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Timothy Ley在《Science》上撰文紀念他的前華大同事Stanley Korsmeyer, 這是其中的一句話：
“His parents prepared him for life with the bedrock values of farming: thoughtful preparation, hard work, personal integrity, and neighborly kindness. These values would serve him well throughout his life.” (大意：他的父母用農民的基本價值觀以準備他的人生：深思熟慮的布局，刻苦的工作，個人的誠信和鄰裏般的友善。這些貫穿著他人生的價值觀對他助益良多。）這話說得多好，幾乎值得所有做父母的人借鑒，該文作者Tim Ley是現在精準醫學的世界領袖。Korsmeyer隻能讀州立大學（UIUC)，但是他45歲就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寫到這裏使我想到Stan在電梯和走廓上的微笑，我還有幸正式訪問過Korsmeyer的實驗室，在他多產實驗室的會議上做過研究進展的報告。90年代初，我們在一起retreat（學術休假）的時候，他曾對我們幾個中國人說：“我剛審過幾位中國博士申請人的材料，怎麽他們的推薦信的句子有些都是一樣的？”。他問這話時帶很強的幽默語境，我向他解釋市麵上就那些材料，並且中國教授的英文都不好，他們為相互借來的句子。Stan早知道答案，然後是覺得好玩的笑聲。
Korsmeyer因發現調節凋亡的係列基因而聞名於世，英年早逝。美國ASCI（經營J. Clin. Invest雜誌的協會）將他們的最大獎項改為Korsmeyer Award。他去世的消息曾經引來三大雜誌，Nature、Science和Cell，同時邀請他的朋友和同事寫文章紀念。我至今仍然記得，從波士頓傳來Stan患晚期肺癌的消息的情景，震驚之餘希望全球領先的Dana-Farber癌症中心能救治他的疾病。他在化療期間還曾回聖路易期作過一個報告，戴著帽子去遮蓋脫落的頭發，仍然神采奕奕地講解他的最新進展。他以54歲英年早逝，紀念文章裏還有存活的祖父Carl的名字, 令人唏噓。
說來也怪，Stanley Korsmeyer, Tim Ley和John Atkinson（阿肯森）這三位華大醫學院的院士全是農民的後代，分別來自伊利諾、愛荷華和堪薩斯的農莊。Korsmeyer被哈佛用3-4千萬美元挖去後，他有次回華大聊天時說出了一句廣泛流傳的話：“Harvard is Harvard, WashU. is WashU., WashU. is made by a bunch of farmers’ boys” （“哈佛就是哈佛，華大就是華大，華大是由一群農家男孩組成的”), 他似乎去哈佛見了洋廣後就瞧不起農民的根了。Korsmeyer 的鄰裏般的友善在哈佛大放異彩，領導更加高產的實驗室直到去世。我把上麵留言放朋友圈後，從Korsmeyer實驗室出來的現做美國研究型大學的係主任的華裔教授這樣解釋：“Korsmeyer 的意思應該不是看不起農民的孩子組成的Wash U. 反而是一種是“屬於我們這種農民孩子的人”的驕傲感。My two cents[呲牙]”。據說Korsmeyer離開華大與華大專斷般中止一位係主任的職位相關，他和好多有影響力的教授都抗議過。哈佛之前挖過Korsmeyer幾次都沒成功，那次憑虛而入成功將他說服到波士頓，其震憾效應曾經引起《聖路易斯郵迅報》發專文討論。
Korsmeyer家裏是伊利諾州養豬的農民，父親繼承了家裏至少三代的養豬生意。Korsmeyer本人曾在14歲時成為最年輕的伊利諾州豬競賽的冠軍，獲得過州長的獎杯。所以他從小立誌當獸醫，受當地一位獸醫師的啟發去學醫，天才迅速展現，在醫學院時期就發表New England醫學雜誌的一作文章。聖路易斯周邊地區擁有大量德國移民，Korsmeyer就是德國裔後代。德國裔幹不了東海岸的教育良好的英裔或後來的猶太裔那些需要良好教育的工作，他們隻有西進，當農民種地或靠從德國帶來的工藝釀酒。這裏的民風也注重實幹而與光鮮亮麗的紐約客不同, 家裏養奶牛的農家子弟必須每天很早起來擠奶，雷打不動，如果晚了，牛就會生乳腺炎而退奶。
Korsmeyer曾經聽說阿肯森做出了一個轉基因的豬，便問能否給點他那在農村的養豬專業戶父母。話說阿肯森以發現和克隆CD46著名，為身體中存在的抑製補體活化的膜蛋白，沒有CD46，補體活化產物會傷及人體。90年代在企業化還不成熟時，英國商人突發奇想要做轉基因豬，將人的CD46基因轉到豬裏麵以瞄準防止異體移植的排斥反應，當時全球隻有聖路易斯擁有人的CD46的全基因克隆，比cDNA還全的完整序列。英國人把阿肯森他們請到英國，按皇家級別招待。阿肯森曾經指著地圖問蘇格蘭博後戴維（現已是教授)：自己祖輩從英格蘭移民美國前的街道怎麽樣？戴維說：“那街道是出土匪的地方”。想想土匪後代也能在美國混出名堂後回故鄉。
Korsmeyer沒從阿肯森那裏拿到轉基因豬，那豬裏可能含潛在感染人的病毒，公司7千5百萬美元的投資打了水漂。但是那豬後來轉到Penn State和斯坦福，供實驗移植用。Korsmeyer和阿肯森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父親都曾奔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前者的父親還曾在德國集中營Stalag Luft I待過，而後者的父親則去阿拉斯加參加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
美國人把高中有些競賽的第一名稱為Winner, 第二名為Runner-up, 第三名可能是並列的Honorable Mentions（HM)。授予凋亡領域的諾貝爾獎時，依我看來，應該將獎金頒給發現凋亡基因的Bob Horvitz、發現抗凋亡基因的Stanley Korsmeyer（澳大利亞的Suzanne Cory也會考慮）和揭示凋亡生化機理的王曉東。隻是Sydney Brenner, Sulston和Horvitz三位獲獎人太重要了：諾貝爾獎欠Brenner太多，Brenner在劍橋找到線蟲作為研究模型生物體，Sulston繪出了所有線蟲的細胞譜帶，而Horvitz的凋亡基因正是在線蟲中發現的。所以Korsmeyer和王曉東就成了凋亡領域諾貝爾獎的Honorable Mentions。
可惜諾貝爾不可能近期再光顧凋亡領域了，雖然王曉東的貢獻相當廣泛，但是autophagy的諾貝爾獎他也沒趕上。王曉東是細胞凋亡的線粒體通路的主要貢獻人。他當年剛去Emory獨立做助理教授，便發現凋亡過程中釋放一種蛋白，他的研究組以為是一種新的蛋白，結果發現是再古老不過的線粒體膜上的呼吸鏈蛋白Cytochrome C。文章寫好後投Cell, Cell覺得荒唐而不接受，因為不可想像凋亡與呼吸鏈相關。這時王曉東采取了一個很聰明的行動，他要自己在西南醫學中心的博後老板Joe Goldstein（諾貝爾獎得主）給Cell打電話。Joe擔保自己博士後值得信任，文章便在Cell發表而引起轟動。凋亡的好幾個水解酶都是王曉東研究組使用無細胞係統發現的，當時他不斷在Cell雜誌中給出新名字，現在大部分叫Caspases了。王曉東是十分傑出的生化學家，他的研究組因發現細胞色素C與Caspase等形成複合物而揭示了凋亡過程的生化通路。
西南醫學院的生化傳統相當厚實。Zhijian Chen在那裏發現了病毒的免疫識別係統的生化通路，幾個酶或信號蛋白，像cGAS和cGAMP等，都是這位福建籍科學家發現的。Zhijian的工作影響極大，不僅因涉及識別病毒DNA而誘發幹擾素抗病毒機製，還能識別自身DNA而有助於解釋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這些幾乎為可以授予拉斯卡獎或諾貝爾獎級別的工作，而他正在諾貝爾獎成堆的德州西南醫學中心。
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設有Stanley Korsmeyer的紀念講座，他人生相當輝煌如果不是最為多產的那段時光就是在我們這樓裏度過的，包括克隆Bax，BAD和BID等係列凋亡基因。該講座通常由他的好朋友和前同事Timothy Ley主持，講座開始前是幾十張Science, Nature和Cell及其子刋的封麵照片在視頻中輪轉，全部出自Korsmeyer實驗室，配上他的微笑，令人感動。肺癌奪去了從不抽煙的他的生命，隻有54歲。
華大和HHMI當年最成功的招募就是Stanley Korsmeyer和Dennis Loh, Stan剛在NIH克隆Bcl-2（與澳大利亞的Suzanne Cory競爭), Dennis在麻省理工學院David Baltimore實驗室。但是即使這樣，Timothy Ley在一次開場白時說：“考慮華大競爭的環境，Stan的荷包裏裝有Bcl-2的基因，還和我們一樣不知是否能在這裏成功？”。Korsmeyer從NIH來華大時應該是終身的副教授，因為他在NIH就是獨立的資深研究員。我在地圖上查到他長大的Beardstown, Illinois, 他來聖路易斯就像從東海岸回故鄉，並且有誌氣在中西部把科學做到一流。前幾天，我聽一位從伊利諾南部去哈佛當教授的學者的報告，引薦人說：“他證明了一種說法，從中西部出來的人總是最好的！”。
當時HHMI招聘的條件是擁有MD的科學家，幾乎是Baltimore的一句話，使Dennis Loh來華大，做出了人類首個T細胞受體特異性的轉基因老鼠，並以此發現了淋巴細胞的positive and negative選擇機製，因為他們可以向轉基因鼠注射特異性抗原而造成那些T細胞的成片死亡。
這個演講人係列中，不是諾貝爾獎得主就是潛在的諾貝爾獎競爭人，包括2014年的演講人Bob Schreiber。他們把王曉東列第二位，可見聖路易斯十分認可他的貢獻。以前Korsmeyer的父母還出席，現在至少父親已經去世了。Stan的太太也來參加過這演講，也不知道血液科醫生怎麽在UCSF把ICU的護士發展成了太太。在Schreiber演講時，Stan的兩位兒子也特地趕來，兩位都與生物醫學無關。Schreiber看著他們兩人長大，因為他們兩家在Clayton是鄰居。
Bob Schreiber作完演講後與Korsmeyer的兩個兒子Jason和Evan合影。
我們科係的教授Wayne Yokoyama在美國免疫學家協會（AAI）的主席演講題目：人未老，但是題目追求的是Old Boys’ Status。幾十年前他在NIH做Fellow時發現NK細胞的係統抑製受體，後來成為NK領域的國際權威。Wayne現在的實驗室為以前Korsmeyer 的老實驗室，90年代的風光已經很難再現，當年是Dennis Loh與Korsmeyer在一層樓上競爭誰最先做出Bcl-2 KO老鼠。Loh實驗室的日本博後們似乎睡在實驗室, Korsmeyer的記錄是一年發表三篇Cell論文，篇篇激動人心。
Beardstown, Illinois。
當時HHMI招聘的條件是擁有MD的科學家，幾乎是Baltimore的一句話，使Dennis Loh來華大，做出了人類首個T細胞受體特異性的轉基因老鼠，並以此發現了淋巴細胞的positive and negative選擇機製，因為他們可以向轉基因鼠注射特異性抗原而造成那些T細胞的成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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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沒有比你對拚音的那套宏論更能“顯示你不足的知識”了。關鍵是自己不懂拚音，還渾然不知。
Annu Rev Immunol. 1998;16:395-419.
BCL-2 family: regulators of cell death.
Chao DT1, Korsmeyer SJ.
Author information
1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 Louis, Missouri 63110, USA.
J Clin Invest. 1987 Nov; 80(5): 1512–1515.
doi: 10.1172/JCI113235
PMCID: PMC442413
PMID: 3500184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cl-2-Ig fusion transcripts in normal and neoplastic cells.
W B Graninger, M Seto, B Boutain, P Goldman, and S J Korsmeyer
Department of Medicine,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 Louis, Missouri 63110.
對於你的第2條，我存疑。如果Korsmeyer1986就成為HHMI，去哈佛後重新成為HHMI，HHMI記錄不應該是2000-2005， 而應該是1986-1998， 2000-2005，不應該把他在華大的HHMI曆史給抹掉。我的依據是Ruth Lehmann先在MIT成為HHMI，後到NYU重新申請成為HHMI, HHMI的記錄並沒有抹去她MIT的HHMI經曆，而是寫1990-present （http://www.hhmi.org/scientists/ruth-lehmann）。但我僅僅是存疑，不敢肯定。
請指出我這兩條評論裏，那一句話尖酸刻薄？每次我都是用flat的文字評論，當你用事實回應，我從來也都心平氣和地接受，隻有當你對明顯的事實狡辯，或東拉西扯時，我才會反唇反唇相譏。翻翻過去關於拚音，關於克隆學說的貼子，都是這樣。
我對於沒有把握的事，向來事先說明，比如這次，我就說明我沒有查過HHMI的文件，隻是根據周圍了解的情況。但這方麵你就不同，你會根據一個點，得出一個普遍的大結論，把完全不相關的東西，硬拉到一起。我也建議你學學Korsmeyer，寫文章嚴謹些。
1。關於你在祖父上的問題，在這裏，你去查來源吧：“His beloved family survives Stan, including his wife of 25 years, Susan, and his sons Jason and Evan, his parents Willard and Carnell, sisters Lynn, Janet and Karen, and his grandfather Carl.”。健在確實更恰當，謝謝！
2。你對Korsmeyer完全不懂，還以為他在2000才入HHMI, 那是他去哈佛後重新加入的記錄，他2005年就去世了。你對當時各大學建HHMI的自己的喜好也不懂。Stan是1998年離開華大去哈佛的，他1986-1998（如果我記得準確）在華大，在華大期間他都在HHMI。
3。當年華大設立HHMI據說是內科係分管的，前院士內科主任David Kipnis（內分泌學家）負責的，當年把他們放在CSRB的10樓，他們全是MDs: Stanley Korsmeyer, Evan Sadler，Dennis Loh; John Atkinson; David Chaplin。他們應該是華大HHMI的首創會員，當時Kipnis要求的就是Physician-Scientist。
後來的華大HHMI也以MD居多（我隻記得Helen P-W是純PhD, 應該還有一位）：Andy Chan; Andrey Shaw; Ken Murphy; Wayne Yokoyama；Dan Goldberg。HHMI全國範圍、當然是PhD的天下，尤其是現在，當年的華大則大部分為M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