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美國西點軍校和五角大樓
中國同胞裏對美國常見的兩大誤解是：首先美國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的橫財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第二個誤解是美國謀取世界霸權是她一貫的國策。每當我說起美國在上世紀的元年（1900年）就是世界上最為富有的國家的時候，常引來朋友們質疑的目光。
這篇出自北大曆史係教授王立清的新書的學術長文，為我們更係統地闡述了美國成為自由世界領袖的曲折曆程。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應該是中國相關領域最好的。王教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新生代曆史學家對美國的認識，他在北大任職前為南開博士和社科院的博士後。美國人即使在1890年成為世界首富後也不願意出頭做世界的領袖，王立清教授稱美國為“躊躇的霸權”。王教授甚至認為，美國在成為世界首富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數次推卸成為世界領袖的行為，使世界沒能有效地阻止日本人蹂躪中國和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結論讓中國的反美憤青們聽著可能會不舒服的。
雖然與曾經做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總統認為的美國需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觀點相仿，但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施政的早期仍然是維持明顯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歐洲動蕩時羅斯福總統僅是聲援但是長期不願卷入戰爭，隻是日本對美國珍珠港的偷襲才把美國全麵拖下了水，美國長期對日本的姑息政策結果使火也燒到了自己的身上。這裏必須提及的是密蘇裏出生的杜魯門總統，他是一位奠定美國當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非常重要的總統，其實裏根是在杜魯門設計的框架下結束了冷戰的。在美國贏得二戰後，杜魯門徹底把美國從立國者信奉的孤立主義變成了現在插手全球事務並且在世界範圍內駐軍的當然領袖。
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的責任也使美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遭遇911襲擊後誘發的反恐戰爭，迎來的是法國人一貫的陽奉陰違，當時令美國人非常不爽。我們曾經聊天時談及過，如果美國重返基本上不會發生的孤立主義國策，少參與主義也是現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Rand Paul的部分外交政策。憑借天然海洋屏障帶來的與歐亞大陸相對遙遠的距離，美國管好自己的口岸和控製住恐怖組織可能獲得遠程導彈的能力。那麽美國防止來自中東的恐怖襲擊，總比你法國人或其他歐洲國家人防範幾乎是自家後院的恐怖襲擊來得容易吧。另一方麵，美國由於立國先父們設計的政教嚴格分離的政體以及美國對宗教自由的普遍尊重，使得美國本土的穆斯林遠較他們在歐洲的同胞更容易溶入美國的主流社會，這就是為什麽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不易在美國發生的部分原因。
隨著該書的出版，王立清的分析會有利於國人更深刻地了解美國。孤立主義曾經是美國的國策，現在也在美國年輕人裏麵擁有一定的市場，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的是美國作為世界的領袖為二戰後的世界秩序與和平提供了保障。認識清楚這點對於東亞地區的安全顯得格外重要，該地區的國家如果想嚐試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應該惦量一番自己的實力以及它們的國民是否願意像美國人民那樣付出代價。
下麵來自《美國史研討》的微信公眾號：
按：本期重點推送北京大學曆史學係王立新教授的新作《躊躇的霸權：美國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曲折曆程》，本文已經發表於《美國研究》2015年第1期，同時，王立新教授的新書《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期將此文推送閣下，由於文章較長，以二戰為界，將文章分為上、下兩部分推送。為便於閱讀，將文章注釋刪去，部分注釋放進正文。
本部分為下部。
[內容提要]從19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此期間，美國曾不顧其他大國的推舉，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實際上是一個躊躇、甚至不情願的霸權。這種“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製衡的外交決策體製、以自由為核心的國家傳統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義者對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和警告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願意領導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二戰後美國為維護世界領導地位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證明他們的警告並非杞人憂天，並值得那些豔羨和追求地區與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決心謀求世界領導地位
二戰的爆發極大地警醒了美國，也使羅斯福決心帶領美國走上國際主義的道路。但是羅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國和蘇聯的政策倡議遭到以“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為代表的孤立主義勢力的堅決反對。從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國際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圍繞美國是否應該援助英國和蘇聯、幹預歐洲的戰爭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孤立主義者仍然相信美國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歐洲戰爭不涉及道義問題，美國沒有必要進行幹預，援助英國和蘇聯隻會把美國拖入戰爭。日本偷襲珍珠港宣布了孤立主義的破產，威爾遜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獲得了主導美國對外政策的“第二次機會”。到戰爭後期，美國領導世界重建國際秩序的主張開始為美國民眾廣泛接受。1943年3月，“全美基督教會聯邦理事會”（Federal Council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又到了選擇其國際角色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選錯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那將比以前更是全人類的不幸”。而新的國際角色就是“世界領袖”。聲明稱：“隻有美國承擔起領導責任，新的國際秩序才能建立起來，因為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有能力對世界局勢的塑造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要想讓未來不重演過去，美國必須承擔責任，采取與其實力和機會相一致的建設性行動。”1945年12月19日，杜魯門在致國會的特別谘文中明確提出美國要充當世界領袖：“不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大家都必須承認，我們贏得的勝利已經把領導世界的持續重擔放到了美國人民身上。世界未來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是否表現出真正有決心繼續在國家間發揮領導作用。”《生活》雜誌一位普通讀者的來信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
“美國人民現在已經意識到，我們對永久和平與經濟穩定的根深蒂固的希望要求我們接受在國際陣線中承擔世界領袖的責任。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接受這一責任，並準備好用源自我們開拓精神的遺產中所有的勇氣和堅定來履行這一責任。”
這說明朝野在美國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方麵已經達成了共識，美國最終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這一轉變無疑與美國實力地位的變化有關。戰爭結束時的美國擁有無與倫比、首屈一指的巨大實力。人類曆史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從未出現過這一局麵：一個國家像巨大的磁鐵那樣吸引了全世界的智力、財富和目光。軍事戰略家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1946年的一番話概括了當時美國的國際地位：
“這個國家在世界各國中間處於獨一無二的地位――事實上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地位。如果說，這個國家由於具有海空軍的優勢，因此在原子彈發明以前就已經在極大程度上可以免遭進攻的話，那麽對這一威力無窮的武器的獨家擁有已經讓整個世界的城市和生產中心，包括強大的蘇聯聽憑我們和平意圖的擺布。曆史上從未有過所有其他大國如此依賴一個主要大國的時代。”
《時代》周刊引用丘吉爾的話說：“在這一時刻，美國站在世界的頂峰。”
?(1941.12.07 珍珠港)
但是，光有實力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運用這一實力的願望和決心。一戰後美國也具有世界其他國家無與倫比的實力，英、法等歐洲大國也甘願把領導權交給美國，但是美國卻拒絕接受，因為美國國會和民眾缺乏領導世界的意願。二戰後美國領導世界的決心的確立與二戰的經驗和教訓密切相關。
首先，二戰改變了美國的國家安全觀念，新的安全觀要求美國必須通過參與國際事務以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在二戰前，美國用“國防”（national defense），而不是“國家安全”來指稱安全問題，其含義是保衛美國本土、海外屬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國的軍事進攻。而二戰後，“安全”的含義不再僅僅是軍事意義上的免遭進攻，還包括保衛美國製度與生活方式的完整以及國際貿易、金融和能源體係的穩定，因為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二戰的爆發即源於大危機、經濟區域主義和國際金融與貿易體係的崩潰。同時，安全的地理範圍也擴大為全球性的，世界任何地區發生的事件都關係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因為美國卷入二戰這場全球性衝突本身已經使美國的利益“全球化”了。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在戰時曾言，“過去我們滿足於西半球防禦作為我們安全的基礎，現在再持有這種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們現在關心整個世界的和平。”在這種安全觀指導下，使用美國軍隊的地理界限不存在了。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裏斯特爾（James V. Forrestal）在1945年眾議院作證時說，美國決心使用美國的“力量”去應對“世界任何地方出現侵略”。美國實際上“是用一個無限的、意識形態化的和去領土化的美國安全定義來代替一個基於國際體係權力分配之上更加傳統的安全概念”。當二戰把美國的安全從單純的國土安全擴展到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安全的時候，它就不能僅僅通過國土防禦和避開國際事務來實現，而需要美國動員其全部的資源參與國際事務，影響海外事態的發展，並建立一個有利於美國製度生存與繁榮的國際環境，而改變和塑造國際環境當然需要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和領導。
其次，二戰醞釀和爆發的曆史使美國相信，世界上會出現企圖征服和奴役世界的狂妄獨裁者，對美國的自由和安全構成威脅，而對這些獨裁者的侵略行為不能姑息，必須予以堅決的遏製和回擊。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東條英機被美國視為威脅美國自由的專製惡魔，他們的出現使美國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和民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安全。二戰被視為討伐獨裁者的戰爭，是一場善惡之戰、民主與專製之戰，美國承擔著消滅專製惡魔、捍衛自由的責任。美國人慣有的黑白二分的摩尼教式思維方式極大地塑造了美國對二戰的理解，同時二戰的經曆又強化了這種黑白二分的世界觀。既然世界上存在自由的敵人，那麽美國就不能袖手旁觀。由於英法在慕尼黑會議上以犧牲捷克領土為代價的讓步不僅沒有帶來和平，反而進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擴張欲望，因此美國領導人在二戰後堅信，獨裁者和侵略者是不能姑息和綏靖的，對任何侵略行為都必須給予堅決回擊。於是，妥協和讓步被同於放棄原則和綏靖，而強硬幹預，包括軍事幹涉則被視為美德。此即“慕尼黑教訓”。慕尼黑教訓極大地激發了美國戰後領導世界和實施對外幹涉的意願。
第三，二戰給美國留下另一個深刻的曆史教訓，那就是中立無法使美國遠離戰爭，孤立主義無法保證美國的安全。二戰後，美國輿論普遍相信，美國沒有加入國聯，拒絕通過國際製度和機製與愛好和平國家合作，間接導致了30年代極權主義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犯下了大錯誤。為了避免30年代悲劇的重演，美國必須承擔國際義務，通過參與國際合作，甚至領導世界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早在1941年2月，亨利·盧斯就提出：
“在國家政策領域，美國的根本問題過去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是：當他們的國家在20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的國家時，美國人卻未能從精神上和實際行動上使自己適應這一事實。因此，他們沒有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世界性強國的角色――這種失誤給他們自己和整個人類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挽救這一失誤的辦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國家的責任和機會，並隨之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的，使用我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部影響。”
1942年5月30日，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演講時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美國人民在上一次戰爭結束的時候被賦予了通過參與國際組織分擔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以實現其偉大理想的機會……但是這一機會被拒絕了。……在1920年及其以後的歲月裏，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不僅經曆了物質上極端自私的時期，而且令人難以置信地盲目。……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我們正在收獲由於我們自己的愚蠢和缺乏遠見而帶來的苦果。……我們能做什麽來糾正過去20年的錯誤？……眼前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必須堅決徹底地消滅邪惡之人以及他們設計的罪惡製度……並（在戰後）領導世界建立一個可以保障不虞匱乏的自由的世界秩序。”
羅斯福在1944年1月11日的國情谘文中提醒美國人絕不能“重複鴕鳥式孤立主義的悲劇性錯誤”。
在1945年1月20日發表的第四次就職演說中，羅斯福再一次指出美國“用可怕的代價換取了若幹教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參與國際事務，通過國際合作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和利益。
(富蘭克林·羅斯福像)
通過參與國際合作和承擔國際義務來促進美國安全和世界和平在當時不僅是民主黨的主張，很多共和黨人也開始服膺這一思想。共和黨領袖、1940年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大力宣傳“天下一家”（one world）的觀念, 並於1943年4月出版了同名書籍。在該書中，威爾基提出交通和通訊技術已經打破了空間的距離，世界各國人民是休戚相關、相互依賴的，都渴望和平和繁榮的生活，美國必須放棄孤立主義和帝國主義，為國際合作樹立一個典範。他認為美國領導世界的時機已經成熟，美國不能規避對世界的領導責任。威爾基在書的最後指出，美國麵臨“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的機會――幫助建立一個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們都能在獨立和自由的鼓舞下生活和成長的新社會”。該書被認為是那個時期最能代表威爾遜國際主義思想的著作，出版後四個月就發行達150萬冊，成為當時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連續四個月高居紐約時報最暢銷書籍之首。
與威爾基《天下一家》同年出版的另一部暢銷書是沃爾特·李普曼的《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該書從另一個角度――地緣政治和現實主義的視角論證了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性。李普曼在書中雖然對威爾遜主義提出了批評，認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維護共和國的安全，而不是進行十字軍式的道德討伐和輸出民主，但該書同時也激烈批評孤立主義思想。李普曼指出，19世紀美國以孤立求安全是一個幻覺，“這個國家一直生活在虛幻的孤立狀態”，自以為門羅主義保障了這種孤立，沒有認識到門羅主義的施行和西半球的安全實際上是“依賴於英國海上力量的支持”。他指出，“長達一個世紀的不勞而獲的安全（unearned security）對我們國家的思想習慣造成一種影響，就像曾經懶惰地享受不勞而獲的收成對一個勤勞祖父的後代產生的那種影響一樣，它使我們忘記了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贏得安全和自由，就像人不得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謀生一樣。”戰後美國需要加入“大西洋共同體”(Atlanticcommunity)，成為其中的一員以維持歐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敵視美國的國家控製西歐。李普曼試圖告訴美國人，任何國家控製整個歐洲都是對美國安全的致命威脅，美國“在歐洲的首要利益是歐洲不能出現有能力進攻歐洲大陸以外地區的強權”。戰後美國必須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大國合作，包括與英國和蘇聯結成“核心同盟”（nuclear alliance），來保衛美國的安全，“世界秩序的維護依賴於這一核心同盟”。該書發行50萬冊，在當時廣為流傳，《讀者文摘》雜誌稱其是“為一代美國人撰寫的最重要的書籍”。他的大西洋共同體觀念、美國安全與西歐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思想開始被接受。在主張美國積極參與事務和領導世界方麵，現實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殊途同歸。
二戰結束前後，參與國際事務、加入國際組織已經為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在1941年5月，隻有37％的美國人支持加入戰後類似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而到1945年3月，這一數字上升到是81％，而且基本上沒有地區差異，同時8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加入國際組織非常重要。1920年美國參議院在對國聯盟約最後一次表決時，投票結果是49:35比批準條約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少了7票。而25年後的1945年7月28日，參議院在表決《聯合國憲章》時的投票結果是89:2。由此可見美國人觀念的變化和國際主義的勝利。正如副總統亨利·華萊士所言，“現在，世界各國終於有第二次機會建立持久的和平體係――那種伍德羅·威爾遜曾試圖建立，但由於世界沒有做好準備而沒有建立起來的體係”。
太平洋戰爭前的堅定孤立主義者、資深共和黨參議員阿瑟·範登堡思想的轉變深刻地反映了美國人國際思想的變化。範登堡1945年1月10日在參議院的演講中說：
“坦率地講，我過去一直是相信美國可以依賴自己保障安全的人之一。……現在，我不再相信今後任何國家僅僅依靠自己的行動就可以免遭攻擊。……我們的大洋已不再是能夠自動保護我們這一城堡的護城河。……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幸到來的話，那麽它將開啟可怕得難以想象的死亡實驗室，我建議在我們的能力所及範圍盡一切努力讓這種實驗室永遠關閉。我希望最大程度的國際合作……以確保敦巴頓橡樹園基本理念的成功。”
《生活》雜誌稱，範登堡思想的改變標誌著“美國作為世界大國時代的來臨”。
簡而言之，二戰後，在美國社會，不分職業、地域、政黨、宗教和族群，形成一個共識：孤立主義結束了，國際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指針，美國將是國際事務的完全參與者，並將運用其巨大的力量去領導和影響世界。這成為美國外交思想的“新正統”（new orthodox）。美國因此由“大國”（great power）變成試圖塑造世界局勢和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super power）。
美國為什麽躊躇？
如上所述，與二十世紀後半期頻繁的對外幹涉和全球主義外交不同，美國在1942年以前實際上並沒有執行與其實力相稱的積極的對外政策，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是相當有限的。美國經過半個世紀的躊躇和搖擺，才把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全球性的政治權力，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美國在麵對世界領導地位誘惑時的“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製衡的外交決策體製、以自由為核心的國家傳統、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以及對領導世界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
在美國看來，不卷入歐洲紛爭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使美國在1812年美英戰爭後享受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免費的安全”（free security）。雖然20世紀軍事和交通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兩大洋作為美國安全屏障的價值大大降低，但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美國遠離歐洲的地理位置使美國不用卷入歐洲的事務就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而當總統試圖推行積極的對外政策、讓美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時候，通常是國會對總統的政策構成掣肘。從一戰時起，國會就成為孤立主義的大本營，來自中西部的共和黨參議員具有強烈的地域主義傾向，看不到美國參與國際政治的必要性，把總統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視為東北部銀行家的陰謀，利用參議院的享有的外交權力多次挫敗總統的外交倡議。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觀念和自由的傳統使聯邦政府長期以來比較弱小，限製了聯邦政府推行幹涉主義政策的能力。沒有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美國實際上是無法扮演領導世界的角色的。自獨立以來，美國人就把美洲新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開來，把自己描繪成自由、民主、平等和進步的“新世界”，而歐洲是“舊世界”，盛行君主製、貴族製和等級製，充斥著貧富分化、階級矛盾和無休止的戰爭，是美國的對立麵，純潔無暇的美國不能卷入歐洲的紛爭中，與腐敗、墮落的“舊世界”同流合汙。這種獨特的自我認知支持美國與歐洲主導的國際體係相分離， “一直使美國像是一個倦怠的巨人，……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一個完全的、積極的角色”。30年代後期，當歐洲再次陷入危機、爭鬥、混亂和戰爭的時候，厭憎歐洲的情感和不管歐洲閑事的心理變得越發強烈。
從這一時期孤立主義者的言論來看，他們最大的擔心是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這裏的代價不僅是美國人的生命損失和物質付出，還包括卷入外國紛爭和充當“世界警察”對美國民主製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可能帶來的損害和威脅、民眾稅負的加重、國家權力的膨脹、公民自由的喪失以及外國對美國的嫉妒和仇恨。
在孤立主義者看來，充當世界領袖，過多地卷入外國，特別是歐洲的事務會導致“舊世界”的腐敗和墮落腐蝕美國民眾的品德，使美國卷入外國的陰謀和羅網之中，從而威脅美國的民主製度。早在1793年，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就曾警告說，“對一個共和國來說，外國的影響是希臘人的木馬。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把這種影響排除掉。不能設想這種影響隻會采取直接賄賂的粗放的方式。它會影響我們的感情，塑造我國的偏見，製造我國對某國的偏愛，以贏得支持，而這是最危險的。”在1919年的國聯大辯論中，博拉認為美國加入國聯、卷入歐洲政治的結果將是失去自己的美德和自由的精神。他說：
“你不可能把一個真正共和國的那些傑出美德與舊世界嘈雜的、毀滅的力量混合在一起後還能保持這些美德。你不可能把一個以自由為根本原則的政府與一個以武力作為首要法則的政府捆綁在一起的同時還希望保持前者。此二者永遠是相互衝突的。……你很快會消滅自由的氛圍，消滅對大眾自治能力充滿信心的環境，而隻有在這樣的環境裏，民主才能夠生長。我們可能成為世界上四大獨裁者（指國聯理事會的四大常任理事國美英法日――引者）之一，但不再是我們自己精神的主人。如果我們去尋求對世界的主導，與其他國家分享控製世界的榮耀，但卻失去作為民主之魂的對人民的信任感，我們作為一個民族能得到什麽呢？”
洛奇在國聯大辯論中也稱“美國是世界的最佳希望，但是如果你讓美國因與其他國家的爭吵而陷入利益的紛爭之中，如果你讓她卷入歐洲的陰謀詭計之中，你將會消滅她擁有的善的力量（powerful good），威脅她的生存。”
孤立主義者普遍相信，卷入國外的紛爭，“過多地幹預霍布斯式的國際政治世界會腐蝕和破壞美國人民在國內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的秩序”。 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獨立日演說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義者奉為金玉良言：
“（美國）一旦投入到其他國家而不是自己國家的旗幟之下，……那麽她就會卷入因爭奪利益、陰謀、個人的貪婪、忌妒和野心而導致的、卻以自由的名義或盜用自由的標準而進行的戰爭之中，……她可能會成為世界的獨裁女王並失去自己的精神。”
不僅如此，奉行對外幹涉的國際主義路線，特別是卷入外部的戰爭還會使總統和行政部門獲得無限的權力，從而破壞美國的憲政體製，威脅美國的公民自由；領導世界和對外幹預需要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軍，從而大大增加軍人的權勢和影響；而維持常備軍、卷入外部的戰爭和承擔國際義務都會導致高稅收、巨額國債和財政赤字，增加人民的負擔。參議員阿瑟·範登堡在1941年3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當（關於租借法案的）投票結果宣布的時候，我感到我正在見證共和國的自殺”，租借法“意味著美國將增加成百上千億美元的公共債務”，“意味著我們民主製度的終結”。羅伯特·塔夫脫則在1941年5月警告說，卷入歐洲的戰爭將會導致總統和行政部門被“賦予無限的權力”，“在目前已經巨大的債務負擔上再增加巨額戰債”，最終將“非常可能摧毀美國自由賴以建立的整個自由企業製度”和“美國這裏的民主”。珍珠港事件前最有影響力的孤立主義者、航空英雄查爾斯·林白則在1941年9月的演講中直接抨擊羅斯福“利用戰時緊急狀態在美國曆史上首次獲得第三任總統任期”，利用戰爭增發數十億美元的國債，“利用戰爭限製國會的權力，為總統和他任命的人實施獨裁權力尋找依據”。
珍珠港事件後，一些孤立主義者雖然支持美國的戰爭努力，但仍然警告美國不要充當世界領袖，卷入外國的紛爭中去。1944年12月19日，資深參議員傑拉爾德·奈在向參議院發表的告別演說中指出美國應該把戰爭打下去，直至獲得最終的勝利，但他警告說，這場戰爭不會把美國帶入一個“黃金時代”，而是會給美國帶來沉重的負擔和種種麻煩：“我們的人民將承受數目巨大、甚至可能超過3000億美元的債務負擔；我們將擁有一支由權力欲望沒有止境的軍官指揮的常備陸軍，這隻陸軍將駐紮在首都各處並使我們國家整個教育體製軍事化；我們將擁有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占據海洋並消耗巨大的花費；我們將卷入盟友間的每一次爭吵，因為他們深知有必要利用我們的力量在爭吵中占據上風，同時我們與他們之間也會發生直接的矛盾；而當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從一開始就會卷進去。”
孤立主義者還警告說，一旦美國成為“世界領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就會紛紛通過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來尋求美國的支持，拉攏媒體、賄賂政客、對美國政府進行遊說，把華盛頓變成各種陰謀詭計的策源地，美國也會因此卷入外國的陰謀中去。美國將不再是“山巔之城”，而是“奧吉亞斯王的牛廄”（Augean stable）；不再是自由的燈塔，而成為帝國的首都。正因為如此，美國絕不能充當世界的領導者。範登堡在國會演講中稱：“我們對世界各地遭受外國和本國暴行的受害者充滿同情，並感同身受，但是我們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護者或世界警察。”而通過樹立民主的典範、不受歐洲各種弊病的汙染、保持美國的純真與超然，美國就可以對世界進行道義的領導，為和平與進步做出貢獻。比爾德1940年指出，美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世界各地被壓迫者的避難所”，“為勞苦大眾提供了一個沒有龐大常備軍、巨額債務和高稅收的國家的典範”, 美國應該繼續充當這一典範，“滿足於對人類進步事業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況下避免以任何方式與外國結成聯盟，幹預或卷入外國事務”。
後來的曆史證明孤立主義者的擔心並非是杞人憂天。戰後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身份進行的幹預雖然沒有帶來暴政，但確實導致了行政權力的急劇擴大、龐大常備軍的出現和民眾稅負的加重，而龐大的軍事-科學-工業複合體的興起對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製度構成嚴重威脅。冷戰時期，美國出於維護美國領導地位和領袖信譽的需要，卷入多場有限戰爭，導致美國付出巨大的物質代價和生命損失，特別是對越南的幹涉不僅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實力，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望，而且導致美國國內社會的巨大分裂。對外幹預也使美國卷入國內外的各種陰謀、欺騙與羅網之中，美國國內政治生活遭到嚴重腐蝕，聯邦政府的道德在尼克鬆時期幾近破產。水門醜聞所揭露出的總統對權力的濫用和對公民權利的踐踏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沉重打擊了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乃至其引以自豪的民主製度和價值觀的信心，美國已經處於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警告的“失去自己的精神”的邊緣。冷戰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維護極大地加重了民眾的負擔。根據美國卡托研究所1997年發布的一項報告，美國1995年的軍費開支是2650億美元，相當於每個美國人每年承擔1000美元的軍費開支。而在這2650億美元軍費開支中，北約的開支約為600-900億美元，美國用於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盟友的開支約為350-400億美元，美國用於波斯灣地區盟友的開支約為400億美元，合計在1350-1700億美元之間。也就是說，美國超過一半的軍費用於承擔全球範圍內的安全義務，也就是用於維護美國的領導，這些安全義務實際上與美國自身的安全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其他國家隻關注自身的安全，軍費開支很少。1995年法國的軍費開支是405億美元，德國是340億，英國是345億，日本是538億，韓國盡管麵臨朝鮮的直接威脅，其軍費開支也隻有143.6億。美國的軍費開支比這些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在美國國家安全和至關重要利益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265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無疑是美國為維護全球領導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價。而這一代價還不包括美國卷入海外戰爭、充當所謂的“國際警察”和實行人道主義救助（如在索馬裏）導致的美國人生命損失。實際上，基地組織對美國發動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以及伊斯蘭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區對美國的仇恨在相當程度上與美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和西方世界領袖的身份有關。而伊拉克戰爭造成的美國人的生命損失和經濟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為其世界領導地位付出的代價。
結語
世界領導地位無論對個人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都是極有誘惑力的。而對一個新興強國來說，這一誘惑幾乎難以抵禦。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孔華潤所言，“一國一旦獲得向世界遙遠地區投射力量和幹預其他民族事務的能力，那麽至少在其領導人因災難而變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這種施展力量的誘惑幾乎難以抗拒。”但是，領導地位從來不僅僅意味著權力和榮耀，它還意味著責任和負擔，以及成功的領導所需要的眼光、能力和品德。而莽撞和傲慢的領導則可能會給領導國帶來孔華潤所說的“災難”。1953年10月，卸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這樣闡述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責任：
“領導一個自由國家的聯盟需要製定足夠寬廣的目標和政策，以兼顧整個集團的利益，或至少是集團至關重要的根本利益。領導者還需要具有最深切的道德責任，他應該是一位受托人，其利益既不能隻局限於個人，也不能過於狹隘，而必須包括他所領導的所有國家的利益。……領導地位還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它意味著領導國的政治家要想贏得其他國家的信賴就不能屈從於國內政治的需要。……領導地位的本質是對問題的成功解決和目標的成功實現，隻有這樣才會讓被領導者感到你非常重要。領導地位還需要謙遜和禮貌。……這或許是命運為我們準備的對我們美利堅文明的最高考驗。”
從一戰到二戰，美國人把這一“考驗”推遲了四分之一世紀。二戰後，美國人相信自己已經做好了迎接這一挑戰的準備。但即使如此，領導世界仍然讓美國在冷戰和後冷戰時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在當代，領導國至少需要扮演三重角色：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國際警察、提供資本和發展援助的國際銀行家以及在發生危機和災難時提供救助的國際慈善家。其中的任何角色都需要領導國做出物質上的犧牲，甚至生命的付出。盡管孤立主義者未能阻止美國在二戰後追求世界領導地位，但他們對領導代價的警告仍值得那些豔羨地區和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美國的教訓更值得汲取。
全文完
可是日本人不長記性，這不被老美煽惑得都不知東南西北了。。。。。
但不可否認美國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戰略遠見的國家。。。。。。。我們是要好好學習才對。
你是一個無恥的下三濫！喜歡吃美國白人大便的奴才。
一個敗家子的Big loser！
一個洗盤子的貨色！
趕快回去教你女兒吧，不要叫她像你一樣墮落。
像你這種人，沒人看得起你！
你說七月來LA,還要請我吃飯，我已經拒絕你了，你還來找我幹什麽？ 滾蛋！
我不許開公司，看新聞就夠了，微軟是智慧產權糾紛最多的一家公司，
我有獨立的個性，不以錢為標準，當然有資格看不起蓋茨，
=============================
一個吃救濟的Loser,當然看不起成功人士,否則怎麽能表現出自己還算是個人類呀,值得原諒一下滴
“It is economy stupid!”
我沒開公司，看新聞就夠了，微軟是智慧產權糾紛最多的一家公司，
我有獨立的個性，不以錢為標準，從來沒有巴結有錢有勢的人，自尊心強，當然有資格看不起蓋茨。
我不許開公司，看新聞就夠了，微軟是智慧產權糾紛最多的一家公司，
我有獨立的個性，不以錢為標準，當然有資格看不起蓋茨，
就像哈佛拒絕蓋茨一樣，不接受他的人格，鄙視他！
給 雅美之途，
引： “美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蓋茨基金會和巴菲特的錢，好多都是捐給包括非洲的外國"
===
你眼光如豆,思想膚淺,
想想看:美國控製著世界上多少資源,連石油都必須用美元來算,吸引了這麽多他國的優秀人才來建設美國,賺大了,賺大大了! 再拿出一點捐出去又何妨?!
做生意嗎,好,一雙中國造球鞋在美國賣 50 美元,中國隻賺 1 美元,其他的錢都跑到美國的口袋了;
蓋茨基金,不談還好,越說越氣,微軟蓋茨是偷盜其他公司技術最多的,他的官司太多,大都是庭外解決,蓋茨賠款了事,蓋茨占了便宜,又出來捐錢做好人.哈!
我最看不起蓋茨!
=======================
沒開過公司吧。 沒有任何一個公司做大了沒有隻是產權的糾紛的。 而且你算什麽東西， 你看不看得起沒人在乎。不過但凡公司做大的， 和梅琳達或者克林頓基金的不可能沒有牽扯。
其中心思想都是以美國為中心的,
優先考慮對美國的利害.
這和習近平最近主張的合作共贏不太一樣.
這是血液裏流著的東西。。。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引： “美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蓋茨基金會和巴菲特的錢，好多都是捐給包括非洲的外國"
===
你眼光如豆,思想膚淺,
想想看:美國控製著世界上多少資源,連石油都必須用美元來算,吸引了這麽多他國的優秀人才來建設美國,賺大了,賺大大了! 再拿出一點捐出去又何妨?!
做生意嗎,好,一雙中國造球鞋在美國賣 50 美元,中國隻賺 1 美元,其他的錢都跑到美國的口袋了;
蓋茨基金,不談還好,越說越氣,微軟蓋茨是偷盜其他公司技術最多的,他的官司太多,大都是庭外解決,蓋茨賠款了事,蓋茨占了便宜,又出來捐錢做好人.哈!
我最看不起蓋茨!
王立清的文章並沒有能使人更了解美國，
一切為自己的利益 而犧牲了別人的利益、已經漸漸地失去別人的信賴了。
還有很多。。。
你上來是找罵的嗎？你小癟三一個，住嘴吧！
人若是犯賤，就沒有救了！
===
假若是這麽認為，那就是中國人的悲哀！
81
===
這是王立清自己的錯誤認識。
怎能怪到我們身上了？
美國最大的優勢是它繼承了英國人的擴張性、和它的地理位置（geo-political advantage）優越性，又遇到了歐洲發展好時光。
這個狗屁教授不懂事、又在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