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Charlie Rice的成功培養丙肝病毒和證明丙肝病毒能夠獨立導致肝炎的諾貝爾工作是在聖路易斯華大完成的，這項研究為丙肝成為可治愈的疾病鋪平了道路。Charles Rice同意接受中國大牌媒體的采訪，他給出的原因是，希望借此機會感謝那些與他合作的華裔學生和博士後的貢獻，我就認識Charlie Rice留在聖市的小公司的華裔科研人員。采訪記者剛好是聖路易斯華大的校友，通過朋友聯係，希望我能提供幫助，我便給了他幾點建議。
“我建議你考慮問Charlie Rice的問題：
1。我是聖路易斯華大的校友，你的諾貝爾工作是在該校完成的, 現在還是華大的Adjunct Professor。能否談談華大，以及它與你現在工作的洛克菲勒的不同？
2。從你的人生履曆看，你的博士和博士後都是在Caltech做的，你當時這樣做是什麽原因？很多人是在不同地方做博士和博士後，
3。能否談談什麽因素促成你成為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可能是自己小時候的經曆，或者本科、研究生或博士後訓練，還是你開始在聖路易斯華大做Assistant Professor 的科研環境？
4。你是做Yellow Fever Virus的，當時讓你實驗室的一小部分人做丙肝病毒就有重大發現，可否談談當時的心路曆程？
5。在現在的大環境下，你認為國際合作或留學生交流重要嗎？
6。現在的媒體告訴我們新冠疫苗指日可待，但是丙肝病毒疫苗始終沒有做出來，為什麽會是這樣？它們有什麽不同？”
我得到的反饋是，前麵幾點不太適合大眾讀者，記者擔心主編不會批準。我便進一步說明：“問的問題需要具體，他才有興趣回答。不要做成泛泛的勵誌訪談，新聞觀應該改變。1-3點對人才成長更為重要，普識性更大。你問任何問題需要言之有物，他經過的UC Davis本科、Caltech, Wustl 和Rockefeller，這些經曆當然是很自然的切入點，不然就是泛泛空談了”。
我對這位擔任北京重要媒體記者的聖路易斯華大校友說：“好好把網上對他的所有報道和訪談全麵看看。他願意花時間很不容易”。年輕校友這樣回答：“是的，他回郵件的時候說他接受我們采訪是因為他想要有個機會感謝中國同事在他研究中的contributions。我看到回信也覺得很感動。”
可惜洛克菲勒校方以Charlie Rice已經接受過媒體采訪為由，阻止了這次預定的中國媒體采訪，相當遺憾，不然會有視頻展示的。
另外談談諾貝爾獎為什麽沒有給發明丙肝病毒治療的人？在評價病原微生物領域裏的貢獻時，發現病毒或病原體是最為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麽諾貝爾委員會選兩位在丙肝病毒領域的pioneers的原因，藥物治療全是建立在病毒發現和Charles Rice發現丙肝病毒複製模板的基礎上的。這也是為什麽我說石正麗和張永振的貢獻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現在HIV, 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和黃熱病病毒，都因發現病毒而獲得諾貝爾獎，為什麽新冠不能？如果像Lasker那樣包括丙肝病毒的藥物研發，至少還應該包括更多的兩位，這樣諾貝爾獎就會出現分配不均的情況。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Lasker把發現丙肝病毒的科學家排除在外，更加不公平。
現在華大分子微生物係的主任解釋得更清楚了，我也去讀了Charles Rice的Science原文。Michael Houghton在1989年得到丙肝病毒全序列後，這個病毒一直不能培養，也不可能有體外的動物模型，更談不上藥物的篩選。所以全基因序列隻能供診斷用，也因此阻斷了輸血造成的丙肝流行。
Charles Rice開始是做黃熱病病毒的，這個病毒與丙肝病毒同源。更為關鍵的是Rice是個傑出的分子生物學家，他從黃熱病毒領域讓一些博士後研究丙肝病毒，隻是用很少的精力就找到了金礦。原來1989年發表的丙肝病毒是突變了的或變異了的病毒株，或許至今沒有丙肝疫苗就是因為丙肝的突變。Charles Rice和俄羅斯博士後開始基因工程丙肝病毒很小的基因組（新冠大很多），他們在丙肝病毒的3‘端加了幾乎是一倍的末端長度，就是使用他們手上的黃熱病病毒的片段，同時他們在丙肝病毒的基因組中間也置入幾個點突變。這樣加工已經發表的丙肝序列後，他們居然發現丙肝病毒可以在體外培養，然後將活病毒注入猴子肝內，機體產生的轉氨酶等肝炎標誌物迅速增高，這樣他們複製了有毒性的活病毒。
順帶分享華大醫學院院長和眾多病毒學同行的談話。華大校長更是總結Charles Rice是整個華大的第25位諾貝爾獎得主，也是醫學院的第19位諾貝爾獎得主。這些數據是一些國家的幾十倍，所以科學落後國家的人們在吹牛時還是應該humble點。
Charles Rice現在仍然保留華大的Adjunct Professor的頭銜，他對聖路易斯親近的部分原因是現任太太也是華大的，應該現在還在他的洛克菲勒實驗室。這是朋友的留言：“也來蹭一下名人熱度，二十多年前在Wash-U上班時經常見到Charles Rice, 最常見是在每周的Virology Journal Club, 那時他50歲不到，已是正教授，留有絡腮胡子，比實際年齡看上去要老，記得我的一次presentation, 他還提了一個問題。還有個八卦是他那時和Skip實驗室的MD fellow Peggy McDonald在dating, 後來Peggy也隨著他去了紐約，不知道現在他們還是不是在一起”
這些是在諾貝爾醫學獎的頒獎機構Karolinska研究所任職的同濟校友的留言，讓我們知道一些內部的資訊，也留作以後參考：“諾獎評選的最後階段就是我們學校的幾十個教授投票，我認為不是每個投票的人都具備較高的鑒賞能力。換句話說，這活讓我去幹我也能勝任[Grin]。但是前期的篩選是由少數的幾個人完成的。我是說投票的活我可以幹????隻是舉手而已。說來寒酸，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評審機構其實就隻有一個全職的工作人員，她負責一切具體雜事。KI的教授都可以提名，委員會（committee ）大概有6個人負責前期的篩選工作，把名單縮減到個位數，然後由Assembly （50個KI教授）投票。我真心覺得投票這活沒啥技術含量，Assembly裏麵有幾個人我知道的，竊以為水平一般般????”
下麵引自我在2018年4月寫的Charles Rice和David Baltimore來華大出席Milton Schlesinger的紀念講座：
巴爾的摩和前同事的左側為洛克菲勒大學教授Charlie Rice, 他因在聖路易斯華大發現丙肝病毒培養係統而獲得拉斯卡獎。Rice的這張幻燈片引用了拉斯卡獎40周年時, Lewis Thomas, MD的文章部分，道出了科學研究的真諦：不可預測性。這也是我一貫認為的，人生的軌跡也是個隨機性過程，真正傑出的生涯從來不是規劃出來的。
“Lewis Thomas, MD
In the course of scientific progress, things tend to pop up. Most of the celebrated achievements had their origins in moments of surprise in the laboratory, unplanned for, unanticipated, unpredicted. No committee convened...to survey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biochemical research could have laid out detailed plans for the scientific needs of the future, beyond asserting...that what the country needed was more fundamental knowledge about the human form and function, about the agents and influences responsible for diseas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about nature itself.”
大意：“在科學的進程中，發現是隨機冒出來的。絕大多數那些值得慶祝的成就都可以追尋到它們在實驗室裏令人吃驚的瞬間，未計劃中，意料之外，沒有預見過。那些想規劃未來生物醫學發展的人們應該明白：沒有任何委員會能夠提出詳盡的計劃以滿足未來科學發展的需求，我們無法斷言未知。國家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根本性的知識，那些關於人體的結構與功能，造成疾病的因子和原理，或者廣義上認識自然本身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