大量的圖片，在國內都沒有看到過，我激動極了，馬上發了一個朋友圈，但是沒人能看到。在靜謐的華倫斯坦宮，邂逅1989學潮回展，開篇詞大概說，這是和布拉格之春一樣可敬的運動”。
同濟美國牛人：“應該說8平方斷了我盡快學成回國的夢。原來是準備拿了PHD就回國、爭取三十歲前就當同濟衛生係的正教授，讓同濟公衛更加偉大的”。
我的回複：“你說這些偉光正的話誰相信啊？當時回國確實是直接正教授，我們在90年代初送被迫回國的很少華大博士後都這樣”。
同濟美國牛人：“我已經把回國留學人員可以買的一些“大件“都買好了，心想先在美國用上。很多吧？”
我的回複：“在90年代初，回國的人奇少，有位老兄回湘雅我們去他公寓送行，也有朋友送到機場。現在很多人回去，絕大多數與不同層次的人，從學生到教授都是看到美國路盡後回國的，別聽他們瞎吹。顏寧在普林斯頓都有生存危機，回去當院長，這就是中美的區別！”
同濟美國牛人：“我現在美國的職業科學之路也走到盡頭了啊！可是美國政府現在的辦事效率真低！我的退休申請交上去一個多月了還沒有下文！今天有去信催問，還沒有回複”。
如果巫寧坤的一滴淚隻是他個人的淚，那是他的運氣不好，但是50年代的新政權是成批地將自己的科學精英整死，這已經創造了世界記錄。納粹德國對自己的人才都很好，他們善待非猶太的德國白人科學巨人海森伯格就是例子。
如果六四的血案可以隨時間淡忘，擁有沒有六四鎮壓就沒有現在的繁榮的自我安慰，未來這類政治動蕩還會發生，中國至今還沒有找到最高權力平穩過渡的機製。學運領袖李錄回國配合巴菲特投資，據說現在國內的他都可能改名了，徹底重新做人。
如果在疫情裏被關幾個月都能接受，以及上海人的跳樓，這麽近的災難，大家都可以輕鬆地說，我們已經翻篇了，那麽中華民族確實是個健忘的民族。這也是一種心理治療，遠離那些曾經的痛苦，但是卻很難應對未來的風暴。
中國政府裏還是有清醒頭腦的人，溫家寶在2012年就這樣說過：“如果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就難以維持，甚至可能會失去”，他還說過類似的話：“改革到了一個關鍵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
北京的槍聲和上海人的跳樓，其實是一回事，都是沒有言論自由、權力沒有製約或政治獨裁的結果。如果六四和疫情跳樓都不能喚醒你，我實在是無話可說。
我們擁有太多的如果，中國人如果還是這般的奴性，這個民族的前途真是令人堪憂。
六四的附加效應-將我們推向美國
雅美之途寫於2022-06-05 20:16:51
三十三年前，那個難忘的春夏之交，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些死難的學生如果活到現在，他們己經是當祖父母的年齡。
對中共的恐懼始終伴隨著所有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但是我們現在也到了一個可以趟開說話的年紀，像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說的：“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
我們真能無所謂嗎？中國在言論等各方麵的管製比以前更嚴了。國家呈現嚴重倒退的趨勢，中國對人控製的程度己經超過了文革。我們剛開了古董社區的年度聚餐，我告訴鄰居們，中國的精準控製可以知道我現在與那位聚過餐，美國人聽後甚為恐懼。中國的普通盲眾仍然是麻木不仁，即使在海外都有大量的五毛或五百毛為獨裁體製洗地，他們派專人在我博文後跟帖。上海人被關監獄70多天，出來還要慶祝，經典的Stockholm Syndrome。
最為神奇的是，六四發生多少年後，從學運中心的北大來華大讀博士的學生，她與華大教授談論六四時說自己隻是聽說，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感興趣。這令華大教授生氣到向我抱怨的程度，我們都深感共產黨的洗腦技術舉世無雙。我對那位教授的感受深表同情，因為我自己也經曆過。我與晚些出國的年輕朋友爭論，因為他在看了海外視頻後仍然認為是學生們殺士兵在先。他還是一位自由派的人士，我隨即放棄了去說服他的念頭。
現在回想起來，胡耀邦去世誘發學生抗議活動時，我正好在北京。我陪嶽母去北京就醫，但是我們去乘返武漢的火車時，嶽母專門叮囑司機繞過天安門廣場。她患晚期癌症但是腦袋仍然清醒，還在擔心旁邊的熱血女婿。
我並不知道北京發生的細節，華大曾有位朋友經曆子彈從腦袋邊穿過，他幾乎是撿了一條命。記得帝都學生逃難到同濟時的慘狀，以及太太從同事處聽到的誤傳我發表演講的消息後的恐懼。我是經曆者，沒有參加遊行或示威，讀研究生時逃課在家帶孩子。同濟熱鬧時我很多時間都不在，他們都說我如果在宿舍就好玩了，我回研究所後根本不可能有什麽遊行。
但是當武昌橋頭的火車停運後，我去那裏看過那些令我終生難忘的景象。我己經不記得是怎麽去的，太太說是騎自行車去的。當時經過武漢的大動脈京廣線停了幾天，當時是大新聞，李鵬與吾爾開希他們對話時提到過。當時經常沒有公交，我們有時需要步行幾小時才能抵達自己或父母的家。
當美國的出國機會到來時，我在家裏當奶爸。師兄讓我回研究所看一封來自華大教授的有希望的所謂“陽性”信函，以及完成每人都需要做的，在單位走過場的程序，以交待六四期間的行蹤。
那個夏天令我們徹底絕望，讓我們看不到任何希望，很長的時間都是在壓抑的心情中度過的。我們經常告訴兒女，六四是我們到美國來的直接推動力。當然依我當時的條件，到美國來是遲早的事，當時他們在宿舍裏笑話我喜歡談一個叫California的地方。
在美國的這幾十年也出現過海歸潮，我從來沒有想過回去工作，總認為當年那個跨越太平洋的旅行是對我和我們全家最重要的飛行。
最近在東南大學紀念吳健雄誕辰110周年的大會上，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被邀發表祝詞。我簡直聽不下去，他的講話迅速中國化，口號呼得讓我的耳朵都快聾了。施校長滿口什麽要做偉大的中國人，可惜人家吳健雄是在紐約去世的美國人。吳健雄的唯一孫女更是混血的耶魯校友，不怎麽會中文，可惜她也不傳基因。
施校長似乎是將科學當成了追名求利的工具，這國回成這樣，真是太沒有意思了。朋友們這樣評論施校長：“老毛對中國知識分子太了解了 - 這些人不被整死天理難容……[呲牙][呲牙][呲牙]”，“吳先生如果回去，其結局可能不比一功的爹好多少[撇嘴]”。這裏的吳先生指吳健雄。
六四始終影響著我的出國路，政治局014號文件規定擁有海外親屬才能出國幾乎葬送我的機會，而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時正好是中國放方勵之的日子。
逃出中國是十分幸運的事，現在看來彌足珍貴，這幾乎是我和太太的共識。她來美國後才告訴我，她送我到北京機場出國時是做好了國門關閉的準備的。她說當時想至少孩子的爸爸在海外，總會有一份希望。
中國人世代如此，我現在特別能理解上海和全國人民為什麽選擇潤（Run)。因為失去自由的人生太可怕了，與其任人宰割，不如盡力逃亡。人們通過虹橋逃離上海，機會更好的則像張愛玲和我們逃到了美國。
六四的另一個附加效應是讓福山一舉成名，他在自己嶽父母家度假時，在拉斯維加斯的咖啡屋寫就他的文明終結論的雄文，成功預測到柏林牆倒塌和東歐巨變。現在疫情和俄烏戰爭又將世界推到一個轉折時期，西方世界空前團結反對俄羅斯的暴行，似乎讓福山又看到了自己的終結論的生命。
讓我以同濟美國校友的這個留言結尾，我們仍然在黑夜裏對中國抱有希望：“每年這天這個結，我很難度過去。我總是會思念他們，尤其是在今天這樣的氣候下。我並不認識這些英烈，但是他們曾經給了我驚人的希望”
留在美國是我這輩子最最最正確的選擇
但WXC中第一大外宣和第一騙子，居然居心叵測地發表了一篇文章，試圖將1989年廣場上的年輕人與中國曆史中的共產黨間諜（如錢壯飛、李白等）進行對比，暗示如果這些年輕人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或許也能成為“為共和國獻身的英雄”。這種對比顯然是顛倒黑白，充滿了邏輯上的問題。
錢壯飛、李白等人選擇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他們的犧牲是在國民政府的壓迫下，處於一個敵對的政治環境中。他們是職業間諜，是革命的先鋒，參與的是直接推翻政府的武裝鬥爭。而1989年廣場上的年輕人，麵對的是不同的曆史局麵：他們並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通過和平示威推動更多的民主改革，他們的訴求並沒有涉及暴力或推翻政權。將兩者混為一談，明顯是在故意模糊曆史的真實麵貌，試圖為共產黨在六四事件中對赤手空拳的民眾進行武力鎮壓找尋所謂的“合法性”。
文章中的一句話：“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的生活水平提升，才是最能體現曆史意義的最終標準。” 這正是典型的中國官方言辭：六四事件後的政治動蕩與痛苦，反而被包裝成一個“有益”的過程。政府通過“穩定才是發展的前提”的論調，暗示暴力鎮壓是推動經濟增長和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這樣的論調無疑是大外宣的慣用伎倆，極力淡化事件的曆史意義，並將血腥的曆史翻篇為一段“有益的過渡”。
盡管文章提及1989年事件，但並未深入探討事件的核心，也沒有真正觸及背後深層的社會與政治因素。相反，通過模糊的類比和假設，試圖抹殺事件的真實曆史，並為政府的屠殺行為辯護，實在令人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