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目前美國不少大學都有學生在舉行抗議活動，主要訴求是要學校從他們聲稱“從以色列種族隔離中獲利”的公司撤資。學生們模仿加沙的情況，在校園內草坪上搭帳篷，建立“加沙聲援營地”，不達目的就不撤走。
每個學校抗議活動的規模、形式和訴求不完全相同，校方的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結果當然也不同。有的學校已經與學生達成初步協議，以後會進一步具體協商，處理學校的投資方式和方向，學生也結束了抗議活動。
最難看的是那些邀請警察進校園，強行拆除帳篷，清理營地，甚至對抗議人員使用暴力並逮捕學生、教授的學校。而且事與願違，越是打壓得厲害的，學生、老師的反彈也更嚴重。警察的暴力行為甚至激發了更多的人加入抗議活動。
一直很佩服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總統處理、化解危機情況或事件的智慧。今天就講兩個這樣的故事，看看FDR如何給對方和自己劃底線，如何談判和妥協。
胡佛和FDR對“紅利軍”迥然不同的態度產生截然相反的效果
1932 年春末夏初，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業退伍軍人湧向華盛頓，向國會請願，要求提前發放 1945 年到期的戰時獎金。他們自稱為“紅利軍”（Bonus Army），【注】在華盛頓東南部建立了一個帳篷區，後來又占據了賓夕法尼亞大道上幾棟廢棄的政府大樓。
【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的美國軍人在每人每日1美元的薪金之外，還另加25美分做為海外生活補助金。但在戰時，這筆薪金並沒有發放給參戰的美國軍人。戰後，由於美國政府無法負擔這筆費用，因此在1924年製定並通過《服役證明修正法》（Adjusted Service Certificate Law）。在該法案中，美國政府先發給一戰老兵一張補助金證書，承諾所欠薪金在二十年後依當兵日數，每日以1美元計算，再乘上複利後以現金償付。美國在1930年代發生經濟大蕭條。1932年，全美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找不到工作而急需救濟。於是這些自稱是“紅利軍”的退伍軍人就要求美國政府立刻支付應在1945年才支付的薪金，並成群結隊去首都華盛頓抗議示威。
“紅利軍”人數最多時超過了 2 萬。當政府正式拒絕了他們的請願後，大部分人回家了，但還有很多無家可歸、沒有工作的人留在了首都。雖然這些人是非法紮營，但當時的華盛頓警察局長佩勒姆·格拉斯福德（Pelham Glassford）選擇把他們當作落難的老兵對待，拒絕使用武力驅趕他們。格拉斯福德竭盡全力為老兵們提供食物、被褥、藥品和衛生設施，所以“紅利軍”的營地始終秩序井然。
然而，時任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他拒絕會見“紅利軍”領袖，加強了衛隊以遏製任何示威活動，而且他的觀點、態度與當時的戰爭部長（Secretary of War）帕特裏克·J·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一拍即合，他們都深信國家麵臨著一場規模巨大的共產主義起義。赫爾利甚至對老兵們如此井然有序的行為表示遺憾，渴望發生一起事件，為實施戒嚴法提供理由。
“紅利軍”與警察發生衝突。（圖源：維基百科）
7 月 28 日，在白宮的慫恿下，哥倫比亞特區專員命令格拉斯福德清理賓夕法尼亞大道沿線老兵們蹲守的廢棄建築。短暫的抵抗之後，槍聲響起，兩名老兵被打死，赫爾利也因此有了他希望發生的事件。專員們要求白宮派遣聯邦軍隊維持秩序。胡佛將此事交給了赫爾利，赫爾利命令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采取適當行動。
當天下午，麥克阿瑟換上了A級軍服（配有薩姆-布朗腰帶、勳章和獎章）指揮作戰，第 3 騎兵團和配備了坦克、機槍的第 16 步兵團在巴頓指揮的 5 輛 M1917 輕型坦克的支援下，在賓夕法尼亞大道列隊。成千上萬的公務員下班後在街上觀看。“紅利軍”成員們以為部隊是為了向他們致敬而行進的，還為此歡呼，沒想到巴頓命令騎兵向他們發起衝鋒。這引起旁觀者大喊：“可恥！可恥！無恥！”
在騎兵馬刀和步兵刺刀的威逼下，被占領的建築物被清空。在戰馬和坦克的驅趕下，老兵們退回了他們的營地。空氣中彌漫著催淚瓦斯。這時，胡佛下令停止攻擊。但麥克阿瑟選擇無視總統的命令，聲稱“紅利軍”企圖推翻美國政府，下令發動新一輪攻擊。
在部隊暫停行動，讓婦女和兒童撤離後，晚上 10 點 14 分，麥克阿瑟下令前進。在一陣催淚瓦斯襲擊後，騎兵掃蕩了營地，步兵緊隨其後，放火焚燒老兵們的帳篷和棚屋。老兵們和他們的家人咳嗽、窒息、嘔吐，逃往馬裏蘭州的安全地帶。
這一場鎮壓導致 55 名老兵受傷，135 人被捕，一名老兵的妻子流產。當 12 周大的嬰兒伯納德·邁耶（Bernard Meyer）被催淚瓦斯擊中後死在醫院時，政府的調查報告稱他死於腸炎。
政府的軍事鎮壓行為當然成了大新聞，《紐約時報》用頭三頁的篇幅進行了報道，其中包括一整頁的照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退伍軍人營地被燒毀的景象一直留在人們的腦海裏，象征著胡佛政府對失業者困境的麻木不仁。
當時，FDR正在競選總統。他的競選助手之一雷克斯福德·塔格韋爾（Rexford Tugwell）回憶說，事發第二天，早餐時他走進羅斯福的臥室，發現到處都是攤開的早報。羅斯福指著《紐約時報》上的圖片說，它們是“噩夢中的場景”。
FDR對塔格韋爾說，“紅利軍”成員“現在一定在華盛頓外的路邊露營。其中有些人還有家庭。當人們受到這樣的對待時，竟然沒有更多的怨恨，更多的激進主義，這真是奇跡。”他還說：“胡佛應該做的是，在‘紅利軍’領導人要求麵談時與他們會麵。當兩百多人到白宮遊行時，胡佛本應送去咖啡和三明治，並請一個代表團進去。相反，他卻讓赫爾利和麥克阿瑟做軍人做的事。麥克阿瑟等於阻止了胡佛的連任。”
FDR接著告訴塔格韋爾，麥克阿瑟是這個國家最危險的人：“你看見了他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趾高氣揚的樣子。你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他在部隊用催淚瓦斯趕走所有老兵並燒毀他們帳篷後的照片。你見過比他更自以為是的人嗎？這就是潛在的墨索裏尼。”
正如FDR所料，當年，胡佛敗選，FDR於次年入主白宮。
FDR是在全國經濟一片蕭條的情況下上任的，而當時最嚴峻也是刻不容緩的情況就是銀行擠兌。說眼看所有的銀行都將倒閉絕對不是誇張。為了緩和危機，拯救經濟，FDR上任後不得不實施了4天（後來延長為一周）“銀行假日”，即所有銀行暫時關閉，等新政府拿出措施後再重新執行業務。
在這一周內，FDR簽署了兩個法案。第一個是《緊急銀行法案》（Emergency Banking Act），加強聯邦政府對銀行業的控製和管理，恢複公眾對國家金融體係的信心。
FDR的第二個法案《經濟法案》（Economy Act）卻是一個動了很多人奶酪的東西：將所有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削減至少 15%，包括他自己的和所有議員的，也包括了退伍軍人。
一周後，銀行重新開業。那天，大部分儲戶都歸還了他們曾經提取的大部分資金，存款數超過了提款數的 2 倍多。起始於 1930 年，後來變得越來越嚴重的銀行擠兌一下子終止了，銀行業得救了。
但是，就在FDR埋頭於他後來聞名於世的“上任100天”的各類立法時，“紅利軍”又來到華盛頓，再次試圖要求提前支付他們的保險金。老兵們同時也抗議削減了他們福利的《經濟法案》。
FDR得知消息後，提前在附近的陸軍基地 Fort Hunt 為他們準備了住處，包括帳篷、廁所、淋浴間、食堂和大型會議帳篷等。陸軍為老兵們提供源源不斷的咖啡和一日三餐；醫療隊為老兵們治病，牙醫為老兵們補牙；海軍樂隊每天都會為老兵們演奏音樂會。
說到這次“紅利軍”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必須提FDR的助手路易斯·豪（Louis Howe）的作用。有一種說法，豪是那種自己沒有政治野心，但全心全意為FDR政治生涯服務的人。從FDR下肢癱瘓後如何複出到當選上紐約州長，到成功競選總統，再到總統任上如何操作，豪都是總設計師，也是最嘔心瀝血的助手。
豪也是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政治啟蒙人。是豪培養了埃莉諾的政治興趣，豪還訓練埃莉諾如何與記者打交道，如何演講等，使她有足夠的自信去幫助FDR競選。
“紅利軍”再次來到華盛頓後，豪定期會見“紅利軍”領導人，為他們安排與資深國會議員和參議員的會議，並帶他們去白宮見FDR。盡管FDR給了這些領導人充分表達的機會，他堅決反對讓步。事情有點僵。
5 月下旬的一天，豪把埃莉諾帶去了“紅利軍”在 Fort Hunt 的營地。豪沒有事先通知任何人這個行動，甚至沒有特勤局或其他任何人陪同。埃莉諾在她 1949 年出版的回憶錄 This I Remember（《這是我記得的》）中這樣描述發生於那天的事情：
雖然路易斯經常請我下午帶他去兜風，但有一天他堅持要我開車帶他去波托馬克河路旁的退伍軍人營地還是讓我感到非常驚訝。那地方不遠，沒多久就到了。當我們到達時，他說他就坐在車裏，但我要到老兵中間走走，看看情況如何。盡管非常猶豫，我還是下了車。看到有一個領吃的東西的長隊，我就走了過去。他們好奇地看著我，其中一人問我叫什麽名字，想吃什麽。當我說我隻是想看看他們過得怎麽樣時，他們邀請我加入他們。
埃莉諾在營地待了一個多小時。她趟著泥濘視察了食堂設施和生活區，對老兵們憶起了她一戰時在華盛頓為傷員端咖啡、做三明治和噓寒問暖的經曆。在大型會議帳篷裏，她帶領老兵們唱起了古老的軍歌，並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我再也不想看到戰爭了。我希望看到每個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對待，我將永遠感激那些為國效力的人們。”
埃莉諾回到車上時，發現豪睡得正酣。但豪設計的“第一夫人慰問老兵”的“秘密武器”，達到了他預期的效果。對那些老兵來說，第一夫人出現在他們中間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也帶來了巨大的反響。一位老兵感歎道：“胡佛派來了軍隊；羅斯福派來了他的太太。”
1933 年的埃莉諾·羅斯福。（圖源：維基百科）
幾天後，“紅利軍”通過投票同意大家解散回家。白宮同時也做出了讓步，允許老兵不受年齡限製加入當時羅斯福政府推出的平民保育團（CCC）【注】項目。最後“紅利軍”共有約有 2600 人加入了 CCC。剩下的四百多人獲得了回家的免費火車票。就這樣，一場危機解決了。（1936 年，國會推翻了小羅斯福總統的否決，提前九年向退伍軍人發放了獎金。）
【注】平民保育團（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是美國政府在 1933 年至 1942 年期間為 18-25 歲的失業未婚男性實施的一項自願工作救濟計劃，最終擴大到 17-28 歲。CCC 的目的是為年輕人提供工作，緩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難以找到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美國政府提供這些年輕勞工免費住處、飲食與衣物，以及每月30美金的維生薪資，條件是其中25美金必須寄回給自己家人。在其存在的九年時間裏，CCC 在全國 800 多個公園種植了 30 多億棵樹，修建了小徑和庇護所。CCC 幫助塑造了我們今天享有的現代國家和州立公園係統。
FDR以合理妥協化解了黑人的大型示威遊行
1940年英國對德國納粹的抵製處於十分艱難的時期。這一年也是美國總統大選年。FDR已經連續做了兩任總統。那時雖還沒有法律規定總統隻能做兩任，但所有總統都尊重華盛頓做出的榜樣，還沒有人競選過第三任。
6月28日，當持強硬孤立主義立場的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贏得了共和黨總統提名後，FDR明白，如果威爾基贏得總統選舉，急需戰爭物資的英國就不可能得到美國全力以赴的支援。而當時民主黨除了他本人沒有人能夠打敗威爾基。FDR處理那一年民主黨總統提名的過程清晰地表明，如果不是威爾基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不會去競選第三任總統。而這也體現了FDR要幫助英國打敗納粹的決心。
成功獲得連任後，白宮就緊鑼密鼓地開始計劃援助英國。年底，當財政部官員仔細分析計算了英國的財務情況後，發現英國僅僅是支付已經下單的美國援助，就將在一個月內耗盡他們的黃金和美元儲備。FDR知道，他必須想出一個能夠既不違背美國法律，又能夠及時給予英國軍事援助的方案。於是就有了FDR腦風暴的產物：《租借法案》。
FDR解釋說，他的目的就是以實物來替代錢的概念。如果武器和戰爭物資在英國使用，而不是放在倉庫裏，它們的作用會更大。戰爭結束後，美國將得到實物補償，所以，“去掉美元符號，用紳士的實物義務來代替它。”
1941年2月8日，該法案在眾議院通過。3月8日，參議院通過了修改稿。三天後，眾議院以317:71接受了參議院的版本。30分鍾後，小羅斯福簽字，《租借法案》成為法律。第二天，國會撥款70億美元用於資助第一批運往英國的貨物，這是當時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筆撥款。
丘吉爾將FDR的這個法案稱為“任何國家曆史上最高尚的行為”。而對美國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重振經濟的機會。
當時的美國還是一個種族隔離的社會，各方麵對黑人的歧視非常嚴重。黑人領袖們擔心合格的黑人工人會被國防承包商拒之門外，得不到他們應得的工作機會。在臥車搬運工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受人愛戴、位高權重的領導人菲利普·倫道夫（A. Philip Randolph）的領導下，他們計劃 7 月 1 日在華盛頓舉行抗議遊行。
小羅斯福認為在種族隔離的華盛頓舉行黑人遊行很容易引發暴力事件，至少會與他的備戰聯盟中的南方領導層對立。他請埃莉諾和紐約市長拉瓜迪亞（Fiorello La Guardia）去勸阻。勸阻無效後，羅斯福邀請黑人領袖們前往白宮。
6 月 18 日下午，FDR與倫道夫和有色人種協進會負責人沃爾特·懷特（Walter White）舉行會議，在座的還有拉瓜迪亞等人。
當倫道夫問總統是否會發布行政命令，強製要求國防工業雇傭黑人工人時，FDR拒絕了：“如果我為你們發布行政命令，那麽其他團體就會來要求同樣的東西，這將沒有盡頭。無論如何，我什麽也做不了，除非你們取消遊行。”
“對不起，總統先生，遊行不能取消。”
“你打算帶多少人來？”
“十萬人，總統先生。”
羅斯福以為倫道夫在虛張聲勢，轉向懷特：“懷特，到底會有多少人參加遊行？”
“十萬人，總統先生。”
“你不能把十萬黑人帶到華盛頓。弄不好會死人的。”
見雙方互不相讓，拉瓜迪亞打破了僵局：“先生們，顯然倫道夫先生不會取消遊行。我建議我們大家開始尋求一個方案。”羅斯福最終同意共同協商，製定一項適當的行政命令。
行政令細節的談判又花費了一周，6 月 25 日，FDR簽署了第 8802 號行政命令，禁止國防工業和聯邦政府中因“種族、信仰、膚色或國籍”的歧視行為。
倫道夫取消了遊行。又一次，一個危機被化解了。
這還不僅僅是化解了一個危機，同時也是創造了一個紀錄。吉恩·愛德華·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在書名為FDR的傳記中這樣寫道：
羅斯福的行動是一次重要的民權突破。自重建以來，美國政府首次采取行動保障黑人的平等機會。羅斯福並不是主要推動者，倫道夫才是。但羅斯福足夠明智，認識到了正當的理由，也足夠靈活，在必要時做出了默許。《阿姆斯特丹新聞報》（Amsterdam News）寫道，如果說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將黑人從肉體奴役中解放出來，那麽羅斯福的行政命令則將他們從經濟奴役中解放出來。
所以，黑人一直是小羅斯福的忠實選民。
幾句感言
在一戰時期擔任海軍部長助理使小羅斯福有了近距離了解、理解戰爭的機會。感染小兒麻痹症造成下肢癱瘓後，FDR有很多時間是在佐治亞州的Warm Springs度過的，試圖以溫泉療愈癱瘓的雙腿。在那裏，FDR了目睹了什麽叫貧窮，從貧窮的鄰居那裏了解了窮人的生活狀況。所有這些經曆，都在重塑小羅斯福的世界觀和價值觀。FDR自己曾說：“我剛開始從政時，是個非常刻薄的人。”
被FDR任命為勞工部長的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美國史上第一位在總統內閣任職的女性——是看著FDR成長起來的人。珀金斯說，剛從政的FDR給人的感覺是他“對大多數人都嗤之以鼻”，這是“因為他確實不太喜歡別人，因為他那種年輕人慣有的缺乏謙遜，自以為是，對普通人的希望、恐懼和願望充耳不聞。”
但是，當選為紐約州州長時的FDR就已經完成了脫胎換骨，所以在總統任上處理本文所述的兩個危機時，FDR已經是一個真正擁有自由派價值觀的人，也是個懂得體恤民情的人。
正如史密斯所言，FDR有足夠的明智和靈活，但更關鍵的是，他懂得，政策和措施可以妥協，價值觀上不能妥協，所以，有些底線你永遠不能越過。所以，當老兵鬧事時，派軍隊鎮壓絕對不是一個選擇；當 10 萬黑人在華盛頓遊行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時，做出讓步避免遊行發生才是正確的選擇。而且，這些讓步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都是在把社會往進步的方向推，隻是決策者需要有足夠的政治勇氣。
希望社會上各種位置的當權者，無論是政客還是大學校長之類的人物，都有足夠的勇氣頂住各方麵的壓力，做正確的事情。
參考資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nus_Army
FDR by Jean Edward Smit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uis_How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Act_of_March_20,_1933#:~:text=The%20Economy%20Act%20cut%20federal,worsening%20of%20the%20Great%20Depression.
https://www.roosevelthouse.hunter.cuny.edu/exhibits/world-war-1-and-the-roosevel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vilian_Conservation_Corps
外加鬧事成本極低，所以社會還真的沒太當回事。
如果是由校方乃至官方組織的一項活動（除了體育項目），哪個同學積極參加了， 估計男（女）朋友會和她或他分手， 丟不起那個人呀